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抗美援朝志願軍老兵鍾一:在後勤處的春夏秋冬

口述：鍾一（浙江籍抗美援朝老兵）

採訪：田武雄、楊潤雪、石芯於

整理：楊潤雪、石芯於

時間：2019年8月6日

老兵鍾一（左二）和口述採訪者，照片由田武雄（左一）提供。

我叫鍾一，浙江湖州人，生於1931年，今年88歲。1952年7月到1953年5月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二十三軍第六十七師後勤處工作。

恩師引薦，悄悄參軍

我參軍的時候叫鍾偉今，後來我改名叫鍾一，一生革命的意思。

參軍那時候人民政府還沒有成立，就來了個軍代表坐在那裡，沒有什麼組織動員活動。我參軍和我的校長有很大的關係。1947年我經由老師的推薦考入德清簡師，老師們很器重我。

德清簡師的校長叫李一航，是日本的留學生，為了抗日隻身回國，他參加了地下黨，還成了同周恩來總理單線聯繫的人，來歷很大呀。他取得最重要的情報，打入國民黨內部CC系，當了漢文秘書。有一次他在背包裡發現了防止異黨活動的密報，兩個地下黨抄了一夜，單線聯繫周總理，半夜開車把情報送出去。皖南事變之後他找不到黨組織了，就教教書，後來回到故鄉就當了簡師的校長。

他聘請的老師都比較親近，還有地下黨，他對黨很有感情。其中有兩個老師，一個叫李思友，山東人，對解放軍很熟悉，思想很激進。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從背包裡拿了一本書給我說：「這本書你可以看看。」這就是《王貴與李香香》，為我打開了新世界。後來在學校裡看了一些社會科學書，除了《王貴與李香香》，就是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等等都看了。這樣使我的思想提升，了解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性質，那時候聽到一首歌叫《山那邊的好地方》，是解放曲，我對共產黨的理解就越來越深。

因為校長的關係我對共產黨的理解越來越深，我就參軍了。那個時候抗美援朝的口號是沒有的，有比較激進一點的就是：「我們到朝鮮去打啊！」那個時候宣傳的都是我們的同胞在美國的飛機下面犧牲了，我們不能吃第二遍苦，現在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需要同帝國主義鬥。當時都知道打仗就會有犧牲，死也是為了祖國，是光榮的。報名的時候，唱「祖國需要我們」的時候，我馬上拿起槍，眼淚就流下來了。祖國需要我們，我一定要去。

我父親的感情很複雜，他肯定不同意我參軍的，並不是因為不相信共產黨，而是捨不得兒子。我是家裡唯一的男丁，沒有弟弟，只有我和我姐姐兩個。他們不希望我參軍，我是偷偷摸摸參軍的。等他們曉得，我已經把革命軍人家屬證寄回去了。我父親就憑著這個拿了我姐姐的金夾子到了上海人民解放軍司令部，到總部去了。他是穿長衫的，部隊不讓進，我父親就把東西拿出來，領導就告訴他我們這個部隊在什麼地方。我們已經到了松江，他就趕到松江來看我。經過我們指導員的勸說，後來他也釋懷了。

預備赴朝，軍隊對接

師部有四大部門：師司令部、師政治部、師幹部部（幹部管理部）和師後勤處。我是後勤處的，後勤處處長叫仲小宋，政委叫杜少華，我們稱處長為一號首長，政委為二號首長，首長辦公室一般有書記一人，但是我們處書記太忙了，就配了兩個，一個管收發（文件），一個管統計（糧彈消耗，人員損失）。正排級辦公室還配有技術書記。下面是一或兩個參謀，我們只有一個。整個後勤處有馬兩匹，通信員五人左右，要傳達首長的消息。我是首長的秘書，基本什麼都管，下級批報要打報告，首長要籤字。如果首長忙不過來就我批，我寫上年月日，首長寫上自己的名字，最後我用公章蓋章。公章有兩個：一個方的代表行政的，志願軍步兵六十七師後勤處制；一個圓的代表黨委的，中共志願軍步兵六十七師黨委委員會。

後勤處下還設有軍需科、軍械科、醫藥部、收容所（醫治和安撫工作）、擔架營、基護工兵連（主要就是保衛倉庫的）和大車連（運輸連；沒有汽車只有騾馬，比較大）。我們整個師後勤沒有一輛汽車。只有師司令部有兩輛吉普車，還是從國民黨手裡繳獲的，銀色的英式吉普車，供師長、首長使用。所以說這場戰爭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戰勝了世界第一的工業國，是很不容易的，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師政治部下設有秘書科，直接監督首長工作，起草文件，首長叫做什麼就做什麼；組織科，負責幹部升遷處分等；幹部科，主管政治幹部，戰時常有傷亡，與組織科分工；保衛科，負責對內管理，鋤奸細，有句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保衛科找你談話」；最後是敵工科，負責對敵工作，有英、朝語翻譯，在韓戰中一是對敵政治工作，二是俘敵後的工作，這些翻譯都是在高校英語系等選拔優等生，男女皆有。

七八月完成了我們軍隊與志願軍實戰需要相銜接的編制，這樣到朝鮮的時候方便對接。我們首長辦公室等部門已經與志願軍二十軍對口交接，完成了出國戰鬥的組織準備。

出發：抓一把祖國的泥土再過江

1952年8月7日，我們從太倉出發上火車，都是悶罐，進去之後「啪」的一下就鎖了，只有那邊有個洞。到唐山下來過一次，都是放哨兵，怕你開小差，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有一個人開小差，首長臉上都無光的，有一個人開小差就說明你們部隊的思想工作不到位。所以我們下來就吃一點飯，又上車。8月31日在安東下車，住在朝鮮人的家裡到9月7號，這中間就開會，因為我是首長的秘書，這些環節都沒有參加。

9月7號一早我們就渡過鴨綠江。實際上是從橋上走過去的，這個橋雖被美軍轟炸多次，但也仍然能通車。我在離開的時候往祖國的土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用紙巾包了裝在背包裡。

過鴨綠江很緊張的，天還沒黑，我們就看到蘇聯的高炮部隊，我碰到一個蘇聯步兵，過來給我說「抗美援朝」。

這個時候我們首長過來讓我帶兩個章。一個方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7師後勤處，還有一個中共67師黨委，是圓的。這兩個章就交上去了，同時發下來兩個章，一個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步兵第67師後勤處之印，這是方章，還有一個中共志願軍67師黨委。

部隊裡有很嚴格的規定，連以上幹部包括指導員連長，只有當指導員才能發到皮包。連級幹部以上才能發到皮包，正排級以下都沒有皮包。首長要下來檢查準備工作，問我準備得怎麼樣了，我說：「政委，交給我這兩個章，我只能放到背包裡面去了，我沒有皮包啊。」政委就打了個電話：「馬上送一個皮包來。」這樣我就又超編制又超裝備了，我是沒資格掛這個皮包的，但是政委為我破例了。

從9月7號開始到9月30號的行軍工作很疲勞，首長都沒有睡覺，自己也不敢睡。只能在行軍的時候休息。一般是傍晚行軍，還要看天氣，每天要走三四十公裡左右，很少有走五十公裡的。為了大部隊的行軍，需要打前站，就是派幾個人出去偵察前面的路，再回來報告情況。通訊聯絡在前線才有少量的發報機，行軍途中是不通電話，全靠通訊兵幾匹馬來送。

行軍：「有一個晚上過了26次沙河」

我們是從後方斜穿到三八線的，我的主要工作包括上面的行軍規劃，比如說今天部隊要到什麼地方去，但是我們下面有好幾個單位要把指令細化，全部弄好告訴首長。還有首長的宿營通知，下面的宿營報告，就是我們行軍多少裡，其中紀律很好，有沒有人員傷亡，一切怎么正常，我們已經在什麼地方住下來，如果有什麼問題就要講有什麼問題。

如果受傷了就到收容所去，就是戰地醫院。還有一個基護工兵連，倉庫不是要有人保護嗎？橋塌了要修，這些都是基護工兵連的工作。還有一個叫運輸連，我們又叫大車連，很可憐的，我們想到眼淚都要留下來。美國人有多少汽車啊？我們只有兩輛吉普卡，跟國民黨打仗繳獲的，不是我們自己的，那個時候什麼長徵這些車子還沒有，只有師級幹部才能坐這個吉普卡。其他整個師沒有一輛汽車，全部都是手推車，騾馬拉車。所以運輸連很苦的，手推車很小的，整個部隊沒有現代化的裝備。

千裡行軍快要到終點了，有一個晚上過了26次沙河，我印象太深了，一輩子都忘不了。所有經歷過的人都能準確說出26次，因為印象太深刻了。

我們營走的是丙級公路，山很高，那個時候修高速公路很困難，要到那邊的山去只能從水裡面過。其實只有一條河，沒有橋，水很深，要到那邊去只能不停地從水裡走。水有的時候很深，到膝蓋以上，這個地方因為是丙級公路，我們就把旁邊的石頭搞過來一點，讓這邊高一點點，好走一點。我們師一共三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一個後勤。我們的大車連沒有汽車，全部是手推車，馬拉車都從水裡過去。大車的吆喝聲，敲打聲，騾馬的叫聲相混雜在一起，最後我們幫助女同志們一起渡過了這個難關，這是印象很深刻的。

後勤：前應糧彈，後轉傷員

關於後勤組織，我們朱總司令給我們一個評價，韓戰一半的功勞都是後勤的。為什麼？因為在祖國，我們當地的黨組織，動員了解放區有銀兩，但是在朝鮮全部都靠我們自己了，所以說後勤是很重要的。

到了三八線以後，很明顯的我們後勤的工作有幾個字可以概括：「前應糧彈」，向前方供應糧食——人吃的，彈藥——槍吃的；「後轉傷員」，我們連級幹部都開玩笑：「我們以後是住一個宿舍的。」用一個白的布洗一洗纏上，把人一包了之後埋葬，記錄下來。這裡有個很重要的叫花名冊，就是你們部隊有幾個人要向祖國匯報的，是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工作的重點，死了一個就要在花名冊上把這個人的名字抹掉，他安置在什麼地方，要一個記錄。我們每一個人，從首長到幹部，到最底層的下等兵都是可愛的人，少一個人都要記下來。花名冊就是為了掌握這個部隊有多少個人，要不要補充。

朝鮮大的村子都被美國飛機炸過了，根本看不到人，村子都很分散。所以我們部隊很多都在露宿，用的正方形油布，有洞孔，用金屬包起來，可以穿線搭成帳篷，帳篷、雨披兩用。行軍宿營需要宿營通知和宿營報告。宿營通知是師宿營通知基礎上的具體化，包括目的地、途徑，目的地特點及要注意的事項，師後勤處再傳達到處本部、收容所、擔架營等部門。宿營報告是向上級報告到目的地後的情況，行軍途中的突發事件，部隊思想狀況等，師後勤向師司令部、師後勤各單位向師後勤首長的報告。

有一次我到師政治部開會，是政委和處長召開的後勤處大會，翻了幾座山。我們本來在下面開會，但是首長的辦公室搬到上面來了，上面草棚用了藤條蓋起來，放的時候是青的，過了一段時間就黃了，就成目標了。那次有十多個人負傷了，但是沒有一個人犧牲。有的時候我們都說這是「馬克思在天之靈」。

我們後勤部第一個犧牲的女同志，她是軍需科的，在倉庫外面拿東西的時候，美國人扔下來一個炸彈，躲過去了，飛機上看到坑道裡露出來一個東西，就暴露了，又扔下來一個炸彈，這個炸彈把她打死了。

晚上有防空哨，沿途高的地方都有防空哨，飛機來的時候，能聽到聲音，我們運輸連還是有汽車的，燈火開的很旺的，看到飛機來了就「乓」開一槍，燈火就全部熄了，我們也沒什麼其他的東西，就全靠人來，站得高，聽得遠。防空哨功勞很大的，生活很枯燥的。晚上有大量的運輸。戰爭的消耗很大，人要吃，槍炮也要吃。槍炮要吃，我們都有代號的，比如說我們前方報過來需要供應多少子彈，我們把它叫「花生米」，供應多少炸彈，叫「蘋果」，都有代號的，現在都忘記了。雖然我們師沒有汽車，但是上面運過來都靠汽車，往下運靠大車，源源不斷地供應糧食。

金坪裡的冬天（1952年10月1日—12月27日）

1952年10月1日至12月27日，我們橫穿半島巖山崗，前往前線。這塊被轟炸過，還可能有美國的軍隊，左右兩側空軍都在轟擊，生命是沒有保證的。

我們住的這個山溝裡面樹林長的比較茂密，山也比較陡峭，住宿我們叫解開式，一般是一個門一個窗。門上做個帘子既保暖防風，晚上又可以避光。門外門聯上可以模糊地看到他們寫的詩「住洞需知築洞苦」，後面就看不清了，意思就是住在這個洞裡應當知道這個洞建造之苦，基本都要自己動手挖，工兵過來指導一下，上面搞起來，下面還要搞個炕，因為太冷了，但實際上炕是不燒的，因為需要柴火，還會產生火光。隊裡面大多是小姑娘小夥子，大家都稱兄妹，基本就是睡一個炕了。

由於我們對口交接，二十軍的首長來我們洞裡慰問，交代我們要注意一些什麼，外面朝鮮軍怎麼樣，美國空軍怎麼轟炸，還請我們吃了飯，在山上採了葡萄做了葡萄酒。10月8日我們部隊出去，在山下，聽到擴音機在放「雄赳赳氣昂昂」「朝鮮之歌」等。

我們用汽油桶洗澡，把地上都烤乾，把水一放，下面火一燒就熱了。我們男同志洗澡沒有聲音，女同志洗澡有聲音「嘻嘻哈哈」的，一般半個月洗一次早，冬天到下午太陽暖和一些，一般不要拿柴火燒，儘量少製造煙。這種生活好像在夢中一樣。一個女同志是在寧波參軍的，據說她是因為不滿意家裡的婚姻安排才來參軍的，後來犧牲了，我給她寫了墓碑，這是我一生一世唯一一個寫過墓碑的人。但是我沒有記在日記裡，也就記不得她的名字了，只記得她唱歌唱得很好。到了前線沒有大規模的演出，就唱歌，單口相聲，只要唱歌，不管唱的好不好，大家都歡呼，因為生活太枯燥了。當時沒有什麼廣播，只有通過《人民日報》能知道祖國的情況，看到《人民日報》就聽到了祖國的聲音，它代表黨。《人民日報》一般兩三天就能送到，三五天就能看到一批。送的時候還會有飛機轟炸。《志願軍報》稍微及時一點，還有《新華電訊》，一般是給團首長看的，但是會經過我的手，所以我也能看一點。我有空就看書看報。

大田裡的春天（1953年元旦—5月18日）

1952年行軍途中睡了一覺起來就是1953年了，我們在三八線的中心，平康郡。老頭山打仗打得很激烈，老頭山過去就是上甘嶺，三八線的中間是很重要的地方，我們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穩的，很難突破。這個地貌，山很高，我們住在山溝裡，外面進不來，炮火打不進來，首長在陽面，我們在陰面，為了保存自己住的很分散，在這樣的情勢下工作。炮兵校準機下面有鋼板，飛得很低很慢，我們叫「老病號」，它很壞的，炮打過來指揮著，打得比較緊，也不規律，並不是固定時間炮擊，近的時候聽到噓噓噓的聲音，然後聽到唔——的一聲。

我們的解開式防空洞只有一個門一個窗，這邊是我們的炕，下面就是床。我們用裝東西的用罐頭盒子當桌子。天氣很冷，零下幾度，因為我們是首長辦公室，首長一個電話讓軍需科送炭過來，拿柴火一燒，不能放很多煙，晚上不燒，火光太大了，白天一直都烤火，只有前方炕道才能用酒精燈。吃的壓縮餅乾在炭火上一烤就鬆了，外面弄的雪放在罐子裡化了燒水吃。我們為了防空一天只吃兩頓，天亮之前吃一頓，天還沒黑吃一頓，下面同志們餓得哇哇叫，我們後勤雖然不打仗但是很辛苦的，告訴首長後來還是改成了三頓。

有一次我們下面的工兵連繳獲了美金，從飛機上掉下來的，一支卡賓槍，一些子彈，一些高級食物像巧克力等，我們都上交了。

三月份敵人炮擊，發動進攻以前打仗很厲害，一說開炮就譁啦啦打過來，那個炮沒打中就在樹林那邊升起煙子，上面有個老病號，我拼命往裡面跑，溝口裡管理科長龐科長血往下流，不停地招呼外面的人往裡面撤，仍然有一個通訊員同志王汽被打破了腳，一邊跑一邊罵。其它碰到炮擊的時候有一個朝鮮的小姑娘，大概六七歲左右，跑過來，我們把她拉到彈坑裡，她嚇得發抖，我們都安慰她。

大概三四月份，艾森豪上臺以後向我們打炮打得愈發激烈。200團的團政委，叫羅駿，犧牲了。還有我們的班長陳志民也壯烈犧牲了，他全家沒有錢，只有他一個人讀了高中，人很老實，他當班長我當副班長，他好像一個大哥哥一樣，他的犧牲對我來講很殘酷，我熱淚盈眶。還有一個烈士，叫陳志，他很有名，進攻很多次，被敵人轟炸犧牲了。他的一支槍上交到博物館了，他的英勇事跡很多，知名度很高。

有一次天還沒有亮，炸彈滾落到溝底沒有炸，我打電話叫了工兵連把裡面的炸藥拿出來。在這樣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沒有炸藥，老美給我們送來了。還有一次是晚上指揮，好不容易睡一下，結果被驚醒，馬上跑出去，我們的一個聯絡員老樸在外面看到另一邊烏壓壓的一片，結果敵機就向我們俯衝下來，機槍也掃射下來，我拼命地跑，跑到一個貓耳洞裡面，這次突襲我們犧牲了好多人。我就想今天我也要革命成功了，我要犧牲了，結果祖上積德，活了下來。

有一次，領導都出去了，就剩下我和一個女同志，叫潘虹，比我大，我們在守著電話機，天上敵機轟隆隆的，看到我們這個山谷，就炸，我們用手支撐著，以防胸部碰地，炸彈落地內臟受損。美國武器比較先進，中國只是個農業國，差距還是太大，那次真的是馬克思在天之靈，有傷無亡。

潘虹大姐的家人曾經給她寄來了一本《普希金文選》，這在當年是比較流行的，大家都搶著看。祖國有大量的慰問信來朝，我還記得一個印度尼西亞方向的華僑姑娘林民英給我寫的慰問信。

當時的共青團員、共產黨員都有自己的一個戰時臨時介紹信，是為了防止在戰鬥中昏迷不能說話，憑此紙證明身份。除此之外，在軍帽下發的時，帽內白襯布上會印單位、姓名還有血型，每個人自己填上，為負傷時用。

我們收到過一些敵人的傳單，小的報紙，對我們做宣傳工作。傳單上畫的是一個志願軍戰士，有十六把刺刀刺向他，並配文字：你能夠一個人戰勝十多個人嗎，這真是痴心妄想。我們戰士一般都是撕掉，或者上交給指導員。這就是大田裡的春天，主要就是前線的戰鬥，我們二十四小時都是生活在敵人的火力下，我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

大秀洞的夏天（1953年5月19日—8月6日）

這是我從師後勤處調到師政治部的夏天，有條叫彭安川的小江，下雨的時候，江裡全是紅的黃的水，在洪水暴發的地方就沒有辦法過河。在村旁邊有個小山，東邊有個坑道（幹部科），西邊有個坑道（秘書科），那邊還住了一個政治部蔣副主任，川的對岸打了個坑道是司令部，可以對望到，是很安全的。我們的坑道不像前方那樣矮小，洞外面是勤務員，通訊員，收發，打字員，大概三四個，第五個就是我，我是秘書。我腳朝外，頭朝裡，壁上掛了個電話機，一般接電話就是秘書，秘書科的科長和保班打字員，叫曾業和葉聰。幹部科那邊的情況不清楚。司令部是軍事指揮，我們是政治指揮，相對來講這個地方是很安全的。

我們召開英模大會（英雄模範大會），鼓舞鬥志。我們這個小組由我來，我講了「卓婭和舒拉」的英雄故事。團骨幹發表感想，再後來就是動員我們挖野菜，因為沒有吃素菜夜盲了，發動我們的團員村員寫聯名信，那一天水還比較大，女同志都用籃子為前線戰士送東西。

在大秀洞打仗抓了很多美國俘虜，給他們吃一點饅頭喝一點水再往後方送。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書影。鍾先生曾兩次在日記中記載閱讀《卓婭和舒拉的故事》的感受，這個故事已經成為他在朝鮮戰場上的一種精神支撐。

有一次劉師長的電話響了，我一接，首長說：「我前線打仗回來了，我很想看《人民文學》，給我送過來。」劉師長叫劉青山，文化很不錯的，當了師首長自學能力很強。（根據鍾先生日記記載，在朝鮮作戰時期，部隊統一訂閱《解放軍文藝》《青年報》《人民日報》《人民文學》《世界青年》《中國青年》等報刊，這些報刊很受歡迎。）

過河的時候，我背個洋鍬太重了，後來洋鍬就不要了，一看我的背包裡還有兩雙粗布襪子，我不穿這個，我覺得背著太重了，就放在朝鮮人民的炕下，讓他們穿穿。

二號首長陳政委給我打電話，說朝鮮停戰，讓三個團的政委珍惜和，不怕痛，願做願打。要用戰爭的勝利來支持，沒有戰爭的勝利來支持是得不到任何好處的。（指示）要很快傳達到每個戰士的耳朵裡，每個人都要懂，只有打才有和平。我們都有馬列主義的常識，知道帝國主義的本質就是戰爭。

朝鮮時間十點，北京時間九點，快要到停戰時間的時候還是炮聲隆隆的，到了時間就真正沒有一點聲音了，我們都高興得跳了起來。任何和平都是人換回來的，慶幸自己能夠安全回國。政委打電話回來，通知下面政委指導員讓各位戰士給家裡寫信，說停戰了，我們偉大勝利了，我們還平安。

前線回來的文工團，敵工科的英語翻譯跟我們講前線是什麼樣子的，帶了手風琴，口琴，歡樂的曲子一拉。停戰了，就唱唱歌跳跳舞，到第二天我們告訴朝鮮人民勝利了、停戰了，他們很高興也都又唱又跳的。

二十五年沉冤雪

我在朝鮮立了一個三等功，在國內立了一個四等功。四等功很簡單的，只要你不犯錯，幹什麼都積極，那麼你就立了四等功了。在朝鮮立一個三等功是很不容易的，立三等功對我入黨都是有幫助的。在前線機關中工作顯著，被評為三等功。三等功的條件很苛刻的，不是首長說你立三等功，你就立三等功了。要把這個事情經過大家討論，他有沒有資格，要先在黨支部定下來，因為要走群眾路線，如果下面有人說你不好的事情，那就通不過了。一般通過的多，不通過的少。在朝鮮要在機關工作中立三等功是很難的，不比得在前線，必須是你的工作任勞任怨，首長交給你的任務按時完成。前線就是看你打死了多少敵人，如果你把坦克炸掉了，那立二等功也是有可能的。後方工作立個三等功是很難的。

停戰後我因為冤假錯案被開除了黨籍，不能再留在部隊，我自己選擇了復員。我有自己的一點私心，因為後來我被調到志願軍總部，知道轉業的方向是新疆，我想我到新疆去，我父母親都五十幾歲了，只有我一個兒子，我想我還是復員去。我是師範畢業的，我教教書也能維持生計，在加上我覺得我們湖州是個好地方，我也不想離開，所以我毅然決然地不要工作復員了，我復員回來寫了個中篇小說。

我因為冤假錯案被開除黨籍，去申訴，二十五歲的時候我被開除黨籍，二十五年後我才被平反回來，二十五歲到五十歲，恢復黨籍，聯合計算黨齡。現在講起來我已經是六十多年的老黨員了，現在我也很滿意了。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中國人民志願軍駐防朝鮮問題研究（1953-1958）」暨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之「志願軍老兵鍾一口述訪談和日記整理」項目成果，由項目組授權澎湃新聞首發。項目指導老師田武雄，團隊參與人：石芯於、楊潤雪、史雅琦、王硯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