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隱隱覺得自己這輩子或許能靠筆桿子謀生的李紅濤報考了西南政法大學的新聞系，懵懵懂懂地闖進了新聞傳播學的世界。
二十年間，李紅濤一路從本科念到博士，並完成了從學生到老師的角色轉變。這個曾經學習還湊合的「小鎮青年」，在走上講臺後，憑藉低調、風趣、專業的特質，廣受學生歡迎。與此同時，他這幾年來逐漸成了許多新傳學子學習、考研繞不開、躲不過的男人。
那麼，作為一個老「青椒」，李紅濤年輕時是如何掉入傳播學的大坑的？他怎樣看待當下高校青年教師的處境？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學術泡沫時代」？生產力低下為什麼是一種美德？新聞到底有學還是無學？
本期全媒派發布與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社會思想研究所所長李紅濤進行的一場深度對話的內容，和大家一起來聽聽這位教書匠的真心話。
小鎮文藝青年的新聞求學路
全媒派：今年的時間走得特別快，感覺前不久才填報完志願，馬上又要開學了。您以前是出於什麼原因填報了新聞傳播類專業呢？
李紅濤：我高中的時候屬於那種小鎮文藝青年，沒有見過太多的世面，不知道天高地厚。因為作文寫得還不錯，時不時被貼在縣城中學的布告欄上，就有點膨脹了，覺得自己這輩子或許可以靠筆桿子來吃飯。高考後，根據估分的情況和理科生可以報考的範疇，就報考了西南政法大學的新聞系。
在家憋太久，出門喝杯酒，圖片來源：李紅濤。
全媒派：進入大學之後，您對新聞傳播學有哪些新的認識？
李紅濤：西南政法大學的學風非常樸素和紮實，老師和學生的關係也很好，曾經發生過因為太多人想擠進教室聽講座而把門上玻璃擠碎的「慘案」。雖然現在我沒有從事新聞實務的工作，但我對新聞的一些理解都是在本科期間形成的。
我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是我非常喜歡當時《中國青年報》的一個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老師，他出版了好幾本報告文學。他受到80年代報告文學的影響，以一種報告文學的筆調，積極地、帶有批判性地介入社會生活，這塑造了我對於新聞最初的想像。
第二毫無疑問就是《南方周末》。我現在還能清晰地記得，每周四上午一下課，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衝到校門口買當周的《南方周末》。
因此，我非常想要去模仿盧躍剛那種筆調。比如，我們跑到重慶的農村裡去做調研，寫出了一篇東西叫《在底層》，現在說起來還會起雞皮疙瘩。這些東西塑造了我對新聞的理解，新聞不是高度理論上的，而是在特定時刻你能夠感受到它跟這個社會之間是共呼吸的。
全媒派：「和社會共呼吸」，算是您大學時對新聞這個行業的基本認知之一嗎？
李紅濤：政法大學裡面洋溢著一種樸素又尖銳的對社會公平正義問題的關注。而介入社會的唯一工具就是我們所擁有的、當年想靠之吃飯的筆桿子，所以我在大學時也加入過系刊，關注校園裡貧困生的問題，關注當時學校的學分制改革。我們也會因為這種介入，觸怒到什麼人或者是觸碰到一些比較敏感的神經，並且覺得蠻驕傲。
我大學裡面幹過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包括寫劇本，但從來沒有上映和排演過，可見我當時有多閒。
全媒派：那麼到大學畢業時，您有沒有在職業選擇上糾結過？
李紅濤：我本科畢業時沒有考慮找工作，而想去念文學的研究生。
到了大四，我想推免到四川大學文學院，但現當代文學專業不要我，而隔壁的傳播系說「你們不要，我們要」。雖然我想念現當代文學，但是我沒有那麼執著到說「四川大學不要我，我總有一天讓你高攀不起，我自己去考」，我心想「隔壁傳播系要我也行，我就去隔壁傳播系」。於是我就去了四川大學的傳播學，選了傳播理論，之後就離不開新聞系了。
全媒派：您後來又讀了博士，如果您當時不是很喜歡學術的話，應該有其他選擇吧？
李紅濤：對於20年前像我這樣的小鎮青年個體來說，沒有辦法像現在的年輕人一樣掌握非常全面的信息。我的世界是一步一步往外打開的。在我大四的時候，因為非典疫情，我被關在校園內寫非典的論文，加上後來在川大讀研究生，我開始覺得我可能更適合待在校園裡，因此我需要去念一個博士。
2010年11月博士授位時與導師李金銓教授合影，圖片來源：李紅濤。
但我那時候又想出圈一次，不安分的心開始蠢蠢欲動，我想去念一個社會學博士，可能回過頭來做一些傳播學，視野會更開闊。經一個學妹的介紹，我發現可以去申請香港的博士，衡量之後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選擇，於是那顆蠢蠢欲動的出圈之心放棄掉了，不念社會學了，開始申請去香港，於是就去了香港城市大學念博士。
全媒派：您念博士時有對之前突然的決定後悔過嗎？
李紅濤：我沒有後悔過。雖然我寫博士論文那一年確實經歷了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考驗，也長了很多白頭髮，但博士就應該是這麼一個樣子，需要經歷這麼一個階段，痛不欲生，懷疑自己。那能怎麼辦？沒什麼，被罵了一頓，寫的東西一塌糊塗、非常糟糕的時候，就去抱幾瓶啤酒來，一個周末把《越獄》一季看完。用最原始的排解方式釋放之後，還是要接著「肝論文」。
新聞傳播學青椒的分裂型人設
全媒派：您在香港讀博時擔任過助教，現在還兼著奧斯陸大學的教學工作，這些經驗對您在浙大的教學風格和模式有沒有產生影響？
李紅濤：對我自己來說，博士期間的經歷，讓我真正想像出一個老師應該是什麼樣的。比如說，當時所有的博士生都需要去做助教，在課下需要帶所有的學生做課下輔導，給他們解釋課上教授提到的理論，和他們一起討論期末項目，為他們答疑。
這個經歷對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發現，課下的輔導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教學的時候，我至少會做到一點：最後學生的期末報告，我需要跟每一個組至少有一次集中討論的機會，這是我受到香港教育的最直接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小細節給了我啟發。在奧斯陸大學講課時，系裡的老師會一起討論課堂錄音的問題。他們認為，如果學生要在課上錄音的話，他不僅要徵求老師的許可，還要徵求全班所有學生的許可。我那一刻受到了衝擊，但是一想其實道理很明白：這牽扯到隱私的問題，在那個課程當中學生也是要講話的；同時也告訴我另外一件事情，這課堂不是老師一個人的課堂，而是師生共同的課堂。
全媒派：聽說您的課程期末論文是要查重的，還會限制字數？
李紅濤：對，這涉及兩個有爭議的部分。首先是關於限制字數，這件事情是我跟學生在長期「鬥智鬥勇」的過程中發展出的一種不得已的應對策略。如果不限制字數的話，學生有時候一個本科期末論文的研究報告會有兩到三萬字，這不僅沒有必要，也對我的批改構成了一個挑戰。
最主要的是，作為一個作者，無論是寫作業、新聞作品，還是寫學術作品，有時候寫長不是本事，寫短才是本事。縮減字數考驗的是我們怎樣去運用精煉的語言將一個事情講清楚，這是規定字數的源頭。
對於查重這件事，我認為作為老師的職責之一是確保基本的公正。如果一篇論文是抄的，寫另外一篇論文的學生花了很多精力，結果最後抄的這個組抄得漂亮，抄得精彩，得了92分，另外一個組只有88分，這就是不公平、不公正。
所以，我需要根據經驗判斷，如果有一些地方不太對，我可能會通過不同的渠道去手動查證。一旦我細究論文，一篇半小時能看完並反饋的論文需要花兩個小時來查重，但事實證明這也很有必要：在過去幾年中就有一些作業最後查出來是拼貼的東西。
李紅濤老師指導過的部分碩士畢業論文，圖片來源：浙江大學官方網站李紅濤個人主頁。
全媒派：但聽說您和學生的相處是「痛並快樂著」，經常會邀請學生聚餐或者到家裡吃飯，您是怎麼做到這種人設切換的呢？
李紅濤：大概就是一種人設撐不住，就要靠兩種人設來彼此平衡，光兇巴巴也不行。我覺得師生關係就是各盡本分，就是我盡我的本分，你作為學生也應該盡你的本分。從這個角度，剛才兩種人設不存在太大的問題。
我念博士的時候，和老師一起出去，他從來不會讓我們幫他拿包。老師們也願意拿出時間來跟學生交流，跟學生去談論文；收到同學發來的論文之後，導師會一天之內回復並批註。我的論文就常常被批註成「祖國山河一片紅」。
我覺得最理想的師生關係，既不是傳統所講的「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也不是現代意義上我們想像的像社畜一樣，「老闆」以特定方式去壓榨學生，這是兩個極端。
我取中間：我們是一種專業關係，如果學生畢業之後，覺得這個老師不錯，願意繼續跟我做朋友，我是很願意的。
平時我會經常和學生一起吃個飯，或者去爬個山，但同時，學術上的問題本身就應該是嚴肅的。當我把一些學生的論文也批得「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其實我心裡會泛起一點驕傲的情緒，在內心深處覺得自己有一點棒棒的。
與本科生畢業前爬寶石山，圖片來源：李紅濤。
全媒派：您如何理解「青椒」這個身份？
李紅濤：「青椒」是外部賦予的標籤，不是我們人為選擇的一個身份。如果你從比喻的角度來講，「青椒」帶有青澀的勁，會有一點疙疙瘩瘩的感覺，不能非常圓潤的跟周邊整個學術環境完美搭在一起，帶有一些適度的焦慮和緊張，這是一種不錯的狀態。另外，「青椒」往往是受關注比較少的一群人，大家的目光更多聚焦在很有名的教授身上。在某種意義上，「青椒」可以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上面。
全媒派：社會上普遍認為青年教師的處境還是有點困難，您怎麼看待呢？
李紅濤：困境其實是有結構性因素的，最大的因素就是面臨著巨大的升等壓力和不穩定的因素。很多學校參考了國外高校的終身教職制度，有「非升即走」的規定。在國內它的複雜性在於增加了一些其他要素，比如學術空間有不確定性。另外，國內大學的考評方式也有值得反思之處，比如說要升教授必須要有一項國家社科的課題。在我看來，這個要求不完全跟一個研究者的學術研究水平對等。
「平平無奇」的學術達人
全媒派：現在大家提到李紅濤，馬上就能想起各種頂尖論文，您認為自己寫論文的意義是什麼？
李紅濤：我沒有辦法給出太好的回答，首先，寫論文肯定是我維持自我存在的一種方式。其次，每個「社會人」都有對社會的理解，做研究就是我向社會發問、求解的過程吧。在這個基礎之上，回到我在念大學那個階段的想法，我們的新聞傳播研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跟這個社會發生關聯？是值得去慢慢探索的一個東西。
全媒派：到目前為止，您個人最滿意的學術成果是什麼？
李紅濤：我希望能做到每一篇發出去的東西，在我完成的那一刻都是我盡了力寫出來的狀態，所以我寫的這些東西我覺得還都滿意。如果說一定要有一個「最」的話，大概是四年前發表的一篇，講新聞界懷舊中的「黃金時代」神話，那篇論文反映了我比較理想的一種學術生產狀態下的成果。
李紅濤老師提到的論文：《「點燃理想的日子」：新聞界懷舊中的「黃金時代」神話》
第一，那篇論文我投入了好幾年時間，從收材料到最後出來，不是特別匆忙寫就的。
第二，那篇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們剛才所說的「學術研究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希望我對新聞業的理解能形成一種對話的可能性，而不是寫出來只跟一個高大上、抽象的東西有關，跟外界沒有任何關聯。這篇文章離我們今天活生生的社會轉型會更近一點。
第三是這篇論文經過了潘忠黨教授等好幾位老師的點評，前後寫了五稿，那種學術的砥礪、交流是很美好的狀態。
全媒派：您如何評價您在學院網站的個人主頁上所寫的「學術泡沫時代」？
李紅濤：我們整個學術界的生產力正在大幅地提高，在中國、甚至世界範圍內，學術論文的產量可能數倍於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這是一個最突出的表現。
此外牽扯到的是制度層面，就是在對學者考量和評鑑的層面，前些年一些學者他們對知識評鑑機制也有一些反思，比如說在對學者的評鑑過程當中，數量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和評價指標。
這些學術文化和制度層面的東西可能會影響到個體學者，所以，可能學術泡沫會帶來一些短平快的學術生產風格。
全媒派：現在很多學者把研究重點轉到了新媒體上，但您還是比較專注於媒介社會學、媒介記憶等領域，是這樣嗎？
李紅濤：我雖然不自稱研究新媒體，但是研究當中也處理跟新媒體有關的東西。比如說剛才講懷舊的文章，其實講的是新聞業面臨新的媒體生產情況的挑戰，傳統媒體遭遇到的一些困境；又比如我前幾年研究南京大屠殺時，也會研究網際網路環境中的紀念空間是如何生成的，這些東西某種意義上可以被歸入新媒體研究的範疇。
圖片來源：豆瓣網頁截圖。
我自己一直在做的領域，包括媒介社會學和媒體記憶，他們倒也不能算是經典的領域。比如說媒介社會學當然有它經典的傳統，但是近年來也在著重討論新媒體環境相關的問題，比如新的媒介生產的環境、新的技術和新的新聞生產主體的崛起，是如何重塑著新聞生產的場景、如何侵蝕著那些固有的邊界、如何改變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傳統的關係。
因此，我的理解是可能已經沒有一個所謂的新媒體研究領域和其他研究領域的分別了，而是曾經被當作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新媒體已經變成了界定我們今天整個媒介環境的基本前提。無論做什麼研究，都要從基本的媒介場景出發展開討論，判斷他們是否具有生命力的依據，就是這個領域還能否提出新的問題，是否仍然能夠透過這些問題增進人們對於議題的理解。
全媒派：您也曾表示，「學術要以好玩兒為主」，您覺得學術帶來的樂趣是什麼，為什麼會覺得它好玩兒？
李紅濤：學術其實並沒有太多的樂趣，所以我才會把這樣一個不太可能實現的目標寫在那個地方。我讀別人的東西覺得好玩，自己寫起來就會比較痛苦。哪怕最後你生產出來好玩的東西，過程應該也是蠻痛苦的，因為學術歸根到底是不可以天馬行空、凌空蹈虛。
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寫過一本《治史三書》，他認為學術寫作應該是「平實當中見光輝」，那點光輝就是好玩的成分。但是學術寫作要老老實實、扎紮實實的，特別是社會科學，論證到底怎麼支撐，那個過程一定是痛苦的。
全媒派：前不久您擔任了國際期刊《新聞研究》的編委會成員，擔任這個工作之後需要負責什麼工作？
李紅濤：這個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我把它理解為是研究者對學術社群的一種公共服務。當《新聞研究》的編委，就是需要稍微多給他們審一些稿子，比如一年最少要審三篇稿子。此外很多東西是相對比較彈性的，還沒有特別硬性的，比如可能在一些專刊或特刊上提供一些建議，協助主編做一些工作。另外，這個刊物是英文刊物，所以可能會需要在中國地區拓展一下它的觸及度。
《新聞研究》學刊社交媒體官方帳號對新任編委的介紹，圖片來源：網絡截圖。
新聞到底有學無學？不如讓學生自己去解答
全媒派：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取消本科招生，曾引起學界和業界的很多討論，您怎麼看這個事？
李紅濤：這裡面包含了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新聞專業應不應該有本科？第二個問題是新聞到底有學無學？
個人覺得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我們應不應該有一個新聞學的本科，更重要的是整個新聞學教育到底如何調整，去服務一個透明的、多元的公共信息環境。
對於新聞有學或無學，如果有同學問我這樣的問題的話，我回應的方式就是讓他找幾本非常好的新聞研究著作和論文好好讀一讀，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都可以，讀完之後自己來說新聞到底有學還是無學。這個問題不如交給學生自己去發掘。如果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之後，學生說這個東西不能吸引他，沒什麼營養，那我尊重他的判斷。
全媒派：那麼您覺得現在國內院校的新聞教育和業界存在脫鉤嗎？
李紅濤：這也是一個老問題了，我覺得這個問題的討論其實建立在一系列的誤解之上，這些誤解包括理論就應該引導實踐，以及新聞學界跟新聞業界應該有什麼樣的緊密聯繫等等，所以從潛在的誤解出發，加上以往溝通和交流的方式，的確會有這樣一些問題。
全媒派：再回到您個人，怎麼看待您現在的身份？
李紅濤：我就是一個教書匠，我現在快到40歲了，20年之後我到60歲退休，也還是一個教書匠。
全媒派：您對自己還有什麼期待嗎？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李紅濤：從學術的角度，我當然希望自己可以有更紮實的一些東西出來，如果我能夠以五年為周期，圍繞著一個比較大的題目去做比較深入的田野調查，在此基礎之上我去寫一本書，那就好了。
在教學上我希望我能慢慢地再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狀態，能夠保證學生給我的郵件，24小時就能夠回復，而不是讓他等一個禮拜，我覺得就很好了。在生活上，希望我們家的貓茁壯成長。
李紅濤的貓主子，圖片來源：李紅濤。
全媒派：最後一個問題有點大，如何評價現在的自己？
李紅濤：這個有點像採訪明星的問題——還行、還可以、湊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