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50年大事記（1960年至1969年）
教育50年大事記（1960年至1969年）
一九六零年
3月、5月，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召開省、市委文教書記會議。會議提出教學改革方針、原則和文教部門大辦生產企業、學術批判、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等問題的具體政策。
4月10日，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要大力提倡群眾辦學、集體辦學，在十二年內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
6月1日-11日，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個人中，教育工作者佔65.4%。
11月24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召開全國文教工作會議。會後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1961年和今後一個時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報告》。次年2月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報告，批示提出，當前文教工作必須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由此，教育系統開始進行教育事業和教育政策的調整、整頓。
一九六一年
2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材問題。決定由中宣部、教育部成立高等學校及中等專業學校理工農醫各科教材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組織教材編寫工作。
7月、12月，教育部兩次召開全國高、中等學校調整工作會議。會議提出高、中等學校要縮短戰線、壓縮規模、合理布局，通過調整工作集中力量提高教學質量。並討論調整教育事業的具體計劃。
7月30日，毛澤東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寫信，贊成和支持該校實行半工半讀和勤工儉學，希望各省也應該有這樣的學校。從此，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成為全國探索半工半讀辦學道路的樣板之一。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試行《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試行《全是制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三個《條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結了建國以來特別是1958年「教育革命」以來教育方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於使全國教育工作逐步走向正軌，穩定講稿教學秩序，改進教學工作，提高教育質量，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發展國家教育事業，起了積極作用。
一九六二年
3月2日，周恩來在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廣州會議）上作《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指出對知識分子要採取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方針，要信任、要幫助、應改善關係，解決問題，對過去批評錯了的要向人家道歉。陳毅也在會上講話，給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4月21日-5月，中旬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會議，討論調整教育事業和精簡學校教職工問題。5月25日，中共中央批發教育部黨組《關於進一步調整教育事業和精簡學校教職工的報告》，指出在我國發展教育事業，必須貫徹執行國家辦學和人民辦學兩條腿起路的方針，堅決改變國家對教育事業包得過多的辦法。
一九六三年
3月5日，毛澤東及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題詞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馬馬虎虎經，全國各級類學校普遍開展了學習雷鋒的活動。
5月8日，毛澤東在東北、河北的兩個報告中批示：用講校史、家史、社史、廠史的方法教育群眾。此後，全國各級學校廣泛開展訪貧問苦，請老貧農、老工人、老紅軍做憶苦思甜報告，通過社會調查等辦法，向學生進行階級鬥爭教育。還指定一些城市中學開設了貧下中農子女班，招收少量優秀農村子女入學。
10月18日，周恩來召集教育部及有關部委。團中央、全國婦聯負責人討論中小學教育和職業教育問題。指出中小學教育和職業教育量大，關係也很大，決不能忽視。教育部工作不能「大大、小小」，要「小大、大小」。要有一個規劃，加強中小學教育，擴大職業教育。
一九六四年
2月13日，毛澤東在主持召開的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教育的方針路線是正確的，但辦法不對。學制、課程、教學方法都要改。之後，教育部召開全國教育廳局長會議，傳達學習毛澤東講話和中央有關批示、檢查教育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了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減輕學生負擔，進一步貫「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逐步實行兩種教育制度。
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臨時黨組《關於克服中小學學生負擔過重現象和提高教學質量的報告》，中央批示：解決這些問題，不但是提高教學質量所必須的，而且關係到辦什麼樣的學校，培養什麼樣的人的重大問題，必須引起各級黨委和政府的足夠重視。
7月-8月，劉少奇在向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委幹部的報告及在各地視察時，建議各省、市、自治區試辦半工（農）半讀學校。並至少在五年後才能初步總結經驗，擴大試驗，十年以後推廣。
9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組織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5年2月，又指示組織高等學校理、工科師生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此後，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大學，中共北京市委在北京市幾所中學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
一九六五年
3月，教育部召開全國農村並農半讀教育會議，10月召開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12月召開全國並工（農）半讀高等教育會議。由此，全國再次掀起試行兩種教育制度，大辦並工半讀學校的熱潮。此前，11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江蘇省委《關於發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的規劃（草案）》，中央批示：半工（耕）半讀學校我們今後教育發展的方向。
7月3日，毛澤東寫信給陸定一，指出：「學生負擔過重，影響健康。」建議從學生活動總量中砍去三分之一，使學生有充分的休息時間和自由支配的時間。此信簡稱「七三指示」。
一九六六年
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提出，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又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學生也應該「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此信簡稱「五七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閣下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6月1日，經毛澤東批准，新華社播發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攻擊學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從此「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
8月8日，黨的八屆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決定提出：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這一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為學校進行「鬥、批、改」所奉行。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進行串聯的紅衛兵和學校師生。至11月26日，共8次接見紅衛兵和學生教師共1100萬人。此時全國學校已完全停課，廣大學校師生捲入全國大串聯從而造成了社會大動亂。
一九六七年
1月9日，中央教育部被奪權，印章被搶走，檔案被劫走，辦公室被佔領。
3月7日，毛澤東在《天津延安中學以教學班為基礎實現全校大聯合和整頓鞏固發展紅衛兵的體會》的材料中批示：軍隊應對學校師生進行軍訓，並參與關於學校的各項工作。要說服學生實行聯合。此即「三七指示」。
由此，一些高等學校提出了各種各樣「教育革命方案」，進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試驗」，全盤否定了建國以來形成的高等學校的教學組織、規章和制度。
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印發《毛主席論教育革命》一書。
一九六八年
7月21日，毛澤東在對一個調查報告的批示中指出：大學還是要辦的。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又回到生產中去。簡稱為「七二一指示」。
7月27日，根據毛澤東的決定，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8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發出《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此後，各城市大、中、小學以及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普遍派進了工人宣傳隊，領導學校的鬥、批、改工作。
9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該報與《紅旗》雜誌評論員的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
8月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各地貧下中農從本月起陸續向農村中小學派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成立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對學校實行管理。
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一篇報導中引述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從此，全國各地城鎮出現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有1600多萬人。
一九六九年
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轉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關于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報告》。該報告成為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經驗之一。
4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把上層建築包括教育、文藝、新聞、衛生等各個領域中的革命進行到底。」
10月-12月，大批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技術學校根據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院校下放問題的通知》，規定中央所屬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地方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