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剛論證完住郊區是大趨勢:日本人就擠回東京市中心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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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三浦展的「郊外生活論」剛剛被學界接受，就被「回歸都心」的事實掀翻在地。這一過程無論是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理論還是芒福斯的「田園都市」學派都難以解釋。

與我國目前城市發展過程中「攻城掠地」式的「中心向外緣」單向擴張不同，日本大城市的發展及擴張則主要呈現為「人」的「流入—流出—回流」過程，這一過程，往往被學術界解讀為「城市化」過程。

日本的城市化研究更加傾向於對「人的流動性」進行描述與研究，概言之「城鎮化策略中尊重人本，城鄉關係本是人的關係」。作為亞洲後發國家發展的楷模，戰後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現代化，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一過程中，日本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人口移動，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使得京濱工業地帶及阪神名工業地帶等的城市急劇膨脹，向「一極」集中成為日本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典型特徵。

但是，隨著土地價格的高漲、交通能力的制約、自然環境問題的發生等，積聚起來的「一極」又迅速發生了「生活意義」的離散，剛剛富裕沒有幾天的「農民工」突然發現除了銀座的歌舞昇平，生活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意義，於是在歐洲經歷了幾十年才發生的「郊區化」過程又迅速在日本大城市周邊發生，一時間「中心」成為擁擠、吵鬧、汙染的代名詞，在東京周邊「田園都市」「幸福新城」迅速被開發，從郊區到中心的通勤成為東京的符號，也成為了富裕階層的「痛」。

當各類交通企業在處心積慮改造交通網以解決「通勤痛」的時候，21世紀「低欲望社會」的突然到來以及現代通訊技術及金融產業的發展，使得年輕人開始摒棄「my house」理念而傾向於「鴿子籠(大型公寓)」+「便利店」的「都心生活」，並開始迅速向都心回流，郊區呈現快速「空心化」態勢。

日本城市化的譜系及模式:從結構主義到社區主義

與歐美的郊區化一直持續的狀態不同，東京的郊區化可謂曇花一現。東京的人口從1920年的768萬持續增加到1985年的3 032萬、2017年的3 700萬，人口佔全國人口比例從13.7%上升到近30%。如果從城市和郊區的人口變化來看，1960年是一個分水嶺，城市人口增長停滯，郊區人口顯著上升。到了1970年中心區人口增加率轉為負數，城市郊區化的「絕對分散」態勢形成。但是，與歐美國家不同的是，這種逆城市化剛剛初現端倪，1980年以來，中心區域人口又出現了增加狀況，到了2000年以後，東京或大阪的中心區人口徹底轉為增加態勢。2010年的調查顯示，郊區以及周邊區域市民明顯向中心流動，在東京市中心的高層大規模居住區的房屋入住率達到了8成左右。

與東京不同，我們針對上海的研究表明:

第一，在城市型社會的上海，與其他內陸省份一樣，依然存在居民在文化消費上的城鄉差異，且差異明顯;

第二，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在正統範圍和準正統範圍的文化消費傾向高;

第三，農村居民在任意範圍的文化消費，尤其時尚消費傾向更強;

第四，城鄉因素成為影響上海市居民文化消費和文化趣味的根本要素，說明在上海依然存在空間的區隔，而這種區隔可能造成了「隱藏的社會分層」。

上海2001年提出「一城九鎮」、2012年提出「四個副中心」、2016年提出「15分鐘社區生活圈」等策略，之後也有較大規模的撤縣建區、區區合併、撤鎮設街道、撤村建居等實際舉措，但是在我們的實際調查中還常常聽到郊區居民形容到中心區域是「去上海」，說明在居民心目中還存在一種「區隔」，這種區隔可能是歷史上嚴格的戶籍制度(2016年開始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籍制度)造成的，也可能是基礎設施的相對落後造成的，即使現在基礎設施已經日益完善，但是如本文所證實的，這種區隔在短時間內還很難消除。

因此，我們認為，在城市型社會的上海即使僅僅區分了中心城區和郊區都存在這種差異，那麼在我國廣大的內陸地區，這種差異之大可想而知。

回歸都心:管理主義至上與極簡主義生活方式流行

居民開始向中心區(都心)回流主要呈現兩個特徵:第一，人口增加主要表現在家庭類型——小型家庭及職業女性化的變化上;第二，專業化技術型階層(所謂宅男型)增加顯著的同時，管理階層也明顯增加，即這種回歸主要顯示了社會分層的結構變化並具有明顯的「職業主義」傾向。

總體上看，日本全國各地區的「回歸都心」現象主要在「時間」和「職業」上呈現了較為明顯的特徵:首先，五大城市圈的回歸現象最主要在1980年到2010年之間完成。90年代中期，在最為核心的東京和大阪城市圈，人口從中心區的持續減少開始向逐漸增加轉變，周邊區域以及城市的人口開始出現較為明顯的減少趨勢。

在札幌、福岡、名古屋等城市圈，在2000年左右開始出現明顯的中心區人口增加現象的同時，分布在外圍的「衛星城市」也開始出現較為明顯的人口增加;

其次，各個都市圈的中心區人口增加顯示了「白領」增加、「藍領」減少的趨勢。在東京和大阪的中心區域，技術開發、業務管理等「白領」職業顯著增加，而生產、建設、工程、運輸等「藍領」職業逐漸向周邊發展。

回歸背景下的空間及階層分化

東京城市圈的圈層結構變化主要有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1970年代的「世界城市」建設和泡沫經濟帶來的產業中心化以及與此伴生的人口郊區化，此階段城市空間結構變化巨大，[泡沫經濟崩潰之後，發生了一段時間的人口減少和收入降低。但是，2000年以後，隨著全球化的進展以及金融等業務的集聚效應，城市圈整體上又開始出現了人口增加的趨勢，中心區以及準中心區的收入及人口也出現了增加趨勢。這種發展過程展示了非常明顯的中心集聚的物理性空間圈層特徵和階層分化的社會性空間結構特徵。具體表現為:

第一，從東京23區1975年到2010年的區域所得稅發展變化來看，到了2000年以後處於中心的港區、千代田區、中央區3個區以及被稱為準中心的涉谷區的所得稅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增加並遙遙領先其他幾個區。

與此同時，周邊各區以及郊區市的所得稅水平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總體來看，所得稅水平的空間分布呈現了「增加區—現狀維持區—減少區」三個不同的圈層結構。

中心三區職業階層變化

資料出處：橋本健二，2011年《階級都市――格差が街を侵食する》，ちくま書房。

第二，從2000年到2010年中心區人口職業分布來看，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有了較大幅度的再增加，中心區呈現出職業化和專業化態勢(見表）。

在此基礎上，一項針對東京中央區階層職業分布的詳細調查顯示，這一階層呈現明顯的「中產」特點。調查顯示，職業分布中管理類、專業技術類以及辦公室管理類人員中佔有接近60%，其中，管理類的被調查者接近70%、專業技術類的被調查者50%多、辦公室類及無職業的被調查者的30%都達到了年收入1 000萬日元(一般白領年收入約300萬日元)的水平。這其中，有接近30%的人年收入達到了1 500萬日元。由此可見，從職業分布的收入一項來看，回歸中心區的都屬於中產階級或者高於中產階級。

作為東京最中心居民的中央區收入是非常高的，也說明這裡集中了首都社會的重要財富。

與此同時，調查發現，這部分人中很少購買高層公寓住宅，而是租藉此類住宅。此類居民與老一代的市民不同，並不渴望擁有以地產為代表的固定資產財富，而是更強調居住都心的便利性，他們這代人不再購買過多的奢侈品，主張極簡主義的生活方式，被稱為「便利店」一代。在生活用品的購買方式上這批人習慣使用網絡購物，不喜歡傳統的超市購物，有很多人甚至完全沒有去過超市。

第三，調查顯示，這些人居住在都心的理由主要有:交通方便(72.4%)、到工作地或學校等比較近(45.3%)、喜歡公寓住宅而且租藉手續簡單(44.4%)、離繁華街區近購物方便(40.4%)、被景觀和風氣感染(40.4%)、管理和安全體系完備(30.7%)等。總體上看這些理由是基於方便性做出的選擇，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區域的傳統文化」作為理由的只有2.5%，說明這些居住者對有著深厚歷史底蘊的中央區的傳統文化等沒什麼興趣，他們只是把居住當作生活方式的一小部分，更多關注居住本身的意義。這與傳統的世代居民具有本質區別。

文章來源：賈佳，張文明，城市圈層結構的「郊區化」與「回歸都心」研究——以東京為例，上海城市管理，202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