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在《人民日報》發表元旦題詞：「一九四九年是中國人民勝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難最大的一年。一九五○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們的困難與鞏固我們的勝利。同胞們!同志們!為克服我們的困難與鞏固我們的歷史性的勝利而戰鬥啊!」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處理藏民部落等少數民族事務問題給西北局、西南局的指示：少數民族事務必須細心地注意處理，處理的原則應該是向各少數民族極力表示好感，多和他們發生關係，不侵害並保護他們的利益，不論他們是上層或下層，是僧侶或平民，如此去求得多了解他們的情況，和他們弄好關係，安定他們，然後再慢慢地幫助他們，訓練他們的幹部。待他們的幹部成熟，情況了解，群眾中有了準備，才能談得上他們內部制度的改革。
1月2日 致電毛澤東，建議向蘇聯政府要求在新疆設立開發金屬、石油的中蘇合資股份公司，並提出：「這種事業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在中國其他地方，也可能合辦這種工廠和企業。甚至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團體和資本家也可能要求來辦這種工廠和企業。但我們如果不主動表示要蘇聯來辦，蘇聯是不會要求我們辦這種事業的。現新疆同志則要求蘇聯來辦，我們是否向蘇聯作這種要求，請你考慮決定。此間同志認為是可以作這種要求的。」
1月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減租減息和徵收公糧的指示，提出了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陝西、甘肅十一省應該準備在一九五○年秋後分配土地。在寧夏、青海兩省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準備秋收後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則不進行。在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則在一九五○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秋後來進行。」十日，收到毛澤東從莫斯科發來的電報：「少奇同志：一月四日中央發各中央局關於土改及徵糧等項工作的指示很好。請你們考慮可否要各中央局將此項指示電轉發給各省委研究，並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見。這些電報收到後，由你彙編告我。」十一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一月四日中央發給你們關於土改與徵糧等項工作的長電，請你們轉發各省委研究」。
同朱德、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蘇談判有關問題的情況和意見。
1月7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處理地方性敵偽起義事件給中南局等的指示：「關于靖西偽專員賴慧鵬及百色偽專員陳漢流宣布起義事，應視為地方事件，即由地方處理，他們的通電如鬚髮表亦只在地方發表，而不要在全國發表。以後各地發生此類事件，除個別特別重要的少數民族起義須由中央宣布並答覆者外，均由地方答覆處理。對於這些起義事件的處理方針，應該是力求不用武力解決，而能徹底改編他們的部隊，接收地方政權。如有拒絕調動改編、拒絕接收者，則必須堅決用武力解決之。」
1月13日 覆信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同意出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並將書名改為《論黨》。
致電毛澤東，提議由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直接接收或徵用分配前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存放在上海準備用於援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物資。經毛澤東同意後，於十六日將這一決定電復中共中央華東局。十八日，復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美經合署物資應無條件交給我們分配，而不應成立聯合分配委員會。如他們提出成立此委員會應加拒絕。如他不無條件交出，我們在適當時機應由軍管會直接徵用之。」
1月14日 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首任駐華大使魏斯柯普夫遞交的國書，並致答詞。
1月17日 以中共中央名義復電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知羅貴波為中共駐越聯絡代表。在羅貴波赴越前，劉少奇多次同他談話，就任務和工作方針等問題作了指示。
為中共中央批轉《東北局職工委員會之組織名單》，指出：「必須由黨的負責同志參加職工運動，然後才能將工會工作做好並動員工人群眾來完成工業生產計劃。」
1月1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東北局轉張聞天電：「中央與毛主席及恩來同志商量後，今日已發表任洛甫同志為中國出席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的首席代表，並已通知聯合國。」「洛甫同志為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事，已與各黨派協商，各黨派均同意，待中央政府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任命。出席聯合國代表團的其他人員，外交部正在準備組成一個強的班子去。」
1月20日 致電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同意派代表參加法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1月23日 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等談關於東北地區農村工作問題，指出：「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在東北，現在這種農戶大概不會超過農民的百分之十。其中真正富農所佔的比例，必然更少。」「現在東北，應該使這種中農得到大量的發展。今天東北的變工互助是建築在破產、貧苦的個體經濟基礎上的，這是一個不好的基礎。」「現在的變工互助能否發展為將來的集體農莊? 我認為是不可能的。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要防止急性病。正因為是兩個階段，所以不能混為一談，轉變的早了，是不對的。」「由個體生產到集體農莊，這是一個生產方式上的革命，沒有機器工業的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我們現在的變工互助，供銷合作社，具有培育農民的集體觀念的作用，將來加上機器工具的條件，才能夠領導實行集體農莊。」「富農僱人多，買了馬，不要限制他，現在要讓他發展，沒有壞處，這不是自流。將來我們對富農有辦法，讓他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將來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後再予以限制，用國家頒布勞動法，把僱農組織起來，提高僱農的待遇，徵土地稅，多累進一些，多加公糧等辦法，予以限制。」「黨員成為富農其黨籍怎麼辦? 這個問題提得過早了。」「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人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但能單幹與應該單幹是兩回事，我們允許黨員單幹，並不是我們鼓勵他們去單幹。」
籤發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
1月2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指示：「今后土地改革，以各級人民政府及其所組織的土地委員會和各級農民代表大會所選出的農協委員會來直接指導執行」。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進軍西藏及有關問題的指示。
1月2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中南局電，指示要熱情歡迎秘密來華訪問的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在他到達武漢後，你們可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開歡迎他，看他意見如何再作決定。你們對胡同志應熱情招待，周密護送來京。」
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並將會議同意這一草案的情況電告毛澤東。
1月28日 接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華大使李周淵遞交的國書，並致答詞。
1月2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徵收公糧問題的指示，批評了某些地區對地主徵糧過重的缺點，指出：「只有我們的政策是實際上行得通的，沒有畸重畸輕的毛病，徵糧任務才可能完成。」
1月30日 同朱德等設宴歡迎胡志明訪華。當晚致電毛澤東，報告胡志明來訪情況：「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間政治局設宴招待並進行談話，他作了簡單的情況報告並提出了要求。我們除盛讚越南抗戰成績外，對他們的要求均給以滿意的答覆」，「他離開工作已有一個月，赤足步行十七天才進入中國地界，他年已六十，身體瘦削，但尚健康。」根據胡志明的要求，劉少奇安排他於二月三日晚間乘火車去莫斯科。
2月1日 就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致信陸定一、 胡喬木：「中國的文字改革，尚無定案。但現我們亞洲鄰國蒙古、朝鮮、越南的文字改革均已成功。在某一方面來講，他們的文字已較中國文字為進步，而他們原來是學並用中國文字的。」「我們的文字研究者應即研究他們的字母及文字改革經驗，並可派學生或研究工作者去這些國家學習，以便為我們的文字改革制訂方案。」
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轉張聞天：「中央及毛主席的意見認為你擔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是適宜的。希望你不要辭謝，並請你於二月上旬到北京研究出席聯合國各項有關事宜，準備隨時出國。」
2月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糧食問題給中南局等的指示：「必須切實保證本地人民需要之食糧，再將多餘糧食運出口。否則，當地公糧亦不得完全運出口。如此，出口糧食必然不夠，則應儘可能調用交通不方便地區之糧食，而不可把交通方便地區糧食調空。如仍不夠糧食出口的需要，則應從各地人民食糧中普遍平均抽調一二成，而不可將少數地區的糧食抽空。」「為了使公糧調運能夠合理，並為了向群眾作充分的解釋，使群眾了解全般糧食情況，號召群眾支援人民解放軍及城市人口的食糧而自願贊助糧食合理的出口，必須普遍召開省縣和區鄉的人民代表會議及農民代表會議，以便對糧食出口及公糧平價售賣問題作出決定，而不可由少數人作出決定。」
2月6日 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劉瀾濤關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班主要情況的報告上批示：「革大政治研究班已在黨外人士中建立了一些信仰，擬繼續擴大辦下去，各地高級軍政舊人員及知識分子願來學習者，可以送來。」
2月7日 在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關於一些幹部中發生貪汙腐化、欺壓群眾的惡劣作風的情況報告上批示：「對於以上較為嚴重的事件，應交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及人民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弄清事實，並給以處分(須本人到場)。最重要的是要把這些處理的事件在報紙上公布，在群眾中樹立黨與政府的紀律的威望，而不要把這些隱蔽起來。」
2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有關中蘇談判的文件，並將情況電報毛澤東。
2月12日 起草《 關於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和徵收公糧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地區分階段、分地區實行土地改革的步驟和政策：一九五○年秋收以後，在江蘇、浙江、安徽、福建、 江西、湖北、湖南、廣東、陝西九省和甘肅、寧夏、青海三省的漢人地區，凡是準備工作已經充足、群眾的覺悟與組織已達應有水平的地區，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開始實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廣西、雲南、貴州、四川、西康、綏遠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後由各省人民政府決定實行；新疆和全國各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與漢人雜居的地區，則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後另行決定；所有新解放區，在實行分配土地之前，應一律實行減租。同日，將這個文件用電報抄送在莫斯科的毛澤東、周恩來審閱修改。十七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同意。這個文件後經各黨派協商會議和政務院第二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於二十八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名義發出。
2月14日 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協全國委員會負責人座談會，討論《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及其議定書，並將與會者同意立即籤字的意見電告毛澤東。當日，這三個文件在莫斯科籤訂。根據這些協定，蘇聯同意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在一九五二年之前將中國長春鐵路的一切權利及屬於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移交中國政府。蘇聯軍隊從旅順口撤退，中國政府償付蘇聯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在此處的建設費用。大連的行政由中國管轄，蘇聯在大連臨時代管和租用的財產於一九五○年內由中國政府接收。蘇聯政府貸款三億美元給中國政府(年利百分之一)。
2月15日 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籤訂，舉行有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屬各部門的負責人、各外交使節、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負責人參加的慶祝宴會，並發表演講。指出：「中蘇兩大國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於中國人民的歷史性的勝利，這種深厚的真誠的友誼，才用條約的形式把它確定與固定起來，因而就使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開始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
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華公使夏法朗柯遞交的國書，並致答詞。
2月26日 致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二月十八日寄來的綜合報告及你在二月六日向西南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提綱，均已閱悉。中央對於西南局過去工作的估計及今後工作的方針，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望督促全黨全軍努力付之實施。」
3月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陳賡、宋任窮並中南局、西南局、華南分局電：「我已解放雲南、廣西，東南亞各國首先是越南和緬甸兩國的共產黨和民族解放軍將有人到滇桂要求發生關係。現越共中央已與我建立關係，他們並可派領事或其他適當代表到滇桂兩省駐紮，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中央與我尚未建立經常的正式關係，如果他們派人到滇桂兩省建立此種關係時，我應給以熱烈歡迎和幫助，在將來他們亦可能派遣適當代表秘密地駐在雲南或廣西。」
3月4日 同朱德等前往車站迎接毛澤東、周恩來訪蘇回京。
3月1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電：「你對越南情況的了解及對中央的建議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大體了解一般的情況，然後對急需解決的問題和急需中國的幫助先進行研究，聽取越南同志意見，即就若干問題提出意見，以便加以解決。例如他們急需的軍火幫助，交通運輸組織的建立以及其他問題等。第二步就戰勝法國帝國主義所須解決的各項根本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意見，例如建立主力部隊及黨與政權問題等。」
3月1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的指示：「我們在革命勝利以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範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必須給各國共產黨及革命團體的人員以熱情的招待和兄弟般的幫助，鼓勵他們，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詳細地向他們介紹中國革命的經驗，細心地答覆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不要在他們面前表示冷淡和驕傲。」
3月1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最近各新解放區的股匪有許多地區業已肅清，另有許多地區的股匪則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業已肅清地區，又發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裝暴動，殺害我們幹部多人，搶劫甚多公糧和物資，並在各地工廠、倉庫、鐵路和輪船上進行了多次的破壞。這證明在這些地區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仍是十分猖獗的；而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亦給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謠和鼓動群眾的機會。對於這些反革命活動，各地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的鎮壓，決不能過分寬容，讓其猖獗。」「對於一切手持武器，聚眾暴動，向我公共機關和幹部進攻，搶劫倉庫物資之匪眾，必須給以堅決的鎮壓和剿滅，不得稍有猶豫。」在「鎮壓反革命活動和土匪的行動中，決不應發生亂打亂殺、錯打錯殺的現象。此事應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負責同志親自掌握。死刑及長期徒刑應經法院審訊和判決，在判決後，應經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託之專員或其他負責人批准後，方得執行。但這種審判和批准的手續應該簡便迅速，以便在情況緊急時能及時地加以鎮壓。」
3月24日 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題詞：「繼續提高技術，以便更好地為祖國服務。」
3月28日 修改並籤發《中共中央關於改新華社為統一集中的國家通訊社的指示》。
3月3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的指示：「中蘇籤訂關於新疆石油與有色金屬兩個合股公司協定的消息發表後，已經在北京學生中引起了極大的波動，懷疑這兩個協定是否要損害中國主權，許多青年團員提出質問，要求解釋，甚至有罵蘇聯侵略、人民政府賣國者，並有要求退團及向人民政府請願者。為了利用外國資本以促進中國的工業化，某些事業的和外資合營及成立這種合股公司甚為必要，不獨和蘇聯，和各新民主國家甚至和某些資本主義國家還可能在適當條件下訂立這種合營合同甚至租讓合同。蘇聯在一九二一年以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亦曾提出並曾出現一些租讓企業。關於這些，中央準備作出適當的解釋發表。」
4月1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上海市委電，同意上海市市長陳毅在上海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並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在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後，正在努力整編核實軍政人員，以便最大限度地節省開支，同時整頓全國稅收，嚴防漏稅及貪汙現象，以增加國家收入。現在國家每月財政收支已經接近平衡，只要今年不再發生全國性的大災荒，物價即可能穩定。」「國家稅收必須按月按季切實徵收，但有某些徵收確實過重，因而妨害於國計民生有利之工商事業者，應酌情減輕，稅收機關的徵收方法不善者，應儘量改善。」
4月1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羅貴波電：「越南同志向你提出許多問題，你可就你所知道的儘量予以答覆和講解，不知道的就不要任意答解。關於毛主席軍事思想你可就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目前形勢與任務報告中十條軍事原則加以解釋，並可將古田會議決議及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介紹給他們。」
4月1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停止執行退還押金口號的指示：「退還押金口號應即停止執行。因事實上有許多地主特別是小地主無法退還押金，勢必定到農民逼索，走到無計劃地沒收地主浮財，以致亂打亂殺。而地主的浮財除房屋、牲畜、農業工具及多餘糧食外在將來我們也是決定不沒收的，亂打亂殺我們是必須避免的，因此必須停止退押，才能確實避免這些。」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胡志明電：「我們已派定一個兵團司令員韋國清同志到越南，協助你們創辦軍官學校並建立正規軍，他現有病，還須休養一短時期，大約在一個月內即可串若干軍事幹部及學校幹部起身赴越南。你們為老街及高平戰役所需武器及幹部的幫助，已令雲南及廣西準備，並有一部已集中在開遠及碧色寨，你們部隊開入雲南廣西訓練的計劃，亦已令兩省準備中。」
4月1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加強青年團、工會、農會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新解放地區，目前黨的組織工作除開整頓幹部作風、吸收少數先進分子入黨而外暫時不是很多。因此黨的組織工作人員可以較老區少安置一些，而應把工作人員安放在工會、農會、青年團等群眾團體中，首先把工會、農會、青年團的組織充分發展，工作做好，並依靠這些群眾團體去完成各項社會改革任務，同時也為將來大量發展黨員造成適當的條件，以便在兩三年以後能夠大量發展黨員，建立各新解放區強大的黨的組織。這應該成為各新解放區黨的組織工作方針之一。為了使工會、農會、青年團成為新區社會改革的可以依靠的組織，各級黨委必須十分注意加強這些團體的工作，特別是青年團應該成為黨的最親密的最可靠的助手，應該加強它的工作。
4月17日 出席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第一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並講話，指出：「我們建立中蘇友好協會，其目的就是要使中蘇兩國人民互相了解。這不是帝國主義的外交，而是兄弟般的互相幫助、互相了解的老實的工作。」
4月19日 修改和籤發 《中共中央關於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加寫了如下一段話：「如果我們對於我們黨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經濟機關和群眾團體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地及時地在全黨和廣大人民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被嚴重的官僚主義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任務。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共中央特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於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華東局電：「中央已決定救濟失業工人。現全總已號召全國在業工人捐獻一天工資，人民解放軍每個指戰員捐助一斤米，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捐助一二斤米，作為臨時救濟。除此以外，中央人民政府擬即頒布法令，在各城市勞動局中組織失業工人救濟處與勞動介紹所，並規定統一辦法，由政府及資本家與在業工人出錢對失業工人作必要的救濟。」
4月21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渡海部隊在瓊崖縱隊接應下，於四月十七日在海南島登陸成功。遵照毛澤東的囑託，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野戰軍部隊與瓊崖黨、軍關係問題的指示，指出：「雙方的領導同志與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向自己的幹部和黨員切實說明兩方同志密切合作的必要性，在彼此的關係上採取謙虛謹慎和學習的態度，鼓勵對方，幫助對方，以便建立雙方親如兄弟的友誼與合作。」
4月29日 在政協全國委員會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而召開的幹部大會上發表演說，論述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五一節的意義和新中國的光明前途，分析了當前存在的困難和克服這些困難的有利條件。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面臨的任務：(一)解放臺灣、西藏，肅清土匪、特務，鞏固國防；(二)調整工商業與公私關係；(三)某些生產的轉業與私人資本的出路；(四)救濟災民，救濟失業工人；(五)在新解放區實行土地改革；(六)認真地糾正缺點錯誤，整訓幹部。指出：「如果我們的工作作風更好一些，我們的缺點錯誤更少一些，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那末，我們就能更好地團結全中國的人民，就能更高地鼓舞全國人民的熱情，就能增加人民更大的力量，就能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更快地渡過目前的困難和創造美好的將來。」這個演說編入《劉少奇選集》。
5月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給中南局等的指示：「關於退租問題，據中南方面反映，有許多地主已無存糧，一時退不出，亦望你們注意。我們認為現在亦可通知各地暫時停止退租。凡地主確實無糧，老租未退或退不夠數的，可由地主打借條，保障在今年秋季收租時照退，並承認去年沒有依法減租的錯誤。如此，把退租運動暫告一段落，以便集中注意去進行春耕和準備土改。」
覆信給二姐劉紹懿：「你家過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飯的，是別人養活你們的，所以你應該感謝那些送租給你們、養活你們的作田人。人家說你們剝削了別人，那是對的，你們過去是剝削了別人。鄉下現在要減租退押，也是對的。你們應該照減照退。」「我當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們在鄉下種田吃飯，那就是我的光榮。如果我當了副主席，你們還在鄉下收租吃飯，或者不勞而獲，那才是我的恥辱。」
5月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電：「越南同志對中國黨和中國黨的幹部一般還是不很了解的。同樣，我們對他們也不是具體了解的。在這種互相不大了解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一些不應有的誤會和過份的警惕。此點望你加以注意。但兩國黨及其中堅幹部都經過了長期革命鬥爭的鍛鍊，在基本上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現在也是相互信賴的。此點，你亦需加以注意。」「另外，韋國清不久亦率軍事顧問團去越南，負責在軍事上幫助他們，陳賡和宋任窮則不能長駐越南，只能在必要時去越南一轉，他們的任務是在後方幫助越南，不能代替你的工作。韋國清因要集中注意在軍事方面工作，亦不能代替你。你的任務現在實際上是，將來名義上也是駐越南的大使併兼中國黨駐越南的代表。」
5月10日 致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安東經常有船來往，在適當碼頭附近設一個海員俱樂部是很有必要的。因海員在船上生活，靠碼頭時總要上岸遊玩，海員工會正須要加以組織，並就此教育他們。」
5月1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電：「湖南省既有許多地區還未進行減租或未徹底進行減租，應同意省委意見暫時不一般停止減租」，「又有些地區據報減租已經徹底，又有些地主家中確無存糧，只要這些地主不十分反動，應允許他們打借條答應在今年秋收時照減並照退，即可停止鬥爭或逼要。而只對那些確實有糧，又十分反動的地主，才繼續鬥爭，如此，可減少鬥爭對象，不致使鄉村過份緊張。」
5月16日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參謀會議上講話，著重論述了幹部教育問題。指出：「部隊和地方的老幹部，是我們黨的精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骨幹。」「但也有缺點，就是文化水平低，技術知識少，業務能力差，因而應付新的工作有困難。軍隊幹部雖然打過仗，有作戰經驗，但缺乏國防建設的知識，應付不了新的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因此我們必須想辦法，提高他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現在已有這樣的條件，國家可以拿出一筆教育經費，花三五年甚至十年的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這個講話編入《劉少奇選集》時，題為《軍隊面臨的新任務》。
5月19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電：「越共要求一九五○年北面軍援計劃，待參謀部研究後再復。當儘可能滿足越方要求，不能辦到者則無法供給。所提物資中有布匹、藥品、器械等，如越方沒有或缺少物資交換，暫時亦可作為軍援。待將來雙方貿易有可能，越南能付出物資時，可要求他們償付一部分物資。但現在他們既沒有可能償付，我們亦不要提。現在我們應集中注意有效地援助他們戰勝帝國主義，其他的問題都可放在次要地位，在以後酌量和他們商量。」
5月20日 就供銷合作社免除商人中間剝削問題致信薄一波和劉瀾濤，指出：「創辦合作社的目的——供銷與消費合作社的唯一的目的，就正是要在這些具體的商品交換行為中，不假手於商人，而由消費者和小生產者自己聯合的行動，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合作社的正當利潤不能說是商人的中間剝削，是無須解說的。所以不能說，創辦合作社為了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是錯誤的，是一種「左」的思想』；也不能說，創辦合作社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的』。」「自然，在今天及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合作社與國家商業是不能完全代替私人商業的。私人商業在相當廣大的範圍內還會長期存在，大量的商品還要經過商人的手送給消費者和生產者。因此，這些直接間接經過了商人的生活資料與生產資料的獲得者，就還不能免除或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間剝削。而在目前，企圖用國家商業與合作社商業去全部代替私人商業的思想，那就是一種錯誤的『左』的思想，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是不可能的也不應該的。」
5月2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陳賡、宋任窮並西南局電：「越南來滇部隊整訓，主要以進行老街戰役為目標，望用心協助他們，使他們在老街戰役中獲勝。目前部隊整訓和裝備，將來作戰指揮及後方勤務等，陳賡同志均有親自前去協助之必要，望加準備。」
5月27月 對重工業部反映湖南錫礦山銻礦礦區破壞嚴重的報告批示：「根據土地法，大礦山為國家所有，應即宣布錫礦山礦區土地所有權(除耕地外)為國家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重工業部及中南軍政委員會與湖南省政府派人 (何人為主由中央重工業部具體決定) 組織錫礦山銻礦公司去管理。由公司定出開採規則，私人採礦者仍允許其繼續開採。但必須嚴格遵守公司所定規則。否則，應予處分。過去礦區所有主的主權即予廢除。」
5、6月間 寫作《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文章論述了中國工業化發展的道路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步驟等問題，指出：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最基本的任務；革命勝利以後，必須集中力量發展近代化的經濟事業，這是提高人民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礎。文章提出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大體步驟：首先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然後發展重工業，在重工業發展的基礎上，再大大發展輕工業，並使農業機械化。 這篇文章編入《劉少奇選集》。
6月1日 在《人民日報》發表為六一國際兒童節的題詞：「重視兒童的權利，保護兒童的健康。」
6月6日——9日 出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研究財政經濟形勢，確定中國共產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任務。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六日，劉少奇在會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闡述了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目的，提出了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和關於富農土地問題、債務問題、人民法庭問題等方面的方針政策，強調土地改革是爭取國家財政經濟基本好轉的條件之一，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完成的任務。會議確定，要做好土地改革、穩定物價、調整工商業、肅清反革命、整黨等項工作，爭取在三年內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會議一致同意劉少奇等人的報告。會議還決定成立劉少奇負責的土地改革委員會，審定有關土地改革的文件。
6月13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指示：「最近由於若干下級黨委和幹部處理少數民族問題不慎重，不將所要處理的問題向上級報告和請示，因而發生了不少的事件」。「以後各地有關少數民族問題，應集中由各中央局處理，重要的問題則報告中央處理。如遇緊急情況發生，各地除立即向上級報告和請示外，各地亦應只作防禦和退卻的處理，不得採取進攻的步驟。此外，關於各地少數民族內部的社會改革，特別是有關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須從緩提出。」「在少數民族中進行工作，必須首先了解少數民族中的具體情況，並從各少數民族中的具體情況出發來決定當地的工作方針和具體工作步驟。必須嚴格防止機械搬用漢人地區的工作經驗和口號，必須嚴格禁止以命令主義的方式在少數民族中去推行漢人地區所實行的各種政策。」
6月14日——23日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問題。十四日，在會上作《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土地改革的重大意義、基本目的、方針政策和步驟。報告共五個部分：(一)為什麼要進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沒收和徵收；(三)保存富農經濟；(四)關於分配土地中的若干問題；(五)在進行土地改革時若干應該注意的事項。報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基本內容，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樣，當作一個階級來說，就在社會上廢除了地主這一個階級，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這樣一種改革，誠然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來一次最大最徹底的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而是為了要使農村生產力從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之下獲得解放，以便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二十日，在會上作關於《土地改革法(草案)》起草修改情況的說明報告。二十二日，就會議對土地改革問題的討論情況作了結論。會議討論和同意劉少奇的報告和中共中央建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草案)》。三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編人《劉少奇選集》。
6月1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陳賡電：「你去越南，除與越南方面商談和解決若干具體問題外，主要任務應根據越南各方面的情況 (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地形、交通等項情況在內)及我們可能的援助 (特別注意物資的運輸條件)擬定一個大體切實可行的計劃，以便根據這個計劃，給予各種援助，分別先後運送各種物資，並訓練幹部，整編部隊，擴大兵員，組織後勤，進行作戰。這個計劃必須切合實際，並須越共中央同意。」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並轉越共中央電：「現在援助問題的中心關鍵是運輸問題。由廣西到邊界的公路現已修好，雲南到老街的公路七月底八月初亦可修好。但越南境內目前運輸力據說很低，每月只能運二百噸，我們以前運到邊界的物資，很久未運走，現仍藏在山洞中，而且何者應先運，何者後運，亦無人計劃指揮。因此使許多物資不能運到。」「望羅貴波即商同越共方面立即將越南境內運輸路線組織好，並派人指揮」。
為中央民族訪問團題詞：「過去漢族的統治階級是壓迫國內各少數民族的，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人民大眾發展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建設事業。」七月起，由中央人民政府組織的民族訪問團赴少數民族地區訪問。
6月25日 朝鮮內戰爆發。 二十七日，美國派出海軍和空軍武裝幹涉朝鮮內政，擴大韓戰，並命令海軍第七艦隊向中國領土臺灣沿海出動，決定以武力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二十八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侵略朝鮮、臺灣及幹涉亞洲事務的罪行。
6月27日 同毛澤東、朱德等接見中國援越軍事顧問團負責人韋國清等，在講話中闡述了援越的國際意義和對我國安全的關係，指出：你們此次去執行的任務，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這是必須要做的工作。如果我們不去幫助越南，讓敵人呆在那裡，我們的困難就會更大，麻煩也就更大。
6月3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轉越共中央電：「是否仍以先進行老街戰役，後進行高平戰役為宜。因在老街方面敵人增援較為困難，我軍佔領後亦較易鞏固，今後與雲南的交通運輸至須佔領老街，而在高平因敵增援較易，我軍佔領後亦難以鞏固，或須連續進行幾個戰役，才能鞏固。」
7月6日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 (草案) 》起草《總則》部分，提出：「合作社是勞動人民群眾自願聯合、保護自己正當利益的經濟組織，各類合作社不得違反自己的目的去追逐高額的利潤。」消費合作社的目的，是消費者自願地聯合起來，湊合股金，建立自己的商業組織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費品；農村供銷合作社的目的，首先是農民自願地將自己當作消費者聯合起來，湊合資金，建立自己的商業組織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費品，併購買生產資料，同時推銷自己所生產的多餘農產品及其他副業產品；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目的，是獨立生產的小手工業者和家庭手工業者自願地將自己當作生產者聯合起來，湊合股金，建立自己商業的和生產的組織，去推銷自己的手工業產品，併購買原料及其他生產資料，同時在可能條件下組織生產的合理化與提高生產技術，以便擴大產品的市場，提高產品的數量和質量。
7月1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電：「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脫離生產的人數不能超過根據地納稅人口的百分之二，如超過此數，必須適當減少脫離生產人數，根據地才能長期堅持，否則是不能長期堅持的。同時，必須很好地進行公糧稅收的徵收工作和貿易工作，最後、最基本的，還必須很好地大規模地進行生產工作，一切軍隊和機關學校都多少要進行生產，如此才能克服財經困難，長期堅持，否則，必致最後不能堅持，自己崩潰。望你將這些意見和我們過去克服財經困難的經驗告訴越共中央，請他們加以討論。」
7月1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在土地改革中處理債務、押金問題的指示：「中央認為在適當的限度內在土地改革前或土地改革中要地主向農民退還押金，是可以作的。但領導上必須很好地掌握，必須作得很適當，才能一方面既有效果，另一方面又不致發生亂捕亂打等混亂現象。」「農民欠地主的舊債廢除，從當地解放以後所欠的新債不廢，以後借貸自由，利息亦不加限制。」
7月21日 同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貿易部部長葉季壯、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薛暮橋、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孟用潛等談合作社問題，指出：「目前主要是搞供銷、消費、生產及特種合作社。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哪一方面工作需要就辦哪一種合作社，不必提以供銷合作社為主。要使合作社走向鞏固，走上軌道，必須制定合作社法，擴大宣傳工作，但主要是國家貿易公司、銀行、稅收機關要幫助合作社。合作社要具有半社會主義性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有國家政權的領導；二有強大經濟力量的扶助。當然，離開國家政權的領導就不能成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但先決條件還是經濟力量的扶助。因此，國家對合作社必須定出許多具體的扶助辦法來。」
7月25日 在全國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屆代表會議上作報告，總結了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合作社運動的經驗，闡述了合作社的性質、作用和辦社方針。指出：目前主要應辦三類合作社，即在工人和城市勞動人民中組織消費合作社，在農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在城鄉手工業者中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是一個獨立的群眾團體，是群眾的經濟組織。合作事業是有前途、有希望的偉大事業。會議在劉少奇指導下制訂了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章程草案。這個章程草案後經一九五四年七月召開的中華全國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修改後正式通過，並定名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章程》。
7月下旬 主持制定《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決定》是以一九三三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於土地改革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為基礎，根據新的情況加以補充後制定的。這個文件經八月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四十四次政務會議通過，於八月二十日公布施行，為土地改革中正確劃分階級成分提供了明確的政策依據。
8月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批語，轉發中南局第三書記鄧子恢關於中南區工會工作的報告，指出：「工會工作是目前我們黨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黨委對於工會工作顯然注意不夠。望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區黨委和市委照鄧子恢同志作法在最近三個月內認真地檢討一次工會工作並向中央作一次報告，以便加強各級黨委對於工會工作的注意，改善工會工作。」
8月5日 在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上講話，指出：法院、檢察署、公安機關和司法機關都是國家統治機關，是與敵人即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鬥爭的機關，是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利益的機關。
8月1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東局電：「皖北今明兩年當然要以大力救災和修建淮河水利工程。但在無災地區，如土改條件已經成熟，仍應進行土改，不應推遲。因為勉強推遲，將引起群眾不滿，目前世界形勢的發展，亦以從速完成土改為有利。」
8月11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羅貴波並轉告越共中央電：「根據越共中央的請求，中共同意派送中國專家到越南工作。」「中國專家到越南，由越南分配他們到適當的機關工作。」「為了調整在越南工作的中國專家之間的關係，中國派韋國清為駐越南顧問團團長。」
8月12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新區減租交租問題的指示》。
8月15日 召集薛暮橋和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副主任孟用潛、梁耀談話，要求合作社領導機關必須深入地研究解決合作社一系列的業務問題，並就商品、批發、價格、資金周轉、營業方式等十五個業務問題發表了意見，提出：「合作社是群眾工作，又是經濟工作。經濟工作就是業務工作。」「合作社只講方針政策，不把業務搞好，不把業務上一系列的問題解決好，要使它走上正軌，仍是不可能的。」
8月18日 指示中華全國總工會：「資方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得加入工會，工會會員不得在任何地方代表資方(不只是勞資協商會議)，如有代表資方者，即自動地停止其會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線應該明確劃清,不應模糊。劃分這種界線後，工人階級才能自覺地去與資產階級作必要的聯合，否則這種聯合，就要模糊工人的階級覺悟。」
8月28日 應約會見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商談韓戰爆發以來的局勢問題。
9月10日 在馬列學院第二、三班開學典禮上講話，著重闡述了學習革命理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現在，我們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提高幹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掌握了理論才能正確地指導工作。有些人不懂理論，又要站在指揮臺上指揮，行嗎? 不行。」「中國黨如果沒有很多的理論幹部，就不可能領導這樣大的國家達到社會主義。」這個講話編人《劉少奇選集》時，題為《學習態度和學習方法》。
9月17日 審改《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這個條例後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修改，並經十一月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五十八次政務會議通過，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
9月20日 就由貧僱農起家的新富農可否選為勞動模範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復東北局電：「只要新富農本人勞動好，對勞動有新發明和創造，對僱工待遇又好，合於勞模各種條件，而不是簡單計算新富農的生產量多，不是他的僱工勞動好而本人勞動並不怎麼好，就可以選為勞動模範。」「由於富農本人也是勞動者，只要它合於勞模條件，另加一條對僱工待遇好，亦可選為勞模。」
9月26日 在第一次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代表會議上講話：這一次戰鬥英雄和勞動模範代表會議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第一次大會。戰鬥英雄、勞動模範，差不多都是在群眾中間產生起來的，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或者幾種特殊的創造，特殊的發明，特殊的功績，這些創造和發明我們應該加以推廣。在今後，將會有更多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出現，因為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在我們人民政府的領導下，保證了一切真正有價值的創造，真正有價值的發明。
10月1日 首都北京四十萬人隆重集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周年。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出席慶祝大會。
10月3日 在新創辦的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講話，指出：我們是以為工農服務為目的的，我們國家的教育也應該是為這一目的，我們的大學要教育出為人民服務的幹部。我們不只是破壞舊中國，而且還要建設新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因此要培養建設新中國的幹部。為了培養建設新中國的幹部，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
10月5日 在中蘇友好協會成立一周年時題詞：「偉大的良師和益友。」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根據朝鮮勞動黨和政府的請求以及祖國安全的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10月11日 在中蘇友好協會第一次全國工作會議上講話，闡述了中蘇友誼的意義和中蘇友好協會的宣傳、組織工作等問題。指出：要使中蘇兩大國人民真正的友好起來，很好的團結起來，是要進行很多工作，要進行一些鬥爭的。所以，中蘇友好協會這個組織，在某些意義上講，應該是一個鬥爭的組織。向誰鬥爭? 向敵人鬥爭。因此要了解敵人，研究敵人，研究鬥爭的方法。鬥爭的任務，鬥爭的目標，就是使中蘇兩大國人民很好的團結起來，相互助經驗交流起來，經濟建設的經驗、組織的經驗，各方面的經驗交流起來。
10月14日 在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轉發的《關於黃克誠對貿易工作情況反映通報》上批示，要求財政經濟委員會切實討論國營貿易如何經營的問題，提出：「每個批發棧，每個零售店，均應有成本核算，好者有獎，壞者有罰。一方面要執行國家價格政策，另一方面又要滿足人民需要，有利潤。故應有一整套經營規劃。」
10月19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開展反對一貫道活動的工作指示》上批示：「一貫道及其他類似的秘密迷信組織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後，但它們在最近迅速發展及其活動的猖獗 (已有許多暴亂及反動謠言宣傳) ，則主要是由於地主階級和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和我們的麻痺，我們放任其自由發展和活動，沒有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鬥爭，所以他們的活動越來越猖獗。我們應該糾正這種錯誤，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鬥爭。」
10月24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法(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社登記辦法 (草案)》 發給各地徵詢意見。劉少奇指導了這兩個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並於七月、八月和十月先後對合作社法草案作了三次詳細修改。後因情況變化，這兩個草案末形成正式法規。
10月25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並告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電：「華東有些地主除大量出租土地外，同時出租一些耕牛，但自己並不養牛，他只收中租。這種地主的耕牛出租等於放債，是應該沒收分給農民的。但地主如系自己大批養牛出租給農民種地，則是一種畜牧業，亦可考慮不加沒收，讓其繼續養牛出租。在土改後，地主願意買中飼養出租者，亦應加以允許，因為這對缺牛的農民是有好處的。」
10月28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參加為二十七日逝世的任弼時送靈。三十日，在任弼時追悼大會上講話：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範的革命職業家，模範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者之一，要好好地學習任弼時同志，要努力完成中國人民最後解放的事業。十一月十四日，為悼念任弼時題詞：「學習弼時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10月 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11月11日 就發表農貸消息一事致信胡喬木、範長江，提出建立國家信貸制度的設想，指出：「關於國家投資 (對國營企業) 與貸款(主要對小生產者)問題，應與整個經濟問題一起加以研究，而不要孤立研究。農民小商品生產者，是依賴市場與信貸制度的，否則，就不能生產。過去他們是依賴商人的信貸，地主富農的信貸，又依賴商人把生產品賣到市場，又依賴商人買來自己的必需品，這樣他們就受商人、地主殘酷剝削，因而不能擴大生產。」「我們必須迅速建立新的信貸制度，同時鼓勵農民互助互貸。這種新的國家信貸，應是以扶助農民生產為基本目標，一反商人的剝削目的，但在辦法上仍然是春借秋還，並有利息(實際的利息)，訂立合同，並可要農民小手工業者給貸款機關(最好是供銷合作社)以信用。」「這種貸款和經營，是代替商人、地主的地位，是合於經濟法則的，國家與農民均可獲得很大利益。然而這需要建立一套經濟機構，這種機構，就是供銷合作社，或農業銀行，或農貸局。」
11月12日 致信毛澤東並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報告中國人民大學籌建情況：「即以原華北大學、革命大學及王明、謝老之政法大學三校合併為基礎來成立人民大學。另由人民大學附設一部政治訓練班， 即保留原革命大學一部分(約收學生三四千人)機構，照過去一樣繼續招收學生進行四個月的政治教育，以繼續改造知識分子，但這個任務不久即可完結。人民大學擬由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任命中國人作校長，聘蘇聯同志為顧問。」
11月29日 在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組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公私兼顧木僅是指公營、私營企業的關係，同時也是指公營企業中工人與行政的關係，認為公營企業中工人本身即主人，不是公私兼顧問題，這種否認公營企業中所存在的矛盾的看法，是不對的。
11月30日 針對各地在土地改革中提出的關於小土地出租者、地主兼其他成分或其他成分兼地主者以及每戶地主擁有土地平均數等問題，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小土地出租者等問題的解釋和指示。
12月3日 同毛澤東、周恩來與金日成會談，就韓戰的一些重要問題交換意見，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兩國軍隊作戰和前線的一切活動。
12月5日 就區鄉人民代表會議工作致信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廖魯言：「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有些已經召開並開得多，但有些不開或開得很少，請為政務院準備一個關於人民代表會議工作的指示，總結過去經驗並規定以後的工作。責成各級民政部門經常注意各級代表會議召開的情況並加以督促和向上級作報告。因為上級不加督促，許多政府人員是不大想多開代表會議的，故上級加緊督促甚為必要。」
12月7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復華北局並天津市委電：「對於有反動行為的教會及學校中的外籍人員，在取得證據並組織群眾的抗議和告發後，可即由政府加以處罰，其中一部可驅逐出境。」
12月8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市委並告各中央局電：「南京人民反美運動繼續深入發展，是好的和必要的。但須切實注意阻止特務分子故意提出『左』的口號去製造事件，以致陷我於被動。對於提出過左口號及要求槍斃美國人的人須在群眾中批評其錯誤並對其提出警告，要群眾不要上特務的當。但你們在運動中不要怕美帝停發學校經費，也不要怕外籍教師全部辭職，如有外籍教師因此辭職應一律批准，並令其迅速離開中國。如有停發經費者，應即由政府接收學校，繼續辦理。
覆信胡志明：「我們認為你們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及來信中所說的『長期奮鬥，自力更生』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貫徹這種方針，你們一定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但我們在和陳賡、羅貴波同志討論以後，認為目前對你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這種正確的方針之下，制定你們各方面的具體政策，從各方面進行周密而適當的組織工作，以便從各方面把你們的力量組織起來，在統一的指揮之下去和敵人進行有計劃的鬥爭。在這裡，我們派給你們的顧問，或許能夠給你們一些幫助，向你們提出若干有益的建議……但是所有這些，都只能根據越南的實際情況，從越南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加以規定。不顧越南實際情況，機械地搬運中國的經驗，是錯誤的。這一點，希望你經常地加以注意，並給我們派到你那裡的同志以指導。」
12月9日 《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劉少奇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紀念一二九運動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12月15日 致信合作事業管理局局長、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副主任程子華和孟用潛，提出合作社實行配售應注意防止可能發生的弊端，「因為這是配售實行後極大的消極因素，如不防止必致引起群眾極大的不滿。工作人員的貪汙腐化，過去日本人和國民黨的配售就是如此，我們必須避免。必須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精神去實行配售，使每個社員平均地得到利益，才能做好。因此又必須實行合作社的民主，使社員參與有關配售的各項決定，並有嚴格監察，才能做好。」
12月16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胡志明電：「雲南同志電告你們在老街地區的部隊糧食困難，越幣跌價，商業停止，人民生活困難。雲南已借給你們部隊和政府一個月給養。為了恢復邊界貿易，幫助越南克服困難，我們擬令雲南國家貿易機關到老街一帶設一個或幾個商店，將中國若干貨物運至越南，交換越南貨物運回中國。」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雲南省委並告西南局電：「可否由你們貿易公司到老街去設一個國營商店，由中國運去各種必需品，交換越南各種物資運回中國，以打開邊界貿易。在貿易中雖然不應折本，但亦不應謀求過高利潤，以活動邊界貿易，解決越方經濟困難為主要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在某些貿易行為中自覺地賠一點錢，也是應該作的。」
12月20日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並告華東局、西北局、西南局電：「我們基本上同意你們發這樣一個指示，著重糾正土改中的右傾偏向，以便發動廣大群眾進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還應增加一些防止『左』傾危險的指示，指出那些『左』的錯誤是不允許再犯的，例如侵犯中農利益，忽視聯合中農的重要性，破壞富農經濟，對地主普遍地掃地出門，亂打亂殺，在工作方式上的強迫命令、大轟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面既放手發動群眾，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錯誤。」
12月26日 致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雲等，提出應注意解決店員失業問題：「全國店員可能有二三百萬人，聯其家屬，是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人口。」「國家的商業機關和合作社龐大量招收他們，加以政治的和新式商業知識的訓練，然後依其成績分配他們到國家的和合作社的商業和工業中工作，或改做其他工作。」
12月30日 同王光美聯名回信宋慶齡祝賀新年：「宋副主席：敬祝您新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