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引語】
憑藉風物人文，展開人內心的精神境界，是文化的一個核心功能。
人內在的精神境界展現出來，完成人的自我實現，人類心理中內在天然的潛藏著這種渴求，先王教化以文化的方式因應這種內在渴求，用來移風移俗，形成平常日用。文化不僅僅是裝飾和擺設，更是人實在的身心受用和心理依歸，春風化雨的禮樂人文，能夠轉化身心，成人成物。研讀本篇，可以澄清辨明很多文明教化的誤區。
本篇以孔門弟子的修身實踐綜論孔門學問。開篇點明學問不能拘限在禮樂形式之間，而要注重禮樂所承載的文化本質，接下來回憶弟子，總結弟子成就，提出四科十賢。圍繞顏淵，以顏淵死為案例，幫助學者用學問辨明人情細惑，吐露孔門學問更多信息，供不同學問境界的學者體驗學習。「於我言無所不悅」的顏回，竟然得到孔子「非助我也」的評語，這就要理解中國傳統文化中「請教」的內涵，聖人所講的是什麼道呢？帶著這樣的興趣讀下去，或可獲得更多啟迪。
聖王政治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創舉，聖王政治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歷代以來迷霧重重，本文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原理為基礎，綜合史料信息，通過對其形成和發展的推演，對聖王政治的教化職能、君子、君子的絜矩之道，以及由此演化出來的禮樂文化制度，做了系統的介紹。
本篇中依據史實整理出魯昭公策動長府事件的經過，以及事件前後魯國政治環境，並據此形成了案例，看過了這個案例之後，我們就能夠理解閔子騫之所以僅憑他所說的「何必改作」一句話，就被孔子認為他「言必有中」了，如果能夠更進一步，我們從中還可以認識禮樂之教在政治上應用所產生的效應，司馬光《資治通鑑》開篇直接就把這些道理講了出來。這些內容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都有非常重要的幫助，本篇中的這些內容完全值得讀者期待。11.18章引入了愚人高柴執法的故事，會對我們現代人有什麼樣的啟示呢？這就需要讀者您深嘗細味了!至於顏回「屢空」的「空」，是否就是後世釋家「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所講的「五蘊皆空」的「空」呢？讀者一試，便自知冷暖!
最後，以模擬面試結束全篇。
【原文】
%%%子曰：「先進①於禮樂，野人②也；後進③於禮樂，君子④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注釋】
①先進：前輩聖賢。一說，指時代先後。②野人：山野之間的鄉民，用其質樸粗素的特徵來指代沒有經過文化薰陶的人；一說就是指鄉野平民。③後進：後輩經過聖賢教化的人。④君子：經過禮樂文化薰陶，接受過教育的人。
【釋義】
孔子說：「前輩的聖賢對於禮樂文化中的禮儀章法，還是有質少文、渾蒙質樸的『野人』；後輩薰染於禮樂之教，對於禮樂文化的儀軌章則，可以稱為有文採的『君子』。如果用事修身，我更崇尚先輩的質樸。」
【按語】
君子和野人，在本章中被作為一組相對的概念，來表達作者的理念見地。
這裡的君子，是經過後天的學習訓練掌握一定學識的人；這裡的野人，是未經後天學習訓練，屬於廣闊原野，像那野草一樣，先天自然長成的人。
後世的君子，即所謂的後進，學習先王創造的禮樂文化，對禮樂具備了一定的素養，從這一點來說，可以稱之為君子，但是，他卻未必就明了禮樂之用。禮樂是用來導引人的心性使之復歸於仁的工具，目的在於天下歸仁。
先進，也就是先輩，他們生活在大自然演進早期天根屢現的階段，利用當時人類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寶貴時機，這也是後世人類根本無法體驗到、歷史永遠無可重複的時機，不失時機地用身心感應獲取天地尚還隱藏不深的天機奧秘，開創性地發現道的本根，自身達到了仁的境界，並依此開拓了禮樂文化，為後世人們提供踐履之處。但是，禮樂文化畢竟需要人類日積月累才能夠洋洋大觀，而且，還需要有統一的文化精神作為指導。
後進的優勢是在文化形式方面，能夠佔有前人積累的洋洋大觀，但是，這同時也就有可能迷失在森林之中，只見眼前的樹木，或者滿眼都是樹木，處在樹木的包圍之中，不辨整體，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迷失在禮儀的形式面前，卻丟失了這種禮樂文化所承載的文化精神。
先進的開創者把握了文化精神的本質，用這種精神來開發禮樂文化的形式，並把開發所得到的成果整理成為知識內容代代累積傳授給作為後輩的下一代，但是，由於他們是先期的創業者，與後輩守成者相比，他們的缺失是，沒有後輩所佔有的禮樂文化內容那樣豐富，文化形式也比較少，與後進的文採比較起來，可能會顯得質勝於文，因而有些「野」的感覺。
如果講禮樂文化之用，也就是用禮樂文化的目的，使人的心性進入到仁的境界，還是以先進掌握的文化精神為優；而後進所擅長的文化形式則是其次。
本章所說明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可以通俗的用這樣的例子來比類說明：就拿儒學來說，孔子雖居「先進」，然而卻沒有上過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可以說是「先進」的「野人」；現代的大學生、博士生、學者雖處「後進」，他們學習了很多儒學的知識，也可能有很多關於儒學的著作，就這一點，可以算作是「君子」。但是，要想真正的理解儒學，與其去看現代的教授、博士的著作，毋寧我們去品味那個沒有學銜的孔子的言行。而且，人們更願意看孔子。
其實，這裡面是在說作為文化形式的禮儀，和作為文化精神的禮義之間的關係，「後進」具有形式上的優勢，對禮儀更講究一些，這是通過後天的學習得到的；「先進」則是佔據禮義方面的優勢，先天地貫穿著文化精神。
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襲爵祿，普遍缺少學問精神，熱衷於禮樂外在的美，講究排場的鋪陳與奢華，形成相互攀比的風氣，過分注重於形式，而禮義的精神卻迷失了。
【大義闡微】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國家，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在概念上有些不同。
現代政治學上國家的產生，是以生產力的發展階段為基礎的，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經過堯舜禹三代的努力，生產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夏朝的建立，標誌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始，就具備了這種國家的特徵。
然而，無論從史料記載，還是從考古發現，人類擺脫蒙昧開始到夏朝的建立，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這期間並不是一個自然的進化過程，而是人類主動地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生產過程。伏羲氏「作結繩而為網罟」，教民漁獵，「取犧牲以供庖廚，以食天下」，為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發明了漁獵畜牧業；神農氏發明製作木耒、木耜，教會人民農業生產，遍嘗百草，發現藥材，教會人民醫治疾病。至少從伏羲、神農時代就已經開啟了主動適應改造自然的生產過程，而從伏羲到夏啟，這是一個至少長達數千年的漫長的歷史，數倍於我們紀元以來的歷史。那麼我們要問，這樣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人類是怎樣建立的生產關係，建立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呢？社會治理採用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形式呢？
中國歷史上，這一時期所採用的，是聖王制度。
從伏羲氏肇端，黃帝草創，到堯舜禹時期，已經形成了相對完善的聖王政治體制，正是這樣的政治體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在大禹治水這一締造中華民族生存基礎的偉大的實踐中，這一制度表現出極大的政治優越性。
這一聖王政治體制直接為夏商周三代建國提供了理論基礎，經歷三代的發展，到西周時期，形成了洋洋大觀的禮樂文化，創造了人類文化的高峰，它對於人類歷史的真實意義，至今我們尚還無法能夠正確評估，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對世界文化發展做出更新的貢獻之後，也許我們才能夠更清楚地看到，這有待於我們在今後的實踐中，進一步的開發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是為人類歷史發展承載著重要使命的文化。當然，我們現在，對這一聖王政治制度的重視和研究實在是遠遠不夠。
聖王制度完全不同於階級形成以後的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勞動的佔有關係。
它是在人類文明之初，生產力發展水平不足以產生勞動剩餘，每個成員必須親身參加勞動才能夠解決自身的溫飽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這是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時間之久之長，足以影響人類進化史，足以深深的植入人類基因之中，以至於直至今日，人們在心靈深處的底層或潛意識中，往往仍然能夠察覺到有一種回歸的傾向，在一些思潮或學說之中，也有所體現。
這一時期，在人類生存條件決定下，創造發明和生產協作成為了生產力發展的主題。
創造發明是在生產實踐中產生的，親身參加生產實踐，具有發明創造能力，並善於總結別人的創造發明的人，被視為聖人，聖人將創造發明傳授給部落成員，這樣每個部落成員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穫，大家內心就會擁戴這樣的聖人；聖人組織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大家在協作中得到更多的回報，並體會到協作的樂趣，文化因此出現。
生產規模越大，得到的回報越多，聖人希望得到更多的人群共同參與生產，而其他部落的人群，在互相交流與溝通中，發現發明創造比較多的部落，能夠改造自己的生存條件，因而獲得了明顯的生存優勢，而且，聖人很願意將先進的發明創造和生產組織方式傳授給他們，這樣，其他的部落也甘心情願地前往歸附，組織規模就越來越大。這樣，王道政治就表現出了雛形，被眾多的部落廣泛認可，部落間聯盟合作和合併就在這樣的政治基礎之上，廣泛地展開，聯合聚集是當時人類生存發展之道。
王道，這裡的王，是往的意思，大家主動地前往歸附，在當時並不具備絕對的武力優勢，因而不能夠靠武力的徵服；並且，相對於當時地域的廣大遼闊，人口則較為稀少，人可以往來歸附，也可以出走離開，《詩經》中「適彼樂土」描寫的就是部落分裂離去出走的情景，在更為遠古時期，這是很容易也很常見的事情。這樣，就要求這種聖往政治必須有道德的基礎，才能凝聚人心。
中華民族正是在這樣的自生民之初開始的道德政治基礎上聞聖而往的「聖往」文化中，逐步形成、發展、壯大起來，使人類能夠終於徹底的從動物世界中脫離出來，而這種文化一脈相傳，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也正是這種文化基因的存在，使中華民族能夠歷盡滄桑，而綿延不絕。
「聖往」文化對聖人的要求極為嚴格，要求他在在處處能夠以自身作為尺度，用自己身體力行的行為帶動身邊的人，重視教化的作用，作之親，作之師，而不僅是對別人發號施令，或者說，他對別人發號施令的權利是依靠嚴格要求自身而獲得的。從正己開始，獲得別人的主動追隨的意願，才能夠由正己而正人，達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的政治效果。他要關注每一個部落成員的疾苦冷暖，所作的事情要最終使每一個參與者得到利益。在繼承前輩的成果之上，堯、舜、禹將這種文化發展到了極致，並形成了傳統，成為禪位相傳的心法要訣，正是這樣的心法要訣，中華傳統文明才歷久而不息。
劉向《說苑》說：
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人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同樣，劉向《說苑》還說：
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民也。
夏商周三代生產力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社會分工加劇進行，但是，三代開國帝王都能總結前代政治的得失，奉行並發展聖往政治，使社會能夠和諧穩定，得到健康發展；而到末世的時候，都是出現十分突出的階級壓迫與剝削，以帝王為首的統治者成為百姓痛恨的獨夫，百姓要麼選擇「適彼樂土」，要麼選擇反抗，社會轉入動蕩。
《禮記·學記》說：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又說：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劉向《說苑·卷三·建本》：
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獨思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尚書·大傳》說：
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大子、王子、群後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
《禮記·王制》說：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徵於鄉，升於學者，不徵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接著說：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理解君子，對於理解本章非常關鍵。一般以為這裡的君子是指當官的人，其實是很不恰當的，這只是由於春秋時，「選舉之法廢，卿大夫皆世爵祿，皆未嘗學問」，而給人的一種錯覺。在西周時期，有完善的選舉之法和學校制度，官是需要道德學問有成就的人，也就是君子大人來任職的，君子大人是德稱，並不是官稱，是對個人道德成就的稱呼，君子是學做大人的人，大人是君子的最高成就。對當官的人稱德稱，是對其官守任職能力的承認，最起碼也是尊敬和鼓勵，所以，人們習慣了將居於官職的人稱為君子，可是到後世，對居官之人的素養能力要求越來越低，直至廢棄選舉之法，直接變成了世襲，君子之名也就被偷換了概念。君子之名不再，君子的學問也就塵封不現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開山始祖伏羲女媧，最偉大的貢獻，在古畫中反映了出來，他們手中分別拿了規和矩，此規此矩正是他們的發明，是建立在天文實踐基礎上的發明，而且是為天文服務的，通過此規此矩，可以測天測地，標誌著人類有了可以藉助的工具實現對天地規律的把握，自此，人類天文始明，自此，人類可以遵循天地規律指導自身的活動。
後世聖人將天地規律進一步的發揮，用於對人類社會的指導研究，引申了規矩的原理：要想把握人類社會的規律，同樣需要有規矩這樣的工具，什麼可以作為這樣的工具呢？就是人的自心、自身，以人的自心和自身作為規和矩，並非人生下來就都可以做得的，果其如此，那就是生而知之的聖人了，這樣的人不能說沒有，但是很稀有。然而，人人確實又能夠通過後天的學習和訓練，將自身變成為這樣的規和矩，這就是君子所要做的事情。君子以此為工具，正己正人，修齊治平，達到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宇宙一身的境界。用規矩測量人類社會得到的常數和係數組成的公式，就是禮樂，所以禮樂是聖人以自身為規矩測量天地社會之間人類行事尺度規範，對所得結果進行系統總結而得出來的人應當遵循的自然和社會規律。
後進學者對這樣的公式常數係數知道很多，但是對這些公式的來源卻未必明了，先進開拓者還沒有得到這麼多的公式，但是，他卻可以用自身的規矩直接取得數據或推導出所需要的任何一個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