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書法，因為脫卻科舉羈絆，某些方面與晉唐書法拉開了距離。尤其是社會功用中書法的弱化，導致有宋一朝正體的式微，隨之而起的是「變態」與「新質」並存的行草書。在書寫中，他們大都提倡新趣，甚至以此自高位置，比如宋四家的蘇、黃、米、蔡，除蔡襄略顯保守外，其餘三家皆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而冠蓋書壇。
蘇軾是公認的「宋四家」之首，其書法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但是蘇軾流傳下來的論書法的言語，最有名的是那句「吾書雖不佳」及「吾書意造本天真」。「吾書雖不佳」或許不是真心話，而是一種自謙或反語。這「不佳」是以傳統的路數所界定的一種標準，以筆法和晉人的標準去看蘇軾書法確實如是，是「不佳」。
但接著他又說「然自出新意」，這一點非常重要，還真不是蘇軾為自己的「不佳」開脫，與前人比較，蘇軾書法的確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尤其是見「自家」和「時代」個性。如果我們暫時放棄那種「傳統」書法觀去看，他的書法確實如他最後一句所說的「不踐古人」。
蘇軾《北遊帖》其實，這也正是蘇軾文學藝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文化心靈中智慧的閃光點。他在《和子由論書》中也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可見，蘇軾的書學思想在對待「傳統」與「創新」這一點上，觀點是一以貫之的。
宋代以蘇東坡為代表的書家正是這樣一種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們以體現人「世俗的情感」為主旨，不再拘泥於傳統的一招一式，開啟了「書法藝術」的先河。應該說，我們今天「書法藝術」的濫觴期也正是在這個特別的歷史節點上。
蘇軾《次辯才韻詩帖》書法史上關於蘇軾書法的出處有諸多說法，有說出於徐浩的，有說出於同時代李建中的，當然最多的是說其出於顏真卿的。在此梁巘又拈出了「出於裴休的《圭峰碑》」一說。其實，這種情形也是正常的。
裴休的《圭峰碑》一個書法家風格的形成一定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乃至於一個人、一件作品，都會對其產生影響，從而我們也可以說絕不是一個人、一件作品這樣簡單。正如黃庭堅受到蘇軾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了《瘞鶴銘》、李北海的啟示一樣。
按照蘇軾自家的說法「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來看，他的風格還是來自於個性氣質與精神氣象的地方最多。當然，詩類「快口語」，是以造境為目的的，但至少我們能感受到蘇軾對於書法的一些觀念。
蘇軾《渡海帖》準確而言，書法對於古代文人，更多的是在於它是一種修養，一種躍入傳統清流、自我高標的修為，更多的時候，他們「不動心」，並非如張旭那種「喜怒窘窮，一寓於書」的樣子，尤其是在宋以後，書法的科考功用漸至式微，而剩下的便是書寫中的審美功能。所以歐陽修講「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這句話就是針對這種情形而言的。
蘇軾《一夜帖》而蘇軾也不例外，在他一生所擅長的各種文藝形式中，詩詞文章是他表達內心的最佳範式，「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正是他自己一生的最佳寫照。而書法則是另外一種情形，即便是在其代表作《黃州寒食帖》中，我們也無法具體地感知到字本身表達出的精神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