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撥轉了盛唐書法(上)

　　作者：王福州 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歷史上的李邕不算大人物，在受正統史觀影響的書法史敘述中，也難見他的蹤影。事實上，在孫過庭吹響書法改革號角後，李邕即已作為實踐者和響應者，於「摹古派」和「任情派」之外，積極踐行張懷瓘倡導的「自然派」主張。他以行書為起點，擺脫姿媚時病，由碑頌探玄妙之意，自碑刻尋幽深之理，用行楷撰寫碑文計八百方之眾，杜甫贊其書法「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制」，足見推重。李邕的書法，能夠自開風格戶牖，藝術成就和人格魅力皆令時人和後輩傾心推戴、心悅誠服，他不僅催生了盛唐書法浪漫主義高潮的到來，亦在中國藝術史、文化史和精神史上豎起一座豐碑。

《出師表》（局部） 李邕/書

　　初唐書風傾尚細瘦妍美之態，歐、虞、褚、薛楷書四家風行，「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楷法已嚴重影響人們的創造精神並束縛人們的創新思維。從唐太宗直斥蕭子云書法「無丈夫氣」，到張懷瓘再批王羲之草書「無丈夫氣」，再到李邕怒斥「似我者俗，學我者死」，盛唐適宜的文化環境和土壤，接力演繹、闡釋並創造著書法標準化和個性化間的張力，這樣的歷史的區間裡，李邕的貢獻便在於把書法抒情達性功能和表情藝術特性具象化，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已有的王羲之風格之外，建起一種更為煌赫博大的新範式。

　　書史是由歷史和後人書寫的，唐代書風變遷是否肇始於李邕，其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如何確證，都難下定言，至少唐代書家史家諱莫如深，張懷瓘在其《書斷》中隻字未提，竇蒙也將李邕屏於品外，有意迴避，他們都低估了李邕改革探索的引領意義，疏忽了對其書法實踐和價值的認識，這樣的偏見甚至影響到後世。但時間終還歷史以公正，宋代大學者歐陽修在《試筆·李邕書》中言其「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後來蘇軾、米芾等名家也開始關注並習研其筆法，李邕行書的藝術價值逐漸獲得認同，成書於北宋晚期的《宣和書譜》贊曰：「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更謂之「書中仙手」。元代趙孟頫為李邕筆力傾倒，「每作大書，一意擬之矣」。清代以至晚近，李邕聲譽漸高，臨習取法者日眾，王文治以詩稱讚：「唐代何人紹晉風，括州象比右軍龍。雲麾墓道殘碑在，萬本臨摹意未慵」，高度肯定了李邕在書法史上的傑出貢獻。

　　豁達雍容的時代映像

　　書法風貌與其時的人文思想和社會環境緊密相連。李邕生活在開元天寶年間，此時的盛唐，以其大氣磅礴的胸襟兼容異質風採，南亞的佛學、醫學、音樂、美術，西亞的教派、建築藝術，西域的藝人和東鄰的僧侶，鹹聚長安，大唐的首善之區遂成為遐邇聞名的世界級大都會，而整個社會無論外在形式還是內在精神，也都在追求與時代同步的氣勢。書法有初唐和中唐四家，詩壇有四傑，李白的詩、張旭的草書和裴旻的劍代表帝國文學、藝術和劍術所能達到的高峰，象徵著盛唐的青春與自信。書法藝術在走向峰巔之際，誕生了標準楷式——楷書，一大批楷書名家登上舞臺，姓名熠熠生輝，奮發向上、勵精圖治的時代精神催生書法變革，從楷書到草書，唐人的尚法情致和浪漫情懷，最終在狂草中淋漓盡現，支撐書法抒情功能的草書，也發展出了最純粹的形式——狂草，它美妙的線條近乎樂舞之美，將抒情推向極致。

　　公元655年九月，長安宮廷發生一件震驚天下的大事件，後代史家皆以不同腔調反覆講述：唐高宗李治的顧命大臣褚遂良堅決反對武昭儀出任皇后，以捨生取義的勇氣和擔當，寫就自己的誠實正直。所謂「字如其人」，楷書自誕生之日即注重法度，杜絕苟且，唐楷書家大都具有端方正直的品格，作為君主操行記錄者，同時也是最高統治者的監督者，褚遂良耿介真誠的聲名，早就人所共知，作為書法家，他倡導書家要有自家風骨與性情，在「二王」籠罩的局面下，褚遂良敢於開宗立派，其品德高潔的內在性格和氣質表露於書法，自然格局剛正，一派風神硬朗和清勁絕俗，其節操一如他的楷書雍容大度、端嚴雄渾。楷書為法帖，人品為楷模，褚遂良書品與人品互補互彰，成為尚法精神的旗幟和唐代書法文化的標誌。

　　褚遂良去世十八年後，李邕來到這個世界上，耳濡目染著優良的文化生態。初唐虞體和歐體風靡，到初唐末期，書法理論大家孫過庭提出，書法和文學一樣，是「化育天下」的「不朽盛事」，李邕以一流書家的敏銳性和責任感率先響應，從大千世界汲取生命和運動形式之美，化作碑帖筆墨語言。今天我們可以斷言，正是張旭的草書和李邕的行書共同支撐起盛唐書法的殿堂。觀李邕行書，喜勁健者可從中看到金石趣味，好婉約者可從中品味到柔美風致，尚玄思者還可從中感會玄學精髓。以有法之字抒無羈之心，悠然的線條寄託性靈和生命，李邕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著「字如其人」和「風格即人」的藝術風格，如張醜《管見》所言：「北海始變右軍行法，其頓挫起伏奕奕動人」。

　　李邕書法暗合盛唐奮發向上的浪漫主義情調，自覺踐行書法要「抒情達性」的藝術主張，他在行書中找到了表現自己精神哲學、性靈內涵和理想旨歸的恰當形態，情懷雅韻寄託於筆墨，剛正脾性融匯於線條，風神俊郎展現于格局。經李邕改進發展的行書，行草中融入篆籀筆意，將折釵股和屋漏痕等自然之勢運用於書體，突破了王羲之手札書法的規範，並將鐘王攲側取勢的形貌向前推進一步，呆板的垂直線和平行線有意變為斜勢，似攲反正，峭拔奇崛而又保持平衡的美感，展現無遺。

　　剛健雄強的人格氣象

　　盛唐繁榮首先體現在文化，張懷瓘在《書斷》提出「情境感化理論」，儘管並不系統，仍常被歷代書家截取引用，和孫過庭的書德論融合，形成較為完整的「書教理論」，成為中國人品讀書法的內在心理響應，最終融入中華文脈，影響民族的思維和性格。縱觀中國書法史，如果沒有官方背景，或特殊身份，書法技藝超群而無獨立人格和思想品格，忽略與上層溝通，就難以進入主流視野，也很難得到主流評價體系的關注和認同，作品更難流傳後世。

　　毋庸置疑，李邕在藝術上的「反叛因子」根植於內心，其人格氣象表現于格局，就是痛快地宣稱「似我者俗，學我者死」。初唐以後，王書為正統正宗，許多書家一承舊習，須臾不離，李邕對此深惡痛絕。藝術創作區別於一般的物質生產，萬不可模式化、標準化和集約化，作品應當追求才情、個性和獨創。「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二王風靡之際，李邕潛沉潮底，浪潮到來時，敢於逆流而上，遂以嶄新風貌獨步唐代書壇。李邕的嘗試和努力，首先是改進行法，一改王羲之傳統行書的結構模式和溫潤閒雅的情調，代之以荒率雄渾、遊弋奔走和攲側端凝，為改進盛唐書風吹響號角；其次是改進楷法，自唐太宗李世民作《晉祠銘》《溫泉銘》至懷仁《集王聖教序》，倡導以行書入碑，李邕率先在行書領域進行探索，倡導碑帖互融，帶頭以行楷入碑，生發楷書上的創造，突破初唐歐虞褚筆法、神韻和墨彩畦徑，從生活和自然之中尋找靈感，構建自己的藝術語言和樣式，最終引發草書變革，直至狂草異軍突起，終於成為盛唐書法藝術的撥轉者。

　　李邕有著嫉惡如仇的性情，因此不容於眾，結果屢遭貶斥，同時代的盧藏用稱他「邕如幹將莫邪，難與爭鋒」，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甚至敢與皇帝論短長，可惜被奸相李林甫羅織罪名，飲杖而死。對歷史文獻細加梳理發現，李邕算得上歷史上第一個賣文鬻字收入最多的作家，他早年家無厚積，《舊唐書·李邕傳》載：「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李邕的才氣和率真讓當朝名流大家為之仰慕，更深得著名學者內史李嶠和監察御史張廷珪的賞識，同向朝廷推薦，遂被詔為左拾遺（諫官）。李邕不但能文養士且重義愛士，在括州刺史及淄、滑二州刺史任上，一力興利除害，留下很多佳話，贏得包括李白、杜甫兩位唐詩雙子星的首肯和讚譽。儘管對年輕後生態度過於矜重，史上還有李白《上李邕》的回敬詩流傳，但無損李邕慧眼獨具、辨才識能和胸襟寬闊，他善於聚攏後輩才學，贏得晚輩與之交心，因此才有了天寶四年曆下亭設宴雅集，與高適、杜甫、李之芳等縱飲暢談，說古論今，讓杜甫的「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的佳句流傳不朽。

　　李邕的眼界也闊大非凡。初唐四家法度森嚴的藝術格調，必然要適應盛唐書風變革的大潮，「通變」才是書法藝術的本質規律和唯一出路。在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李邕遍學北朝書家用筆之長，吸納北方書體筋骨取勝的審美理念，為將來的變革做著各種準備，據粗略統計，從開元元年（713）到二十七年（739）的二十五間，李邕共完成碑刻20通、銘贊2品、書帖2部，書法風格個性突出，傳承脈絡清晰。李邕以碑頌、碑刻知名天下，並且是史上撰文碑頌數量最多的書家，深厚的碑學基礎和帖學功底使其運指不落窠臼，顯露縱勢、奔突、荒率之生氣，昭示初唐以來少有的藝術魅力。明代董其昌盛讚其書法「北海如象」，清代馮班則稱「李北海如俊鷹」，李邕的人品、情操和他扶搖摶風的行書藝術，喻之為象和俊鷹確然並不為過。

　　《光明日報》（ 2019年04月05日 08版）

[ 責編：曾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