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關於甲午戰爭的大歷史總結——兼論古田會議的劃時代意義

【全軍政治工作會議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舉行。85年前的古田會議，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和制度得以確立的開始。對於「黨指揮槍」的戰略意義，張文木教授在本文中作出了精闢論述。本文原載於《光明日報》2014年8月6日11版，原題為《關於甲午戰爭的大歷史總結——兼論古田會議的劃時代意義》，觀察者網特此轉載，以饗讀者。】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及其結局，對後來的遠東政治影響是深遠的。對甲午戰爭的研究不能就事論事，不能僅僅從技術和細節比較中孤立地研究這場戰爭，而應將這場戰爭放在此後半個多世紀的大歷史中來考慮。

——刀子一旦失去節制，如果它還鋒利的話，其結果是可怕的

研究甲午戰爭，不能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即甲午海戰日本是贏了還是敗了？就事論事的孤立看，日本當然是贏了；但把它放在大歷史中看，日本又敗了，因為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了。

在太平洋戰爭失敗前，日本在甲午戰爭時所具有的所有優勢要素不僅不變甚至還更為強化，同樣的優勢使日本在1895年打敗中國、1905年又打敗俄國，而到1945年卻為中國聯合美國和蘇聯所打敗。這是為什麼呢？中國有個說法叫「過錯」，有很多事，過了就錯。所以中國人叫「記大過」，不叫「記大錯」。從這個視角看，19世紀末日本當時的許多「優點」，若放到大歷史中看，卻在後來變成了導致日本失敗的缺點。

1942年10月，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文中分析說：「因為像希特勒這樣法西斯國家的政治生命和軍事生命，從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進攻上面的，進攻一完結，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日本也是如此。由於國土面積狹小，日本的進攻能力與防禦能力始終是捆綁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勢或進攻失敗，那就是全局性的失敗。正因此，日本軍事理論始終保持強烈的進攻意識——這也是當時日本軍事思想優於中國和俄國並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過了就錯，1895年甲午對華戰爭和1905年對俄戰爭的勝利，大大驕縱了日本並百倍地固化了其進攻優先的意識，更使日本人目空一切，從自信轉為自大，原來受政治節制的軍事優先觀念變為排斥政治的單純軍事主義的觀念，認為只要仗打得贏，其他一切都好說。

1894年7月25日，日本製造了「高升號事件」，引爆了甲午中日戰爭。

刀子一旦失去節制，如果它還鋒利的話，其結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創立陸軍大學，對華對俄兩次戰爭勝利後，陸軍大學滋長了輕戰略重戰術的學風。戰略是要有哲學指導的，其要義在於合理的節制，其最終目標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後，日本陸軍大學的學員已不懂什麼叫節制與和平，他們都鑽到戰役學層面並因此日益失去全局觀，以至在太平洋戰爭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戰役上基本沒有大輸——一連串的勝利卻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現的戰略上的慘敗。今天回頭總結，這是因為不知節制的觀念和優秀的戰役指揮，使日本勝利來得過於容易以至使其戰線拉得過長。

日本國運衰落的重要節點就是東條英機上臺。單純軍事主義的形上學認識論，在東條英機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20世紀20年代，日本少壯派軍人對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張和平節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殺活動，導致真正的政治家們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層決策，結果，政治成了軍事的附屬。軍人一味蠻幹給國家抱回來的成堆戰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難以消化。最終，日本硬讓這些「優秀」軍人抱回的大堆戰果給「噎」死了。侵華戰役的持續勝利使日本的戰線迅速拉長，這導致日本在中國之外又增加美國這樣一個重要對手。中國與美國的結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資源消耗，據統計，1931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14%；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34.6%；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總產值的比例迅速衝至98.5%，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

與此相反，1943年前後中國在戰役層面雖輸多贏少，但在戰略層面卻成了參加開羅會議的重要成員。哲學家眼中無成敗，有的只是成敗因素的轉化。敗中蘊藏著贏的因素，贏中也孕育著敗的種子。軍人會打仗的優點不受節制地過度使用，就會轉化成毀滅國家的致命缺點，這在20世紀前半葉的日本表現得尤為突出。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如何有效地節制暴力的學問

戰略解決的是衣食住行問題，因此，搞戰略要有居家過日子的經驗；不然看似很猛，實則不行。當年的東條英機等就是這樣的政治人物：他們打出的戰果超過了自身的消化力，所以國家活生生讓他們的莽撞給撐死了。蔣介石去過日本，較早看到日本人這一短板。1938年1月15日，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說：「日本無政治家，無領袖，其國之危，亦可惜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冷戰時期已成日本盟國的美國在統治日本期間，力圖銷蝕日本人的戰略思維。《日本人的戰略思考選擇——超越日美同盟》一書說，戰後美國統治日本的方法中，重要的一條就是美國人把戰略學從日本大學抽掉，這使日本人思維的「一根筋」特徵更加明顯。你看日本今天還在為其發動太平洋戰爭翻案，還說他們搞的慰安婦制度是「合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跪下來謝罪，現在德國成了歐洲的中心。如果日本也能跪下來向亞洲人民謝罪，那才是日本真正強大的開始。可惜日本人不是德國人，德國有康德和黑格爾，而日本沒有。在日本自明治後就有一種與「大日本」理論相對的「小日本」理論，認為日本沒必要爭奪亞洲主導權，做個瑞士那樣的國家適合日本國情，會很幸福。但這種理論在日本不居主流，而那種不知節制和不量力而行的認識，則為日本軍人奉為寶典。

戰略是刀尖上的哲學，是如何有效地節制暴力的學問。武，止戈也，真兵家不爭城池，真正會打仗的人是不輕言戰爭的。可惜身為東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領悟到這一東方智慧。

——毛澤東提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思想，在中國近現代軍事思想變革中具有劃時代意義

由於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對華對俄戰爭的勝利，上述日本單純軍事化的觀念對同期亞洲，尤其是對同期中國特別是中國國民黨的軍事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中國人對日本的軍事思想痴迷一時並以赴日學兵為貴。

20世紀初中國有相當多的軍人接受日本軍事優先的思想，認為軍人只是一種職業，只管打仗，至於政治，那只是政客們和政府的事。看著日本軍事一路高歌猛進，當時一般人不僅不會認為日本會有什麼危險，相反還以日本為榜樣，這更加固化中國舊式軍人的單純軍事觀點，即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

這種單純軍事觀點也嚴重影響著早期紅軍的觀念。1929年，毛澤東帶領的紅四軍官兵「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他們普遍存在著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的認識。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就此覆信林彪，批評說：「紅四軍中向來有一些同志偏於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意見不合。他們在軍事失敗的時候，什麼都可以取消，只要槍桿子保存就夠了；他們在遊擊工作中單純地發展軍事影響而不去發展政治影響。」為了糾正這種單純軍事思想及其他錯誤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澤東在古田召開的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上作政治報告。根據毛澤東的這一報告，會議作出決議，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提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肯定了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強調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進行黨的建設，還必須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指出要在紅軍中健全黨的各級組織；明確了軍事和政治的關係，決議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批判了「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和「司令部對外」以及把政治機關隸屬於軍事機關的單純軍事觀點。從此，古田會議確立的「黨指揮槍」的原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生命線。有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保證，中國共產黨突出政治的軍事思想，便與當時充斥中國乃至東亞的、主要源於近代日本和德國的服務於壟斷資本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分道揚鑣。

古田會議油畫

比較日本在甲午海戰的「勝利」和在太平洋戰爭中毀滅的兩段歷史，再看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的一系列輝煌勝利，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提出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支部建在連上」的思想，在中國近現代軍事思想變革中具有劃時代意義，不能不為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作出的關鍵性貢獻而讚嘆。

我們在甲午戰爭失敗中不能只看到中國人落後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國人窮則思變實現跨越式進步的一面。不然就不能解釋「落後」的中國人怎麼就選擇了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先進」的日本人卻選擇了在當時已經落後的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軍國主義制度。1913年，列寧說「先進的亞洲和落後的歐洲」，在他看來，當時的中國已屬於前者，而日本屬於後者。中國雖然在甲午戰爭中失敗了，但中國人民沒有沉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歷盡艱苦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軍隊建設制度，這是中華民族在當代世界屹立不倒且獲勃勃生機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