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5年整頓看鄧小平同志的領導藝術

 

　　▲在鄧小平偉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領導1975年整頓是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之一。程中原、夏杏珍著的《鄧小平與一九七五年整頓》一書，對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的歷史背景、指導思想、發展過程、顯著成效及其歷史地位做了深入的論述。

    本文語粹

　　●各個方面的整頓，有些是鄧小平審時度勢，主動提出，報告毛澤東，得到毛澤東同意、批准後進行的，如鐵路整頓，鋼鐵整頓，國防科技整頓，黨的整頓等；有些是毛澤東親自提出，鄧小平組織調查研究，積極有效地貫徹落實的，如軍隊整頓，文藝調整等。整頓的過程並不是風平浪靜的。

　　●鄧小平在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時，還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兩個重要論點：一個是「整體」論。一個是「大局」論。這就既顧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個重點。

　　●批林批孔運動再度引起社會動亂，其要害是資產階級派性。而資產階級派性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是由於少數壞頭頭篡奪了領導權，而黨委領導班子怕字當頭，「軟、懶、散」。鄧小平提出集中解決資產階級派性和領導班子軟懶散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的確是抓住了要害。

　　●「四人幫」誹謗鄧小平拉一把「二胡」、身邊有「四大金剛」，正好從反面說明，知人善任，確是鄧小平突出的一個長處。這也是1975年整頓成功的重要因素。

　　●鄧小平提倡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這種義無反顧、敢於碰硬的大無畏精神，是整頓制勝的法寶。

　　●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堅決果斷，務求迅速見效。這是鄧小平的工作作風和戰鬥風格，也是1975年整頓迅速見效的重要原因。

　　1975年1月，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等四個領導職務，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葉劍英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領導1975年各方面的整頓，只短短八九個月，就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使中國從「文化大革命」持續九年的動亂中解脫出來，逐漸恢復正常的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社會秩序，並開始改革開放，加快發展，在新中國的歷史上，寫下了令人讚嘆的光輝篇章。鄧小平領導1975年整頓，為什麼能夠在短短八九個月內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呢？在諸多因素中，鄧小平卓越的領導藝術是重要因素，甚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舉旗幟

　　鄧小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取得毛澤東的支持，來領導整頓。這是1975年整頓能夠順利進行的關鍵，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點。

　　1975年整頓是以貫徹落實毛澤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重要指示為因由來進行和展開的。鄧小平把它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來指導1975年的整頓。這是一個十分高明的創造。一方面，毛澤東的三項指示集中反映了當時全國上下久亂思治、久貧思富的強烈願望。唯有貫徹執行毛澤東的三項指示，才能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文化大革命」內亂造成的混亂局面。另一方面，進行整頓的主要障礙物和對立面是「四人幫」。以「三項指示為綱」來領導整頓，就在同「四人幫」的鬥爭中佔據了主動，擁有了對「四人幫」割裂三項指示、破壞安定團結、破壞經濟建設的言行進行抵制和批評的依據，「四人幫」不敢也無法明目張胆地反對。

　　鄧小平在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時，還很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兩個重要論點：一個是「整體」論。強調三項重要指示是一個「整體」，是互相聯繫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丟掉任何一項。一個是「大局」論。強調周總理提出的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兩步設想」和在20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就是大局」，「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既顧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個重點。鄧小平以此來統一全黨全國的認識，明確1975年的工作重心，使得1975年整頓具有一種高屋建瓴、勢不可當的氣勢。

　　各個方面的整頓，有些是鄧小平審時度勢，主動提出，報告毛澤東，得到毛澤東同意、批准後進行的，如鐵路整頓，鋼鐵整頓，國防科技整頓，黨的整頓等；有些是毛澤東親自提出，鄧小平組織調查研究，積極有效地貫徹落實的，如軍隊整頓，文藝調整等。整頓的過程並不是風平浪靜的。圍繞反經驗主義和評《水滸》，鄧小平同江青一夥展開了尖銳複雜的鬥爭。他巧妙地取得毛澤東的支持，變被動為主動，推動了整頓的發展。在領導各方面整頓中，鄧小平總是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做指導。在論述反對派性、增強黨性時，鄧小平從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時的「整頓三風」，講到「七大」報告中闡述的「三大作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聯繫當前實際，論述學習、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則。他還要求撰寫闡述毛澤東關於整頓黨的作風和雙百方針的文章，請示毛澤東允許發表《論十大關係》，以指導當前的整頓。他反覆強調要全面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批評對毛澤東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做法。在1975年，以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來領導整頓，既是取得毛澤東信任、支持，保證整頓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也是動員幹部、群眾，排除「四人幫」幹擾、阻撓的有力武器。

 

　　▲圖為1975年10月底召開的全國煤礦採煤掘進隊長會議。據原煤炭工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馬德慶回憶：「之所以召開採掘隊長會議，是因為受『四人幫』破壞，當時煤礦非常混亂，各級領導班子幾乎都癱瘓了，煤炭行業的幹部會都開不起來……所以有了5000名採掘隊長來京參加會議這個壯闊的場面。這個會議，報告也是打到國務院，是經鄧小平同志批准召開的。」

　　抓要害

　　鄧小平對當時的主要矛盾看得很準。批林批孔運動再度引起社會動亂，其要害是資產階級派性。而資產階級派性之所以能夠興風作浪，是由於少數壞頭頭篡奪了領導權，而黨委領導班子怕字當頭，「軟、懶、散」。他提出集中解決資產階級派性和領導班子軟懶散這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的確是抓住了要害。

　　鄧小平指出：「現在解決各地區、各部門的問題，都要從反對派性、增強黨性入手。」鄧小平反覆強調，「對於派性，領導上要有個明確的態度，就是要堅決反對。」「要敢字當頭。對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的就鬥，不能慢吞吞的，總是等待。」要限期改正；過時不改，不發工資，有的下放勞動；對個別堅持搞資產階級派性的壞頭頭，予以逮捕，集中打擊。在同資產階級派性鬥爭中，鄧小平強調抓緊落實黨的政策，糾正清理階級隊伍中的冤假錯案，消除兩派對立，把群眾廣泛發動起來。同時，還要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結合起來，思想教育（包括輿論攻勢）、行政措施、法律手段，三管齊下，使整頓迅速見效。在鐵路整頓中，對違法犯罪分子批鬥了一批（11700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還處決了少數罪大惡極者（130名）。沒有這樣的強硬措施，鐵路運輸秩序混亂的局面也是難於迅速改變的。

　　與此同時，著力解決領導班子問題。鄧小平指出：「整黨主要放在整頓各級領導班子上。」「一個縣、一個工廠不把班子弄好，誰執行政策。你落實，他就落虛了。歸根到底是領導班子問題。」對「老大難」單位領導班子的問題，分別情況，採取果斷措施。南昌鐵路局的問題，根子在江西省軍區司令員。鄧小平聽取萬裡匯報後，當場決定把這位司令員調離南昌，到武漢軍區任職。鄧小平指出：「領導班子就是作戰指揮部。搞生產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戰。指揮部不強，作戰就沒有力量。」「領導班子問題，是關係到黨的路線能不能貫徹執行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得不好，不要說帶領群眾前進，就是開步走都困難。因此，我們首先強調要把領導班子的問題解決好。」他要求建立起敢字當頭的、堅強的領導班子。「要使領導班子一不軟，二不懶，三不散，說了話大家都能聽，都能指揮得動，都能領導起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幹部中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怕字當頭，不敢摸老虎屁股。」他強調：「要找那些敢于堅持黨的原則、有不怕個人被打倒的精神、敢於負責、敢於鬥爭的人進領導班子。」鄧小平要求「要在整黨的基礎上挑選幹部」，指出：「解決領導班子問題，主要是配備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當頭，就可以把隊伍帶起來。」鄧小平又指明：解決黨的領導軟弱的問題，「關鍵是建立省委一級的領導」。「省委堅強了，敢於領導，就能幫助地委、縣委。這樣，我們黨就能夠實現自己的領導了。」鄧小平還指出：「特別要抓好縣委一級，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縣委可是重要啊！」鄧小平強調要發揮老幹部、中年幹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幹部講「臺階」論，要一個臺階一個臺階上。按照鄧小平的要求，工交系統所屬冶金、煤炭、石油、化肥、電力、一機、森工、水產、建材、紡織、交通、鐵道、郵電等13個部門，對1439個重點企業進行了考察，確定領導班子需要調整的單位有379個，佔26.3％。到1975年7月底，已經調整了133個，其中58個調整後已經有了顯著變化。

 

　　▲圖為國家計委關於反映鄭州鐵路局存在嚴重問題的報告。1975年2月，中央召開解決鐵路問題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鄧小平指出，解決鐵路問題的辦法是要加強集中統一。必要的規章制度一定要恢復和健全。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這標誌著1975年各條戰線整頓工作的開始。

　　抓重點

　　重點突破，以點帶面，是鄧小平運用得十分嫻熟的工作方法。

　　在交通系統中，鄧小平選擇鐵路作為整頓的突破口。鄧小平說：「怎樣才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分析的結果，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在鐵路整頓中著重抓兩條線（隴海、浙贛）四個點（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為突破口。

　　在3月下旬徐州鐵路整頓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候，鄧小平立即抓住時機，召開國務院全體會議，把鋼鐵整頓的問題提上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決鋼的問題」。同時提出，把徐州鐵路整頓重點突破取得的經驗在面上推廣，不僅指導鐵路系統整頓，而且指導整個交通系統的整頓。同時，又批轉江蘇省委文件，運用徐海地區整頓的經驗指導全國地方的整頓。鋼鐵整頓以八大鋼（鞍鋼、武鋼、包鋼、太鋼和本鋼、首鋼、攀鋼、馬鋼）為重點，因為八大鋼的鋼產量佔全國百分之五十，鐵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六十五，抓好八大鋼對完成全年計劃有決定性作用。在八大鋼整頓的過程中，及時發現太鋼的經驗，在整個鋼鐵系統推廣。

　　文藝調整則從其本身實際出發，通過電影《創業》、《海霞》的放映，魯迅著作的出版，人民音樂家聶耳、冼星海紀念音樂會的舉辦等一些具體問題的解決來推動。

　　立章程

　　鄧小平強調：黨的基本路線一定要有一套具體路線和具體政策，不然路線就是空的。他領導1975年整頓，除確定以「三項指示為綱」、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目標等總的路線、任務、方針外，還十分注意制定具體的目標、任務和方針、政策、措施。他要求用符合實際的中央文件來發動群眾，領導整頓。他要求胡耀邦等起草《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叮囑他們少在群眾中說話，等匯報提綱改好了，國務院通過了，毛主席批准了，讓提綱自己說話，讓群眾在討論提綱時自己說話。

　　立章程包含三個層次。一是制定指導全局的文件。鄧小平支持起草《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用來統一思想，指導即將開展的全面整頓。指導起草《加快發展工業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用以分別指導經濟部門和教科文部門的整頓。「四人幫」也不能不佩服鄧小平的英明決策和領導藝術，在後來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說，《工業二十條》和《匯報提綱》就像圍棋上的兩隻「眼」，鄧小平做了這兩個「眼」，全局都活起來了。二是制定某一方面整頓的中央文件。這類中央文件，通過走群眾路線的辦法制定。採取召開專門會議，中央與地方、部門相結合的方法形成。所提目標、任務和方針、政策、措施，既體現了總體要求、吸收了已有經驗，又從部門、地方以至企業的實際情況出發，切合各自的實際情況和特點。以中央決定或中央批示轉發的方式，集中統一號令，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在當時無政府主義猖獗，資產階級派性橫行的情況下是十分必要也是極為有效的。如著名的指導鐵路整頓的9號文件，指導鋼鐵整頓的13號文件，指導地方整頓的12號文件和16號文件，指導軍隊整頓的18號文件等。三是地區、企業或基層單位做出整頓的具體計劃。在鋼鐵整頓中，大中型鋼鐵企業都由企業、企業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聯合籤署了完成生產任務的「保證書」。

　　鄧小平親自在「立章程」上下功夫。為部署鐵路整頓、寫好9號文件，鄧小平在1975年1月28日、2月6日兩次召見鐵道部長萬裡後，又於2月11日（農曆年初一）第三次召見萬裡，口授了《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文件起草出來後，鄧小平又親自審改。其中「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給予處分」這段話，就是他審改時增寫的。對《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鄧小平看過初稿後提出修改意見：要加強思想性，多說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要胡喬木親自動手修改，指出全文要縮短，原則都保留，稜角磨掉一些，寫得平穩一些。稿子修改後，鄧小平又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討論。會前布置胡喬木準備毛主席和馬、恩、列的有關論述，會上發表許多重要意見，並要求會後再作修改。鄧小平不僅要用這個文件發動科技戰線的群眾，把我國科學技術水平搞上去，還要用它來推動整個文化教育戰線的整頓。

　　用人才

　　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前往出席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陽泉車站，對前來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說：不要怕別人說什麼，重要的是把領導班子整頓好，關鍵是用好人！這是鄧小平的經驗之談。後來他在談論發現和使用人才時曾回顧1975年整頓的經驗：「一個人才可以頂很大的事，沒有人才什麼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頓，用了幾個人才，就把幾個方面的工作整頓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樣。」

　　在1975年整頓還沒有啟動的時候，鄧小平就挑選老部下、主政西南時就掌管工業、以後在北京城市建設中業績卓著的萬裡，主持當時問題最為嚴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鐵道部工作；就大膽起用「文革」以來長期挨整、素有黨內一支筆之稱的胡喬木，讓他團結一批「筆桿子」，組織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擔當他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還有胡耀邦、張愛萍、周榮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讓他們分別領導科學院、國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頓。這些領導同志都既敢於鬥爭又善於鬥爭，迅速打開局面，取得顯著成效。「四人幫」誹謗鄧小平拉一把「二胡」、身邊有「四大金剛」，正好從反面說明，知人善任，確是鄧小平突出的一個長處。這也是1975年整頓成功的重要因素。

　　敢碰硬

　　鄧小平提倡敢字當頭，橫下一條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這種義無反顧、敢於碰硬的大無畏精神，是整頓制勝的法寶。

　　鄧小平在聽取張愛萍、錢學森等匯報國防科委工作和七機部整頓情況時說：你們要勇敢地幹工作，不要怕說錯話。只要你們大膽工作，錯了我們負責！對那些繼續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們決不能拿黨和國家的利益去等那麼幾個人。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資格，還是年輕的新幹部，凡是繼續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

　　在整頓過程中，鄧小平自己也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在1975年5月21日國務院會議上，鄧小平講到反對派性時提出：如果鬧派性嚴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堅決調開。張春橋當場非難：不行，再出來怎麼辦？鄧小平立即反駁：凡是嚴重鬧派性的，有一個調開一個，再出一個再調一個，一天調一個，一年調365個。5月29日晚，鄧小平在接見出席鋼鐵會議全體人員時講話，當著主持人王洪文的面說：上一次，我講了話，就有人說是「復闢綱領」。這種人是有的，你不要怕。他搞資產階級派性活動，你就搞群眾運動。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和葉劍英嚴詞批評了江青、張春橋等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對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以個人名義送材料和進行「四人幫」宗派活動等問題，提出尖銳質問。迫使江青不得不在會上作了檢討。1975年9月15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開幕式上作報告，在全體代表面前，針鋒相對地駁斥江青。鄧小平在報告中指出，各地發展很不平衡，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話說：是少數。鄧小平立即駁復：個別的也是不得了的呀！

　　1975年10月4日，鄧小平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運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提供的「四人幫」掌握的報刊上砍掉「百花齊放」的材料揭露「四人幫」割裂毛澤東思想的嚴重問題。他指出：「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比如文藝方針，毛澤東同志說，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很完整的。可是，現在百花齊放不提了，沒有了，這就是割裂。」沒有鄧小平這種與「四人幫」無私無畏地針鋒相對作鬥爭的精神，1975年整頓的順利開展是不可能的。

　　講效率

　　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堅決果斷，務求迅速見效。這是鄧小平的工作作風和戰鬥風格，也是1975年整頓迅速見效的重要原因。

　　關於鐵路整頓，萬裡原準備3月份召開以解決鐵路問題為重點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鄧小平說，不行！要在2月25日開。也就是不等過完年，在農曆正月半開。3月5日會議結束那天，鄧小平接見與會人員，一反常規，不同大家握手，說：不拉手了，現在工業情況還不好，等你們工業上去了，再拉手。鄧小平講話強調：「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對鬧派性堅持不改的，「只等他一個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頑固地同無產階級對立，那樣性質就變了。」主管交通的副總理王震當場立下「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效。徐州鐵路整頓只用了12天，面貌煥然一新。鄧小平即於3月25日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聽取萬裡匯報，推廣徐州經驗。鄧小平不斷插話，指出：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搞，不要一個一個搞。弄錯了就要立即平反。對支持搞派性的幹部，屬於軍隊的，軍委下命令調走；屬於鐵路系統的，鐵道部趕快調走。中央、國務院下決心，從4月1日開始行動。鄧小平充分肯定「限期改正」這條好經驗。對國防科技系統派性的整頓，鄧小平也提出一個月的期限。他說：過去我們對鐵道部說，只等一個月。結果很快扭轉過來。現在我們對七機部也提出只等一個月，到6月30日為止。從7月1日起，要搞成一個「七一」派。七機部的派性問題及時得到解決，兩派團結起來，創造了「三星高照」的優異業績。

　　1975年整頓是對「文化大革命」撥亂反正的開始，是改革開放的實驗，鄧小平理論也在1975年整頓中醞釀和開創。1975年整頓，為隨後發生的「四五運動」和粉碎「四人幫」，為結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準備和物質準備。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歷程中，1975年整頓是連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時期的重要環節，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應該說，1975年整頓所作的探索，為新時期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作了更為直接的準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二次偉大轉折的前奏。

　　從1975年整頓的歷史，可以看出，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歷史轉折關頭產生的世紀偉人鄧小平，既是毛澤東思想的繼承人，又是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者。而作為1975年整頓歷史主角的鄧小平，他在領導這一偉大實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智慧、膽識和領導藝術，特別是其精神支柱：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徹底唯物主義者的無私無畏，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堅定信念，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自覺貫徹和對唯物辯證法的純熟運用，將永遠啟迪和昭示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領導人民群眾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作者為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