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的電影《道士下山》快下院線了，依然不見原著作者徐皓峰的評價，徐皓峰用「行規」迴避了尷尬。七年後，再看小說《道士下山》，徐皓峰的心境從「柳樹下」變為「電線桿下」，更為現實和理性地看待這個世界。
他在接受京華時報採訪時談到的武俠概念和電影實踐，都與年長的師哥不同。陳凱歌認為，有些動作場景不用威亞無法呈現，而徐皓峰覺得，威亞像是明朝人用「雙鉤填墨」的技巧去偽造王羲之的書法，而他要拍的武俠片是刀刀刻在石頭上，無法偽造的「魏碑」。
1 不談電影《道士下山》
不僅因行規，理念也不同
對於電影《道士下山》公映後引起的口水，原著小說作者徐皓峰一直避而不談。7月10日，人民文學出版社趁熱舉辦了徐皓峰新書《坐看重圍——電影〈師父〉武打設計》的線上發布會，正在忙著剪片子的徐皓峰抽出半天時間接受了全國媒體的微信群訪。
「您如何評價陳凱歌的電影《道士下山》？」面對記者的第一個問題，徐皓峰表示不會回答這類問題。他解釋說，按照影視圈的「行規」，原著作者不方便去評價導演，心有不甘的記者們在詢問了關於新書、武俠的問題後，最後一個問題仍是問徐皓峰會不會拍《道士下山》？他回答說：「我自己不會拍《道士下山》，因為喜歡陳凱歌的《孩子王》。」
在這個「行規早已逝去」的年代，徐皓峰的沉默或許是一種堅守，抑或是逃不掉的人情味兒。徐皓峰和陳凱歌兩人同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年齡相差近20歲。1993年至1997年，在徐皓峰的大學時代，還沒拍《無極》的陳凱歌依舊是神一樣的存在，《黃土地》《霸王別姬》等是學院派「第五代」不倒的大旗。
相比之下，陳凱歌對徐皓峰並不太了解。前幾天接受鳳凰網專訪時，他用「君子之交淡如水」來形容與這位學繪畫出身的師弟間的交情。在武俠片理念上，兩人更是南轅北轍，陳凱歌說：「在他小說裡，有個人可以雙腳離地貼在牆上，這個人物我們也拍了，但沒往正片裡放，這個動作不用威亞拍不了，其實這不僅是威亞的問題了，而是你到底要在武戲中融入什麼理念的問題。」
在徐皓峰的武俠概念和實踐中，威亞和替身、鏡頭剪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徐克、程小東們的一個「發明」，這種發明讓不會武功的演員顯得武功很高，但這種方式使電影大於動作本身。徐皓峰打了個比喻，他覺得這類武打片像是明朝人用「雙鉤填墨」的技巧去偽造王羲之的書法，而他要拍的武俠片是刀刀刻在石頭上，無法偽造的「魏碑」。
2 修改小說《道士下山》
七年後更宏觀地看待世界
去年6月，小說《道士下山》時隔七年推出修訂版，惜字的徐皓峰寫了一個長序言《人生可逃》。原版序言《隱世者早逝者混世者》中，徐皓峰寫得最多的是身邊看到的人和事，而在修訂版序言中，他提到更多的是那個時代，「共和」期望下的軍閥混戰。
談到這種變化，徐皓峰覺得跟心境有關，他對京華時報記者說：「可能跟人到中年有關，原來可以更加感性地認識世界，但進入中年後，就會對青年時候的經歷有著巨大的疑問。單憑著自己的經歷和感慨，解決不掉這些疑問，必須放到更高的視野上來追求，世界為什麼會這樣？另外我對於當代生活，越是不適應，就越要追究不適感是怎麼產生的，我們原樣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原來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徐皓峰認為，清末受日本的「明治維新」影響之後，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開始分裂、崩塌，「原來我們所有的公共事業都是儒家在搞，比如祠堂、家族、社團、行會，中國的公義事業是儒家人士和儒家文化構成的，但它又找到私情跟公義的分寸感，起碼一個人犯了罪，父親不會揭發兒子，兒子不會揭發父親，很多年的朋友也是這樣。如果要講大義滅親了，那人性就扭曲了，成了法家的概念。而儒家在幾千年裡面，消化掉了法家的一些理念，它的奉公和殉情是有分寸的，比如兒子犯了罪，父親去檢舉，人倫就沒了，父親可以迴避這件事兒，別人去檢舉你兒子的時候，不能袒護。」
徐皓峰覺得，中國人的這種源自儒家的分寸感，到了清末、民國時候卻被當成了圓滑，或批判的國民性。而外國人眼中的清朝官員卻非常優雅，「當時的法國人來到中國說，我們不能讓中國人瞧不起法國人，在氣度上不弱於中國人。而李鴻章的風度，在西歐人的描述裡是很優雅的，那種感覺就像我們大陸人90年代看見周潤發，很傾倒。」然而，日本「明治維新」中，清政府也開始變革，學習日本的社會結構，把原來中國人「寬厚」的性格丟掉了。
「柳樹下」的道士睡到了「電線桿下」
在修訂版《道士下山》中，徐皓峰把小說開頭的「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邊一棵大柳樹下，睡著一個道士」改為「一九二六年，杭州西湖邊一根電線桿下，睡著一個道士。」區別是把「柳樹下」換成「電線桿下」，徐皓峰稱這是一個很大的情節變動，柳樹帶有中國傳統的味道兒，而電線桿子則是近代化的產物，這也蘊含著時代特徵。
小說中的另一個重大情節改動是刪掉了「納粹進藏」的相關段落，這是徐皓峰出於讀者的反饋做出的改動，他說：「因為出現了希特勒，讀者覺得很奇怪，對於狐狸精的傳說，很多讀者確信不疑。而對於有明確史料記錄的這個故事，幾乎所有讀者都不認可，覺得假。」
3 回應結構太散？
中國文學講究留白
談到有讀者覺得《道士下山》的故事結構太鬆散了，描寫一個人物往往寥寥數筆，有大量留白。在陳凱歌的長微博《對你說》中，也談到類似的疑惑，稱小說的人物像撒出去的珍珠，「我看小說《道士下山》看重的是一個『奇』字，事奇人也奇，但每個人都是匆匆過客，像一把珍珠撒出去，有去無回。將珍珠穿起來的是下山還俗的道士何安下。」
對此，徐皓峰稱不能用西方的文學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文學，「尤其是通俗一點的大眾文學，我們的讀者總向西方通俗文學、向好萊塢影視靠攏，去追求人物、意義、高潮。這種文學其實就是聖經敘事，是聖經故事的寫法。但中國的文學傳統是筆記體小說，所以我在一開始做《道士下山》文學創作時，是按筆記體小說的方式走的，它也不是按照章回小說方式走，因為章回小說要求一個事件的連貫性，人物的連貫性。」
徐皓峰的這種思維和寫作方式，跟他這些年與老輩武林人士的接觸有關。他在和一些武林前輩談話時，前輩往往應該跟他說三句話，卻只說一句話，剩下的讓他自己去悟。如果悟不出來，這天就沒法聊了。他覺得，西方的文學敘事是傾訴式的，而中國的文學敘事講究這種留白，「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經驗中有很多共同的東西，沒必要去點明」。
在小說《道士下山》中，徐皓峰稱自己寫的最喜歡的人是「程硯秋」，最滿意的是寫程硯秋在京劇《鎖麟囊》中扮演的「薛湘靈」上樓尋球的由來，查閱了大量資料後，卻只用了幾筆來刻畫這個人物。
4 對話《道士下山》之外的武俠世界
我要挖掘動作本身的魅力
>>談電影《師父》
要做一部古典敘事的正劇
記者：與前兩部武俠電影《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相比，新作《師父》有何不同，有哪些新的探索？
徐皓峰：《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分別以話劇空間和電影畫面構圖來表情達意，而不是用常規劇情交代的層次來完成故事和主題。投拍《師父》的時候，其實我不是靠著商業性或明星說服投資方的。當時武打片已經式微，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支持我拍武打片，看中的是其他東西。
拍《師父》首先是我要做一部正劇，劇情也不是按照古典的劇情邏輯在演進，是跳進的方式，要用最古典的方式方法、用最古典的敘事和表演的方法做一部電影。本來這個是最常見的，但是因為近幾年中國電影反而最常見的東西已經見不到了，反而最常見的東西稱為奇兵。
《師父》在武打形態上是正派。我在拍《師父》的時候跟頭兩部不同，我是本著同樣是真實的武打，但是用正寫正拍的方法，挖掘動作形態本身的魅力，而且這個魅力跟港臺是不同的，這是《師父》的特點。
武術演員速成兩個月就夠
記者：據說主演廖凡幾個月時間，功夫已經上身了，而此前《一代宗師》裡張震也練出了一身功夫，這有何奧秘？
徐皓峰：我訓練演員基本都是兩個月，其實兩個月就已經夠了，原因就是中國武術裡有一些門派是有速成法的。搶碼頭，走鏢路，在人手不夠的情況下我們的武術前輩就總結出了一套習武的速成之法。我訓練演員其實用的都是傳統的速成法，就是說如果你要成為真正的高手你還得繼續修煉，但是作為演員，兩個月之後就可以在街頭打了。>>聊武俠電影
拍武俠片變成個人化的事
記者：陳凱歌接受採訪時說，從《黃飛鴻》以後武俠電影只有一部《功夫》不錯，您對這二十多年來的武俠電影怎麼評價？
徐皓峰：因為這二十多年來是武俠電影的衰落期。最早武俠電影發源於內地，這是二十年代末。但是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武俠電影就被國民政府禁了，後來40年代末的時候在香港復興，一直到現在。其實在90年代初之後，武俠電影的風潮就過去了，香港電影崩盤。
之後武俠電影的創作就再也沒有形成香港六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家都拍武俠電影的潮流，武俠片就變成非常個人化的事情了。周星馳拍了一部武俠片，陳導拍了一部武俠片，張導拍了一部武俠片，武俠電影作為一個商業的類型它在整體上已經走向末路了。>>緬懷于承惠
跟他合作是我的幸運
記者：您覺得失去承惠老師這樣的功夫演員意味著什麼？
徐皓峰：于承惠老師不但人好，也非常有才華，他是才華未得施展的一生。他自身是傳統實搏武術家，他的打鬥形態現在觀眾看到的是《倭寇的蹤跡》裡的一段。當時我跟戴立忍聊天，他對於老表現出來的東西非常欽佩。戴立忍會功夫，還當過教練，也研究過街頭實戰。在這些懂功夫的人的眼裡，《倭寇的蹤跡》裡於老的動作比他年輕時候的動作還要漂亮。於老過世我很難過，能跟他合作也是我的幸運。>>解讀詠春拳
詠春拳八卦掌拳理相通
記者：新書《坐看重圍》中透露了詠春拳的秘傳，您是怎麼接觸到詠春的拳法的，如何設計了《一代宗師》裡葉問和宮二的對話情節？
徐皓峰：我的資料搜集來自於王家衛，他給我看很多的書，講很多的事情，還找了葉問的徒弟梁紹鴻，給我講解詠春拳。另外，當我在讀這些資料的時候，還有跟梁紹鴻先生請教的時候，有早年對八卦掌的知識在，我拿八卦掌的拳理去跟詠春拳的拳理進行對照，發現兩家的拳理相通之處非常多，所以在《一代宗師》裡我才有自信寫葉問和宮二兩個人交流的情節。
-徐皓峰其人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認識徐皓峰是從王家衛的《一代宗師》開始的，作為電影編劇，他獲得第33屆香港金像獎「最佳編劇」。實際上，徐皓峰還有多重身份，編劇、導演、作家、大學教授。他在2011年至2012年導演了《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並擔任動作指導。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視聽語言」等課程，頗受學生喜愛。
自2013年起，人文社出版了他《逝去的武林》《高術莫用》《武人琴音》，以及長篇小說《道士下山》《武士會》，短篇小說集《刀背藏身》等多部作品。7月初，陳凱歌根據其長篇小說拍攝的《道士下山》上映。今年12月，他第三部自編自導的電影《師父》也要見觀眾。
在徐皓峰的小說中，故事的設定背景往往是民國二三十年代。在他看來，武俠文化雖自古就有，但真正的氣候還是在民國。彼時國家處於民族危亡之際，飽受內憂外患，提高國人身體素質、強健體魄成為首要目的，並由此帶來了「尚武」傾向，習武之人盛多，這也造成了頗具聲勢的國術館之風。
-記者快
徐皓峰自成體系 武俠路越走越遠
陳凱歌的電影《道士下山》公映後，在電影愛好者社區網站的評分都在及格線以下，面對影迷們的低評價，陳凱歌已經沒有《無極》年代的銳氣。在他接受的幾家門戶網站專訪中，顯示出種種矛盾，比如「只拿電影換錢，就是下賤」，但自己的電影中卻堆滿明星。
沒覺得徐皓峰的武俠理念有多牛，也不覺得《倭寇的蹤跡》在觀賞性上會超過一部陳凱歌的平常之作。不過，相比於陳凱歌追求的「滿漢全席」和「一戲一格」，這位小師弟徐皓峰這些年來「自成體系」，越走越遠。如果要拍一部充滿哲思的武俠片，不妨找他聊聊哲思之外的武俠。
京華時報記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