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1978年底的改革開放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以漸進式的雙軌制方式進行。中國經濟在一片非議聲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讓世人為之驚嘆的成果。多年來，國際上通常以國外現有理論為框架來解讀中國經濟現象，非但不能客觀地分析判斷，其觀點還經常摻雜著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偏見。解讀中國經濟需要理論創新。2013年7月，瑪雅在北京就中國發展模式及其理論體系構建之議題對林毅夫進行了專訪。
一、中國處理危機的成績單令人滿意
瑪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五年。你於2008年6月出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去年任滿回國。對比過去五年來世界各國對金融危機的應對以及經濟表現情況，你認為中國的整體表現如何？
林毅夫：回顧金融危機，我認為中國政府應對危機是有力的。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機來勢洶洶。發達國家股票市場下跌超過40%，發展中國家股市下跌50%，國際貿易萎縮的程度甚至超過1929年的大蕭條。2008年底至2009年初，中國出現農民工大批返鄉、對外貿易急劇萎縮以及東南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潮。
危機時刻，中國政府迅速做出反應，推出積極的財政政策，拋出的4萬億投資「快、準、重」，使經濟快速呈現V型反轉，在2009年一季度率先世界各國實現復甦。中國經濟的復甦對資源出口國、新興市場國家以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止跌回穩起到了帶動作用。
不僅如此，五年來，中國在航天、探月、北鬥衛星等多個領域實現突破，高速公路裡程增幅超過50%，高鐵建設成績斐然，糧食生產實現九年連續增產，自1986年以來一直拉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出現扭轉，教育經費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4%，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30%。
對比發達國家，中國處理危機的成績單也是令人滿意的。五年來，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9.3%，即便是2012年的7.8%也是了不起的成績。一方面，中國的貿易依存度為50%，遠高於其他大的經濟體（美國為25%，日本為20%）；另一方面，對比其他國家，歐洲國家二次觸底，經濟增長為負，美國經濟低位徘徊，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在下滑。雖然部分西方國家表面復甦，但經濟總體水平尚未達到危機之前，表面的低增長建立在政府債臺高築和高失業率之上。這些國家擁有儲備貨幣，表面的穩定是靠背後的貨幣寬鬆做支持，它們紛紛陷人「日本式」的新常態。
瑪雅：在危機處理中，我們有哪些經驗值得肯定？
林毅夫：值得肯定的經驗是，我們採取了比較有效的反周期的措施。這個反周期的措施主要是以投資為主，而且投資在消除我們增長瓶頸的基礎設施上。這些投資在短期可以創造就業、創造需求，長期可以消除增長瓶頸，提高增長潛力。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經驗。我把這個經驗稱為「超越凱恩斯主義」的積極財政政策。
瑪雅：超越表現在哪裡？
林毅夫：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建議政府在就業率很低的時候，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刺激就業，增加消費。但過去的積極財政政策通常是用來支持消費的，比如發放失業救濟、發行社會保障等。或者是進行投資，但這個投資不是針對消除增長瓶頸，常常是挖個洞，補個洞。那樣的投資當然在短期也能創造就業，但長期來講，不會提高經濟增長潛力。「超越凱恩斯主義」所建議的投資項目是為了消除發展瓶頸，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中國這次危機處理做得比較好，是因為我們大部分反周期的措施是用在能夠消除增長瓶頸，提高經濟增長潛力的基礎設施項目上，比如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高速公路，我們現在總裡程和質量都超過了美國。我們已經達到98000公裡，美國95000公裡，我們國土面積跟美國差不多大。高速鐵路我們已經有9500公裡，美國還沒有呢，我們高速鐵路的狀況比美國好。
瑪雅：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麥可•佩蒂斯（Michael Pettis）2009年曾預言：「美國會成為第一個走出經濟危機的主要國家，而中國是最後的之一。」然而，中國不但率先走出了危機，而且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引擎。這兩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國際上又開始了新一輪的「中國崩潰論」。事實上，多年來，國內外關於「中國崩潰」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你對這種現象怎麼看？
林毅夫：我覺得唱衰中國的人大概沒有弄清問題的本質是什麼。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一個轉型中國家，肯定存在很多體制、機制問題。那些唱衰中國的人通常是拿發達國家，尤其是他們理想中的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來看中國，那當然到處是問題。因此就像你說的，基本上這30多年來「中國崩潰論」一直伴隨中國的快速增長，從來沒有斷過。國外學界經常論斷，中國經濟因為沒有依據他們的理論所主張的方式進行改革，雖然取得了耀眼成績，但是不可持續，並且崩潰在即。現在因為中國增長速度放緩了一些，這種論調更為高昂。包括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潛力，各界的看法也多有不同。總體來看，有兩種具有代表性的預測：一種認為中國經濟最遲2030年將趕上美國；另一種認為中國經濟隨時可能崩潰。
二、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就堪稱奇蹟
瑪雅：與「中國崩潰論」相反，中國經濟30年來舉世矚目的成就被國際社會稱為「奇蹟」（miracle）你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如何評價？
林毅夫：中國經濟的表現的確堪稱奇蹟。從1979~2012年的33年間，GDP年均增長率達到9.8%，對外貿易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6.6%。1979年中國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收入只有182美元，尚不及當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上中等收入水平國家，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明顯提高，按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標準計算，6億人脫離了貧困。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4428美元，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100美元。而2011年世界銀行預測，如果能夠保持現在的增長速度，中國在2030年甚至更早就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這場奇蹟般的變革始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在此之前，中國在1949~1978年的29年間，探索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毛澤東那一代中國領導人認為，沒有軍事工業就沒有國防，就要挨打；要有國防，就必須有自己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也是想方設法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自己的重工業體系，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
瑪雅：關於新中國前30年的經濟發展，國內思想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認識。一種是全盤否認，認為是失敗的30年；另一種充分肯定，認為沒有前30年打基礎，就沒有後30年的起飛。你對這個問題如何看？
林毅夫：中國的計劃經濟從1953年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對於1953年以後經濟體系的評價，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慮：
第一，對剩餘的動員是否達到了最大程度。從這個角度來看，計劃經濟體系是相當有效率的，「一五」（1953~1957年）期間的積累率達到24.2%，「二五」（1958~1962年）期間達到30.8%。
根據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說，一個國家經濟起飛的必要條件是投資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1%，而我國在1978年以前的資本積累率遠高於11%，可見這個時期在剩餘動員上是非常有效的。
第二，資金是否按照政府的意願投資於重工業，是否提高了工業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根據相關數據，這個時期，重工業投資的比例始終很高，約有一半的基礎投資被用於重工業。相應的，工業產值提高非常快，到1978年已經接近50%。
從產業結構看，1965年以後非常像高度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平均來看，尤其從工業角度來看，改革之前的增長率並不低，達到6%。因此，中國在60年代試爆了原子彈，在70年代衛星上天。效率總是與目標相關的。如果把目標定為重工業優先、軍事工業和航天工業優先，那麼這個時期整個經濟就是很有效率的，一個農業社會在20年之內就做到了發達國家才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代價也是相當大的。首先是結構的不平衡。從就業看，中國完全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經濟，超過70%的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城市裡重工業優先發展，但是沒有創造出多少就業機會，所以不讓農民進城，而且還把很多城裡的知青下放到農村去。這與一般的工業化進程不同，當然城市化水平低，而且勞動者的積極性也低。
資金利用率也不高，工業生產效率比較低下。從1952~1981年將近30年的時間，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最好估計是每年0.5%，有的研究甚至認為是負數。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發展中國家一般是2%，中國的效率與一般的發展中國家相比要低很多。中國雖然勒緊褲腰帶把人造衛星送上了天，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提高多少。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國民經濟平均每年增長並不低，但是從消費水平來看，生產翻了兩番還多，消費才多了77%。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把目標定位為發射人造衛星或是發展重工業，那麼傳統計劃體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目標定位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傳統計劃體制的表現就很難讓人滿意，尤其是和成為「東亞奇蹟」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相比。
瑪雅：那個時候也許沒有人能想到，30年後中國以更快的發展速度、更長的持續時間，創造了一個更大的經濟奇蹟。
林毅夫：的確如此。80年代初，鄧小平為改革開放提出了一個發展目標，即從1981年到20世紀末的20年內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個目標意味著，中國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必須達到7.2%。當時我作為在北大學經濟的學生對這個目標的實現有所懷疑，因為那時學界普遍接受發展經濟學中的「自然增長率」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除了在戰爭和受到自然災害破壞之後的恢復期外，都不可能長期維持年均7%以上的增長速度。60年代以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雖然曾有20多年超過7%的增長，但是這些經驗因為屬於特例而被稱為「東亞奇蹟」。中國在1978年底擁有10億的龐大人口，其中80%是農民，文盲眾多。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要在20年內維持7.2%的年均增長率，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始得其中；取法乎中，只得其下」，於是「翻兩番」的目標在那時看來更像是一個動員口號而非切實目標。
然而，3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再看，鄧小平當時提出的目標實在太過保守了。正如前面說的，1979~2012年的33年間，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9.8%，比7.2%高出2.6個百分點。這幾個百分點看起來雖然不大，但是從總量上看，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發展為1978年的24.3倍，比按「翻兩番」的速度7.2%計算的10.6倍高出一倍還多。而且自1978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年增長率也達到了16.6%，比GDP的增長還高出6.6個百分點。1978年的對外貿易總值是206億美元，2012年達到38668億美元，在34年間完成了187倍的飛躍式增長。由此可見，鄧小平確實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標，並最終超額實現。
三、「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
瑪雅：諾獎獲得者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說，誰能破解中國經濟發展之謎，誰就具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資格。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你對中國經濟的成功如何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主要經驗是什麼？
林毅夫：回顧30多年來的改革進程可以發現，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用鄧小平的話來講就是「摸著石頭過河」。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並沒有什麼藍圖，也沒有明確是往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最初只是說計劃為主市場為輔。但就是這種在開始時目標並不明確的漸進式改革，讓中國的經濟體制越來越接近市場化，甚至在有些方面超過了一些市場經濟國家。
為什麼「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最後導致中國的經濟體制如此接近市場經濟？原因就在於經濟問題背後肯定有它的邏輯。改革中只要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隨著改革進程的發展，與時俱進地根據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漸進式的改革就必然會按照一定的邏輯方向前進。傳統的計劃體制的形成是內生於在一個資金極度短缺的國家建立一個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體系，當中優先發展部門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這樣一個矛盾。要解決這個矛盾，就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價格扭曲、行政配置和微觀經營沒有自主權」的三位一體的計劃體制。同樣的道理，改革是從承認物質利益出發，為了體現出這種對企業和個人幹好幹壞報酬不同的物質利益差異，就需要把權力下放到作為微觀主體的企業當中去。之後為了企業和個人的利益能夠最終得到實現，就必然要改革價格機制和資源配置體制。企業和個人掌握了一定的資源後，在雙軌制下，企業可自主支配的那部分產品通過議價市場形成了均衡價格，促使價格體系和價格形成機制逐步趨於合理。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利潤留成部分的收益可以進行自主投資。這部分新的投資一定是投向利潤高的地方，也就是符合比較優勢卻又受到政府抑制的部門。這使得資源配置得到改善，同時為了消除尋租等腐敗現象，雙軌制就逐漸併到了市場軌。因此，不管最初的設想如何，改革的結果就是一步一步朝著市場經濟方向邁進。
瑪雅：你是以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改革後的中國經濟發展。
林毅夫：中國的改革是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正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中國才能在改革開放後維持長達30多年的快速增長。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完全違反了比較優勢，建立了一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人為地壓低各種要素的價格，然後通過行政手段把短缺的資本配置到優先發展的產業。1978年以後，中國進行了漸進式的改革，對於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一定的保護和補貼，放開了過去那些被限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不但維持了穩定，還取得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出口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資本的快速積累，出口產品的資本含量和技術含量也在不斷提升，這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瑪雅：如你所言，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針對問題，解決問題。對比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教訓，這是鄧小平的高明之處。
林毅夫：今天我們自信地說，中國改革的成就堪稱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但在90年代初，國際經濟學界並不看好中國的改革。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市場經濟應以私有產權為基礎，而中國經濟並非如此——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資源配置實行雙軌制，國家計劃還在發揮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為計劃與市場的雙軌制會導致配置效率損失、尋租行為、國家機會主義的制度化等問題，是比完全的計劃經濟更為糟糕的制度安排。有些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中國的轉型最終將會因為改革「不徹底」，經濟內部的矛盾引發種種困難而不可避免地失敗。
相反，當時多數經濟學家看好的是蘇聯、東歐的改革，因為這些國家是按照現代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原則進行改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波蘭、捷克、俄羅斯等國推行的「休克療法」，即價格完全放開，由市場來決定；全面、大規模、快速地實現私有化；消除財政赤字，維持宏觀經濟的穩定。這些主流經濟學家樂觀地設想，蘇聯、東歐改革雖然比中國起步晚，但在推行「休克療法」半年或一年後經濟會快速增長，很快就會超過中國。
然而，與這些經濟學家的預言相反，整個90年代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1%比改革初期12年還高出1.1個百分點；對外貿易維持了15.2%的年均增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尤其城市提高更快。90年代之前，北京、上海新建築很少。如今，北京已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上海浦東的變化更令外國人目瞪口呆。中國經濟發展也為國際經濟做出很大貢獻。1997-1998年東亞經濟危機發生時，人民幣沒有貶值，對東南亞經濟在短期內得到恢復和增長起了重要作用。
反觀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卻出現了極其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倒退。俄羅斯1993年通貨膨脹率達到8414%，即一年中物價上漲了84倍；烏克蘭達到10155%，即一年上漲101倍。1995年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只達到1990年的50%，烏克蘭只達到40%。隨著人均收入的急劇下滑和收入分配的極端惡化，各種社會指標也在降低。1990年俄羅斯男性的預期壽命是64歲，1994年下降到58歲。據2006年歐洲銀行所作一項23國23000戶的調查，70%的人認為當時的生活比轉型開始的15年前差。總之，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改革困難重重，並未出現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預期的效果。在東歐國家中，波蘭經濟發展最好，國內生產總值下跌20%左右。但是波蘭並沒有真正推行「休克療法」，雖然價格全面放開了，但絕大多數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
瑪雅：國際主流經濟學家不看好中國改革，因為中國沒有遵循他們倡導的完全市場化、私有化主張。這種以意識形態為先導，而非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的推斷，不僅本身是錯誤的，更給相關國家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據俄羅斯「BFM」新聞網報導，2012年12月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在蘇聯成立90周年之際，對俄羅斯46個地區138個居民區的1600名公民進行調査，結果顯示，仍有56%的俄羅斯公民為蘇聯解體感到遺憾。另據俄羅斯《都市日報》2013年7月30日報導，一項全俄範圍內的最新民調顯示，58%的受訪民眾「對未來沒有信心」
林毅夫：蘇聯和東歐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中國改革其實是一樣的，但是改革的思想和方式不同，造成結果大不相同。蘇聯和東歐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著眼於更有效地配置現有的資源存量，而中國是漸進式的增量改革。「休克療法」的根據是通過一個比喻，即「不能分兩次跳過一個鴻溝」。但問題是，如果鴻溝太深，兩端之間的距離太大，跳下去等於是自殺。蘇聯、東歐的改革就是這樣的情形。中國通過漸進式改革，創造出經濟增量，使鴻溝逐漸填平，缺口越變越小，到最後一步就可以跨過這個鴻溝。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改革在80年代已經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就，但是參與蘇東改革的許多堪稱是大師級人物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們，為什麼不看好中國的經濟轉型呢？許多前沿理論都是他們研究發展出來的，但他們為什麼無法預測和解釋由於推行「休克療法」而帶來的困境呢？我認為，除了這些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計劃經濟形成的原因和經濟體制轉型的實質問題認識不夠外，最主要的問題還在於，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本身在分析轉型問題上存在先天的缺陷。
四、華盛頓共識與發展中國家「遺失的20年」
瑪雅：你就是在這樣的理論和現實背景下，開始反思發展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
林毅夫：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成立於1945年底，其宗旨是幫助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但是，如果把中國改革後（按1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計算）擺脫貧困的6億多人除外，全世界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在世行工作期間，我有機會走訪了數十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與其政府領導人、學者、企業家、工人、農民深入接觸和交流。我了解到，他們和中國的領導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工人、農民一樣，有強烈的願望，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他們個人和國家的命運，同時也做了各種艱苦卓絕的嘗試。但事實是，他們的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不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世界銀行在每個時期的政策都深受那個時期主流發展理論思潮的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也是一樣。80年代以前國際盛行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原因是市場失靈，無法將資源配置到現代化的產業。因此，結構主義主張用進口替代的戰略，以政府為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產業。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學界反思結構主義政策的失敗，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經濟發展緩慢，危機重重，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幹預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腐敗橫行。新自由主義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結果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進一步下降，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低於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於前一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因此把推行蓽盛頓共識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稱為是發展中國家「遺失的20年」。
瑪雅：中國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進行改革的，所幸沒有跟隨國際主流思潮，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
林毅夫：有趣的是，在中國之前經濟發展取得驕人成績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戰後的發展水平普遍低於拉美和非洲國家，資源貧乏，人口眾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最沒有發展希望的地區。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的產業入手推動經濟發展，以當時主流的發展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選擇。
到了80年代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進行改革時，中國、越南、柬埔寨以及在70年代就開始改革的模里西斯，採取的是被主流理論認為比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更糟糕的雙軌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論上認為是最佳選擇的「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崩潰了，社會、政治危機接連不斷，而選擇理論上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改革路徑的國家卻實現了穩定、快速發展的雙重目標。固然，推行雙軌制的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敗問題惡化等，但是，同樣的問題在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論和政策實踐面前，身為世界最為重要的發展機構中領導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經濟學家，我不能不對當時盛行的、指導世行工作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政策的華盛頓共識進行反思。其實，這種反思遠在我到世行之前就開始了。80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諾獎得主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貝克爾（Gary Becker）等大師，受過良好的現代經濟學前沿理論的訓練。1987年回國工作後有幸參與了許多改革政策的討論。我發現中國政府出臺的許多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卻是有效的。對比其他推行理論上正確的政策、結果卻令人失望的國家的經驗事實，使我不得不放棄現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論，去重新認識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是什麼，思考在當時條件下什麼樣的政策能夠幫助中國抓住機遇，克服困難，推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一步一步往前進。
瑪雅：基於這樣的思想認識和理論探索，你提出了新結構經濟學？或許可以說，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催生了新結構經濟學？
林毅夫：思想認識確實是以歷史唯物辯證的正反合方式進行。到世行任職一周年的時候，我正式打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以此為框架反思主流的發展理論和政策，並構建第三版的發展經濟學。
五、新結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的第三版
瑪雅：結構主義強調政府的作用，忽略市場的作用；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的作用，忽略政府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如何認識政府作用和市場作用的關係？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制度，政府發揮輔助作用，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產業升級上可以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應該由其特定時間內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發達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特點在於資本相對多，包括勞動力資本和物質、金融資本，因此它在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上有優勢。發展中國家則相反，勞動力相對多，所以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有優勢。這種要素稟賦相對豐富的產業就構成了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產業，也就是這個國家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一個發展中國家要在產業和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前提條件是要素稟賦結構要趕上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所以應該想方設法增加資本在其稟賦結構中的比例。這就必須利用現有的要素稟賦結構，按照比較優勢發展最有競爭力的產業，創造最多的剩餘和最快的積累，從而提升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提升以後，原來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失掉比較優勢，而新的優勢產業也會湧現，這樣產業升級就變得可能。貧困問題和收入分配問題也可以在發展過程中得到改善。
要做到以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為基礎的產業布局，唯一可能的制度安排是市場制度。因為比較優勢實現的前提是有比較完善的市場制度，市場中各種價格信號可以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
在提升要素稟賦結構的過程中，國家的產業結構不斷變化；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電力供應、港口等都需要改善；法制環境、金融系統也要慢慢完善。但是這種大環境的改善不是個人或企業能夠決定的。有的改善雖然可以靠私營企業提供，但是這種提供是需要協同的。這種基礎設施的改善和企業行為的協同都需要政府發揮作用。這是現代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一個特性。除了基礎設施，各種基礎制度安排也要改善，才能降低交易費用，這也必須有國家的積極作用。
此外，產業升級、技術變遷都有一定的風險。企業在判斷一個產業是否具有比較優勢或者能否成為比較優勢產業上可能出現失誤，所以政府要給先行者一定的外部性補償，鼓勵他們「先行先試」。可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發揮因勢利導、積極有為的作用。
瑪雅：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的作用，這個思想遭到一些詬病，你對此有何回應？根據你在世行工作的觀察分析，在各國經濟發展成功與不成功的案例中，主要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和檢討？
林毅夫：我強調政府必須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是因為企業無法解決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影響交易費用的企業外部環境改善的問題，因此政府需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來協調解決這些問題，以提高企業成功的概率。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在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改革後，30年來除了易於收費的無線通信以外，其他基礎設施未見改善，成為增長的瓶頸，原因就是誤認為企業在市場環境中能夠自發協調解決外部環境條件問題。我在世行時，聽到非洲和東歐的許多國家抱怨，他們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要求改善投資和企業經營環境十幾年、二十年，但是沒有新的產業和就業機會出現，原因也在於此。2011年10月我去韓國首爾參加一個由哈薩克斯坦政府委託、亞洲開發銀行組織的產業政策研討會。哈薩克斯坦商務部副部長在開幕致辭中說，他們按世行的建議把各種政府對市場的幹預都取消了，企業經營環境改善了，但是，本國企業並沒有進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新產業、新技術的投資；外國企業除了來開發礦產資源外也沒有其他投資，因此他們轉而向亞洲開發銀行求助。
實際上，今天的英、美、德、日等發達國家在處於追趕比他們更發達國家的階段時，無一例外地採用許多針對特定產業的政策措施，扶持國內某些追趕產業的發展。在國際發展經濟學界享有盛名的韓裔經濟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張夏準（Ha-Jooh Chang）認為，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中國家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種「上了樓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以防止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政策主張。事實上，發達國家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還在通過專利保護、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規定在一段時間內市場上只能使用某種技術和產品等措施，來支持他們的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那種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不應該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觀點，其實是要發展中國家自廢武功。
當然，在政府的作用上，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希望能幫助發展中國家避免結構主義的「過」之過，以及華盛頓共識的「不及」之過，使更多國家有機會擺脫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
六、政府做好政府的事，市場做好市場的事
瑪雅：具體到中國，你對世行/國研中心《2030年的中國》如何解讀？對國內經濟學界關於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爭論有何看法？
林毅夫：我一向堅持，政府做好政府該做的事，市場做好市場該做的事，兩隻手都重要。因為經濟發展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勞動生產力水平要不斷提高，必須產業不斷升級，技術不斷創新，也必須基礎設施和各種制度安排不斷完善。這裡面有很多問題，比如基礎設施的完善等，是單個企業做不了的，政府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來協調企業投資，或者政府進行投資。所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市場和政府這兩者要共同發揮作用。
你看二戰後的世界經濟發展，迄今為止成功的經濟體是非常少的。能夠從低收入變成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臺灣地區。能夠從中等收入變成高收入的經濟體也非常少，只有13個。其中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之外，都是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有13個經濟體實現了持續25年或更長、平均7%或更高的年增長。它們的共同特徵是什麼呢？第一，開放型經濟；第二，宏觀經濟穩定，沒有大起大落的情形；第三，比較高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第四，以市場為基礎；第五，有一個相當有為、有能力的政府來推動經濟發展。
在發展思路上，這些成功的經濟體不是看發達國家有什麼就做什麼，而是看自己有什麼、自己能做好什麼，把自己有的和自己能做好的發揚光大，也就是根據自己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把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變成國際國內市場上有競爭優勢的產業。相反，很多發展中國家奉行華盛頓新自由主義，以發達國家制度體系作為自己國家的制度安排，強調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結果卻以失敗告終。
我覺得，我們討論問題不能因噎廢食，也不能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轉型中國家，肯定有政府不到位的地方，也有市場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政府和市場都需要完善。不能說政府在它的作用發揮上有些問題，就把政府拋掉了；或者市場在它的作用發揮上有些問題，就把市場拋掉了。我們做研究，應該根據事物的本質是什麼，來認識政府的作用在哪些範圍是必要的，哪些地方幹預過多了，哪些地方作用不足，來改善政府的作用。同樣也應該用這種方式來研究市場。市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哪些作用是必要的，哪些市場競爭可能造成資源浪費，或者如果政府監管作用缺失，可能會出現市場壟斷。這樣對症下藥解決問題，才能真正起到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
瑪雅：中國目前的政策傾向是國家減少對經濟的幹預和管控，更多地發揮民間和市場的能動性。根據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應該如何認識？
林毅夫：我剛講了，任何事情都應該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非常明顯，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經過兩輪了。第一輪完全強調政府的作用，結果經濟發展不好；第二輪按照華盛頓共識片面強調市場的作用、實行完全私有化的那些國家，也沒有發展好呀。所以我認為，任何經濟改革都是為了提高效率和增長的質量，而不是為了某種意識形態共識，也不能根據某種教條，還是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就當前國際經濟情勢而言，我認為，在中國經濟因外部衝擊和周期因素而處於低谷運行，民間投資意願低迷時，政府在推動結構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長期、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潛力的同時，使用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直接投資，或啟動民間資金投資於道路、地鐵、管道、汙水和垃圾處理以及社會工程等，不失為一石雙鳥、化危為機的政策。這樣會對消費潛力、經濟運行效率和產業升級、消除增長瓶頸產生積極的影響。
瑪雅：如何評價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林毅夫：對國有企業應該這樣看，有些領域的產業資本、技術非常密集，又是我們國防安全必需的——沒有它就沒有國防安全，對那樣的產業，我認為還是國有企業比較合適。那樣的產業是不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的，國家必然要給它保護補貼，不給它保護補貼它就活不了，而且它必然是壟斷的。在這種狀況之下，如果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都同樣保護補貼，經常是國有企業的保護補貼會低於民營企業的保護補貼。為什麼呢？因為民營企業更有積極性去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當它是國有企業的時候，廠長和經理會跟國家要保護要補貼，但他只能多吃，不能多拿，多拿就變成貪汙了。而如果變成了民營企業，那他多拿就是天經地義呀。你看俄羅斯，很多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以後，所謂八大壟斷集團，都是資本很密集的跟國防有關的產業。各種證據表明，他們今天拿到的保護補貼，比在私有化以前的保護補貼還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除了國防安全產業，其他國企，它所在的行業是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的，那最終就應該開放競爭。在競爭的市場中，尤其一些大型企業，不管是國有還是民營，實際上廠長、經理都不是所有者，都是職業經理人。這種職業經理人有沒有改善經營管理的積極性，只能在市場競爭中看。如果經營得好，他的企業盈利就高，盈利高他的收入就可以增加；如果經營不好，那就應該換廠長、經理啊。同時，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如果經營得好，就可以擴張，經營不好就會萎縮，可能就會被收購。如果是民營企業經營得好，國有企業經營不好，那民營企業可以收購國有企業。反過來，如果國有企業經營得好，民營企業經營不好，國有企業也可以收購民營企業。
七、兩軌六步法：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框架
瑪雅：你對中國經濟發展未來十分樂觀，認為每年的增長潛力可維持20年。你的根據是什麼？
林毅夫：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在連續三四十年的時間裡維持9%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實現了33年9.8%的高速增長。那麼這種增長有沒有可能持續下去，再維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呢？我個人對此持肯定態度。這一觀點並非只是純粹樂觀的估計，而是基於後發優勢的潛力。
2008年中國的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只有美國的21%。這一中美之間的收入差距表明，中國與工業化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仍然巨大，因而中國就能在彌補差距之前，繼續享受其後發優勢帶來的好處。
目前中國大陸相對於美國的發展情況類似於1951年的日本、1975年的臺灣地區，以及1977年的韓國。日本在1951~1971年間的GDP增長率為9.2%，臺灣地區在目197.5~1995年間為8.3%，韓國在1977~1997年間為7.6%。中國大陸在1979年改革後的發展戰略類似於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所以中國應該有潛力再維持20年8%的增長。20年後，中國的人均收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可能會達到美國的50%，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倍。即使按照市場匯率來計箅，中國經濟也會達到與美國同等規模。
瑪雅：具體來說，20年每年8%的增長潛力，增長點是什麼？
林毅夫：增長點要具體分析，但一定是產業不斷升級，技術不斷創新，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的過程中能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的產業。具體是哪個點，中國這麼大，不同地區的發展程度不一樣，適合發展的產業也可能不一樣，因此我很難說，你這個地方應該去發展什麼產業。
我在新結構經濟學裡提出了一個增長甄別跟因勢利導的框架，即「兩軌六步法」，能夠比較好地幫助政府和企業找到可能的新的增長點。所謂可能的新的增長點是說，這個新的產業是符合你的潛在比較優勢的。所謂潛在比較優勢是說，它在這個行業裡的要素生產成本，也就是工資、資本還有各種要素的成本，在國際的比較當中屬於最低的水平。
但是目前的劣勢是交易費用太高。市場的競爭是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是要素生產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如果交易成本高，即使要素生產成本低，也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最後決定的是總成本。那麼可能的新的增長點是什麼？一方面去找準那些要素生產成本比現在生產這些產品的國家來講是低的產業；另一方面交易成本比它高，如果政府和企業能夠合作，把交易成本降下來，使總成本降低，就會有競爭力。
我提出了兩軌六步法的框架。根據這個框架，地方政府和企業就可以共同分析，找準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並且努力把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瑪雅：能不能簡要介紹一下兩軌六步法？
林毅夫：所謂兩軌六步法，是指「增長識別與協調」的六個思考的步驟。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政策框架。儘管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發展成功有原材料，沒有「食譜」，但我認為，我們仍然可以提供一些思考的框架。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是：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同時需要政府為這些產業的發展克服企業自身難於解決的協調和外部性問題。具體來講，這六個步驟是：
第一步，找出與自身產業結構類似，且人均收入約為本國兩倍的、發展迅速的國家作為參照模型。找出被參照國在過去20年增長迅速且可交易的產業；
第二步，如果參照國已有民營企業進入上述產業，政府應識別造成這些企業無法良性發展或者阻礙後來者進人該產業的障礙，並採取措施消除這些障礙；
第三步，如果參照國沒有民營企業進入上述已經在被參照國發展迅速的產業，政府可以採取措施從被參照國吸引外資進人這些產業，也可以在這些產業中培育本國的新企業；
第四步，除了培育上述在被參照國發展迅速的產業，由於技術進步很快，新產業不斷湧現，政府也應該注意識別本國企業家在新產業中的成功創新，支持其發展壯大；
第五步，在基礎設施落後、商業環境不夠好的國家，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可以用來消除企業進入和經營的障礙，吸引本國和外國投資，形成產業集群；
第六步，政府應當為已經識別的上述「先鋒式」企業提供限定期限的稅收優惠、直接信貸投資和外匯支持。
這就是我提出的增長甄別跟因勢利導的框架。它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這六步法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都應該可以維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8%、9%的增長，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甚至在―兩代人時間裡變成高收入的經濟體，每個國家應該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看那些成功的經濟體，看中國，如果中國能成功，為何其他國家不能？
瑪雅：政府在扶持比較優勢產業上扮演積極角色，臺灣的新竹工業園區是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林毅夫：那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政府發揮了因勢利導的作用。臺灣當時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經濟體了，不少產業在世界前沿，要繼續創新，就必須自己發明新技術、新產品。發明新技術、新產品首先是屬於基礎科研，在基礎科研的基礎上再進行商業性開發。新竹工業園區的經驗是，政府在基礎科研階段給予相當大的支持，之後的商業性開發則由企業來主導。參與商業性開發的很多是新竹工業園區的科技人員。他們在基礎科研取得成功而商業開發已經有很大潛力的時候，再出去做商業性的經營。這是一個政府因勢利導相當成功的案例。
八、沒有投資，勞動生產力水平怎麼提高
瑪雅：中國目前的政策打破了傳統的靠投資和出口來拉動增長，轉為靠國內消費來拉動增長。你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投資拉動，不能靠消費。為什麼？
林毅夫：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一個誤解，其實我們的消費增長一直很快。從1979年到現在，我們平均每人的消費增長達到7.6%。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比發達國家高兩倍以上，是很高的消費增長率。尤其這幾年，從2008~2012年，我們消費增長毎年達到9.2%，比原來更快。因此，認為我們消費增長慢，是缺乏對具體事實的分析。
我們的投資增長確實更快。我們消費比重在下降，並不是消費增長慢，而是因為投資增長更快。那麼投資增長快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我覺得總體來講是好的。因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前提必須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交易費用不斷降低。勞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取決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必須以投資為載體。交易費用降低當中很多是基礎設施的改善，也必須以投資為載體。所以，投資總體來講是發展中國家維持經濟快速發展所必須採取的一個措施。
當然，投資必須投到有效的地方，投資的效率是可以改善的。但認為我們應該從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變為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我覺得這是一個誤導，或者是沒有對問題深入分析的結果。消費當然重要，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生活的不斷改善，是我們經濟發展的目標。但是提高消費水平的前提是什麼？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必須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必須以投資為載體。沒有投資，勞動生產力水平怎麼提高？而且，如果在沒有勞動生產力水平提高的前提之下去增加消費，就會增加負債。開始的時候負債很少，借錢人家會給，可是積累多了以後，如果沒有收入水平的提高作支撐，到最後還本付息還得起嗎？那就是危機的來臨呀。2008年發生危機的美國和南歐國家，不都是過度消費造成的嗎？
我們的投資是可以改善，使它配置更有效率一點，這是對的。但是認為我們必須放棄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變為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這不但是對我們消費增長一直也非常快的事實的誤解，而且如果真這樣做的話，我們也可能會步入發達國家的禍災。這已經有太多前車之鑑了。
瑪雅：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近日撰文稱，中國模式遇到了大麻煩。投資目前正遇到收益驟減的情況，無論政府做什麼，投資都將大幅下滑。國內有關研究也認為，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報率越來越低，質疑依靠投資能否有效拉動增長。
林毅夫：應該這麼說，我們這幾年從一個層次到另一個層次的基礎設施，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飛機場，改善了很多。前面我講了，我們的高速公路已經達到98000公裡，密度非常高，那在這上面繼續投資的空間當然就小了。基礎設施的回報率多高取決於它的使用密度有多高，如果使用密度不高，那投資回報率就不高。使用密度取決於經濟增長有多快，如果經濟增長慢，使用密度就低；如果經濟增長快，使用密度就會高。比如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全國的高速公路只有4800公裡。那幾年我們也是積極財政政策，高速公路就從4800公裡增加到2002年的25100公裡，增加了4倍。剛開始的時候，很多高速公路的使用效率也很低呀，但是那幾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非常快，所以到今天，當時建的高速公路已經車滿為患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基礎設施的回報率是高或低不是取決於現在的使用密度是高還是低，而是取決於我們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快還是慢。如果我們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降低到跟發達國家差不多，每年2%、3%，那現在很多基礎設施投資可能回報率不高，但如果我們能夠維持8%左右增長的話，大部分投資還是好投資。這是第一。
第二點，我們現在城際之間的基礎設施是比較多的，跟發達國家可以比了，但是城內的基礎設施非常不完善。你今天來北大是搭地鐵來的？地鐵擁擠不擁擠？尤其上下班時間擁擠不擁擠？
瑪雅：有些線路很擁擠。報導說，7月12日北京地鐵各線客流量突破1100萬人次，刷新歷史紀錄。
林毅夫：那就說明不足啊。如果那些線路改善的話，回報率低嗎？所以，我們講基礎設施投資，並不是說重複原來的那些投資，當然是根據實際情況，瓶頸在什麼地方，去改善那些瓶頸。那我覺得，可以改善的地方，尤其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包括地鐵、各種地下管網，還有環境，可以投資的地方非常多。而且那些投資，不管是社會回報還是經濟回報，應該都是非常高的。比如環境，環境要改善怎麼改善？不投資能改善嗎？當然是要投資啊。
瑪雅：說到環境，有人認為，即使中國經濟能夠維持高增長，也是以消耗資源、破壞環境為代價，是低質量的高增長。那麼我想問，高增長和低質量是必然因果關係嗎？
林毅夫：有必然嗎？好像沒有吧。應該說，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轉型中國家，問題肯定不少。但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麼？是因為我們增長快，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如果我們增長慢，那些問題存在不存在？比如環境汙染，這確實是個問題。那麼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它的根源是什麼？從經濟發展階段來講，任何國家在發展早期基本上都是以農業為主，生產非常分散，現代的技術用得非常少，排放就非常少，所以都是青山綠水。但要經濟快速發展，就必然轉到以製造業為主。製造業能源使用多，排放多，而且地點相對集中，在這個階段必然就比較汙染。然後慢慢進入高收入階段，又從製造業轉到服務業。服務業能源使用少，排放少，汙染源就少。而且收入水平提高了，也更有能力利用更多的資源來改善環境。
發達國家普遍都是這麼走過來的。比如倫敦，以前被稱為霧都。德國的慕尼黑等城市曾經也都非常汙染。不僅老工業化國家是這樣，有些新興的經濟體，如東京60年代以前非常汙染，首爾90年代以前非常汙染。
那麼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能不能跳躍這個階段？如果我們還是維持低收入，以農業為主，我想這個問題大概會小一些。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能不能跳過製造業階段，直接進人到服務業？我想很難。比較中國和印度，印度的信息服務業發展得比較好，但是直接創造的就業只有200萬人。由這200萬收入比較高的人對消費等需求而增加創造的就業總共大概是700萬人。印度也有十多億人口，那這700萬人就不能解決就業問題，其就業增加、收入水平提高就比我們慢多了。1982年的時候，我們人均收入大概剛過200美元，印度將近300美元。現在我們人均收入6000美元，印度1500美元。
再有，汙染的問題，到加爾各答或者孟買同樣看到呀。所以我覺得，對這個問題，必須實事求是分析它產生的根源是什麼。既然這個發展階段是我們不能逾越的，既然提高收入水平是我們國家現代化所要追求的目標，那我們能談的就不是怎麼去逾越，而是怎麼去改善。比如，環境的標準我們是有的，但是各地在執行的時候基於地方利益，還有企業自身的利益，經常不去落實。這方面我們是可以改善的，應當加強。
九、資本項目開放應更為審慎
瑪雅：最近經濟學界餘永定、巴曙松等人就資本項目開放的問題展開爭論。你認為，現在開放時機是否成熟？是否存在風險？
林毅夫：我個人比較支持餘永定的看法。首先從兩點來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重要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使生產力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那它當然必須投資，投資當然必須有資本。這種資本是長期的，在長期資本上我們對外國直接投資一向都是很積極的，那些資本進來沒有什麼障礙。資本帳戶開放最主要是短期資本的流動。一般短期資本流進來不會進入到長期投資，因為它有投機性，通常會進人到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不會進入到生產領域。如果短期資本流進來得太多，造成的繁榮很可能是曇花一現的虛假繁榮。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如果短期資本流進來太多，匯率會升高非常快。出口的競爭力會喪失，出口降低，實體經濟受到不利影響。等到經濟受到不利影響，外國投機家就會開始唱衰，又有大量的資金外流，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如果短期資金流進來太多，把一部分用於長期投資，當發生經濟波動，外國資本大量外流的時候，也可能還不起錢，因為缺少外匯。這樣的狀況之下就很容易引發各種金融、經濟危機。這是從經濟的屬性來看。
實際上，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在資本帳戶開放的時候，通常隔幾年就會出現金融危機，所以對資本帳戶的開放是要相當謹慎的。對資本完全不管制的話，發生危機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在目前，我覺得時機不好。因為發達國家在推行數量寬鬆的貨幣政策，國際上有很多流動資本，那些流動資本很容易帶來資金的大進大出，對我們的經濟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過去一直都是資本帳戶開放的主要推動者，但最近政策變了，認為在發達國家推行數量寬鬆貨幣政策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在必要時可以對資本帳戶進行管制。連主張資本帳戶開放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政策都改變了，我們在資本帳戶的開放上更應該採取一種審慎的態度。
瑪雅：長期來看，資本項目開放是大趨勢嗎？人民幣國際化是不是一把雙刃劍？
林毅夫：當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最大貿易體，人民幣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會逐步上升，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如果我們人均收入跟美國一樣高了，那我們的經濟規模是美國的4倍，人民幣一定是國際化了。
人民幣將來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前提是必須能夠完全自由兌換。那麼，這裡面就有一個判斷，有一個利和弊、長期和短期之間的權衡。要審時度勢，現在是不是進行資本帳戶完全開放、人民幣完全國際化的好時機？我認為目前還是審慎為妥。
十、解讀中國經濟必須有新的模式
瑪雅：中國經濟到了結構性調整的困難階段，增長速度放緩。國內多數經濟學家對未來時期的經濟形勢不樂觀，認為增長將繼續下滑。有研究估計，將下跌3個百分點，至6%左右。你本人也看到房價高漲、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環境汙染等問題對民眾信心的影響。但是你對中國發展前景仍然感到樂觀，可以說是知名學者中最樂觀者之一，這是為什麼？
林毅夫：我一再講我不是樂觀者，我是客觀者。樂觀者忽視問題的存在，只講可能性，把可能性當成現實性。悲觀者只看到問題，看不到機會，變成「中國崩潰論」。客觀者是說，潛力我們知道，問題我們也承認，然後看看這些問題有沒有可能解決，怎麼解決。你也說了，我看到了目前一些問題對民眾信心的影響，我並不迴避問題。所以我不認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是一個客觀主義者。
當前出現的增長放緩，我認為主要是周期因素。外部環境不好，發達國家還沒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歐洲國家二次探底，美國經濟雖然有所復甦，但增長非常緩慢。另一方面，中國2008年以來的反周期的積極財政貨幣政策，經過4年時間，基本上接近尾聲了。在這種狀況下，國內的投資需求相對下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放緩，所以說主要是周期因素，不是結構因素。
當然我並不是說中國沒有結構性的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也是一個轉型中國家，肯定會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但是當前的問題到底是結構性的還是周期性的，我想更多是周期性的問題。不然為什麼跟我們同一個發展階段的其他經濟體，像巴西、印度，經濟下滑的幅度比我們還大？不能說他們跟我們都有同樣的問題。因此我覺得，還是具體問題必須具體分析。
瑪雅：對唱衰中國的人怎麼看？中國的轉型目前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人說中國的發展模式不行了，鄧小平確立的一套根本性的思路和理論不行了，需要重新選擇道路。
林毅夫：前面講了，那些唱衰中國的人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是什麼。中國作為一個轉型中國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也會不斷發生變化，新的矛盾不斷出現。比如，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國當前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那麼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最主要是雙軌制的改造還沒有完成，還保留著一些扭曲，比如金融結構的扭曲、資源稅費的繼續扭曲、行政性的壟斷等。對於這些制度扭曲，應該與時俱進地加以改善。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否定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的改革道路和發展模式。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深化改革，消除那些遺留下來的制度扭曲，使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國民經濟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有勞動能力的人可以充分就業，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就有望實現―次分配達到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的又好又快的發展。到那時，國家的任務就只是通過二次分配來解決喪失就業能力的人群和鰥寡孤獨等的救助問題，這樣的問題比較單純，也比較容易解決。
瑪雅：你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的前言中指出：國際上通常以國外現有理論為框架來解讀中國經濟現象，非但不能客觀地分析判斷，其觀點還經常摻雜著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偏見。我們知道，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場+民主政治」。西方學界很多人多年來質疑批評中國改革，不僅是因為中國沒有採用他們所主張的「休克療法」，還因為中國沒有如他們所願實行西方式的民主。
林毅夫：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現代民主政制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事實上，即使是歐美老牌發達國家，憲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演進而來的，英國和美國在工業化早期只有少數擁有資產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權。19世紀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直接照抄美國憲法的拉美國家，以及二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直接繼承英美民主政制的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還有許許多多非洲國家，不但沒有邁向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而且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與之相反，二戰後僅有的兩個從低收入躍升為高收入的經濟體——韓國和臺灣地區，恰恰是在追趕過程中沒有複製西方憲政民主政制。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有篇論文《什麼是治理》。他指出，憲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憲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的看法，其實「僅為理論上的而非得到實證支持的事實」（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rir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論發展水平高低如何，一個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都是內生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和交易規模的擴大和人民財富的普遍增長，相應的規範市場交易和人與人、民眾與政府之間互動的制度安排也必須與時俱進。尤其像中國這樣一個轉型中國家，經濟體制中還存在著舊體制遺留下來的各種扭曲，需要在轉型過程中根據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斷深化改革，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但是，一個國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發達階段，有了相應的現代憲政民主體制，也不能保證一勞永逸持續發展。日本在1991年以後長達20多年的停滯、2008年美歐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都說明，即使有西方學界所認為的理想的現代民主政制，也不能保證這些國家的政府和領導人不被利益集團綁架，也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瑪雅：你在那篇前言中還坦言：解讀中國經濟並非不能有模式，只是必須有新的模式。你的這本書即是在提出新模式來解讀中國經濟上所做的一個努力和嘗試。這個表述可不可以理解為，中國模式不但存在，而且應該以中國的理論和話語來加以總結，做出解釋？
林毅夫：可以這麼說。始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以漸進式的雙軌制方式進行。當時許多政策一出臺即遭到國際學界的普遍批評，但是中國經濟卻在一片非議聲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讓世人為之驚嘆的成果。恰恰相反，9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根據當時國際普遍接受的理論進行政治改革和「休克療法」，卻導致國家解體、經濟崩潰和長期停滯。70年代末中國開始進行改革的同時，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在國際發展機構的指導下，按照當時流行的理論和共識進行各種改革。但是30多年過去了，雖然經過多方努力卻未能達到預期目標，經濟增長率比改革前還要低，原有的經濟、社會危機也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發加重。
以上經驗事實說明，目前國際上尚缺乏成熟的理論，可以用來指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有效推動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發展和轉型，使這些國家既快又好地實現現代化。
瑪雅：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