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師
民國四大高僧之一
印光法師（1861年夏曆十二月十二日辰時，農曆辛酉年)—1940（庚辰年十一月初四），即釋印光，法名聖量，字印光，自稱「常慚愧僧」，又因仰慕佛教淨土宗開山祖師—當年在廬山修行的慧遠大師，故又號「繼廬行者」。俗姓趙，名丹桂，字紹伊，號子任。陝西郃陽（今合陽）路井鎮赤東村人。
印光大師一生棄絕名利，以身作則，極力弘揚淨土宗，其在當代淨土宗信眾中的地位至今無人能及，被後世尊為蓮宗第十三祖。[1]其影響所及，不限於淨土宗，也護持了中國近代佛教；不僅傳承了佛教，還傳承了傳統文化。
印光大師與近代高僧虛雲、太虛、諦閒等大師均為好友，弘一大師更是拜其為師。後人將其與虛雲、太虛、弘一併列，合稱為「民國四大高僧」。
參佛經歷
嗣後，聞紅螺山資福寺為專修淨土道場，於1887年辭師前往。1888年正月朝五臺畢，仍回資福寺。1888年10月進念佛堂，後任香燈、寮元及藏主等職。此間，除念佛外，深入經藏，研讀大乘典籍。1891年，至北京龍泉寺當行堂，苦行培福，潛修密證，長養聖胎。1892年住圓廣寺；1894年，適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京迎請《龍藏》，助理需人，遂隨化聞和尚南下，居法雨寺藏經樓。1895年（34歲），應寺眾堅請，講《佛說阿彌陀佛經要解便蒙鈔》畢，即於殿側閉關，兩期六載。出關後，居茅蓬。1905年，為溫州頭陀寺請藏經，事畢北歸，仍住法雨寺藏經樓。至此，出家三十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
講經布道
民國二年(1912年，五十二歲），高鶴年居士取大師文章數篇，次年刊載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讀者嘆服。民國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大師三封寫給友人的書信，遂印行，題為《印光法師信稿》。次歲，又得大師文稿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師六十歲時，徐再集大師文稿數十篇合訂二冊，出版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後又迭次增廣，排印於中華書局，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其文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機，發揮禪淨奧義，抉擇法門難易，發前人所未發。
民國十一年，師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會成立，呈請省下令用寺廟作校舍，佛教界譁然，大師為此奔走，護教護寺不遺餘力。同年，應定海知事陶在東請，推薦智德法師去監獄講《安士全書》，宣揚因果報應和淨土教義，自己應聘為「江蘇監獄感化院」名譽院長。是年，陶在東又與會稽道尹黃涵之，匯集大師之道行、事跡，呈報政府，請予題賜「悟徹圓明」匾額。賁送普陀，香花供養，盛極一時，緇素讚嘆，喜悅異常，然大師對此則置若罔聞。有問之者，答曰：「虛空樓閣，自無盛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民國十八年（69歲），應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請，連日開示，聽者蜂擁而至。
功成圓寂
大師一生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供養香敬，從來不入私囊，助印佛書流通而外，辦佛教義賑會、慈幼院等，亟力於慈善事業，廣種福田。大師早就擬欲歸隱，於民國十九年二月住蘇州，掩關於報國寺，課餘則修訂四大名山山志，民國二十六年（77歲）冬，由於戰事，應妙真和尚請，移錫靈巖山寺掩關安居。中外信徒來寺叩關請益，大師對來者慈悲開導，折攝兼施，使聞者悅服。民國二十九年農曆十一月初四，大師預知時至，端坐念佛，安祥生西，時年八十，僧臘六十。次年二月十五日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僧俗弟子建塔靈巖山巔，並於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將師舍利奉安入塔。大師一生嚴持毗尼，一絲不苟，六時念佛，三業清淨，護教重道，勤奮修學，言傳身教，為人師表，弘揚淨土，不遺餘力，皈依弟子，眾星拱辰。後人尊大師為淨土宗第十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