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的商業發展興起，通俗文化的出現也就那麼的順其自然了。許許多多民間的說唱藝術都在這時轉變成為上得了臺面的表演藝術，時間又轉換到了明朝，商品經濟進一步的發展，商業經濟更為發達，尤其在素有魚米之鄉的中國南方，民間表演藝術活動逐漸興盛起來。這象徵著民間的藝術也在趨向於娛樂的通俗和世俗化，發展至清朝，中國底層的通俗文化聲勢更為浩大，所涉及的範圍也由戲劇向小說等方面拓展。這時，這樣的"小傳統文化"，已經上升至於傳統大文化相提並論的地位。
明清的通俗小說文化
說唱的表演，當然必須用一般人可以聽得懂的口語來演說，才能達到人人可以接受文化的程度。清朝時期，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百姓殷富，無論是在大的城鎮還是小的村落之中，都有專業的說唱藝人的表演，甚至在四鄉八鎮，或在廟會的祭祀和娛神的之中，或為小民百姓慶祝，諸此種種。
通俗藝術的說唱作品言
不僅許多的民俗資料記載了各地的演出活動，就是前面提到過的文學作品言。《紅樓夢》中，既有賈府自己的小班子，也有像書中蔣玉菡那樣的應酬豪門的小戲班。在《桃花扇》中，那些名妓大多是以演唱為主。
再從說唱表演藝術的創造的文學作品言來說，明末清初的說唱第一大家賈鳧西，明末由於做官退休之後隱居故裡，則將奇說編為鼓說人的唱詞，四處說唱。
歷史演義也長為說唱家所採用，明朝時期，柳敬亭說書就多以西漢時期、三國、隋唐、說嶽等話題，當時軍營中也大有人邀請他前去說書，就是因為他的這些故事適合軍營聽眾的要求。而另一種演義，則是清關和俠客的故事，其中最為著名的是說書人石玉昆所說的包公及一批俠客的事跡。
文化衝突在通俗文化的洗禮下歸於平靜
日常生活方式是最為直接的文化標誌。元朝聽任漢人過自己的日子，雖然漢人在社會地位上遠遠不如元人，但元朝政府並未強迫漢人改易衣服與髮式，漢人學者也仍照舊讀中國書。許衡諸人還悉心努力，發揚儒家學說，既保存中國文化，更希望以此同化徵服者。
另一方面，又可因不認同華夏文化，因此而成為華夏文化圈外人。春秋時，南方文化不同於中原，楚國強大儼然自成格局，有些原屬華夏共同體的國家，折而進入楚人集團。孟子指斥許行等人為蠻夷，正是所謂入於夷狄，就視同夷狄。族群血統的認同，遂與文化認同分開，成為兩個標準了。
經過康熙一朝的休養生息，中國百姓生活安定，習慣了清朝的統治，亡國之痛已不在年輕一代的回憶之中。清廷沿襲明人政策，科舉經義以朱子註解的《四書》為主，其重點在於倫常綱紀，當君臣的名義已定，則民族界限就不足以顛覆人間倫常。加上長久的通俗文化傳播，文化衝突也逐漸趨於平緩。通俗文化傳播的影響
中國傳統社會之中，男女並不平等，女子從來就沒有機會外出工作，當然沒有自己的事業;女子婚嫁，由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決定，自己的命運也不能自主。然而，在民間文化系統中，小姐可以贈銀接濟窮書生，創造自己日後接受封誥的命運，而王寶釧那種烈女更可以將愛情與婚姻放在比父女天倫更高的位階。
《再生緣》的女主角易釵為弁，文武雙全，使男子低頭。樊梨花與穆桂英，則更以武藝壓倒夫婿，勒逼這些勇將娶自己為妻。這是民間對於正統社會秩序的抗議。從《三國演義》桃園結義的故事，可覘見民間文化強調個人與個人之間建立的"義氣"。義氣的位階高於君臣與夫婦諸倫。
在說唱與戲劇中，許多英雄以義氣為重，為朋友可以犧牲性命;反之，背義的奸人，永遠被世人唾棄。於是，瓦崗與梁山的結義，在民間社會不斷被當作結合個人為自願群體的模式。
結束語：凡此民間文化，在意義上是背離了正統社會秩序觀念的存在，而且深入人心，這些通俗文化的傳播重要性，實在是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