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二十世紀「民國西學」是中文翻譯歷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入中國。「民國西學」究竟規模多大？具有怎樣的體系？以什麼方式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待認真研究。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後，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歷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入中國，參與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產生新的理論，全球範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麼幾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入歐洲文化，史稱「文藝復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並不過分。
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啓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自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了二百多年。梁啓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了天文、歷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了諸如亞里斯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啓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範圍亦限於天（文）、（歷）算」，則誤導了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只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並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致了「西學」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家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後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才、出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了，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啓超說：「惟（上海江南）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啓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只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範圍並不及於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了簡短的回顧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曰中華民國時期的「西學」，才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千記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了科舉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嘗試的利用「書院」系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等學科，都採用了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於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種新的標杆，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了「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裡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藉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制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系？它們是以什麼方式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還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譯，哪些譯者的影響最大？「西學東漸」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啟，清末有嚴復，那「民國西學」的代表作在哪裡？這一系列問題我們並不能明確地回答，原因就在我們對民國翻譯出版的西學著作並無一個全程的了解，民國翻譯的那些哲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西學」著作，束之高閣，已經好多年。
舉例來說，1935年，上海生活書店編輯《全國總書目》，「網羅全國新書店、學術機關、文化團體、圖書館、政府機關、研究學會以及個人私家之出版物約二萬種」。就是用這二萬種新版圖書，生活書店編制了一套全新分類，分為：「總類、哲學、社會科學、宗教、自然科學、文藝、語文學、史地、技術知識」。一瞥之下，這個圖書分類法比今天的「人大圖書分類法」更仔細，因為翻譯介紹的思潮、學說、學科、流派更龐大。儘管並沒有統一的「社科規劃」和「文化戰略」，「民國西學」卻在「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推動下得到了長足發展。查看《全國總書目》（上海，生活書店，1935），在「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一般•社會主義」的子目錄下，列有「社會主義概論、社會主義史、科學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烏託邦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議會派社會主義」等；在「社會科學•政治•政體政制」的子目錄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論、政治制度史、憲政、民主制、獨裁制、聯邦制、各種政制評述、各國政制、中國政制、現代政制、中國政制史」等，翻譯、研究和出版，真的是與歐美接榫，與世界同步。1911年以後的38年的「民國西學」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而我們卻長期忽視，不作接續。
編輯出版一套「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把中華民國在大陸38年期間翻譯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著作重新刊印，對於我們估計、認識和研究「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復興」，接續當時學統，無疑是有著重要的意義。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學術界以朱維錚、龐樸先生為代表，編輯「中國文化史叢書」，一個宗旨便是要接續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重振旗鼓，「整理國故」，先是恢復，然後才談得上去超越。遺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學」研究卻似乎沒有採取「接續」民國傳統的方法來做，我們急急乎又引進了許多新理論，諸如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還有「老三論」、「新三論」、「後現代」、「後殖民」等等新理論，對「民國西學」棄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
民國時期確實沒有突出的翻譯人物，我們是指像嚴復那樣的學者，單靠「嚴譯八種」的稿酬就能成為商務印書館大股東，還受邀請擔任多間大學的校長，幾份報刊的主筆。但是，像王造時（1903-1971）先生那樣在「西學」翻譯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然後藉此「西學」，主編報刊、雜誌，在「反獨裁」、「爭民主」和「抗戰救國」等輿論中取得重大影響的人物也不在少數。王造時的翻譯作品有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1931年，王先生曾擔任光華大學教授，文學院長，政治系主任，後來創辦了《主張與批評》（1932）、《自由言論》（1933），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輿論界發表憲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義；他在大學課堂上講授的則是英國費邊社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公有化理論（見氏著《荒謬集•我們的根本主張》，1935，上海，自由言論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時先生這樣複雜、混合而理想主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實踐，在最近三十年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中並無討論，原因顯然是與大家不讀，讀不到，沒有再版其作品有關。
我們說，「民國西學」本來是一個相當完備的知識體系，在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斷裂」之後，學者並沒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繼承和發展，哪些應該批判和揚棄。民國時期好多重要的翻譯著作，我們都沒有再去翻看，認真比較，仔細理解。「改革、開放」以後，又一次「西學東漸」，大家只是急著去尋找更加新穎的「西學」，用新的取代舊的，從尼採、弗洛伊德……，到福柯、德希達……，就如同東北諺語諷刺的那樣：「熊瞎子掰包穀，掰一個丟一個。」中國學者在「西學」武庫中尋找更新式的裝備，在層出不窮的「西學」面前特別害怕落伍。這種心態裡有一個幻覺：更新的理論，意味著更確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國使用，或者借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種實用主義的「西學觀」，其實是一種懶惰、被動和浮躁的短視見解，不能積累起一個稍微深厚一點的現代文化。
討論二十世紀的「西學」，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來代表，這其實相當偏頗。胡適、陳獨秀等人固然在介紹和推廣「西學」，倡導「啟蒙」時居功至偉，但是「新文化運動」造成不斷求新的風氣，也使得這一派的「西學」淺嘗輒止，比較膚淺，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國西學」。胡適先生回憶他們舉辦的《新青年》雜誌，有一個宗旨是要「輸入學理」，即翻譯介紹歐洲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知識，他還大致理了一個系統，說「我們的《新青年》雜誌，便曾經發行過一期『易卜生專號』，專門介紹這位挪威大戲劇家易卜生，在這期上我寫了首篇專論叫《易卜生主義》。《新青年》也曾出過一期『馬克思專號』。另一個《新教育月刊》也曾出過一期『杜威專號』。至於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日耳曼意識形態、盎格魯•薩克遜思想體系和法蘭西哲學等等的輸入，也就習以為常了。」（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頁）。胡適晚年清理的這個翻譯目錄，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斷尋找「真理」的軌跡。三四十年間，他們從一般的人性論學說，到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從不列顛憲政學說，到法蘭西暴力革命理論、德意志國家主義思想，再到英格蘭自由主義主張，大致就是「輸入學理」運動中的全部「西學」。
胡適一語道破地說：「這些新觀念、新理論之輸入，基本上為的是幫助解決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實際問題。」胡適並不認為這種「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做法有什麼不妥。相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學」的方法論，大多認為翻譯為了「救國」，如同進口最新版本的克虜伯大炮能打勝仗，這就是「天經地義」。今天看來，這其實是一種庸俗意義的「實用主義」，是生吞活剝，不加消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簡單思維，或曰：是「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從我們收集整理「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的情況來看，「民國西學」是一個比北大「啟蒙西學」更加完整的知識體系。換句話說，我們認為「五四運動」及其啟蒙大眾的「西學」並不能夠代表二十世紀中國西學翻譯運動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啟蒙西學」之外，還有上海出版界翻譯介紹的「民國西學」。或許我們應該把「啟蒙西學」納入「民國西學」體系，「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們認為：中國二十世紀的西學翻譯運動，為漢語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識內容，引進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激發了更大的想像空間，這種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觸動作用才是最為重要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變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並非簡單的外來「衝擊」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綜合而成。外來思想中包含的進步觀點、立場、方案、主張、主義……，具有普世主義的參考價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後才能成為漢語語境的一部分，才會有更好的發揮。在這一方面，明末徐光啟有一個口號可以參考，那便是「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反過來說，「翻譯」的目的，是為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融會貫通，而非搬用；「會通」的目的，不是為了把新舊思想調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種創新——「超勝」出一種屬於全人類的新文明。二十世紀的「民國西學」，是人類新文明的一個環節，值得我們撿起來，重頭到底地細細閱讀，好好思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邀我主編「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謹獻一二弁言於此，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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