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建校115年科學報告會上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
為學子做了題為
《不確定疫情下的防控決策》的報告
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死率
跟SARS之間的距離僅僅只有2%
直播視頻截圖
張文宏給了疫情一個「不確定」的定語。正如市裡專家討論會時候他說的，現在對疫情下一步走向進行精準預測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到現在為止，依然不知道什麼時候這個世界會重啟互通。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第一個原因就是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一個病毒，它的傳播力是如此之強，同時還具有一個非常高的病死率。
現在是2020年的5月份，根據最近一次疫情報告，可以看到全球的感染人數已經達到了450萬，死亡人數接近30萬，那就意味著它的病死率達到了接近7%這個水平。而2003年的SARS，它的病死率是9%，也就是說，新冠的病死率跟SARS之間的距離現在僅僅只有2%。
很多人說流感很可怕，傳播如此之廣，也造成很多人死亡，但是流感的病死率據美國的統計，基本在0.1%到0.5%之間。若按此來計算，現在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是流感的幾十倍。
與此同時，它的傳播率也遠遠超過了SARS，SARS到最後全世界的感染人數只有1萬左右，現在全球已經有450萬人感染新冠病毒，將來會不會達到千萬的水平，目前也未可知。
中國抗疫：「擊破」帝國理工學院模型
「今天回過頭來看，武漢封城的決策做得實在太好了。」張教授說。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學者曾發表論文，為中國疫情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建立了傳染病預測模型，涵蓋四種可能性。
其一是，什麼措施都不做，上海最終可能有80萬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二是，如果只對武漢採取措施，上海「不動」，則上海最終感染人數可能達到20萬人。
其三是，如果同時上海採取了一個非常厲害的緊急響應，嚴查嚴防，則最終感染人數可能控制在29000人左右。
然而，這一依據傳統數學模型計算的結果，卻被中國發生的現實擊敗了。目前上海本土病例數在350個左右。
對此，世界都很驚訝。
「最近我跟國際上的學術交流非常多，」張醫生說，他與跟哈佛、耶魯等一流的公共衛生學院相關專家進行過一些學術討論，就是討論了傳染病防控數學模型為什麼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會失效。最終，一系列數據帶來比較有說服力的答案。
在同樣一個疫情的全球防控過程中，為什麼不同城市的防控策略最終會產生不同的結果，背後是什麼樣的科學支撐呢？
圖表數據比對顯示，上海病例中，包含從武漢輸入的一代病例，以及其後的二代、三代病例。其中，隨著病例峰值變化，全過程裡二代病例產生的量非常少。
「可以說，我們的城市採取了一個非常好的防控策略，這個防控策略就是說要早起發現每一個病人，給病人進行了飽和式診斷測試，也就是生活對每一個輸入的疑似病人進行飽和式診斷，對他所有密切接觸的人進行飽和式的追蹤，把每一個病人都找到，就有可能在這個疾病的非常早期把它防控住，所以我們這裡二代病例、三代病例非常少，」張文宏教授說，把追蹤做到最極致的時候，會取得你想不到的效果。
很多歐洲國家的病死率達到了10%，
美國達到7%，
中國的武漢達到6%，
中國的其他地區1%左右，
那麼這個差異是如何做到的？
張文宏說，我們在整個防疫策略裡有一個重要的策略，除了飽和式診斷，同時進行飽和式追蹤之外，我們對所有被發現的病人實現飽和式收住入院。
早期武漢病死率較高，是因為有些病人在病情比較嚴重的時候，在醫院找不到床位，所以在武漢最終採取了有創造性的策略——方艙醫院。
所以我們的秘訣是，創造所有機會讓病人住院不造成擁擠，我們擴大所有的檢測發現所有病人，包括輕症和重症的所有病人都入院以後，最終的平均死亡率也就降低了，所以這就是中國降低死亡率的秘訣。
美國專家問得最多的兩個問題
張文宏透露，兩個問題是與美國專家討論時，他們問得最多的。
一是，為什麼對密切接觸者的追蹤能做得如此徹底？
二是，為什麼在中國，大家真的能做到在家裡待兩個星期儘量不出門？
「我告訴全球的一些專家，英國的、美國的、澳大利亞的、法國的、整個歐洲的，還有加拿大的，我就告訴他們，中國這次防疫的策略不僅僅是動員醫務工作者，還包括對民眾的科普、社區工作者的發動、海關人員的參與等等……事實上，在這次戰疫當中，中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防疫專家。」張教授說，此外，跟民眾的及時溝通也成為這次防疫中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一句，在這次疫情當中，最核心的力量發生了一個改變。疫情發生之初，我們這些年紀比較大的醫生都覺得，SARS的時候我們比較年輕，現在SARS再次來臨，捨我其誰？但是這次面對著洶湧而來的疫情，獨當一面，最辛苦的，是我們的『80後』和『90後』。」
他這樣總結，「我們每次討論前浪、後浪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前浪、後浪，前浪、後浪都是一個浪，大家都是構成我們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
（來源：上觀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