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蘇矛盾不斷加劇，兩國關係迅速惡化。伴隨著中蘇同盟的分裂，中國、蘇聯和朝鮮的三角關係發生變動，中、蘇對朝經濟援助也出現消長。在此過程中，中國如何處理與朝鮮的關係，如何處理對朝援助，朝鮮又如何在中蘇分裂時期運用外交手段謀取自身利益，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對於這一時期中國對朝鮮經濟援助的情況尚未展開深入研究，僅在一些研究朝鮮經濟及中朝關係的著作中有所涉及。有鑑於此，本文以1961年至1965年中國對朝鮮經濟援助過程為研究對象，輔以同一時期蘇聯對朝鮮的經濟援助作對比，試圖分析這一時期中國對朝鮮援助的動機、特點、效果以及朝鮮在爭取中國援助時的考慮。
一、中蘇朝三角平衡時期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1961年)
從1958年下半年起，中蘇矛盾開始在一系列問題上表現出來。雙方的分歧不僅涉及有關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兩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問題，還涉及中國國內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炮擊金門等問題。1959年至1960年，赫魯雪夫撕毀蘇聯幫助中國研製核武器的協定，中共在世界工聯會議上公開批評蘇共的理論和方針，中蘇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生激烈爭吵，隨後蘇聯政府突然宣布全面撤出在華專家。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加速了中蘇之間的分裂。
中蘇走向分裂對中蘇朝三角關係、尤其是三方經濟關係產生了影響。如果說中蘇交好時期，中蘇共同為朝鮮戰後的經濟重建提供大規模經濟援助是出於國際主義義務，是為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團結；那麼，此時中蘇競相向朝鮮提供經濟援助，是因為雙方都希望在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中獲得朝鮮勞動黨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國在援助朝鮮的問題上更加積極，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朝鮮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在地緣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鄰國，而且兩國之間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聯繫。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在國內面臨嚴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盡己所能地向朝鮮提供援助。1961年，中國農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2.4%，輕工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21.6%，重工業總產值較1960年下降46.5%，財政收入較1960年減少37.8%，國家財政出現10.96億元的赤字，城鄉居民生活處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1961年初，中國對朝鮮的煤炭供應出現了延誤。金日成在與蘇聯駐朝鮮大使談論中國嚴重的經濟問題時，聲稱能夠感受到中國的困難，因為燃煤等的運送被推遲，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鮮運送。鑑於中國當時的情況，朝鮮不打算催促中國。朝鮮人不催促，中國人自己反倒感到著急了。因為中國的煤炭供應維繫著朝鮮鋼鐵廠的運轉，尤其是焦煤，由於朝鮮不產焦煤，冶金所需的焦煤主要依靠從中國進口。1月20日國務院下達緊急通知搶運對朝鮮的出口煤。通知要求自1月21日起到1月底，採取緊急措施，由黑龍江省每天保證雙鴨山特原煤2500噸，遼寧省每天保證撫順中塊煤500噸，山西省每天保證大同中塊煤500噸，再加上不在計劃內的河北省開灤煤礦每天保證開灤焦原煤1500噸發運朝鮮。同時由鐵道部配合運輸。國務院發出指示：對朝鮮出口的煤炭，是一項政治任務，一噸不能少。為了防止拖欠現象再度發生，1月底，國務院下達一季度對朝出口煤炭計劃通知時，特別強調：朝鮮鋼鐵工業生產所需焦煤一向從中國進口，如果中國對朝焦煤出口工作做得不好，會影響朝鮮鋼鐵工業的生產，影響朝鮮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對朝鮮出口焦煤是一項政治任務，是一項重要的國際主義的義務。」
在對朝煤炭出口成為一項政治任務後，中國有關部門更是全力以赴，盡其所能。1961年底朝鮮向中國提出增加煤炭供應的要求，中國決定於12月底預交1962年煤炭出口額中的8萬噸給朝鮮。為此，外貿部、冶金部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緊急調撥：由開灤煤礦供應洗煤3萬噸，峰峰煤礦供應焦原煤1萬噸，雙鴨山煤礦供應焦原煤2.5萬噸，撫順煤礦供應塊煤1萬噸，大同煤礦供應塊煤0.5萬噸。朝鮮的這一突然要求打亂了中國自己的生產計劃，為了調撥這8萬噸煤炭，中國不得不削減國內企業的用煤數量，從冶金部直屬企業的用煤量和國內各用戶的煤炭數量中劃撥解決。為確保8萬噸煤炭及時運送，外貿部還協同煤炭部、鐵道部制定具體運輸計劃，以保障煤炭能夠如期運抵朝鮮。
中國對朝援助不僅要保證數量，還要保證質量。1961年7月，金日成來華籤訂《中朝友好條約》期間曾與周恩來舉行會談，談話中提及中國出口朝鮮的煤摻有石頭、存在虧噸等現象，周恩來立即囑咐主管對外經濟援助工作的方毅過問，並提議雙方「作個協議，設備質量不好，貨物質量不好，技術人員工作不好，請隨時通知，我們隨時調換」。關於設備質量問題，中國果然信守承諾，於1964年向朝鮮派出訪問團，目的之一就是了解中國供應朝鮮的設備有無質量問題，對於不好的設備，中國「該返修的要返修，該調換的要調換」。這與蘇聯拉來舊機器敷衍朝鮮形成鮮明對比。
鑑於中國經濟援助保質保量且有求必應，朝鮮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多，中國竭盡全力仍不能完全滿足朝鮮的需求。1961年底，朝鮮副首相李周淵率團秘密訪華，目的是向中國尋求經濟援助。朝鮮提出需緊急訂貨鋼管3000噸，1962年貿易再需25000噸，另外還要10萬個紗錠。周恩來表示，中國的鋼管也缺貨，有些還要從蘇聯進口，最後答應提供一半。至於10萬紗錠，中國實在拿不出貨，只能請朝鮮派人來中國拆遷已經停產的紡織廠。李周淵走後，中國開始落實拆遷10萬紗錠一事，決定在邯鄲、石家莊、鄭州三市新建的棉紡織廠中挑選拆遷部分設備以供應朝鮮，經朝方實地考察後，最終決定拆邯鄲三廠、五廠的126000錠的棉紡全程設備(包括紡部附屬設備及器材)供給朝鮮。
與中國對朝援助的盡己所能相比，蘇聯對朝鮮的援助則有所保留。1960年9月，朝鮮政府代表團赴莫斯科，與蘇聯商討籤訂長期援助和貿易協定事宜。由於雙方之間貿易訴求落差較大，談判一直進展不順利。據中國駐蘇商務參贊處報告，朝鮮不願以貸款方式平衡對蘇貿易逆差；朝鮮要求減少原料出口，增加機器供應，蘇聯不同意；朝鮮要求調整原協議的成套設備項目，蘇聯不能滿足；朝鮮要求籤署七年協議，蘇聯只同意五年。儘管如此，蘇聯考慮到當時尚可的蘇朝關係，最終在12月24日與朝鮮籤訂了1961年至1965年蘇朝長期貿易協定。根據該協定，蘇朝雙邊貿易額在五年內將增長80%，兩國貿易總額將達到9億盧布，進出口各4.5億盧布，平均每年貿易額應達到1.8億盧布。同時蘇聯每年供應朝鮮10萬噸小麥，並將向朝鮮提供機器和設備、棉花、石油製品及許多其他商品。然而在蘇朝長期貿易協定執行的第一年-1961年，蘇朝雙方即出現「摩擦」。由於1960年朝鮮對蘇聯的貿易逆差很大，朝鮮要求全部推遲償還，蘇聯沒有全部同意，僅商妥將其中的1.5億舊盧布逆差轉為貸款。朝鮮提出請蘇聯供應的成套項目，也由於數量較多未談定，僅就設備提前交貨問題和1960年雙方已達成協議的鋼鐵廠(年產280萬噸鋼，擴建)等項目籤訂了協議。這些項目的費用約為10億多舊盧布，朝鮮要求全部以貸款方式解決，十年後償還，對此蘇朝也未達成最後協議。僅有軍事援助部分的談判比較順利，蘇聯免除了韓戰期間對朝鮮軍事援助中朝鮮應負擔的7.6億舊盧布貸款。在具體貿易交易方面，蘇聯也是錙銖必較。1961年朝鮮因國內糧食緊張曾向蘇聯提出糧食援助需求，要求從蘇聯進口30萬噸小麥，蘇聯則要求朝鮮用黃金購買，經協商，朝鮮最終支付了總價三分之一的黃金。
儘管中蘇在援朝問題上的積極性有所不同，但能夠同時獲取來自兩方的支援，對朝鮮來說還是很有利的。因此，朝鮮在處理中朝、蘇朝關係時，儘可能在中蘇之間維持一種相對平衡。感念中國援助盡己所能、有求必應，朝鮮對華友好態度趨於明朗，在外交領域也更加趨向於配合中國。中朝之間加緊了在外交領域的配合行動。1961年4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邀請南北朝鮮代表參加聯大討論朝鮮問題的議案，朝鮮政府有意派代表出席，但考慮到1956年中朝曾在這一問題上發生分歧，故事前徵求中國的意見。中國政府表示原則上同意朝鮮的立場，但也明確提出三點修改意見。朝方對此表示感謝，並按照中方意見修改了外務省的聲明稿。在中朝關係升溫的同時，對於蘇朝關係，朝鮮也依舊交好。7月6日，金日成在莫斯科群眾大會上說，即將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不僅「將給蘇聯共產主義建設開闢一個新階段」，而且也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巨大貢獻」；7月15日，他又在平壤市群眾大會上稱：「朝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團結是堅定不移的，是永恆不滅的。」對於蘇共公布的新黨綱草案，《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說：「蘇共新綱領草案科學地論證了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徵和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所有基本問題」，「不僅對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鬥爭，而且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發展，都具有巨大的歷史意義。」
中蘇分裂為朝鮮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使得朝鮮得以在中蘇之間左右逢源、兩邊獲益。1961年7月，朝鮮在一周之內，先後與蘇聯和中國籤訂友好合作互助條約，通過與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同時籤訂同盟條約，朝鮮不僅同時強化了中朝、蘇朝關係，並且以同盟條約的形式解除了志願軍撤軍所造成的三八線軍事防禦方面的壓力，從而取得中蘇分裂後的重大實利。
在中蘇分裂的情況下，金日成在黨內和國內的地位得到鞏固，朝鮮日益感到自己已成為社會主義陣營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1961年8月，朝鮮勞動黨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各國共產黨都來祝賀。在代表大會期間，朝鮮勞動黨公布了國內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就並提出「七年計劃」的宏偉藍圖。會議認為，勞動黨三大提出的加強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友誼和團結的任務已經完成，特別是金日成7月率團訪問蘇聯和中國，在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方面起了劃時代的作用。
不過，朝鮮左右逢源、兩邊獲益的境遇並未維持多久。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這次大會通過了新綱領，宣稱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完成了自身的歷史使命。大會不僅再次批判史達林及「個人崇拜」，還公開批判不贊成蘇共觀點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並影射攻擊中國。中共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率中共代表團出席大會的周恩來為此提前回國，毛澤東等人特意到機場迎接，以此向蘇聯表明中共的不滿。蘇共二十二大不僅加劇了中蘇矛盾，也讓金日成感到憤怒。當年11月27日，金日成在黨內做關於蘇共代表大會的報告時，沒有再提蘇共二十二大和蘇共黨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義，並表示堅決反對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危險——修正主義。至於批判史達林的問題，金日成說，這是蘇聯黨內的問題，與朝鮮黨無關。不久，平壤中央電臺停止了對莫斯科電臺朝鮮語節目的轉播，郵局也扣留了《真理報》和《共產黨人》發行時所附帶的關於史達林主義問題的文件。朝鮮的立場開始發生轉變，偏向中國的立場。
1961年，在中蘇分歧加劇的背景下，為爭取朝鮮的政治支持，中國開始盡己所能向朝鮮提供援助，蘇聯對援助朝鮮態度轉趨消極，但並未中斷援助。利用中蘇分裂的機遇，朝鮮在中蘇之間維持平衡，從而兩邊獲益，謀取實惠。
二、中朝蜜月時期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1962-1964.10)
進入1962年後，中蘇兩國關係中大事不斷，相繼發生新疆中國邊民外逃蘇聯的伊塔事件、中國批評蘇聯在古巴飛彈危機中的做法、蘇聯在中印邊界戰爭期間偏袒印度。1963年7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同蘇共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進行會談。兩黨會談結果表明，中蘇之間已難以實現妥協。1963年下半年起，中蘇兩黨開始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相互批判對方的對內對外政策。中蘇公開論戰不僅使中蘇關係更加緊張，也對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中蘇對立加劇後，鑑於中朝兩黨都對蘇共路線不滿，加之朝鮮的重要戰略地位，中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在中國援朝的過程中，更加注重政治影響，經濟利益的考量被進一步忽視。同一時期，蘇聯著力國內經濟發展，對外援助政策有所調整，更加注重挑選對象，不再執迷於通過廣泛的援助對第三世界國家實施影響。蘇聯對朝援助因此呈現下降趨勢。
1962年是中國「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此時國民經濟仍處於「谷底」。在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國家計委和財政部雖然對1962年工農業生產計劃和財政預算作了壓縮，但仍存在30億元赤字的缺口。儘管國內財政存在赤字，對蘇聯尚有12億舊盧布的欠債未還，在1月的中朝1962年度相互供應貨物談判中，中國還是爽快地答應將朝鮮1961年對中國貿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筆勾銷。中國的慷慨受到朝鮮人的讚許，認為這才是兄弟之舉。
或許是中朝年度貿易協定談判的順利進展給了朝鮮人信心，年中朝鮮方面又提出同中國籤訂長期貿易協定的要求，中方旋即作出安排。10月11日，周恩來飛赴平壤，就中朝貿易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與金日成達成一致。10月底，李周淵率領朝鮮政府貿易代表團訪華。在雙方關於長期貿易協定的第一次會談中，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就交代了中國的談判方針：「凡是我們辦得到，又是朝鮮需要的，我們一定辦；朝鮮需要，我們技術或其他問題沒過關的，就向你們談清楚，待以後過了關再辦。我國今年情況比去年好，相信明年會更好，但還有些困難，為了滿足朝鮮的需要，我們儘量擠。」在談判中，朝鮮希望中國能夠滿足朝方對砂糖、棉紗、鎢砂等商品的需求，並儘量多接受朝方提供的石墨電極、炸藥、石墨等。這些商品原本按照計劃都是要出口蘇聯的，現在蘇聯不要了，只能請中國幫助吸收。至於中國希望進口的有色金屬，朝鮮則說因為發展這些有色金屬得到了蘇聯的援助，因此產量的70%需要提供給蘇聯，以蘇聯的需要為先，估計1965年以後能滿足中國需要。對此中方也表示了理解。中國出口朝鮮的商品，有些按成本計算虧本很高，但考慮到是朝鮮工業發展的必需原料，中方便全部滿足了朝鮮的要求。如石膏和硫黃，朝鮮在五年內的需求量很大。按成本計算，中國每出口一噸僅能收回成本價的20%—25%，並且由於勞動力缺乏，中國的生產很不穩定。無論從經濟核算的角度看，還是從生產狀況的角度看，這兩項商品都是中國不應該出口和不應當多出口的。但是中國考慮到這兩項商品都是朝鮮發展「七年計劃」所必需的重要原料，如果不供應會影響朝鮮的生產和發展，因此中國克服自身困難，全部滿足了朝鮮在長期貿易中對上述兩個商品的要求。對於給予朝鮮的貸款，中國本來就沒指望能夠收回。周恩來在最後的談話中說：「貿易上能夠平衡當然好，萬一不能平衡，就和去年一樣，可以從貸款中支付，也可以留轉到下一年度。」至於貸款歸還問題，「你們不要放在心上，如果到時間有困難，不能還，可以延期。」周恩來還告訴李周淵，實際上中國並沒有把朝鮮和越南的貸款還款列入預算收入，而是列入了預算支出。11月5日，中朝兩國政府籤訂1963年至1967年相互供應主要貨物的協定、1963年相互供應貨物議定書、朝鮮使用中國貸款議定書和中國向朝鮮提供成套設備和給予技術援助的議定書等五個文件。朝鮮方面對此結果非常滿意。中國方面則將中朝長期貿易協定的籤訂視為對修正主義者的一個打擊。對中國而言，在籤訂中朝長期貿易協定時很少考慮自身的經濟利益。正如外貿部所總結的，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總的原則就是「經濟要服從政治」。
這一時期，在中國對朝經濟援助的過程中，「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的特徵顯著。1963年，朝鮮向中國提出以3萬噸大米換6萬噸小麥的要求，原因是朝鮮大米在資本主義國家銷路不好，賣不出去。鑑於當時中國國內小麥尚不夠供應，如要供應朝鮮，中國只能從澳大利亞購買。外貿部經請示中央後決定同意交換。這樣一來，小麥的買價、運費、保險費加在一起，中國要虧損外匯16萬英鎊。中國政府非但沒有要求朝方補償外匯虧損，還主動提出連同朝方大米的運費中方也一併負擔。
此外，在履行協定時，朝鮮方面經常根據自身需求更改計劃或突然提出新的要求，給中國有關部門和企業造成了很大的工作困難和經濟損失。對此，中國不僅一一滿足朝方所有要求，並且主動承擔因朝鮮肆意變更計劃而造成的經濟損失。1963年4月28日，朝鮮貿易省提出，撤銷中國援助的金筆廠、鬧鐘廠、制罐車間、油墨廠四個項目，理由是朝鮮需要集中力量建設軍工企業和解決吃穿用問題。但這些項目多數已經完成設計，有的設備已經造好。對外經濟聯絡總局報告中共中央，擬同朝鮮協商，如果確實不要，則全部由中方自己處理，設計和設備製造等費用，朝方也無需承擔。周恩來批示同意。1963年11月5日，朝鮮駐華使館提出：根據金日成首相最近指示，朝方擬提前建成針織廠，並在年內把部分生產流水線安裝好。為此，要求中國提前交貨，於年底前交付棉毛機139臺，搖紗機39臺，包縫機85臺和縫紉機42臺。中國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要求輕工業部最大限度滿足朝方的要求。在向中方提出援建針織廠的要求後，朝方又多次反覆更改所需原材料和設備的數量。關於供應朝鮮織物車間帘子布設備機物料的數量，中朝雙方已於1963年7月22日商妥，9月7日朝方卻要求將機物料數量由原來的1年用量改為3個月用量，中方表示接受。12月10日朝方又來電，要求繼續按照原定清單供應。為滿足朝方要求，中國成套設備出口公司特致函針織對外工程公司指示盡力予以安排。同樣，關於供應朝鮮針織廠的設備清單，雙方也已於1963年7月22日商妥，而9月7日朝方要求撤銷清單中的煮紗鍋等8項設備。中方表示接受後一年多，朝方又來電，要求中國繼續供應已經撤銷的3項設備共29臺。中國依舊答應盡力予以安排。1964年12月15日，就在中國援助朝鮮的紡織設備初捻機和復捻機即將交貨之際，朝方突然提出削減訂貨數量，中方沒有辦法，只得同意。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付出的確帶來了一些政治上的回報。1963年初，朝鮮外相樸成哲公開向中國外交人員表示，朝鮮黨一貫認為，撇開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陣營，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個新口號：社會主義陣營以蘇中為首。1963年6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委員長崔庸健訪華時對劉少奇講：他老早就在想，世界革命的中心應轉移到中國來，中國在推動世界革命方面理應起更多作用。朝鮮黨現在認識到，修正主義就是敵人，要敵我分清，一定要同中國站在一起。自1963年7月1日起，朝鮮停止出版《朝蘇友好報》和《朝蘇友好月刊》，並限制《真理報》記者的活動，如元山、沙裡院以南地區，蘇聯記者和外國記者都不能去，但中國記者可以去。「八·一五」解放日的慶祝活動也大大降格，而且在整個活動中，隻字不提蘇聯，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對此，中國感覺良好。駐朝使館評價道，朝鮮勞動黨已認識到，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原則分歧是戰略性分歧，而不是策略性分歧。因此，他們表面上避免站在第一線與蘇聯交鋒，但在國際鬥爭中大力支持中國，「不顧壓力，堅持原則，仗義執言」，「表態及時」。中聯部領導人在一次內部報告中指出，朝鮮勞動黨「現在與我黨關係很好，什麼話都可以講，特別是反修以後，同我們的思想、語言是一致的，現在有什麼重大事情，我們都事先和他們交談」。
1963年9月，劉少奇訪問平壤，中朝關係達到了頂峰。金日成在會談中表示，朝鮮勞動黨不怕國際共運分裂，赫魯雪夫上臺以來對朝黨一貫施加壓力，進行幹涉和顛覆，實際上朝黨早就在思想上同蘇共分裂了。朝黨對蘇共一直保持警惕，沒談過心裡話。對於打倒赫魯雪夫，朝黨從心理上願意。但朝鮮是小國，自己單獨提出沒有力量。中國是大黨，如果中共同蘇共鬧翻，朝黨堅決同中國站在一起。至於同蘇共的論戰問題，朝黨不願繼續站在第二線，現已組織了「秀才」班子，準備寫幾篇文章，直接投入戰鬥。金日成還支持中共關於召開左派亞洲黨會議的建議，主動表示可以幫助中共做其他黨的工作。
朝鮮在政治上支持中國，中國則在經濟上繼續支持朝鮮。1964年中國經濟計劃部門在制定1965年中朝貿易計劃時曾提出建議：最好不要再進口中方不需要的商品，尤其是鋅精礦和鎂礦，因為積壓已過多。對於中朝貿易中無法平衡的部分，是否可以考慮採取無息貸款的辦法來解決。鋅鎂礦原本都是朝鮮為出口蘇聯而投入生產的，後來蘇聯不再進口，朝鮮就轉而向中國出口，只為平衡中朝貿易差額，而這些商品並非為中國所需。但是，當1964年9月朝鮮貿易代表團來華商討1965年度中朝供應貨物協定時，中方還是基本滿足了朝鮮提出的進出口需求，不僅鋅鎂礦繼續進口，而且還幫助朝鮮解決了急需的2萬噸棉花，讓朝鮮很是滿意。
同一時期，蘇朝關係卻在降溫，朝鮮對蘇聯的不滿情緒加重。自從蘇共二十二大以後，朝鮮廣播電臺便停止了蘇聯朝語節目的轉播。朝鮮很多機關取消了對《真理報》和其他蘇聯刊物的訂閱，朝鮮人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駐朝鮮使館的接觸也受到監視和警告。這種不滿一方面源於蘇共二十二大後蘇聯對西方採取緩和政策，另一方面則源於蘇聯減少乃至停止了對朝鮮的援助，而後者更為關鍵。金日成曾在黨內報告中抱怨說：黨有大小，但不能有高低之分。目前蘇聯對朝鮮已沒有任何援助了，相反，逼我們提前還債，去年朝鮮糧食本來是豐收的，但為了還債，人民不得不少吃些，我們朝鮮人民對此感到極大的憤怒。
為緩和蘇朝關係，蘇聯也做了一些努力。如1962年4月，為祝賀金日成的50歲生日，蘇聯出版了俄文版《金日成著作和演講集》。赫魯雪夫還邀請金日成前往蘇聯治病療養，金日成對此表示感謝。在可能的情況下，朝鮮還是希望能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以便繼續得到蘇聯援助。只要蘇聯善意初現，朝鮮便會做出回應。對於10月的古巴飛彈危機和中印邊界衝突，朝鮮一方面表示支持中國的立場，一方面又向中國解釋說，蘇聯最近在接觸中表示願意同朝鮮友好，避免涉及雙方存在的爭論和分歧；現在還需要蘇聯援助，希望中國理解。借與蘇聯緩和之機，朝鮮提出希望蘇聯在加強朝鮮國防力量方面給予其「實質性幫助」，如潛水艇、米格-21S殲擊機，並幫助其建立12個地對空飛彈師。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莫斯科夫斯基說，這一援助大約需要花費1億盧布，但是朝鮮現在沒有錢，所以請求蘇聯提供無償援助。除了軍事援助，金日成還提出朝鮮需要經濟援助，請求蘇聯答應提供1萬噸棉花和70萬噸小麥。金日成還特別提到，中國棉花歉收已有幾年，無法援助朝鮮。對於朝鮮方面的要求，蘇聯含糊地答應給予無償援助，並邀請朝鮮軍事代表團訪蘇，但在最後籤協議時，蘇聯仍要求朝鮮付錢，朝鮮軍事代表團最終無功而返。蘇朝貿易談判也不順利，談了50多天，毫無進展。朝鮮的願望一一落空，金日成對此強烈不滿。朝鮮因此在中蘇論戰中明顯偏向中共。1963年初，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安德羅波夫訪問朝鮮期間，《勞動新聞》發表社論，指責有人片面攻擊中國共產黨，認為這種做法危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使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共同事業蒙受嚴重損失，等於參加敵人的反華大合唱。金日成接見安德羅波夫時，態度顯得異常冷淡，他甚至當面指責蘇聯在1956年幹涉朝鮮內政，並明確表示不能允許對中國的攻擊。
針對朝鮮的一系列不滿與指責，蘇聯似乎並無意通過滿足朝鮮需求加以安撫。蘇聯對於朝鮮不斷升級的需求早已厭倦，加之此時蘇聯在援助第三世界政策上的消極態度，蘇聯在經貿方面向朝鮮施加了更大的壓力。按照1960年籤訂的長期貿易協定，蘇聯承諾每年供應朝鮮的10萬噸糧食1962年削減至5萬噸，1963年起則停止供應；蘇朝年度貿易談判遲遲沒有進展，談妥的商品不及朝鮮所需物資的一半；朝鮮要求免除1961年欠交的貨物，蘇聯不僅不同意取消，反而要求朝鮮在第一季度補齊。到了1964年，蘇朝經貿形勢更為嚴峻，6月26日李周淵召見蘇聯駐朝鮮大使，直指蘇聯在貿易方面不再幫助朝鮮。蘇聯的對外貿易部門在1964年沒有向朝鮮提供200萬公斤的紡織品，僅提供6萬噸菱鎂礦爐渣作為替代。蘇聯大幅減少購買朝鮮的陶瓷器，不再購買朝鮮生產的工具機。李周淵說，朝鮮發展菱鎂礦礦石生產就是為了滿足蘇聯的需要，現在蘇聯停止購買給朝鮮造成了嚴重困難，朝鮮不得不暫停多家礦廠的生產。蘇聯大使則表示今後蘇聯將只購買真正對蘇聯有用的貨物，不會再購買更多的菱鎂礦礦石，也不會購買朝鮮生產的工具機，因為後者的質量遠遜於蘇聯機器的質量，蘇聯並不需要這些陳列在博物館的東西。李周淵進一步指責蘇聯和東歐國家只想購買朝鮮的金屬礦，因為他們只想把朝鮮變成他們的原料製造產地和農產品產地，通過同朝鮮進行貿易來填滿自己的腰包。蘇聯大使則予以反駁，指出蘇聯和東歐國家之所以不再大量購買朝鮮商品是因為朝鮮製造的產品質量太低劣。蘇朝貿易僅佔蘇聯對外貿易的1.8%，如此微弱的比重如何讓蘇聯通過與朝鮮進行貿易賺到錢?李周淵接著提到了蘇聯借款到期分期付款的問題，告知蘇聯，朝鮮政府只有通過出口菱鎂礦礦石和重晶石礦粉來償還分期付款，如果蘇聯不接受這些礦石，將會對朝鮮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這將會更加明顯地證明蘇聯領導人將兩黨間的分歧擴大到國家層面。在蘇朝貿易關係中，雙方互不滿意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據中國外交部統計，1962年，蘇朝貿易額為15200萬盧布，佔朝鮮對外貿易總額的40%，同年中朝貿易額為9942萬盧布，佔朝鮮對外貿易總額的30%。(64)1964年朝鮮的貿易總額增至3.4億盧布，其中中朝貿易所佔份額上升至35%，蘇朝貿易所佔份額則保持不變，仍為40%。這組數字反映出中朝貿易在這一時期發展較快，同時也表明，就對朝援助來說，中國雖竭盡全力，蘇聯只是基本維持，中國仍比不上蘇聯，中國在對外援助的問題上沒有能力與蘇聯攀比。
1962年至1964年，中蘇分裂加劇。在政治和經濟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中朝關係處於親密友好狀態，蘇朝關係相對冷淡。中國出於政治考慮，加強了對朝鮮的經濟援助。與此同時，蘇聯對朝援助卻呈現出停滯狀態，朝鮮對蘇聯的不滿有所上升，蘇朝關係因此而降溫。
三、蘇朝關係改善時期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1964.10—1965)
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臺，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中共希望藉此契機改善中蘇關係，為此派出周恩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慶典。然而蘇聯之行不僅未能緩和對立的中蘇關係，反而比預想的結果更壞。1965年，中蘇兩黨圍繞莫斯科3月會議和援越問題發生新的衝突，前者涉及國際共運領導權問題，以此會為標誌，國際共運正式分裂，中共在蘇聯提出的援越「聯合行動」問題上拒絕合作。這一時期，中國對朝政策仍以加強雙邊關係為導向，對朝援助依然一如既往。蘇聯的對朝政策則因為新領導集團的上臺而發生變化，由於越南局勢的升級，蘇聯對亞洲事務給予更多關注，在增加對越援助的同時，也重新恢復了對朝援助。
1965年，中朝兩國籤訂了兩份經濟協定：一份是中朝1966年相互供應貨物的議定書，一份是中國向朝鮮無償提供物資的協定和提供貸款的協定。1965年12月中旬，為商討中朝1966年相互供應貨物協定事宜，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帶著擬定的「備戰物資草案」前往朝鮮，告知中國決定無償地向朝鮮提供50萬噸小麥、30萬噸石油和300萬美元的自由外匯。中國如此慷慨出乎朝鮮意料，金一副首相表示萬分感激，說朝鮮「只有靠中國，無別人可靠」，並對朝鮮在經濟往來和貿易中虧欠中國很多債深感歉意。金一還反覆對中國大使表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中國人民一向給我們物質上道義上的援助，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為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的純潔性，我們應團結，共同對敵，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在與李強會談後，朝鮮又提出三個要求：第一，300萬美金不必作為無償援助，可以作為貸款，3年後歸還；第二，朝鮮大米賣不出去，想請中國幫忙，明年用英鎊收購5至10萬噸；第三，英國人不讓朝鮮人進入香港，希望中國幫助朝鮮在香港做生意。周恩來批示，300萬美金可以作為貸款，不列入協定，歸還期5年，其餘兩項由李強負責解決。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前往朝鮮籤署中國向朝鮮無償提供物資的協定和提供貸款的協定。金日成在與李先念的會談中，抱怨蘇聯在進口商品中堅持要有色金屬、蘋果、魚類，給朝鮮人民生活造成影響，對於中方所提供的支持大為稱讚，直言中國是在幫助朝鮮還債，中國在長期協定中克服自身困難每年供給朝鮮的鎢砂，朝鮮煉成高速鋼賣給蘇聯1萬噸，折成2000萬盧布，抵消一部分因貿易逆差產生的貸款。談到中朝關係，金日成說：中朝兩國是兄弟，將始終共命運，將來一旦有事，還要並肩作戰。沒有任何因素能使中朝關係改變。現在帝、修正在掀起反華運動，企圖孤立中國。我們同中國站在一起，堅決進行反對孤立中國的鬥爭，並有決心準備同中國一起受孤立。至於對蘇聯的看法，金日成承認中朝兩黨的認識不同，但強調朝鮮「反修的基本立場是不變的，今後也會同中國站在同一立場上進行鬥爭」。
就在朝鮮對中國經濟援助表示感激，並承諾朝鮮將永遠與中國命運與共、並肩作戰之時，朝蘇關係也因為蘇聯重新恢復對朝援助而開始升溫。1965年2月，柯西金訪朝，大談蘇聯對越南的軍事援助，說美國是侵略性的國家，還承認過去反史達林不對，以後不再攻擊史達林了。柯西金訪朝後，蘇聯開始重新向朝鮮提供機器設備，如嘎斯69汽車、安24型飛機、平壤火力發電站所用煤氣管道等。據參加會談的朝方譯員透露，現在朝鮮要什麼，蘇聯就給什麼。大量蘇聯專家來到平壤，已到100多人，朝方正在為他們修建房子。蘇聯還開始接受朝鮮的石墨，博川石墨已經停工多年，現在又開工了。5月，人民軍總參謀長崔光訪蘇，通過談判，蘇聯恢復了已被赫魯雪夫停止3年的對朝鮮的無償軍事援助。蘇朝關係由此開始升溫，與往年相比，7月份慶祝蘇朝友好條約籤訂的活動「規格提高，氣氛熱烈」，《勞動新聞》、《民主朝鮮》都發表了社論，還摘登了幾次蘇聯大使的講話，大力宣揚蘇聯對朝鮮的援助。相反，慶祝朝中條約籤訂的活動則比去年明顯下降，力求與蘇聯平衡。在「八·一五」解放日，蘇聯和朝鮮都分別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活動。蘇聯不僅派出專門代表團訪朝，還在莫斯科召開群眾紀念大會，開演朝鮮電影專場，廣泛宣傳報導朝鮮的成就，介紹朝鮮的經驗「具有廣泛的國際意義」，聲稱蘇聯將「竭盡全力」發展蘇朝友誼。朝鮮則隆重地接待了蘇聯代表團，在宣傳中強調朝蘇友誼是在長期鬥爭中凝成的，進一步肯定蘇聯新領導人和蘇聯在反帝鬥爭中的作用。十月革命紀念日的情況也與往年不同，隻字不提史達林和中國革命，只是籠統地提一下反修，而大力強調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突出蘇聯的作用。
當然對於中國，朝鮮仍舊希望保持友好關係。在對美國的鬥爭中，朝鮮離不開中國的支持。1965年10月28日，金日成接見中國人民代表團時說：「今後在朝鮮發生戰爭，我們還是要向你們求援的，要共同戰鬥的。毛澤東同志說過，中國東北是我們的後方，全中國也是我們的後方，這一點我們是堅信不移的。」12月1日，朝鮮外相樸成哲對中國新任駐朝大使焦若愚說：「我們兩國，是兄弟國家，是盟邦，是鄰邦，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了傳統的友誼。我們兩黨兩國，共同反對修正主義，共同反對帝國主義。」
1964年底至1965年，中蘇分裂已成定局。中國一如既往盡己所能地援助朝鮮，蘇聯也因為新領導集團的上臺重新恢復了對朝援助，朝鮮又得以在中蘇分裂的契機下兩邊獲益。為了獲得更多的援助，尤其是相較於中國援助而言質量更好的蘇聯援助，朝鮮在與中國繼續保持親密關係的同時，逐漸恢復與蘇聯的友好關係。朝鮮試圖在中蘇之間開展等距離外交。
不過，朝鮮的等距離外交並未持續太久，1966年中國國內爆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於中國在外交領域採取的極「左」路線，以及中國國內紅衛兵、大字報對朝鮮的攻擊批判，中朝關係再次跌入深淵。
四、簡短的結語
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政治考慮優先，「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二是盡己所能，甚至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合理負擔。這兩個特點的突出表現是，中國在貿易方面給予朝鮮種種「特殊照顧」。在出口方面，中國在自身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優先保證朝鮮需要，賠錢生產朝方需要的產品，甚至動用寶貴的外匯進口某些物資以滿足朝方需要；在進口方面，中國經常接受本國所不需要而朝鮮希望出口的物品。此外，朝鮮隨意更改援助計劃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也由中國承擔。
中國對朝援助呈現出上述特點，受地緣、歷史與現實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考量，朝鮮與中國毗鄰。在傳統上，中國一直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屬國和保護國。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經過韓戰，中國把朝鮮視為本國在東北地區的安全門戶。中蘇分裂後，在意識形態鬥爭中，中蘇均需要爭取支持。在爭取盟友的過程中，朝鮮之於中國的戰略意義顯然要大於蘇聯，中國不希望自己的鄰邦出現一個蘇聯的政治擁躉。事實上，在大國競爭中，向小國提供優惠的經濟援助，是爭取盟友的一個慣常手段。在某些情況下，大國可以容忍小國不斷提高的要價，卻難以接受它在政治上的背離。
以回顧的眼光來看，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援助有不少需要反思之處。客觀地看，經濟援助作為中國實現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對朝鮮實施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並不理想。政治上，中國在經濟上的巨大付出並未使得中朝關係進入穩定持久的友好狀態，中國對朝鮮的政治影響力仍很有限。經濟上，中國的援助雖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朝鮮的經濟困難，但不可能改變朝鮮的經濟結構，使兩國貿易、經濟關係走上一種比較正常的互利狀態。中國不附帶任何條件、主要以滿足對方需求為目的的援助方式，使得援助國很難對受援國的行為加以約束，也難以對受援國的內部結構產生影響。
相比之下，朝鮮的政策則相當靈活，成功地為自己爭取到儘可能多的外援。在中蘇交好時期，朝鮮採取等距離外交，左右逢源。在中蘇分裂時期，朝鮮或試圖在中蘇之間保持平衡，兩邊獲益，或利用中蘇矛盾，縱橫捭闔，時而傾向這一方，時而傾向另一方，以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總的來看，朝鮮是希望能夠與中蘇同時保持友好關係的。在中蘇分裂後，曾出現一個短暫的朝鮮偏向中國的中朝蜜月期，主要是由於蘇聯對朝鮮比較冷淡，不願滿足朝鮮過高的要求。鑑於中蘇實力懸殊，只要蘇聯的態度稍有變化，朝鮮就會立即考慮加強與莫斯科的關係，以便得到更多、更好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