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張旭春|《國標》與《指南》框架下英語專業改革芻議

本文轉自：《外國語文》2020年第5期

轉自：外國語文

作者簡介

張旭春,男,四川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英美文學研究。

摘 要:2018 年 1 月,教育部發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外國語言文學類)》;2020 年春,教育部高等學校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頒發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這兩個文件的頒布引發了廣泛討論。本文將圍繞某些爭論的焦點,從英語專業的知識內涵、社會使命入手,分析《國標》和《指南》的得失,並針對英語專業目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改革建議。

關鍵詞:《國標》;《指南》;學科歸屬;社會使命

01

英語專業的身份危機

2018 年 1 月,教育部發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外國語言文學類)》(以下簡稱《國標》);2020 年春,教育部高等學校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頒發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教學指南》(以下簡稱《指南》)。這兩個文件是在總結 21 世紀前 20 年英語專業所得所失等問題的基礎之上,為這個專業的發展制定的藍圖。兩個文件頒布之後,業界議論紛紛。在本文中,筆者將根據自己一線英語本科專業教學實踐和管理工作中的體會,圍繞一些爭論性議題,對《國標》《指南》(尤其是《指南》)以及英語專業未來等問題,展開一些粗淺的個人思考。

十多年前,有位非英語專業的教授/ 博導朋友問過筆者這樣一個問題:「我一直不太明白你們英語專業為什麼還有博士點? 學英語不就是天天背單詞、練習英語口語聽力嗎?」本人的回答是:「請問,北大中 文系學生是不是天天背誦漢語單詞、練習中文口語聽力?」朋友啞然不語。

這個令人多少有些惱怒的問題所反映的其實是業外人士對英語專業所持有的普遍偏見:英語僅僅只是一種語言工具,因此沒有資格成為獨立的專業和學科。然而,如果這個偏見僅僅出於外行的誤解倒還不算什麼問題,但是,令我們氣餒的是,它還是過去 20 多年我國英語專業高層決策者對英語專業的定位。20 世紀末,面臨新世紀的來臨,老一輩英語專業高層決策者一方面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外語/ 英語專業的得失經驗,另一方面開始籌劃 21 世紀外語/ 英語專業發展走向。這些思路非常明確地體現在教育 部 1998 年頒發的《關於外語專業面向 21 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以及根據這 個《意見》出臺的 2000 年《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客觀地講,《意見》對於計劃經濟時代外語/ 英語專業問題(按計劃招生、培養、分配)的總結,對 21 世紀國際局勢(全球化、知識經濟、信息化)以及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對於外語/ 英語專業的挑戰和要求把握還是很準確的,但是,現在回頭來看,《意見》對 21 世 紀中國英語專業(或許不應該包括其他一些小語種專業)發展開出的藥方卻值得商榷和反思。《意見》提出:「由於社會對外語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趨勢,過去那種單一外語專業和基礎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適 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市場對單一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的需求量正在逐漸減少。因此,外語專業必須從單科的『經院式』人才培養模式轉向寬口徑、應用型、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模式。」(李傳松 等,2006:462)這個 「複合型人才培養模式」之所以值得商榷和反思,其根本原因在於《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包括英語專業在內的所有外語專業獨立存在的合法性:「從根本上講,外語是一種技能,一種載體;只有當外語與某一載體相結合,才能形成專業。」(李傳松 等,2006:466)這就非常明確地將外語/ 英語定位為「一種技能,一種 載體」,而非一種有學科歸屬的、有資格獨立存在的專業,難怪有上述「英語為啥還有博士點」之疑問。正是在《意見》指導之下,2000 年教育部頒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以國家政策方式將「複合型人才」培養思路規定了下來:「高等學校英語專業培養具有紮實的英語語言基礎和廣博的文化知識 並能熟練地運用英語在外事、教育、經貿、文化、科技、軍事等部門從事翻譯、教學、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復 合型英語人才。」(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英語組,2000:4)

2000 年《大綱》頒布對未來 20 年中國英語專業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

首先,英語專業遍地開花、發展迅猛。原來一些理工農醫財經政法藝術體育類大學的公共外語教研室紛紛改稱「外國語學院」(這也逼迫原來的外語院校不得不紛紛改稱「外國語大學」),並開始大量招收 「英語專業」本科生。為了與名牌綜合性大學英語專業及老牌外語院校英語專業相區分,這些學校新開設的英語專業都在「複合型」點子上做文章。到目前為止,全國總共有近千所大學開設了英語專業(根據筆者了解,重慶市所有公辦高校中只有四川美術學院沒有開設英語專業,沒有成立「外國語學院」)。不僅如此,在這些學校中,有的還憑藉其學校本身的 985 或 211 平臺優勢,迅速獲得英語專業碩士點、甚至博士點(好些這樣的學校沒有歷史系、沒有哲學系、沒有中文系,卻有英語碩士/ 博士點———缺乏強有力的 文史哲相關學科支撐,英語碩士,尤其是博士點怎麼可能有學術品質和學術內涵? 難怪外行朋友會譏誚 我們「為何還居然有博士點」)。這種遍地開花迅猛發展勢頭內在驅力有很多:有個別學校領導層片面追 求學校學科專業數量(因為英語專業和英語學科門檻低———有人蔑稱為「一支粉筆專業」,所以最容易成為數量突破口),有公共英語老師的身份焦慮,但更為根本的原因還是 1998 年《意見》和 2000 年《大綱》 否定英語專業的專業性、倡導「複合型人才培養」。任何事物不按規律盲目擴張、迅猛發展都會帶來嚴重 後果———過去 20 年中國英語專業毫無例外地呈現出嚴重問題。就筆者個人觀察,與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僅僅就英語語言技能而言,過去 20 年英語專業畢業生總體呈下降趨勢;此外,英語專業畢業生就業難也成為一大社會問題———英語專業連續好些年與其他某幾個專業一起成為就業紅牌專業。

其次,「英語類專業」新名詞的出現。隨著 2000 年《大綱》的頒布,從英語專業中先後剝離出了翻譯和商務英語兩個新專業,英語專業這個簡潔明了的稱謂不知何時已經悄悄地被「英語類專業」所囊括。更糟糕的是,英語專業的地位顯得更加尷尬,全社會對這個專業的誤解進一步加深———如果翻譯專業和商務英語專業可以滿足工具—實用人才的培養需求,英語專業還有其存在的價值嗎? 而且,由於翻譯專業和商務英語專業的名稱暗含強大的就業競爭力,自然而然就吸收了大量優質生源,英語專業生源質量因此受到了嚴重影響。然而,這兩個與英語並稱為「英語類」的新專業本身也是問題重重。比如翻譯(英語)與英語(翻譯)如何區分? 有了翻譯專業之後,英語專業還有資格做翻譯嗎? 而且,在理論上翻譯專業可以囊括所有的外語語種,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任何一個翻譯系或翻譯學院今後都有可能發展成為獨立的外國語大學? 再以商務英語為例。如果說商務英語專業是培養能夠從事對外貿易的實用型人才,那 麼,它與經濟學科下面的對外貿易專業又如何區分? 如果對外貿易專業學生所接受到的英語技能訓練不 遜於、甚至還強於商務英語專業的學生,商務英語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何在? (一個顯然的事實是:對外貿易專業學生掌握強悍的英語語言技能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對專業金融、經濟和貿易知識的掌握)。進而論之,如果英語+商科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那麼是否可以有英語+國際法(國際法英語專業———事實上,法學英語專業已經呼之欲出了)、英語+國際政治(國際政治英語專業)、英語+體育 (體育英語專業)、英語+中國烹飪(中國烹飪英語專業)、英語+中醫(中醫英語專業)、英語+中國功夫(中 國功夫英語專業)———等等各種五花八門的英語+……專業的出現? 而且,這個專業設置思路在理論上顯然也適合其他任何一門外語語種:我們當然也可以有商務德語專業、商務法語專業、商務日語專業、商 務越南語專業、商務尼泊爾語專業、商務寮語專業……難道不是嗎? 於是乎,「某某商務外國語大學」 就順理成章地應該出現———就像「某某翻譯外國語大學」一樣。

第三,在「英語類專業」表面上蓬勃發展、一片繁榮的背後,公共英語教學質量即使沒有下降,至少未見明顯提升。原因很簡單:理工農醫財經政法體育藝術類院校的外國語學院將大量精力投入英語學科專業建設中,結果卻稀釋了這些院校英語師資的本職工作———傾心投入公共英語教學,扎紮實實提升非外語專業學生的英語實際運用能力。據筆者調查,重慶某工科高校外國語學院殫精竭慮地要保住其英語語言文學碩士點,但對該校的公共英語課堂教學卻相當不重視。在該校,一個公共英語課堂上居然有七八十甚至過百的學生! 這樣的公共英語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如果一個工科學生在學好工科專業的同時,又掌握了過硬的英語語言技能(這是完全可以辦到的),從而無須英語類專業人士的翻譯幫助,自己可以閱讀英文文獻、撰寫英文論文、用英語進行國際交流,這樣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國際化複合型人才。

總之,在 2000 年《大綱》指導之下,過去 20 年中國英語類專業不僅未能解決專業身份問題,而且還使 得本專業領域問題叢生。正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新一代外語教指委和英語教指委經過反覆論證,分別於 2018 年和 2020 年頒布了《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和《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外國語言文學類專 業教學指南—英語類專業教學指南》。

《國標》和《指南》對 1998 年《意見》和 2000 年《大綱》有繼承、有修正,更注入了許多新思想新觀念。本文不擬全面詳細介紹兩個文件的具體內容,而是將圍繞某些針對《指南》的批評意見,展開筆者個人對兩個文件的一點理解和思考。

02

英語學科在英國的興起及其社會使命

《指南》剛剛頒布,就有學者撰文予以全面否定。個別批評意見明確否定了英語的學科內涵以及專業合法性,認為《指南》給英語專業的定位僅僅是通識教育,培養的不是專門人才,而是人文通識型或通用型英語人才,但是這種人才不適應市場需求,因此,應該取消英語專業,而代之以能夠滿足市場需求的各種專門用途英語。

那麼英語專業究竟有無其學科屬性呢?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作為一門學科首先發生在英國,所以要弄清楚它有無「獨特的知識體系」、 有無學科屬性,我們必須得回溯一下「English / English Studies」在英國大學學科體制中是如何產生和確立的。

英語學科進入英國大學課堂並非早已有之,而是 19 世紀維多利亞社會這個獨特歷史背景的產物。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在 1828 年率先開設了英語語言文學課程;1829 年大學學院設立了第一個英語教授職位。1831 年,英國文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位課程在倫敦國王學院( King』 s College,London)被正式確立下來。此後,由大學學院和國王學院合併成立的倫敦大學以異地授課「學位 班」(external license)的方式,在一些主要的工業城市———如利物浦、伯明罕、曼徹斯特、謝菲爾德和利茲 等新辦的大學中開設英國文學學位課程並頒發學位。當然,最著名、最古老、同時也是最保守的「牛劍」 對英語學科一直懷有牴觸情緒,遲遲不願開辦這個學科。但歷史的潮流畢竟難以阻擋,1894 年和 1911 年,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也終於分別建立起了自己的英語系(Barry,2002:11-14)。

那麼為何我們說英語學科在英國大學的確立是維多利亞社會的產物呢? 這就需要考察維多利亞時 期英國社會結構的轉型問題。眾所周知,「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新古典主義的節制、寬容、理性、平和取代了 17 世紀那種你死我活的政治—宗教鬥爭,因而造就了相對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加上漢諾瓦王朝 的重商主義政策、海外殖民地的進一步拓展以及工業革命的發生,使得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在 18、19 世紀 得以迅猛發展,實現了類似於當代中國正在經歷的「經濟騰飛」 (Eagleton,1983:9)。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給英國社會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以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出現為標誌的社會結構的全面轉型;二是以宗教的衰落為標誌的社會精神信仰危機。

因此,在伊格爾頓和鮑迪克等人看來,英語學科在維多利亞時期得以確立的重要原因就是教化粗鄙的中產階級、馴服野蠻的工人階級(這也是為什麼英國文學首先開設在當時新興工業城市中新創辦的大學)、培養英國人的民族想像和帝國認同、從而使英國文學取代宗教成為整合社會各階層的精神黏合劑 (social cement)等。但也有許多人,如巴裡,不同意伊格爾頓對英國文學興起的社會控制的意識形態解讀,認為那太過簡單化。事實上,在早期倡導設立英國文學學科的背後有許多複雜的原因,如對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愧疚、傳播文化啟蒙心智的宗教般熱情,當然也有維護社會穩定的私人目的等(Barry,2002: 14)。但不管怎樣,從英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中提煉民族文化精粹(distilled essence)、並用於全社會文化啟蒙和抵抗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提升英國社會的文化敏感和道德修養,從而培育出一種新型的英國文化來引領英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是英語語言文學學科在維多利亞時代興起的主要原因。這個思想被莫裡斯、戈登等早期英國文學教授表述得非常清楚。

1840 年,莫裡斯(F. D. Maurice)被任命為倫敦國王學院的英國文學教授,在其就職儀式上,莫裡斯 闡述了英國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目的,那就是「把我們從……這個時代(狹隘庸俗的)觀念和習俗中解放出來」,從而把「我們的生活」與「某種永恆的價值維繫在一起」 (Barry,2002:13)。類似的觀點也見於牛津大學早期的英國文學教授喬治·戈登(George Gordon)。在其「墨頓教授」 (Merton Professor)職位的就 職演講中,戈登說:「英國生了病,英國文學必須救治英國病。教會在這方面已經失敗,社會改革又太慢, 英國文學現在負擔起三重功能:除了寓教於樂之外,她還必須負擔起拯救我們的心靈、治療我們的國家的功能。」(Baldick,1987:105:)這些思想經過以阿諾德等為代表的維多利亞文化主將幾代人的闡發和努力,並隨著 1921 年由紐伯特爵士(Sir. Newbolt)領銜制訂的《關於在英國進行英國文學教育的報告》 (俗 稱「the Newbolt Report」)的出爐而得到了國家層面上的確立。從此,英語語言文學作為一種教育國策終於被確立了下來。

英語語言文學在英國國民教育體系和大學學科體制中的確立清楚表明,English 或 English Studies 不僅不缺乏「獨特的知識體系」(永恆的價值、文化的精髓、社會黏合劑),而且還具有獨特的「社會使命」 (social mission):拯救心靈、改造社會。

當然國情不同,文化不同,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建設思想肯定不能完全照搬到當代中國英語學科專業中來,但是 English / English Studies 所蘊涵的知識體系構建以及其社會使命卻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鑑。

03

《指南》的得失

我們看到,《指南》對英語專業的學科內涵有明確的規定:「英語教育本質上是人文教育。」(xix)在此基礎之上,《指南》對英語專業的學科屬性和知識體系給予了明確的說明:「英語專業隸屬於外國語言文學學科,主要以英語語言、英語文學、翻譯、比較文學與跨文化以及國別和區域研究等為學習和研究對象, 具有跨學科特點。」(1)將《指南》與 1998 年《意見》和 2000 年《大綱》相比較,可以看出,20 年之後,新一 代中國英語人對這個專業的學科屬性更加自信了———不再躲躲閃閃地認為英語專業只有與其他專業複合才有資格成為一門專業;對這個專業的知識內涵也更加清楚了———五大知識板塊的勾勒很清晰,體現了目前這個專業與其他專業的疆界(雖然部分知識板塊仍然值得商榷,如「翻譯」如何與「翻譯」專業相區分? 「比較文學與跨文化」如何與中文系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相區分? 「國別和區域研究」如何 與國際政治專業相區分?)。至於社會使命,《指南》的前言部分有明確表述:「篤定服務國家發展戰略」, 尤其是要「滿足中華文化走出去、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英語專業人才和複合型英語人才的強烈需求,為促進改革開放、經貿合作、人文交流和全球治理等提供堅實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要堅定文化自信,在文明交流互鑑中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 xix)。在《指南》正文部分 4. 1「素質要求」中還提到一句核心表述:「中國情懷和國際視野。」筆者個人認為,培養具有 「中國情懷和國際視野」並能夠「講好中國故事」的英語專業學生,從而使得這個專業能夠服務「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這一點應該是當下中國英語專業之於當代中國的「社會使命」。但是,遺憾的是, 對於這個社會使命,不僅《國標》隻字未提,《指南》也僅僅只是一筆帶過。

至於對於英語專業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批評,筆者認為,這是對英語專業的誤解,也是「英語類專業」一詞誤導的結果。如前所述,英語專業與英語學科自有其獨立的知識體系和社會使命;英語作為一門外語,毋庸置疑也具有工具—實用性,旨在培養外事外交、國際政治、文化交流與傳播領域內國家所急需的高級翻譯人才,而非萬金油式的低層次翻譯人才。就此而言,所謂「英語+」的「英語類專業」,如商務英語、法律英語、醫學英語、工程英語等,缺乏成為獨立專業的合法性。前文已經論述過這個問題:非英語專 業學生利用公共英語課堂掌握英語五大技能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英語類專業學生掌握理工農醫財經政法藝術體育等專業知識。以已經獨立成專業的商務英語為例,大學本科四年,一個商務英語專業學生很難做到既具備強悍的英語技能,又精通商科專業知識。大部分學生可能英語技能不過關,商科知識也是蜻蜓點水、淺嘗輒止,在就業市場高不成低不就,顯得非常尷尬。何況,絕大多數商務英語學院的教師也都是英語語言文學出身,突然被迫改教商務英語,他們也只有勉為其難,帶領學生讀讀教材,記一些商科英語詞彙而已。至於有學校聲稱可以招募在國外學商科專業的留學回國碩士或博士承擔商務英語課程教學,這基本上都是自欺欺人:人家既然是商科專業出生,何必來教英語?

當然,強調大學應該培養市場所需、社會所需的實用性人才,這個思想沒問題,本人非常贊同。只是就英語能力而言,這類實用性人才的培養不應該在開設新英語類專業(所謂的特殊用途英語)上動腦筋 (那樣只會越來越亂),而是應該扎紮實實搞好大學公共英語教學。首先,理工農醫財經政法藝術體育類 院校的外國語學院不要再一味追求英語學科專業建設,而應該將其工作重心重新回歸到公共英語教學上來。其次,在公共英語教學中,也同樣要尊重英語技能訓練的基本教學規律,如,25 人編制小班上課(而不是動輒上百人一個班);按照聽說讀寫譯進行公共英語課程設置,並擴大英語課時量。總之,公共英語教學是完全可以將非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技能提升到能夠獨立查文獻、讀文獻、寫論文、作報告,並且自 己做翻譯的水平,那樣的人才,才是既精通專業知識、又掌握英語語言技能的真正複合型人才。

綜上所述,在 1998 年《意見》和 2000 年《大綱》精神指導之下,新世紀中國英語專業 20 年建設有成就,但也有存在著相當大的問題。2018 年《國標》和 2020 年《指南》顯然認識到了這些問題,並試圖予以矯正。尤其是《指南》,從專業定位、培養目標和專業內涵等各方面都力圖為英語專業正名,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國標》和《指南》對英語專業的專業定位和人才培養目的仍然存在相當大的模糊空間(比如「英語專業人才和複合型英語人才」的表述就比較含混,雖然對於「複合型人才」進行了專業內複合的重新解釋);專業知識五大板塊的計劃也與其他專業存在重疊交合之處———如上文所述,翻譯與翻譯專業如何區分? 比較文學與跨文化與中文系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如何區分? 國別與區域研究與國際政治專業如何區分?

本文認為,過去 20 年,中國英語專業如果存在著某些問題的話,這些問題並非英語專業本身所帶來的,這些問題的出現又進而造成了英語類專業重複設置,數量泛濫,低層次惡性競爭。《國標》與《指南》 都沒有能夠提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當然,這個要求已經超出了外指委和英指委的權限範圍,希望《國標》和《指南》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案是不現實的。本文也只能在這裡呼籲教育部和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認真嚴肅對待這個問題,並建議:

(1)大規模壓縮英語學科專業點,使騰出來的資源回歸公共英語教學本行。

(2)英語專業和英語學科只保留在一部分名牌綜合性大學(培養學貫中西的文化精英)、老牌外語院校(培養國家對外交流和文化傳播的高層次英語人才)和師範院校(培養高質量的中小學英語師資)中。

(3)認真思考「英語類專業」這個提法,思考翻譯專業和商務英語專業與英語專業的界限究竟在哪裡,從而讓英語專業堂堂正正地回歸其專業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