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之日成都皇城裡的群眾，無名的人物和人群成為了政治空間的製造者。美國人那愛德(Luther Knight，當時於四川高等學堂任教)攝。
法國年鑑學派大師布羅代爾(FernandBraudel)認為，像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猶如海面波浪翻滾，實際上是下面看不到的潛流所決定的，這個潛流就是長期的社會變化。他啟發我們在歷史研究中注重文化和日常生活，但他卻視政治為「海面的泡沫」，雖然轟轟烈烈，卻缺乏持久的影響力。
在社會史和文化史大行其道的今天，辛亥革命的研究在西方受到冷落，便是情有可原的了。然而，如果我們從大眾文化、從下往上角度來觀察辛亥革命，可以發現許多我們過去所沒有看到的東西。辛亥革命前十年經濟、政治、教育制度、社會組織以及思想意識的變化，使得革命成為可能。不過，我們可以嘗試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切入，來重新認識這次運動，革命中的成都給我們提供了大眾文化如何成為政治工具的極好例子。街頭是城市中最重要和最經常為各階層人所使用的公共空間，任何事件發生在街頭都會造成比其他地方更為轟動的效應，當政治運動爆發時，街頭便成為一個政治舞臺，各種人物都在那裡表演。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是保路運動，讓我們考察一下民眾是怎樣捲入這場運動的、以及他們在這個運動中的得失和感受。
誰在引導民眾？
在傳統中國社會，城市中的許多活動都是由精英為主導的各種自發團體來組織的，因此，這些精英便建立起對一般民眾的領導權，各種社會團體在地方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0世紀初，全國性的改良浪潮也衝擊到了成都，除了傳統的像慈善會、會館和行會那樣的團體之外，很多新的團體也出現了，包括商會、商事裁判所、教育會等等。隨著自治的發展，城市議事會建立，它由市民選出的議員組成。通過參與改良運動，這些精英組織在影響地方政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城市改良精英通過借閱圖書、公開演講、改良戲劇等所謂「開民智」的措施，來對民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響。雖然他們藐視下層民眾，視「紳、商、學界」為主要依靠對象，但仍力圖通過教育和啟蒙來達到其引導下層民眾的目的。這些都為隨後到來的革命和政治動亂中，下層民眾與改良精英間所呈現的相互依賴關係埋下了伏筆。精英們在新政時期的啟蒙活動也為民眾的政治參與奠定了基礎。
過去市民對地方政治並不感興趣，或者有意識地遠離政治，但是社會的全面轉變，迫使他們不得不參與地方政治。一方面，精英試圖利用民眾力量來促進他們的政治議程，動員他們為地方權力而鬥爭，以抗衡中央政府；但另一方面，當民眾的利益受到國家權力威脅時，民眾也為爭取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而鬥爭。辛亥革命以及民初的政治秩序變幻莫測，民眾不可避免地更深地捲入國家和地方政治之中。在革命和社會動蕩之中，街頭不僅為各種軍事和政治力量所佔據，並且演變成血腥的戰場。同時，街頭也被用作政治對抗的舞臺，演出了無數饒有興味、活生生的政治和社會的「戲劇」。
民眾如何成為革命的參加者？
1911年夏，當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化政策後，一個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在湖南、湖北、廣東以及四川爆發。任何社會的變化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公共空間裡，連茶館裡的顧客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到地方政治之中。韓素音在其自傳中寫道：茶館不再是一個閒聊的場所，而充滿著政治辯論和政治活動，「你知道我們成都是一個古老的城市……但在1911年5月底以後，它變為十分不安，公園和街頭的茶館充滿躁動，這個城市正醞釀著騷亂」。這個時候，茶館中「來碗茶」的吆喝不再像過去僅僅是社交或生意洽談的開端，而是「有些人甚至站著聆聽人們關於鐵路國有和借外款的辯論。然後人們悄然散去，又到另一茶館聽另一場辯論」。
如果說茶館是人們公開議政的講臺，那麼也是地方政府收集情報的場所。政府派密探到茶館偷聽人們談話，竭力發現所謂反政府的「煽動」者。如韓素音描述的：「擁擠的茶館召來了滿清的密探。在露天茶社，在爬滿藤蔓的涼亭下，在悅目的樹蔭和竹林中，都散布著邊品茶邊偷聽文人談話的密探。」在清政府倒臺以後，軍閥和地方政府仍用這一方法去尋找所謂「破壞分子」。在這一時期，公共場所的閒聊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府所幹擾。例如一項規定明令：如果發現操外省口音者在茶館談論軍務，看起來像一個「間諜」，店主應向警察密報；如果所報屬實並協助使「間諜」就擒，可得十元獎賞。
當成都市民意識到鐵路是「存亡關鍵」，而竭盡全力加入「破約保路」運動時，街頭立即成為政治鬥爭的巨大舞臺，公眾集會成為發動民眾最有效之工具。如一次四川鐵路總公司的集會，會場所在的嶽府街成為「人的河流」，估計有約五千人參加。幾位運動領袖演講路權與國家命運之關係，當會議達到高潮之時，「與會群眾多痛哭失聲，巡警道派去維持秩序的警察亦相視流淚」。保路同志會派代表向中央政府請願，在南較場舉行的大規模的送別儀式上，赴京代表發誓不達目的決不回川，此時「臺上臺下群情激憤」。在另一集會上，當一個小學生代表同學發言，建議每個學生每天向運動捐錢二文，與會者多被深深打動。一位老者上臺摟著這孩子，聲淚俱下地說：「我輩所以必爭路爭愛國者，皆為此輩小兄弟計也」，在場萬餘民眾亦失聲痛哭，甚至維持秩序的警察也表示道：「我亦四川人，我亦愛國者」。顯然，地方精英以公眾集會作為宣傳工具來喚起民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改良者與下層民眾首次加入同一個政治性組織———四川保路同志會，這一時期階級的鴻溝得到暫時的彌合。同志會以街道、職業、社會集團為基礎建立了許多分會，如各街分會、婦女分會、學生分會、絲幫分會、甚至乞丐分會。各店鋪則組織「一錢會」，即成員每人每天捐錢一文給保路同志會。各分會的成立如「雨後春筍」，短期內便出現在每個街道。一些行會諸如木材和絲業等也組織了行業「一錢會」，僅絲業在幾天之內便有二百餘人加入。根據地方報載，一天時間內僅回民即組織分會二十餘個。
四川保路同志會在全城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據傳教士的觀察，當時公開演講成為「明顯的街頭一景」。《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廣為發行，每期達一萬五千份左右。每天《報告》在公共場所一貼出，便人頭躦動，討論熱烈。此時改良精英也儘量利用街頭來發動民眾，其方法從張貼政治傳單到以大眾娛樂的方式作政治宣傳，諸如金錢板、大鼓書這樣的「下裡巴人」演唱都得以運用。這時廟宇也被用作政治目的，如同志會的演講會在三義廟、火神廟、延慶寺、文昌宮等廟宇舉行，傳統的宗教崇拜的場所轉變成了政治動員的舞臺。
下層民眾響應運動的號召進行罷市。據當事人的回憶，在罷市期間各街商店關閉，各業停工，整個城市像停了擺的鐘：「成都本是一個摩肩接踵、繁榮熱鬧的大都市，至此立刻變成靜悄悄冷清清的現象。百業停閉，交易全無。悅來戲園、可園的鑼鼓聲，各茶館的清唱聲，鼓樓街估衣鋪的叫賣聲，各飯店的喊堂聲，一概沒有了。連半邊街、走馬街織絲織綢的機聲，打金街首飾店的釘錘聲，向來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聽不見了。還有些棚戶攤子，都把東西楝起來了。」
過去改良精英總是藐視民眾的道德和思想，然而在民眾積極參與保路運動之後，他們也被下層民眾積極投入運動、出席集會、捐錢出力的熱情所感動。一位轎夫在捐出他的血汗錢時說道：「苦力也是公民」，雖然我們可以說他們對「公民」的含義恐怕並不十分明白，但無疑這種表白說明了他們對地方政治的關注和參與。民間藝人團體也派代表到同志會表達對運動的支持。在保路分會的組織下，街民們舉著旗子在趙爾豐出行經過之處，跪在爛泥裡向其請願。這些活動都使運動領導者意識到民眾是一支可以用來達到其政治目的的強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