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孺
「君子」一詞出現在我國史料記載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就連魯迅筆下的阿Q也會說：君子動口不動手。儘管如此，「君子」一詞於今人來講，絕對還是一個耳熟卻不能詳的語詞。
「君子」一詞最早見於成書西周的《易經》，如《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卦》：「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等。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不乏對君子的描述。《詩》三百中就有60餘篇、共180多次提到君子一詞，為具體稱謂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如《關雎》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草蟲》的「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大東》的「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伐檀》的「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
而對「君子」的論述最有影響力要數《論語》。一部兩萬多字的《論語》，其中君子一詞就出現過100多次，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等。
如同先秦時代不管血緣與非血緣、同姓或異姓皆可稱兄道弟一樣，「君子」稱謂在早期先民社會中的使用十分廣泛。以《詩經》為例，《詩經》中君子稱謂具象就有：一、對周天子的尊稱；二、對諸侯卿大夫的敬稱；三、對品德高尚之士的美稱；四、對丈夫情人的愛稱；五、其他認為值得尊敬的人，如主人、教師等。
君子稱謂的演變，至孔子時期發生了重大的突破。「君子」並不是儒家所創，但卻被孔子轉化為專門描述道德人格的概念，而不是單指對人的稱謂。從此，「君子」以其新的生命基因，穿越兩千多年的文明時空，至今仍活躍在我們中華民族的血肉身軀，成為我們衡量、評價一個人的重要標準和人格坐標。
孔子對君子的闡述是豐富而具體的。然而正是這豐富而具體，同時又給後人理解君子帶來了不少困惑，以至眼花繚亂、莫衷一是。既然「君子」在孔子儒家的體系中是一種道德人格的概念，或許我們可以撇開其具體詮釋定義，從中體悟出其內涵真義。其實孔子所說的君子是一種內外兼修的思想境界：內有品德高尚、品性善良、誠信坦蕩和持重操守；外有儀表端莊、溫文爾雅、敦厚友善和神採奕奕。而「德」則是君子的本質內涵。
在孔子對君子豐富而具體的闡述中，有一種釋義很是內涵和智慧。《論語·子路》記錄了孔子這樣一段話：「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說：君子在人際交往中能夠與他人保持一種和諧友善的關係，但在對具體問題的看法上卻不必刻意苟同對方的看法；小人則習慣於在對問題的看法上迎合別人的心理，附和別人的言論，但在內心深處卻並不抱有和諧友善的態度。
「和」與「同」是一個哲學命題，「和」指的是不同事物之間的統一。《國語·鄭語》載：「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只有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結合，才能催生出新的事物從而得以發展，如同五味調和、七音和諧、物種雜交，一陰一陽為之道，他山之石方可攻玉。否則，如同水水相加、單音單調，又或是近親繁殖，失去的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條件。
三國時期人何晏在《論語集解》中對孔子的論述解釋道：「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亦如北宋歐陽修所言：「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與同利為朋。」這或許就是「君子憂道不憂貧」之根本所在。
真正的君子不會過多在意官場政事、人際關係中的是非恩怨，和而不同；並能正確處理好因由不同意見分歧所產生的行為後果，決不落井下石。他們或許有些孤傲、或許有些清高、又或許有些怪癖，但他們卻至少能保持人格的獨立和良知的純粹。這是令人尊重的特立獨行，這是令人敬佩的君子所為。
由此，想到了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故事，從中也許能直觀地悟出君子秉性之所在。
北宋的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前後的兩任宰相，其性格迥異，為了政治觀點和治國方略，兩人也是針鋒相對，甚至不擇手段向對方痛下政治殺手。鬥爭的結果是王安石贏了盤面，司馬光被趕下了宰相之位。
王安石任宰相期間，大力推行改革，反引來朝野一片罵聲。宋神宗無奈之下，只好罷免王安石，重新任命司馬光為宰相。
此時的宋神宗，應眾臣之諫要治王安石重罪，於是詢問司馬光。司馬光並未落井下石，而是懇切說道：「王安石胸懷坦蕩，忠心耿耿，有古君子之風範，陛下萬萬不可聽信讒言。」
宋神宗聽後感慨道：「卿等皆君子也！」
我和你私交很好，欣賞你的為人，但這並不代表就完全同意你的做事主張；我反對你對問題的判斷和做法，也不意味著對你個人道德品行的否定。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做人做事要有原則、有底線，要有包容、有堅持。反之，「同而不和」，小人也！
餘以為，「和而不同」是做人做事應有的態度，是君子樹品立德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