資料圖：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
1959年1月，陶鑄（左三），王匡（左一）到東莞虎門調查時，與正在此間勞動的中山大學中文系師生座談 （陸鍵東/圖）
「狂飆為我從天落」：1957年前後的一些事兒
「歷史真實」其實是一種很脆弱的形態。它往往受制於歷史自身所具有的「屏蔽功能」。從傳統的含義出發，歷史是人類生活的痕跡，歷史自身的「屏蔽」不僅僅單指人為的屏蔽，往往還包括風雲翻覆、時勢熱點瞬間易轉等等。「雨驟風狂，落紅無數」，這是它很貼切的形容。
比如，歷史中的「1957年」，是一個具有標識性的特別年份。半個世紀過去，今天開始看清，作為一個年代的轉折點，「1957」不應是單純的一個紀年，從一個運動的全過程看，它至少需要包括從1956至1958這整整三年的光陰。在這一千多個日子裡，人世間的喜怒哀樂，均演到極限，形成巨大的反差。單從眾多著名的事件中挑出，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報告，即可算是「戲肉」極足的一折。毛澤東的報告是將他先前已有的威望再推向高峰。毛澤東論「人民內部矛盾」，實際是將國際國內的方方面面都說到了。毛氏口才極佳，縱橫捭闔，顯示了一個駕馭大國的強者的氣魄——尤其是在刻板有餘、活力不足的蔣介石的餘影猶存下，兩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現場不少聆聽者是統戰人物）。這些都是很撼動歷史靈魂的。
此時期的中國呈現出少有的「質感」形態。風注如流，潮湧如海，驅動著時潮走向的是如濃雲般流蕩的「情感、人心」。毛澤東2月27日報告所涉內容廣泛，不過予人印象最深的是這麼一點：面對由執行「雙百」方針而挑起的對現行體制批判的思潮，毛澤東特意引入了古劇《西廂記》裡面的人物，他自比劇中的老夫人，謂老夫人將不會再唱上主角，唱主角的應是紅娘（毛直言紅娘就是周總理、在座各位）。毛澤東的意思是，在建設中老幹部不能再吃老本，應讓有能力者挑重擔，自己起點跑跑龍套的作用就可以了，梅蘭芳老了也是可以跑龍套的。說到這裡，全場一片歡笑聲。這個細節折射了此時候歷史前進的特點：「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隨著毛澤東2月27日的報告以及隨後幾場內容相似的講話向黨內外傳達，「毛氏新思維」以春風裂冰的強力，震撼全國「肉食階級」（當然包括知識階級）。非常特別的是，毛氏思維的威力不是如以往政治運動那樣以文件等形式發出，偏是以生動風趣、如話家常的「對談」方式傳遞。一時毛澤東講話中如評點《西廂記》一類的詼諧語，以很快的速度傳遍全國知識界。士人喻為千古未有之盛事。所謂「合力」就是這樣，冰河下的熱流湧動（這可比喻為仍受到禁錮的知識分子），冰河上則有如刀的春風勁吹（這又可比喻為最高領袖）。在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史上，有兩個已世俗化了的傳奇演義，從未有過這樣高的熱度，一就是1957年的《西廂記》，二就是1958年被看作反映了資產階級學者治學猥瑣的「楊貴妃風流故事」。前者以喜劇的形式，為一種其實很敏感的政治態勢添加了歡樂的色彩。故此在稍後沖天而起的「大鳴大放」中，各地相當多的鳴放者，屢以「毛主席評《西廂》」作共鳴，以表數年來一直受到「三堂會審」式改造的感慨。這是一處很重要的細節。透過它，才可以「質感地」理解1957年那個刻骨銘心的春天，為何有那麼多的感激涕零，又為何淚水未乾之後又會有那麼多的激昂與放膽。
只是這樣的細節也很脆弱。三個多月後的6月19日，一直為世界揣測不已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有關《西廂記》以及其他談笑風生的內容全被刪除，全文風格截然相反。這是在當年就引起無數知識分子「腹誹」的傷痛。其實重回1957年那個冷暖交煎的季節，毛氏之文有這樣的變化，也屬必然。從「對峙」的一方知識分子方面說，由感激涕下到要求「當家作主」，此中巨大的轉折，也不過是旬月間。一句話，變幻之際無數「歷史真實」瞬間即失去曾有過的意義。在1957年的五六月，無論是整風者抑或鳴放者，都有過這樣不約而同的「心理意識流」，今日之花已非昨日之花。《西廂記》之類的感喟，已時過境遷。五十多年後回首，一聯當年被不少人引用過的唐詩，可以深刻地概括出這個特殊年頭的本質：「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啼不住」喻不消停的批評聲，「輕舟過萬山」，則影射官僚主義在鳴放聲中早已一帆逸去（即依然故我，輕鬆脫身）。從後世看來，這兩句出現於1957年的唐詩，已觸及了歷史的核心：無數被激活的世相不斷湧現，而牢牢控制著大局的統治權力，從未迷失這樣的本能：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向，也是活在其時的一代人的最大悲哀！
儘管如此，上舉那些一閃而過的畫面，仍是構成歷史演進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們連繫著作為過程的起因、發展。許多年後會發現，許多細節實已決定了後來的走向。比如，毛澤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報告，是因應1950
年代中期中共建國方針已向經濟建設轉型的要求，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作慰問與安撫。毛澤東那些關於《西廂記》的發揮，搔到了知識階級的癢處，它是1956年前後中國社會大勢發展的一種結果。
再追索下去，故事呈現的是這樣的「興起」之源。
1956年1月，一直力主要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新中國成立後首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並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長達六年被迫不斷改造、「與舊社會決裂」的煎熬中，終於借著國家要建設一個工業強國的需要，意外地找到了重返主流社會的突破點。其「翻轉」機會的順時順勢，百年難覓第二例。周恩來作為一個非凡的人物的形象，實際在1956年1月就已確立。周恩來受到無數知識分子的擁戴。在隨後一年的時間裡，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口中或筆下，「周總理」三字的使用率，遠在中共其他領袖之上。這個細節同樣能見出某一時刻的歷史真實：此時期中共是集體領導的意識，不僅存在於黨內，而且存在於億萬人的感覺中。這有兩重含義。從個人聲望上說，1956年的知識分子會議，為周恩來贏得了空前的美譽。這是一種「勢」。周恩來長達二十年知書識禮、虛懷若谷的人品，與這個罕見的國家重賢才的祥和時代，顯得是這樣的融洽，「天與人合一」的徵候是如此的強烈。這些，都給了1956年極暖之色。其次，有這樣一個具備寬厚與睿智品德的國家領導人，使由他主導的一場國家精英重新回到應有社會位置的革命，從一開始就充滿了「敬賢、禮義、傳統、智慧」的色彩。這又與這一群體整體的儒雅氣質天然默契。這是1949年後30年間最平和，也是最有意義的一場革命。於是1956年的中國，整個社會的導向，流溢著的是「聖朝盛世，萬眾一心」的氣息。在某種角度上說，仍擁有一定話語權（此僅指文化表達）的知識分子，將「感恩」渲染到頂點。故而橫貫1956年的中國社會，是這麼一條熱氣沸騰的巨流：「能夠趕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是一生的幸福」（時人語）；激濺於其間的則是「空前高漲」、「突飛猛進」、「振奮人心」（流行語）等等層層浪花。以一句宋詞作形容，就是平地「捲起千堆雪」。
從「一個人的中國」的角度言，以下的細節很重要：
1956與1957若存在著一個從未被人察覺的區別的話，那就是，如果說1956年是周恩來之年，那麼，1957年二三月間，毛澤東舉重若輕，力排眾議——（毛自謂他的一些主張不僅社會主義陣營沒有，就是黨內也多不同意見），以幾場輕鬆、幽默兼隱含震懾力的報告，將天下的輿論焦點重新校正於自己的名下。1957年，當然是毛澤東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