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別平反
1961年6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認為1959年的「反右傾」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不該把反右傾鬥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幾年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幹部、黨員甄別平反。
根據毛澤東講話的精神，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明確規定：「為著發揚民主，有必要對於最近幾年來，受過批判和處分的幹部和黨員，實事求是地加以甄別。」「過去批判和處理完全錯了的，要改正過來，恢復名譽，恢復職務；部分問題批判和處理錯了的，要改正這一部分問題的結論。對於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的處分，應該交給群眾審查。至於錯誤地對群眾（包括富裕中農在內）進行的批判，應該在適當場合向他們道歉；如果作了錯誤處分的，還應該糾正。」指示還規定：今後在不脫產幹部和社員群眾中間，不許再開展反對右傾或者「左」傾的鬥爭，禁止給他們「戴帽子」。由此開始了從農村到各界各方面甄別平反的工作。
7月19日，中共中央在《關於自然科學工作中若干政策問題的批示》中又指示，在知識分子中開展平反工作。《批示》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以後，各單位對一部分知識分子進行的批判，要加以清理。」「凡是批判錯了，或者有一部分錯了的，都要甄別事實，分清是非，糾正錯誤，由黨的負責幹部採取適當方式向他們講清楚，戴了『帽子』的要摘掉，以利於解除思想疙瘩，發揚民主，增強團結。一定要使知識分子敢於講真話，暢所欲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並指示，今後「在學術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不戴帽子、不拿棍子、不抓辮子。」
但是，由於當時認識還不一致，這項工作進展得很緩慢。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於1962年4月27日制定和發出了《中央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要求「對於黨員、幹部的甄別平反工作，必須根據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加強領導，加速進行。」
《通知》指出：「當前甄別工作的重點，是縣級以下的農村基層幹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傾、整風整社、民主革命補課運動中批判和處分完全錯了和基本錯了的黨員、幹部，應當採取簡便的辦法，認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別平反。」方法是「由上一級黨委派負責同志幫助所在組織摸清被錯批判和錯處分的黨員、幹部的情況，召集他們開會、談話，然後召開幹部大會或黨員大會、群眾大會，宣布一律平反。其中即使有的有些輕微錯誤，也不要留尾巴。有關領導幹部應噹噹場向被錯批判、錯處分的黨員、幹部進行道歉。上級黨委應派人參加平反大會，說明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上級，號召卸掉包袱，加強團結和搞好生產。」《通知》要求迅速解決基層幹部和一般黨員這批人平反問題之後，「集中力量比較快地解決縣以上一些人的甄別平反工作。」
5月11日，鄧小平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突出強調了這一問題。他說：「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於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請大家注意。幹部甄別平反，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縣以下農村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所謂甄別平反，主要對象是幹部，可是每一個幹部都聯繫著群眾，實際上影響到大量的群眾。這個工作軍隊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對地方來說，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較好。譚震林同志在山東看到幹部的生產積極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經過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條就是後期傷害的人比較少，並且對他們採取一攬子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較主動。四川也是採取這個辦法。現在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因為縣以下都是一些基層幹部，問題只是那麼多，右傾也只是右傾到那個程度，『左』傾也只是『左』傾到那個程度。他們又是直接聯繫群眾的，親戚朋友各方面的人聽到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緒不安定，是不利的。現在我們不是要抓生產隊嗎？為了把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甄別平反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輕視這個工作。上面的領導同志，要下去幫助承擔責任，這樣搞可以快一些。這件工作，請各中央局告訴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凡是開始做了的，繼續做；沒有做的，迅速做。其結果一定要向群眾當面公布。這實際上是我們承認錯誤，承認我們過去搞得不對。」
從這以後，甄別平反工作明顯加快。據23個省、市、自治區和中央直屬機關的不完全統計，過去幾年受到批判、處分的黨員、幹部和群眾共807萬人，其中黨員、幹部433萬人，群眾374萬人。截至到1962年8月底，已經甄別平反了695萬人，佔86%，其中黨員和幹部甄別了365萬人，佔84%；群眾甄別了320萬人，從而解除了壓在他們身上的政治包袱。
鄧小平與七千人大會
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也是好的。可是到了1962年七八月間北戴河會議，又轉回去了，重提階級鬥爭，提得更高了。
——鄧小平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縣、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7718人。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大會。
鄧小平和劉少奇共同主持討論大會的報告
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連續三年多的失誤，國家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都出現了嚴重的困難。黨中央領導人頭腦逐漸冷靜下來，開始在一系列會議上總結經驗教訓。繼1961年初召開八屆九中全會之後，五六月間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也是一次總結經驗教訓的重要會議。會上，毛澤東指出，如果違背了客觀規律，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懲罰是什麼？這個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未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現在要總結經驗。
黨中央為糾正具體工作中「左」的錯誤，克服嚴重的經濟困難，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的指導下，大力恢復農業生產，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堅決實行退賠政策，減輕農民負擔，加強各行各業對農業的支援。與此同時，中央決定在最近二三年內應更多地把經濟管理權上交中央和中央局，減少職工人數和城鎮人口，大力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9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進一步調整，降低工業、基本建設的過高指標。這些調整措施的出臺，使農業形勢開始出現了好轉的苗頭，工業的滑坡也停止，對扭轉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產生了積極作用。然而，由於黨內思想認識不統一，調整工作遇到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擴大的工作會議，解決黨內存在的認識分歧。由鄧小平主持起草，1961年11月16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指出：1958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困難的克服，中央希望，經過這次會議，能夠總結經驗，統一認識，鼓足幹勁，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一心一德，積極地、不失時機地加強各方面的工作，使當前的困難較快地得到克服，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順利發展」。
為了開好這次會議，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檢查了1958年以來中共中央所發的文件，後來形成了一個形勢報告。在這個報告裡，鄧小平提出首先一定要正視當前國民經濟所存在的嚴重困難。對於困難所產生的原因，他認為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這其實也是中央常委的共識。因此，現在應該在認真總結近幾年，特別是「大躍進」以來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全力進行調整工作，力爭儘快扭轉國民經濟的被動局面。
隨後，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為「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做準備。1961年11月6日，鄧小平在釣魚臺8號樓召開了報告起草人員的會議，他提出起草報告的框架為四部分：一、形勢和任務：農村情況開始好轉，工業生產下降基本穩定，應堅決貫徹八字方針，爭取三年調整工作見效；二、關鍵是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義；三、改進黨風，貫徹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群眾路線的工作，加強黨內民主；四、基本經驗教訓（這一部分後來併入第一部分）。12月21日，鄧小平主持討論了報告第一稿。一直到會議召開前，他和劉少奇幾次共同主持討論報告稿。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