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鄧小平
在鄧小平和他的同事們做出那個改變中國的重大決定之前，早在江西新建縣的那條小路上，他就在思考關於路的問題：「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走。」
國家歷史特約作者 徐慶全
在江西新建縣的兩年多中，鄧小平基本上處於離群索居的狀態，但他從未停止思索——那條「鄧小平小路」，即被後人譽為思索之路。
在千萬次地踏過這條小路的時候，鄧小平在思考什麼？後人可以發揮各種各樣的想像，來演繹這一段歷史。但歷史本身的嚴肅性，是排除演繹和想像的。因此，要追尋身處閉塞流放地的鄧小平思考的軌跡，還不如從他在1972年兩次出行中的言行來得實在。
1972年9月，已經感受到「好運氣」的鄧小平，通過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岡山、贛州老區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這一要求。11月，鄧小平踏上了井岡山之行。
井岡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裡有詳細的記載，而能夠展現思考軌跡的，是他在泰和與一位原紅一方面軍的老紅軍、老戰友池龍見面時的談話。池龍是原空軍的幹部，「文革」中被打倒，剛剛獲得解放。談話中，池龍指著身上被打的斑斑傷痕悲憤地控訴林彪集團的暴行。鄧小平說：「這幫人整人是不擇手段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壞人鑽了空子。」談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時，鄧小平說：「毛主席是個偉人。總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幹部，包括軍隊的老同志，都是總理保護的。」對於林彪，鄧小平說：「林彪這個人不能說沒本事，但是個偽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發布一號命令，貶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著，他又說：「林彪垮臺了，我們黨的日子會好點。就是有那麼幾個書生在胡鬧。」
毛毛寫道：「這是六年以來，父親第一次對『文革』事物發表這樣多的談論。他談了毛澤東，談了周恩來，談了林彪，談了中央文革的『書生』們，對『文革』中中國政壇上的政治人物進行了評論。其實，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論，只是他為人嚴謹，從來不輕易議論。這次，政治環境已經改變，又在革命聖地與革命同志相遇，便將心中蘊藏了多年的想法說出，一吐為快。」
歷史昭示的事實，遠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鄧小平復出後，對「文革」一直是抱著牴觸的態度，只著眼於在各行各業大規模整頓，實際上，他在千萬次走在「鄧小平小路」上的時候，已經對「文革」形成了深層次的思考。這種思考，使他已經認識到「文革」是中國一場災難了。而到了1975年，毛澤東對他最重要的一個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按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個「決議」的基調應該是：對於「文革」，總的評價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但是，鄧小平沒有接受毛澤東的這個建議。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為此，他寧願再次從政壇上沉寂下去。
由此說來，鄧小平在泰和與池龍酣暢淋漓的談話，說毛澤東、說周恩來、說林彪，實際上是在闡發自己對「文革」的思考，雖然「政治環境已經改變」，但遠沒有改變到可以公開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幾個書生」的程度。但鄧小平毫無顧忌地說出來，事實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軌跡。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蘇區故地。鄧小平此行，實為故地重遊，尋找當年的足跡而抒懷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著眼於調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頭。因此，他興致勃勃地參觀會昌的物資交流大會，一一查問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及農民收入情況。在瑞金，他參觀工具機廠、電線廠和紅都製糖廠。鄧小平一路參觀，顯然比他上次井岡山之行多了一個內容，要對「文革」中的經濟狀況有一個親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復出後，大刀闊斧地對各行各業進行整頓，雖然不能從這種調查中微言大義地予以解釋，但他對「文革」中經濟的凋敝狀況，顯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製糖廠，鄧小平聽完匯報後，要去車間。工廠的人說有兩條路，近路不好走，鄧小平說：「不要緊，為什麼有近路不走，偏要走遠路？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走。」
這樣的言論隱含著什麼？
此時，鄧小平重新復出已成定局，未來的道路怎麼走？他顯然認真地思考過：在毛澤東維護「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堅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張，又能在政壇上發揮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麼？「中國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走。」
(責任編輯：guoq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