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歐洲的國際關係理論傳統既包括現實主義範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展，現實主義原則在西歐大陸已經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質疑，這有利於多元主義、歐洲新制度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的融合。而現在的美國政府更青睞單邊主義、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歐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僅對美國的新現實主義理論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於推進全球治理體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區治理中的多邊主義有兩種：威斯特伐利亞範式內的國際多邊合作和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行為體參與的「超越國家的治理」，後者對權力與主權概念提出了質疑。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歐洲的和平統一是具有歷史和哲學意義的事件，二者越來越多地承擔著作為全球治理主要行為體的政治和經濟責任。在這一背景之下，中歐國際關係學者的互動變得越來越密切和深入，這有助於促進雙方新多邊主義的研究議程，構建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的共同知識和理論創新。
關鍵詞：威斯特伐利亞範式/葛蘭西思想/新多邊主義/「超越國家的治理」
作者簡介：馬裡奧·泰洛，比利時皇家科學院院士，比利時自由大學讓·莫內講席教授。
譯者：肖瑩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趙晨，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
一、引言
在歐盟學者對國際關係理論的貢獻背後，最新的歷史和實踐背景是過去70年中歐洲國家以和平民主方式協調此前的敵對國之間關係方面取得的成就。當然，其哲學和意識形態背景在歷史上更為久遠。弗裡德裡希·黑格爾(Friedrich Hegel)在兩百年前就提出，一些歷史事件勢必具有哲學意義和影響，比如1789年法國大革命。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歐洲的和平統一就是此類具有歷史和哲學意義的事件。這些關鍵節點會影響制度的發展和結果。理論研究應當關注其背後的意義。
本文將關注歐洲一體化對「新多邊主義」這一概念的意義，包括其對「全球治理」「全球公共產品」「主權」「權力」「合法性」等重要理論概念的影響。貫穿歐洲研究議程的一條主線是：歐洲一體化的理論創新性是否已經超出了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範式？這一問題包含三層含義：第一，我們需要開展比較研究，驗證歐洲鄰國之間的地區一體化進程是否超越了現實主義範式確定的國際無政府狀態。第二，需要驗證這是孤立的個案還是每個大陸都會出現的地區合作/一體化總趨勢的一部分？21世紀是否會比20世紀見證更多的這種情況？第三，我們需要將圍繞國際事務的複雜而多層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展開的實證和理論研究結合起來：這種制度化即將被大國邏輯(比如美國和俄羅斯)弱化或者阻止、碎片化和工具化嗎？這種制度化會被強化到足以影響成員國行為的程度嗎？歐洲地區主義的理論研究議程是介於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範式和帶有幻想性的後威斯特伐利亞全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歐洲和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都是非常多元化的：這一具有創新意義的概念性研究議程可能帶來一些潛在影響，包括給中歐知識界共同的、具有更廣泛和更深入意義的新制度主義理論研究議程輸入信息，超越固有的現實主義遺留問題和世界主義的烏託邦。
二、歐洲國際關係理論的多種背景
歐洲政治思想既包括出現於15-17世紀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早期理論，代表人物是尼可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讓·博丹(Jean Bodin)和託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包括三種超出國家間範式(被定義為威斯特伐利亞範式)的理論，即現代基督教思想、最開放的自由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改良後的遺產。
由極端民族主義挑起的兩次世界大戰導致8000萬民眾死亡，各國經濟社會遭到大規模破壞，也使得歐洲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相較於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相對衰落，美蘇也是其後發生的冷戰的主角。這點可以解釋為何近年來儘管極右運動再生和復興，但民族主義式的強化主權的理論依然要比以前弱得多，與此同時，歐洲一體化以和平和民主方式實現的成功故事有力加強了反民族主義理論的力量。前文提及的三種反主權主義思潮(anti-sovereignist streams)給國際關係理論帶來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20世紀，三者常常相互對立，自由主義反對基督教思想，並且二者都反對社會主義。但過去70年的特點卻是，這三種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實現融合，並且能夠應對民族主義、主權主義、排外性政治思潮的復興帶來的挑戰。當前的形勢仍舊不明朗，一方面是建立在歐洲統一基礎上、與和平和協作相關的意識形態和理論創新的主流趨勢，另一方面是令人擔憂但仍屬於非主流的右翼民粹主義。
(一)基督教傳統的優點和矛盾之處
國際關係領域的基督教思想有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中世紀時期的基督教共和國在國內不寬容對待猶太人和宗教少數派，在國外曾侵略伊斯蘭國家。13世紀的託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歷史上首次界定了正義戰爭的條件：反對佔領的防禦性質的戰爭、對武裝進攻的適當反應以及為了正義的目的。基於阿奎那的說法，天主教教皇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稱之為「無用的殺戮」，其繼任者庇護十二世(Pius XII)對歐洲一體化表示讚賞，認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背景下出現的不同於美國模式的一種新型的社會模式，同時歐洲一體化也是國際和平政策協調的結果。方濟各教皇(Pope Francis)在他的通諭《讚美你》(Laudato Si)中支持歐洲和全球各方力量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公平的全球治理做出的承諾。
但在約翰·保羅二世(John Paul II)擔任教皇時期，關於「基督教的歐盟」的模糊殘留使得關於歐洲是一個基督教俱樂部的傳統觀念回流，在波蘭的支持下，保羅二世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然而，這一回潮在2007年的《裡斯本條約》發布後遭到挫敗，《裡斯本條約》前言將基督教列為歐洲身份的多個來源之一，而非唯一來源。不過在此條約中，德國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CDU)成功地提議加入了「社會市場經濟」的概念，當然，這也是融合了曾任法國和歐盟領導人的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基督教工會以及德國的奧爾多自由主義觀點的結果。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經濟危機期間基督教的遺產會衝擊歐盟的國際身份嗎？基督教的奧爾多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由瓦爾特·歐肯(Walter Euchen)提出與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經濟自由主義相對立。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合作的德國領導人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和沃爾夫岡·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2010-2016年的艱難時刻正是借鑑和採用了前一種理論來應對歐元區危機。教皇方濟各(Jorge Mario Bergoglio)對難民潮和移民潮持開放態度，他贊成通過深化歐盟一體化來應對來自民族主義的威脅，但他的這一願景遭到持另類、保守、偏狹、反移民理念的主權主義者的反對，不過後者依然是少數派，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已經表明了這一點。總之，即使遭到質疑，基督教的和平主義和開放且穩固的傳統依然支持歐洲一體化和將歐洲建設為一個去軍事化的「民事力量」的進程。
(二)沒有政治操縱的自由哲學
義大利的阿爾提艾羅·斯皮內利(Altiero Spinelli)、貝奈戴託·克羅齊(Benedetto Croee)和諾貝爾託·博比奧(Norberto Bobbio)，英國偉大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貝弗裡奇勳爵(Lord Beveridge)，比利時的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 Henri Spaak)等都是關於統一歐洲的自由主義理念的創始者，這其中的自由主義理念包括有關國際權力(international power)的新觀點，它實際上是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雖然凱恩斯最先在理論上提出經濟一體化是促進國際和平的路徑之一，但斯巴克、博比奧和斯皮內利則在實踐中共同認可歐洲聯盟是建立全球制度化和平的第一步和驅動力。
但是，必須將作為自由和民主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同作為重要意識形態或經濟理論的自由主義區分開來。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方面，照搬1776年美國費城會議《獨立宣言》的遺產，特別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願景，以之作為歐洲政治統一的模板。但大多數政治學家都知道，無論我們怎麼想，在歐洲引進美國的聯邦模式是不可能的。歐洲政治聯盟正在朝著另一條道路發展。它最終將不會演化為「歐洲合眾國」，而是形成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極為特別的政治結構，它會更接近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關於聯邦和聯邦結合的思想：在德語中，它是Staaten-Bund(邦聯)，而不是Bundesstaat(聯邦)。
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政治傳統的問題是如何使自己免受大西洋兩岸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相互依賴的影響。就政治方面而言，在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等英國學派代表人物的支持下，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強調西方同盟是平衡蘇聯核威脅的必要工具，這在當時是正確的。但當下冷戰已經終結，俄羅斯不再是核威脅，所以實際上可以將理想的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的「西方思維」區別開來。統一的大西方的觀念已經不像冷戰時期那樣必要。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把作為民主、人權和自由哲學的自由主義同作為政黨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區分開來。就經濟方面而言，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正統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被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說的「芝加哥男孩」復興為「新自由主義」，直到現在它在經濟思想領域的影響仍然不容忽視。將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混淆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許多學者還經常混淆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意思是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其象徵就是哈耶克和弗裡德曼所擁有的政治影響力：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裡根信奉這兩位思想家的理論，實施保守的放鬆管制政策，摧毀了原有的福利國家體系。儘管放鬆管制的全球資本主義(以哈耶克和弗裡德曼的思想為基礎、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89年的「華盛頓共識」為象徵)同歐洲以規則為基礎和制度化的全球治理(建立在康德的自由主義哲學基礎上)不會相互混淆，但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的概念卻仍舊被混為一談。後美國、後霸權主義和後新自由主義的多邊主義是否也意味著哲學意義上的「後自由主義」？或者忽視構建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是否與新自由主義和/或與當前的保護主義一致，並且都與政治自由主義相矛盾？美國將自由主義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路徑看起來會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美國霸權衰落的結構性和長期性越來越成為學界的共識。歐巴馬政府希望通過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對傳統上的三邊治理進行復興和安全化，但這一代表性做法——只與朋友做買賣，被實踐證明只是一種幻想。川普政府更青睞單邊主義、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越來越明顯的是，美國的單邊主義和民族主義從哲學和政治意義(國內的自由民主和國際的規則治理)來看，都違背了自由主義。正如閻學通基於大量西方文獻所指出的，美國的道德權威因其對與自己的同盟國一起建立的國際規則有失尊重而遭到削弱，處於危險之中。但歐洲的思想界卻正在尋求與其他理論思潮的融合和對話，以捍衛建立在多邊規則基礎之上的治理。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是兩種現象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全球資本主義正在發生新的「大轉型」；二是自由秩序最好的一面出現危機。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表現又進一步使上述兩種現象加速演進。川普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不僅意味著美國退出長期的全球領導地位，其關於「美國優先」的言辭以強硬的民族主權主義為名，公開挑戰了自由多邊主義的核心原則。英國也有類似之處：退出歐盟以制定自己的貿易協定，尋求與世界其他國家交往的民族主義方式，這些都在使全球治理碎片化。此外，英國退歐支持者「收回邊境控制權」的主權主義言論符合這種民族主義傾向，即向內看、保護自己的地盤、採取與他人對抗而非合作的立場。對美國來說，即使下屆總統選舉可能帶來變化，美國幾十年的霸權時代也已經結束，博比奧所說的「英美兩個世紀之久的歷史霸權」已然衰落，並開啟了危險和機遇並存的國際關係真空期。誰能扛起自由主義思想遺產中最好一面的重任，進而對國際關係理論做出貢獻？
如果不能復興自由主義的最佳政治遺產，人類將很難應對一種新的多邊集體領導所帶來的挑戰。各夥伴國之間如果無法達成基於規則的妥協，並缺乏新的多邊治理理論，那麼二十國集團(G20)和各種改良後的國際組織能發揮什麼作用？如果全球治理民主化無法持續推進，全球治理能有多高的效率？按照更加歐洲式的思想，我們需要有選擇地對待自由主義，需要堅持政治自由主義遺產中的最佳一面，反對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
推動歐洲人克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最後一個理由是：僵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譴責區域市場和自由貿易協定造成貿易轉移是不利於全球化的「絆腳石」。然而現在很明顯，區域和區域間的貿易安排是重振世界貿易組織和全球多邊主義的「墊腳石」，甚至是唯一的途徑。歐洲思想家對自由主義的偏愛源自歐洲政治自由和憲政民主的持久的傳統，歐洲的自由主義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內部平衡基礎上，並從自由主義和個體民主發展為社會民主。它意味著自由市場必須在國家和全球兩個層面被監管，意味著自由貿易必須與基於規則的全球治理、普遍行為原則、廣泛互惠、互信和公平合作精神相結合。與此相對的是，川普、普京和歐洲右翼民族民粹主義者都拒絕上述認識：無論是以保護主義為名的貿易自由主義，還是以模糊的反精英言論和領袖崇拜為名的政治自由主義均與之相異。歐洲自由主義給國際關係的最好遺產是評估和總結複雜的經濟相互依存性和開放性的價值，反對任何民族保護主義，並且捍衛基於規則的多層全球治理。
(三)卡爾·馬克思的影響
卡爾·馬克思的思想對歐洲國際關係理論有著非常多樣的影響。一方面，它依然激勵著國際關係研究中的共產主義和革命主義路徑。除了託尼·奈格裡(Tony Negri)之外，法裔美國思想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是將南美洲、歐洲和非洲原有的依附論轉化為支持歐洲和第三世界國家反全球化運動理論的最佳代表，其論述巧妙地將費爾南德·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N.Waltz)和馬克思的思想結合在一起。
另一方面，對馬克思的思想進行修正和發展的若干文化流派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歐洲一體化思想。
法蘭克福學派由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Adorno)和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於20世紀20年代末創立，其特點是創新性地將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科學結合在一起。它從批評「成熟資本主義」的激進左派觀點演變為歐洲後民族主義的民主理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的啟發：哈貝馬斯是這種激進改革主義的最佳代表(在他90壽辰時，德國《時代周報》恰如其分地形容其為「改良世界的鬥士」)。德國從過去帶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發展到和平主義的進程被認為是整個歐洲的世界角色急劇變化的象徵和催化劑，歐洲是一種新型的全球行為體。當然，這種根本性的改變只有在以下條件下才能得到鞏固：歐洲的統一民主政治、「歐洲公共領域」出現、公民對歐洲團結的看法逐步轉向「以憲法為基礎的愛國主義」(歐洲條約應由各種外交政策安排變為國內政策，應當是一種憲制性演變過程)和日益被共享的政治文化。哈貝馬斯的思想只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一種規範性方法嗎？一些論據可能會駁斥現實主義者提出的這一批評。
其一，在哈貝馬斯看來，康德的想法並非理想主義。相反，康德的目的是用一種理性的和平理論來反對空想式的捍衛和平。穩定的和平只有在三個條件下才可能實現，用康德的話說就是國內的「共和主義」(反對暴政)、國家間的「聯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跨國關係(他使用了矛盾的概念——「世界主義」)。總之，應該將康德的方法與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關於正義的規範理論區別開來。
其二，在歐洲，現代國家原來佔據的中心地位正在下降，這可從現有大量關於複雜相互依存、關於未來公民生活及其民主參與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和威脅中的跨國性以及應對這些挑戰的政策方案的跨國必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中得到驗證。從理論上來說，這意味著哈貝馬斯同許多其他批評者站在一起，對德國傳統權力政治學說的主要代表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思想(權力平衡和強權政治)進行了激烈的雙重批評。而且，哈貝馬斯拒絕接受施密特提出的關於「大的大陸政治空間(large continental political spaces)」的理論，認為後者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反對美國的單極霸權主義，指出施密特提出的是一種類似日本「大東亞共榮圈」(1935-1945年)的集權帝國等級區域主義。普京的顧問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近年提出的歐亞空間設計也是類似的施密特型理論。而哈貝馬斯關於「分裂的西方」和大西洋兩岸分歧的觀點聚焦的是民主歐洲的政治統一，與親俄的非自由主義和威權主義方案無關。
其三，哈貝馬斯對照他對憲制政治聯邦的設想，指出了歐盟的一些不足。儘管批評之處不少，但他對聯邦民族國家模式和「歐元世界主義者」都保持距離，這二者都相信金字塔結構的烏託邦，而哈貝馬斯認為可以以歐盟和其他演進中的大陸聯邦為基礎，逐步走向「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政治。歐洲的政治和國際特性以它現有的先進社會模式的精髓為基礎。
其四，就全球化世界中的歐洲而言，哈貝馬斯在分析中將歐洲看作一種新型「全球力量」，它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政策，力圖克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分歧，尊重文化多樣性，改革跨國治理體系，使得各方合作更為緊密，創造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關於規範擴散這樣具有爭議性的問題，他非常謹慎地用必要的跨文化對話和相互理解來平衡歐洲價值觀(特別是人權和民主)的分量，目的是實現真正的規範普遍共享。
其五，就全球政治秩序而言，哈貝馬斯15年來一直聚焦大西洋兩岸的分歧程度。這種分歧並不只是伊拉克戰爭或川普對國際貿易的爭議性方式所帶來的單次危機，而是有著深遠的國際關係理論意義——事關西方觀念的衰落，指出未來應當以後霸權主義和多元主義理解全球治理的路徑，意味著我們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普世主義」及卡爾·施密特式的專制和等級區域主義。哈貝馬斯的方法開闢了集體研究國際權力概念的大道，特別是對如何將「歐洲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 europe)」概念化意義尤其重大。
第二個受馬克思啟發的歐洲國際關係學派是由安東尼奧·葛蘭西創立的，這位著名的前政治領袖直到1937年在法西斯監獄去世前還在撰寫他的主要著作。他對國際關係的影響遠遠超出了義大利，這一點可以通過他在歐洲、拉美和中國的影響力及其對加拿大國際關係學派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和史蒂芬·吉爾(Stephen Gill)的影響得到證明。尤其是他的「霸權」概念在國際關係理論中被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和沃勒斯坦等大量使用(和濫用)，雖然經常言辭含糊，卻仍然令人深思。與外界對葛蘭西霸權概念的模糊和理想主義的解讀——僅關注「文化的相關性」——相反，他與現實主義的聯繫是清晰明確的，他曾對黑格爾的著作詳細研讀。按照葛蘭西的說法，文化霸權的背景是大國的物質實力，沒有軍事和經濟實力，就不可能稱霸。然而，他也確實強調過，如果沒有超越國界的文化影響力、不能通過知識分子發揮作用來塑造思維和生活方式，國際關係中的霸權穩定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一個「赤裸大國(naked power)」的合法性赤字將使其迅速垮臺。1929-1935年，葛蘭西沒有將過渡時期的納粹希特勒威脅作為研究重點，而是非常有遠見地集中分析了「美國主義和福特主義」的思想和實踐影響，而它們正是1945年之後美國成為全球大國的兩大支柱。
歐洲社會民主培養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種獨創思想。一些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最好的領導人能夠將複雜的理論遺產轉化成可指導政策實施的概念：1980年，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和社會黨國際主席威利·勃蘭特(Willy Brandt)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應建立平衡的南北關係，實際上是整合了關於後殖民主義的各種國際關係理論。挪威領導人哈萊姆·布倫特蘭(Harlem Brundtland)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1983年)中使用了「全球治理」一詞，厄恩斯特—奧託·澤皮爾(Ernst-Otto Czempiel)和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Rosenau)將其概括為後現實主義概念。與傳統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和「均勢」的概念相反，治理在概念上表示以非正式、分散化和一致同意的方式，對共同的全球、區域、國家、次國家、地方、私人和公共問題進行規制。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也為南北對話和東西對話做出過卓越貢獻，這些對話都是打破關於「大國均勢」冷戰思維的重要措施。上述這些主張在實踐中都注重國際合作而非競爭。威利·勃蘭特的思想得到弗裡茨·沙普夫(Fritz W.Scharpf)、託馬斯·邁爾(Thomas Meyer)、艾哈德·埃普勒(Erhard Eppler)、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麥可·朱恩(Michael Züern)、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和哈貝馬斯等諸多理論家的支持，他也成為綠色歐洲政治和社會一體化理念在歐洲大陸的領軍人物。環境挑戰正在超越霍布斯現實主義的「利維坦」概念和國際無政府狀態，因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在不深化多邊合作的情況下單獨應對這一挑戰。
總之，長期無政府狀態、國際權力、均勢和主權等傳統的現實主義概念在西歐大陸已經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質疑，這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和創新發展有著極其重大的理論意義。歐洲的文化潮流不僅為美國主流的新現實主義理論(無政府狀態、權力和主權)提供了批判性思維，而且有利於多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於為歐洲新制度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方法提供融合的背景，有利於多邊全球治理，並便於與中國當代知識界開展真正的有關規範和價值觀的跨文化對話。
三、超越理性選擇的新制度主義
歐洲思想家傳達的主要信息是有力的國際和跨國制度建設可以阻止衝突的發生、支持可持續發展、鞏固民主、推動曾經敵對的國家實現社會融合和建設國際和平秩序。當然，歐洲統一是將基督教價值觀、自由主義價值觀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相結合的複雜制度建設。在國際關係理論中，新制度主義分化為很多學派，其中的主流學派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歐盟的觀點是，這種研究方法無法應對國際制度化所具有的複雜性，我們絕對需要將其與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話語制度主義相結合。換言之，歐盟的成功案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建設都不可能僅僅通過成員國的成本—收益計算方法來解釋。
一個問題是，儘管歐洲學者已經對歐洲外區域主義進行了大量的比較研究，也已有相鄰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地區性合作可以限制各個大陸無政府狀態和民族主義的研究結果，同時歐洲也支持國際組織改革，但並非所有歐洲學者都認同繼續嚴厲批評歐洲中心論。對各大陸的地區組織建設開展的比較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驗證歐洲的理論發現，但另一方面也提醒各方注意關於地區合作的範圍和方式其實是非常多樣的。
以亞太地區為例。比較研究的結果表明，一系列(事實上)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安排和項目在數量和範圍上都在擴大。總的來說，中國表現出它在很認真地致力於地區主義和跨地區主義建設。是否僅能以理性選擇、成本—收益計算方式解讀？或者說它們是中國實現國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我們不這麼認為。中國對多邊主義和地區主義的理解是由以下幾個因素共同構成的：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理念、對自己在周邊地區歷史角色的「隱性認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從比較研究中生成的理論問題必然同史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D.Krasner)和羅伯特·基歐漢發起的關於國際制度的理論辯論有關：地區主義僅僅是大國權力政治的工具，還是說地區主義有可能在不同國家利益和具有自主性的超國家的制度化治理形式之間找到甚至主動創造出各種更加動態的多邊平衡？比較研究對解決這一理論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關於後霸權時代的「新地區主義」研究已經開展了25年，其後現實主義研究日程圍繞著「複合世界(multiplex world)」中不斷發展的多邊主義這一主題推進，超越了單純的理性制度主義，採用了歷史、話語和社會學方法路徑。該理論包含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理論挑戰，對歐洲和中國的研究者均有意義。
(一)多邊主義、權力和國家主權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16-17世紀，歐洲發明了現代國家主權的概念。從理論上來說，它通過讓·博丹、託馬斯·霍布斯和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得以呈現。從實踐上來說，它通過1648年在明斯特(Mue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Osnabruck)的會議上創立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得以實現。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主權國家的理念和實踐被傳播到世界各地，並在一定程度上促成1945年在舊金山籤署的《聯合國憲章》(第2條)。此外，1955年的萬隆會議運用了這一概念及其結果——不幹涉原則，後者是反殖民鬥爭和發展中國家爭取獨立的基本價值觀。然而，在21世紀，很多社會科學研究顯示，這一概念不足以應對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複雜相互依存」、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的「複合世界」、史蒂芬·克拉斯納的「主權的偽善」等新概念的挑戰，同時國際社會多種多樣的制度化形式(多邊/地區/跨地區的組織、機制、安排和網絡)也使得主權概念顯得過時和無力。歐洲學者將歐洲特別是歐盟視作深化國際和超國家制度化進程的引領者。他們聲稱，歐洲經驗遠非孤立的個案，也不屬於邊緣研究領域。
國際事務的日益制度化正在推動中歐關於國際權力性質的創新性研究，儘管中歐之間對此存有爭議。由於存在各種內生和外生因素，「國際權力」這一概念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戰：一是歐洲(以及巴西、加拿大等)關於「民事力量」的辯論，比如它的模式是什麼，所謂「民事手段」是什麼，它在變化了的、日趨安全化的國際環境中有多大機會能存活下來；二是當今世界各主要行為體已經形成新的多極均勢這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圍繞中國的實力特徵、快速發展、軟實力、規範性力量、綜合實力、國際文化影響力等進行的公開辯論是極為有趣的，再加上對「聯盟」這一傳統的威斯特伐利亞概念的批判，比如北約，還有中國同俄羅斯之間的盟友關係，這些足以構成一項具有共通性的理論問題集合。在川普時代，美國變成最有主權色彩的大國，這又會如何改變對國際權力的定義？
有關權力與合作的研究本質上是不是一項致力於使傳統的國家主權概念擺脫無政府狀態範式的後現實主義議程？後霸權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正共同經歷多邊制度化的過程？當然，多邊組織是建立在成員國國家利益相互妥協基礎上的，但妥協的質量是否會根據各自對國家利益的理解(不論是狹隘且具有排他性的看法，還是著眼長遠且具有包容性的觀點)而有所變化？應對全球挑戰的需要促使各國相互承擔更多責任，實現更多的「擴散互惠」，這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強調「信任」「長期融合」「議題聯繫」「溝通」等概念。許多中國學者也了解這一充滿活力的全球治理研究議程，至少他們會對其提出疑問。當然，答案不盡相同。現在已有一些具有開放性的問題，比如，「超越國家的治理(governance beyond the state)」是否也會質疑傳統的主權和不幹涉原則？
筆者在研究中將多邊主義區分為(A)和(B)。它們都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條件，但相互間又有很大的差異。關於多邊主義(A)，意指傳統的發源於威斯特伐利亞範式內的國際多邊合作，它也處在日益制度化的進程中(如聯合國安理會、二十國集團)：在某種程度上，大國的自我約束(包括結成打擊「伊斯蘭國」和海盜的聯盟、對朝鮮的制裁等)仍然是有效的，但由於結果的可持續性不足使其顯得脆弱。關於多邊主義(B)，筆者不支持歐洲中心論，即輸出讓·莫內(Jean O.Monnet)在20世紀50年代為歐洲發明的超國家「共同體方法」，而更願意將其理解為一項對當今世界現有的以合作為目標或是朝向「超越國家的治理」發展的現存趨勢進行理論反思的項目工程。讓我們看一些例子。
第一，在貿易衝突解決機制下，即使是中國、歐盟和美國等最大的行為體，世界貿易組織(WTO)專家組也可以運用一般行為準則判定其存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當然，WTO專家組目前遭到川普的抵制，後者稱其為對「美國主權的威脅」)。貿易擴張作為幾十年來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否需要這樣具有約束力的規則和程序？如果WTO進行改革，這種衝突解決機制應該被強化還是弱化？比如回歸約束力更弱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如果規則需要變得更強的話，無疑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論，一方面需要戰勝工具理性主義(instrumental rationalism)，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落入理想主義的全球憲制化理論(idealistic global constitutionalization theories)。
川普政府已經很好地證明，美國是反對多邊合作、復興威斯特伐利亞舊概念「民族主權」的主要支柱。如何從理論上回應？要面對貿易保護主義/主權主義對多邊主義的挑釁，僅應該通過雙邊貿易報復和敵對性行動來進行遏制，還是通過繼續和升級開放政策(強化WTO和更強大的全球多邊規則聯盟，同時開發更複雜的「擴散型多邊互惠」而非有限的「特定雙邊互惠」)來進行反擊？
第二，2005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Annan)在世界首腦會議上推動的「保護的責任(R2P)」概念包含理論意義。我們需要就人權概念及其國際合法保護開展跨文化對話。繼「保護的責任」概念幾次被濫用(特別是美國、法國和英國2011年在利比亞戰爭中)、存在雙重標準以及涉敘利亞決議草案在聯合國安理會幾次遭否決(主要是中國和俄羅斯投否決票)之後，一場大型的國際辯論特別是在巴西(2011年)、非盟以及在中國廣泛展開，這使得這一概念變得更為複雜。2013年，就巴西的「責任與保護(RwP)」概念以及巴西為克服傳統的不幹涉原則所需的憲法修正問題，中國的外交學院在朱立群的主持下舉行了一場激動人心的辯論。獲得聯合國批准的R2P概念確實對傳統的不幹涉原則提出了質疑：巴西在震後的海地、南非在辛巴威、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在馬裡開展維和行動以及中國參與聯合國的多次維和行動，都是對不幹涉原則一定意義上的修正。然而，這種「超越國家的治理」概念值得我們進行更深的理論思考，我們需要思考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負責任的角色同後殖民時代的主權觀之間究竟是何種互動關係。
圍繞「不幹涉」展開的辯論也暴露出一些所謂「西方一體」假設的誤解，這使得新的理論路徑很難找到：與歐洲大陸的願景和實踐相反，英美的路徑越來越具有「主權主義」的特徵。有關國際社會為和平和公益所需承擔的新責任，在歐洲、巴西及其他金磚國家興起了廣泛討論，中國難免要更深入地參與其中。超越傳統「否決者概念(veto player concept)」的新思想正在興起，如「非漠視」原則、RwP、「創造性參與」和「建設性參與」可能會有實質性的幫助。關於R2P-RwP的辯論提供了一個政策驅動理論問題的例子，這在我們關於多邊主義理論演變的共同研究議程中是必不可少的。
(二)相關的方法論：從無政府狀態到制度化
聚焦次國家、國家、區域、區域間和全球的多層次治理，強調全球和國家之間第三層次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這些不可避免地意味著要批判性地對待華爾茲的「層次分析法」。作為超越國際無政府狀態的重要步驟和政府間機制的組成部分，區域組織並不總是有助於實現國家利益，它有時代表更具有自主性的制度變量和共同政治主權的新維度，可以改變或至少框定成員國的行為，為信息共享和溝通提供框架，從而有可能對國家利益做出不那麼狹隘和更具遠見的理解。
當然，新制度主義學者更加關注區域層次的各種治理形式以及規則和程序。政府間合作是地區組織內部的主要規則，但這一日益多元化的概念還包括不同的投票程序(全體一致、除一方外的全體一致、共識、有效多數投票)，也包括越來越多正規和非正規的公民社會行為體的參與。不僅歐盟理事會越來越多地採用有效多數投票程序，其他地區組織也是如此，東協在某些領域(如防治汙染機制)就歡迎超國家治理。
四、國際關係理論的新挑戰
比較全球和區域多邊組織的作用為理解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合法性之間的各種平衡提供了機會。影響這些平衡的力量一方面來自自下而上的利益訴求以及來自社會層面的對跨國和國家網絡的呼籲和動員，另一方面則是各公共權威機構自上而下制定的決策。地區主義與全球治理機制提出的多重需求相互作用。全球治理困境對各層級的決策都提出了挑戰。其中也包括理論維度的問題：對「超越國家的治理」的需求在不斷增加，但治理越強，對合法性的需求就必然越大。民粹主義浪潮就教育我們：全球治理每個層次上的機構都面臨著對合法性的需求，這不僅需要增加輸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提高效率，也需要逐步建設多層次和多行為體的民主，包括讓公民網絡在多邊安排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要想遏制民粹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只有增強各地區組織的輸入和輸出合法性，並從理論上削弱上述思潮「反全球化」論的正當性才有可能。對治理合法性的深層辯論不可能被邊緣化。
自康德提出「永久和平」論以來，歐洲國際關係學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努力在國內政權的自由憲制化和建設理性國際和平政策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繫。理性國際和平政策以貿易為基礎，但並不局限於自由貿易，目標是建立公平(而非等級制)的國際制度和法律框架。康德所定義的「共和主義」三權分立：在尊重國內法治的環境下，可分為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由此，他批評暴政，稱其將個人或國家的權威置於人權之上，也批評貿易樂觀主義理論。我們需要強調的是，按照博比奧的說法，19世紀和20世紀世俗化的西方和平主義有兩種不同的傳統：第一種是以理察·科布登(Richard Cobden)及其協會為代表的經濟和平主義，他們認為自由貿易促進和平是因為自由貿易弱化了民族國家這一和平的主要障礙。第二種即為康德開啟的法律和制度化的和平主義傳統：不受管制的自由貿易可能導致不公平的國際等級體系的建立(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批評)，而且這種自由貿易是與硬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穩定和公正的和平需要締約成員之間的平等。
與孟德斯鳩的「聯邦」概念不同，康德的理論尊重成員國的國家主權，同時通過促進國內規則的調整和在公民社會層面建立多重跨國聯繫和網絡來改造這些成員國(康德定義為「世界主義」)。相應地，超國家原則(the principle of supra-nationality)即「超越國家的治理」並不反對成員國的主權，即使其活動逐漸且不可避免地會改變國家和以威斯特伐利亞範式行使主權的實踐。
不過，康德並未充分意識到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第三種文化鴻溝。發展中國家已經形成了一種反殖民文化，這種文化建立在三角概念基礎之上，包括獨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主權以及作為反帝國主義之盾的不幹涉內政。它並不僅為共產主義國家獨有，所有後殖民時期的共和國均有這一文化三角。一方面，歐洲學者常常忽視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感情，忽略國家主權與國際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關係；但另一方面，中國學者也可能低估了主權和不幹涉內政的傳統理念在21世紀的挑戰。這些內外因素包括：(1)公共產品和共同挑戰(環境、安全、經濟和恐怖主義等)的跨國屬性；(2)美國和歐洲的右翼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浪潮，民意遭到惡意操控，部分民眾認為自己變成經濟權力全球轉移和「全球化病」的犧牲品，很多歐盟成員國內的反華保護主義、微觀認同感、自閉型民族主義和反自由主義傾向上升。但是，只有在多邊全球治理的新理論背景下，超越國家治理的理念才可能復興。
總之，一方面，我們完全理解、必須重視中國的傳統思想，它也代表了反帝和反殖鬥爭的偉大之處；另一方面，中國越來越多地承擔著作為全球治理主要行為體的政治和經濟責任。在更加制度化的全球治理背景下，多元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需要重新討論權力和主權的概念。
五、歐洲國際關係理論的最新進展
歐洲國際關係理論的最新進展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哥本哈根學派和「歐洲規範性力量(normative power europe)」理論的衰落。
其一，每個大國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種規範性權力：必須區分權力(power)和能力(capabilities)。美國和俄羅斯的國際權威地位正在下降。然而，美國有能力使用武力強制推行它所理解的規範、民主以及地區穩定。俄羅斯想要成為一個規範性大國：普京在2019年二十國集團大阪峰會上對他的非自由主義模式直言不諱。中國也是一個規範性大國，它的價值觀可以追溯到孔子和老子的中國古代思想史。
其二，《裡斯本條約》序言和前三條所述的歐盟價值觀和原則確實與聯合國的價值觀和原則非常一致。然而，歐盟在國際舞臺上主要不是通過以身作則、發揮榜樣力量來實現規範擴散，而是藉助其市場力量、貿易力量、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以及發揮軟實力時設定價值觀條件來實現的。歐盟的權力還有一個鮮明的特徵，就是它的權力邊界並不確定，會隨時變化。2017年歐盟決定開啟防務聯盟(適度的聯盟)建設之後，有關歐盟是「民事力量」的說法也需要更新。
第二，在一個仍然由強權政治主導的威斯特伐利亞世界中，後現代的歐洲只是其中一個後威斯特伐利亞的「島嶼」，它的後主權理論正走向衰落。一方面，無論是在地區、地區間和全球層面，國際制度化的趨勢正在每一個大陸上蔓延。當然，這種趨勢體現為多種方式和風格，增加和強化組織、機制、網絡和各種主權共享形式的必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另一方面，正如英國退歐所表明的那樣，威斯特伐利亞式的主權在歐洲依然存在，這是收回邊境控制權的幻覺，也是碎片化的現實。民族主義和極右民粹主義的興起一方面是在復興舊的現實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亞歷山大·杜金所說的「歐亞」影響在發揮吸引力。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歐洲大陸目前是歐洲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之間進行理論和實踐鬥爭的場域。如2019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所表明的那樣，歐洲主義者仍然得到大多數歐洲人的堅定支持。事實上，他們在理論上主要借鑑的仍是哈貝馬斯和哈貝馬斯學派的思想，輔之以基督教、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支持，並對地區比較研究持開放態度。現實主義的民族/民粹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喚醒了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幽靈：種族主義、對內不寬容、針對婦女和公民權利的反動價值觀、反民主和反自由的傾向、對外咄咄逼人和侵略……他們也是貿易保護主義者，他們主要的敵人現在和將來都是中國。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的不是烏託邦式的世界主義，而是「共和國式的世界主義」，將公民愛國主義與致力於跨國合作結合起來。
與理想主義的後主權理論和後威斯特伐利亞理論不同，新興的研究策略側重於將歐洲作為修正的威斯特伐利亞範式，其基礎是那些即將在共享和聯合主權的背景下改變自身的國家。我們是後現實主義者，但並不反對現實主義。
第三，歐洲統一併不意味著消除和取代國家身份，而是對國家認同感和民族愛國主義的補充。有關研究可以把作為歐洲統一必要支柱的公民愛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區別開來，後者對內體現為排他性、對外具有侵略性。這種區別強調了歐洲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的差異。歐洲主義是在周邊國家和社會實現地區統一的複雜過程，有著多元化全球治理的大背景。
第四，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和多層次的全球治理不應與新舊版本的世界主義混為一談。世界主義是建設全球單一政府的烏託邦思想，它既強調後主權需要以功能主義思維超越國家，同時還有克服民族國家建設單一政治結構的理想主義。而本項研究聚焦於以各種可供選擇的方式在一個多層次的全球政治體系中，結合文化多樣性、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多個區域組織，修正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而非「後威斯特伐利亞秩序(post-Westphalian order)」。
六、深化中歐國際關係知識共同體之間的對話
西方最近出現的後現實主義和後霸權主義思潮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如何與日益壯大和多元化的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實現互動？西方觀察家不能忽略中國理論在過去30年中逐步實現多元、開放和相互連通的非凡進程。中國學者為國內新一輪國際關係理論爭論的出現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的理論開放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早期政策驅動爭論的階段，翻譯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出現了三大研究方向：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它們提供了對主權、國家利益、均勢、規範和認同的不同理解。這一解釋符合我們的實踐經驗：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以決策為導向的國際關係研究逐漸出現了抽象化進程，中國學者撰寫了大量文章和書籍(特別是有關權力與多邊主義、制度與全球治理的研究)，這都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走向成熟的證據。
歐洲學者對中國的獨特歷史以及中國古代思想(自孔子、孟子和老子以來)與歷史的互動非常感興趣。一個例證是，在從事比較地區主義研究的學者眼中，從公元前221年到19世紀初中國周邊地區的朝貢體系對於從歷史制度主義角度研究我們所定義的「區域性(regioness)」——鄰國之間開展區域合作的文化和歷史根源——是非常有價值的。在幾個世紀當中，東亞和東南亞都出現過地區性的「國家社會」。與之類似的羅馬帝國從阿爾卑斯山向外擴張了六個世紀，一直延伸到英國，通過地中海到北非和現在的伊朗，它維持穩定和貿易，提供公共產品並管理整個體系，具有一定程度的互惠性。朝貢體系與羅馬帝國類似，它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間的體系，而是一個擴大的國內體系。亞洲社會地位的差異與人人平等獲得羅馬公民權的法律原則形成對比。然而，它們也有共同的局限性：兩個帝國體系都不能與邊界之外的「他者(alter)」建立和平關係，其後果就是無休止的戰爭。在筆者看來，這就是西方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在歐洲的出現不得不推遲到文藝復興和16世紀之後的原因。等到現代主權國家和「自然法理論」誕生之後，有著全球視野的國際關係理論才開始逐漸超越國家間霍布斯式的無政府狀態。隨著巴託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薩拉曼卡國際法學派的出現，出於貿易和知識需求(這是孟德斯鳩和康德18世紀理論貢獻的背景)，歐洲人才急速開啟了針對「他者」(一種超越單純的帝國/殖民地類型的關係)的全新研究路徑。
再舉一個關於比較研究和對話的例子。儘管18世紀的中西方在技術和觀念上的差距越來越大，講法語的歐洲啟蒙運動還是就中國文化和文明(被視為歐洲現代性的一個精妙的對手)的國際重要性開展了一場非常有趣的辯論。這場辯論的內容是昂利·霍爾巴赫(Paul-Henri Holbach)、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伏爾泰(Voltaire)和孟德斯鳩對滿人建立清朝這一歷史事件做出的不同解讀。盧梭認為漢人的失敗是因為其複雜的文化，但伏爾泰和孟德斯鳩則能夠欣賞中國「天下觀」的優點，認為它是相對於歐洲文化的另一種文化觀念。然而，孟德斯鳩的點評最為不偏不倚，他將對中國專制主義和迷信的批判與對中國非凡文化水平的讚賞結合起來，後者使「教化滿人」成為可能：文化勝過武力，或者，如閻學通所寫，權威(authority)超越赤裸裸的權力。根據我們關於「多元現代性」的研究項目，文化互動可以為升級和深化夥伴關係提供參考。當然這種互動必須以審慎的相互承認和尊重各自觀念差異為基礎，這也同樣是發展多元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關鍵和驅動力。
一方面，中國的地區實踐(朝貢體系)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時間；另一方面，西方將中國視為既複雜又有挑戰性的文明。這對國際關係理論的意義是什麼？秦亞青認為，「大理論往往與大問題有關。理論必須有一個能發展成硬核並可以使理論獨樹一幟的確切問題」。理論因國家和地區背景而異，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理論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也是工具。然而，在筆者看來，不應將它們視為基於決定論的或者單一的，應當聚焦它們的內在多元性以及它們與潛在常識的互動關係。
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的內部凝聚力和等級規則的結合看起來同其歷史背景一樣有趣，但它可能給21世紀環境下在國家主權與區域合作之間實現平衡賦予新的比較分析意義。以中國為例，雖然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不平等，但東協「10+1」「10+3」和「10+6」是多邊安排，中國不僅支持東協的掌舵者角色，而且同意這些組織的總部設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這些決定證明可以用非工具性的方法(non-instrumental approach)開展區域合作。因此，藉助典型的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國家間競爭和衝突來解釋亞太安全複合體——特別是南海問題——不僅是不充分的，而且是帶有誤導性的：領土衝突可能帶來軍事多極化，出現挑釁性的均勢政治，但也可能促進亞太地區發展出一種早期多邊安全架構，後者是以東協為硬核建起的同心圓結構。
就歐洲而言，歐盟看起來有意願但卻無能力將其域內取得的歷史成就(70年和平、民主與繁榮、人口的自由流動)與可持續的宏觀區域結構相結合，後者包括應對與東部(俄羅斯)和南部(阿拉伯)國家和地區的關係。作為可信賴的全球多邊行為體，中國和歐盟的信譽和合法性受到其周邊政策效率的挑戰。在這兩種情況下，區域大國的概念與全球大國的概念均深深地纏繞在一起。
如上所述，筆者的個人經驗證實，有關中國對國際關係全球對話開放的三個階段論對框定過去40年的發展非常重要。根據筆者的經驗，第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以政策為導向的對話，當時中國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辯論才剛剛起步。歐洲來訪者那時面臨的是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同時中國人也期待歐洲成為一個潛在的全球力量，能夠平衡美蘇兩大力量。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主要理論議題是盤點大量理論傳統所提供的潛在渠道，以構建多元化的共同語言的途徑，克服僅僅引用蘇聯傳來的理論。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想法是很有價值的。葛蘭西的思想也是如此，特別是他提出的「霸權」和「歷史集團」的概念。這個時代非常有意義的思想特徵是歐洲社會民主理論中關於國際獨立性的討論，特別是瑞典對國際和平的態度。上文提到了威利·勃蘭特就南北方關係發布的報告以及他關於歐洲統一的社會主義願景，勃蘭特認為歐洲統一應建立在國內福利國家和國際和平主義基礎上。
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第二階段)，中歐學者的互動變得越來越密切和深入：在中歐夥伴關係的「蜜月」時期，以周弘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橋梁性角色。一方面，歐盟委員會研究部門的專家代表團從2004年就開始討論趙汀陽提出的「天下」概念中蘊含的中國古代思想。這是一種有關秩序與和平的理性主義理論，它更多地被拿來與康德(同時批判關於和平的理想主義訴求和霍布斯的現實主義)而非黑格爾的理論進行比較。另一方面，有關威斯特伐利亞範式及其三原則(「主權國家的中心性」即「國家之外無權威」「不幹涉」原則和多義的「均勢」概念)重要性的討論開始被視為一項雖有爭議但各方共享的研究議程。通過中歐學者之間的對話，我們得出的假設是：與人類未來有關的新理論挑戰可以，而且應該共同解決。為什麼中歐學者不去努力構建一種共同的理論語言，用它批評結構現實主義範式呢？該範式不足以理解全球治理的複雜性。
我們已經充分認識到，多年來，由於歐洲和東亞的權力政治結構存在差異，一些中國學者主要希望在他們的民族文化、馬克思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遺產之間架起橋梁，這一方面受到不幹涉原則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在美國佔主導地位的結構現實主義方法的影響。當然，我們也意識到，結構現實主義和道義現實主義正在創建關於但不限於東亞地區的安全困境、中國的大國地位以及中國與美國、日本力量平衡演變的專業知識。儘管中歐知識界內部存在差異，但雙方有關權力和相互依存概念的第一場辯論目前仍在進行。
事實上，富有創新意義的對話正在開展。例如，閻學通在分析國家(特別是大國)外交政策時就將主觀因素囊括在內：運用客觀能力的意願程度。這種做法超越了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和華爾茲的西方結構現實主義。潘忠岐和陳志敏將中國的多極化概念與開展更強有力全球治理的需要相結合，也對推進我們的對話做出了重要貢獻。潘忠岐對筆者國際關係理論專著的翻譯向「後美國主流理論語言」邁出了一步。這本專著的副標題是「歐洲視角」，強調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主義趨勢。此外，朱立群和富裡奧·塞魯蒂(Furio Cerutti)共同編輯的著作強調了全球挑戰是融合制度項目的最佳領域，因為公共產品只能通過聯合多邊行動來維護和應對。同樣，《中國學者論全球化與自主》一書中由秦亞青和朱立群聯合撰寫的章節——「新國際主義與中國外交」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就很好地表明維護國家利益和強化多邊機構不僅未必矛盾，而且在理論與實踐上是一致的。在理性選擇的新制度主義之外，建構主義以一種新穎的方式與制度主義結合在一起，建立了新國際主義方法的基礎。未來十年，中歐聯合研究將取得巨大進展。據筆者的了解，2016-2019年，在孔子學院的資助下，歐洲學者與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聯合開展研究項目，2018-2019年還將繼續與外交學院和其他中國大學的學者合作開展項目。
總的來看，我們可從這一相對不長的中歐聯合研究中總結出三條主要的經驗教訓。首先，歷史新制度主義理論在對道義現實主義和其他學派持開放態度的同時，往往還與建構主義的內容相結合，大勢趨同而非分歧：1945/1950年和1991/2001/2003年的關鍵節點解釋了全球治理中兩個新角色(歐盟和中國)逐漸興起和中歐區域間多層夥伴關係走向高度制度化的路徑依賴的產生過程，這一夥伴關係是在日益動蕩的世界中罕見的穩定因素和模式。其次，這一對話不足以把握當前這個混雜的世界，因為赤裸裸的權力政治理論和實踐在很多國家(特別是在美國、英國和俄羅斯等傳統大國)復興。中歐研究議程必須考慮制度在框定和遏制強權政治、貿易戰、民族主義分裂、破壞法治、反核飛彈機制終結方面的潛力。這就是為什麼有關多元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對話必須包括多元主義觀點，必須在理念之間假設橋梁，進行理論辯論、相互批評、深入分析而非隱藏分歧，並且保持國家主權和超越國家治理之間的平衡。最後，地區和地區間研究已經是中歐學者共享的研究課題，它促進了新多邊主義的創新研究議程，可以解決在構建共同知識和理論創新方面的趨同和爭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