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2009）
歷史學家、傳記作家，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39年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195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留校任教，併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亞洲研究系主任；2009年10月26日，逝世於美國舊金山佛利蒙家中。代表作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顧維鈞回憶錄》等。
1990年，唐德剛（左）與張學良在臺北張氏寓所商討文稿。
《晚清七十年》
《段祺瑞政權》
《張學良口述歷史》
如果不是媒體編輯提醒，我根本沒有想到唐德剛先生竟然匆匆去世十年了。書比人長壽。唐先生不在了，但十年來不時恭讀唐先生的著作，似乎從來沒有感覺到他久已遠去。
「吾皖老母子」 幽默博學，妙人妙言
當今中文讀書界，最具影響力的莫過於「吾皖」唐德剛先生和餘英時先生。餘先生的深刻、博大，從許多根本觀念上極大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學人；唐先生的博學、幽默、機智，善於敘述，會講故事，讓一代又一代中文讀者從他的作品中獲得了純學術作品所不曾有的情趣，又獲得了金庸作品中所不具備的學術。
唐先生是「我們安徽」肥西人，1981年再訪大陸時，曾回老家省親，併到我所在的安徽大學講學，從而讓我們身處封閉環境的學子得見國際一流學者的風採，聆聽唐先生的妙語。我依然記得唐先生在分析中美學術差別時，借用當時中國的政治術語強調，美國的學術是「第一世界」的學術，因而他們可以不問有用無用，完全以自己的興趣作為學術的進路；而中國是「第三世界」，因而中國的學術也是第三世界的情形，就是在歷史學的選題上也只能在實用的框架內，不能像美國學者那樣去做那些雞零狗碎的小題目。後來史學界討論所謂「碎片化」，我自然想起唐先生當年的說法，以為「碎片化」不僅不是學術的退步，反而標誌著中國學術從第三世界向第二、第一世界邁進，是一種進步。
出洋留學，在國外生活幾十年，唐德剛先生其實已經沒有合肥那些特殊的發音了。但他或許是為了調侃，或許確實想到了青少年，他在課堂上動輒便說「吾皖老母子」。這句話書面上感覺不出趣味，要從唐先生那純正的肥西聲音說出來才行，當然最好還要伴隨著他那特有的面部表情。
由於都是安徽人，唐先生後來來北京開會，我們這批寓居北京的安徽歷史學者，總會想法合起來請他吃飯閒聊。那時，還有他中學時候的玩伴在，因而作為後生小子，看著前輩親密無間無所忌諱的故事，雖插不上嘴，但確是幸福在焉，至今令人回味。
北京之外，我有幸在胡適學術研討會、安徽近代人物國際學術討論會，以及本所召集的一些學術研討會上聆聽唐先生的妙言妙語。
口述歷史 不只是筆錄，更是複雜研究
唐先生1920年生於肥西唐家圩，後來就讀於舒城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唐先生隨學校千裡奔波，流亡大後方。後入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他的中學、大學同學，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還有幾位健在，且健談，他們的閒談講了許多可以補正史之不記的趣聞雅事，可惜那時只顧得樂呵呵傻笑，沒及時記下來。
抗戰勝利前夕，唐先生從中央大學畢業，隨即返回故鄉充任安徽學院史地系西洋史講席。1948年，唐德剛先生漂洋過海，赴美留學。數年苦讀，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再接再厲，1959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遂留校任教，併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對哥大圖書館中文圖書徵集、整理、修復貢獻良多，許多年代久遠的舊報刊，因為唐館長組織搶救，獲得了新生，得以繼續保存。
1950年代初期，原先一大批依附於國民黨的政治、學術乃至實業界人物，紛紛到了美國做寓公，靜觀時局。這批人擁有豐富的經歷，對於晚清以降中國歷史研究，無疑是一個不可再生的豐富資源。或許正是基於這樣的現實，哥大東亞研究所成立「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聘請唐德剛先生為專任研究員，負責制定口述歷史編纂計劃。
由於這些特殊的歷史背景，哥大口述歷史部先後選擇胡適、李宗仁、顧維鈞、何廉、蔣廷黻、陳光甫、張發奎、吳國楨等為傳主，先後形成一批英文口述歷史。稍後，胡適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回臺灣主持科學研究機構。於是，唐德剛利用與胡適的特殊關係，大幅度推動了臺灣的口述歷史規模化發生。這些作品早些年差不多都引進了大陸，對大陸口述歷史的興起和發展啟發良多。
其實，口述歷史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讀《史記》，可以清晰感覺到太史公除了閱讀檔案文獻，一定有相當部分進行了實地考察，並與歷史當事人進行過歷史經歷的口頭採集，這就是最初的口述歷史。但是，科學的口述史，並不是簡單地利用錄音工具記錄歷史當事人的述說，而是有一系列規範、步驟。按照唐德剛的看法，並不是隨便什麼人都值得花費精力做口述歷史，首先要看這個人物在歷史實際過程中的地位、作用。從唐德剛所做的口述歷史看，胡適、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基本上都是政界、學界公認的大人物，都在歷史的重要關頭髮揮過不可替代的作用，口述歷史就是要記錄這些人物在關鍵時刻所思所想所為，最大限度為歷史研究留住寶貴的一手資料。
至於實際操作，也不是聽憑傳主信馬由韁講下去，而是提前做好充分的案頭工作。根據傳主的著作、文獻，如果能夠查閱相關的檔案最好，根據這些資料，在與傳主正式開談前，至少要做一個比較詳細的日譜或年譜，這樣就可以引導傳主講出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根據後來的感受重構歷史。
當今中國口述歷史後來居上，蔚然成風。但凡有問，我差不多都會格外推崇唐先生開啟的合乎規範、合乎流程的口述歷史研究。口述歷史絕對不是當事人說，整理者筆錄，而是一個複雜的研究過程。口述歷史的轉寫者所要投入的精力，絲毫不比專題研究少，甚至遠遠超過一般的課題研究。這在唐德剛先生自己操刀的胡適、李宗仁、顧維鈞等人口述歷史文本上表現最為突出。
「胡適之老學生」 口述自傳，打開大陸史學新天地
1972年，唐德剛先生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並擔任亞洲研究系主任。在這裡，唐先生對於歷史教學，對於近代中國歷史敘述體系進行了深入探討，並為其「衰年變法」奠定了基礎。
他在1997年為《晚清七十年》作序時不無感慨地強調，「作為一個以歷史為專業的教師，我個人自二十四歲開始在大學教授歷史以來，至此已四十餘年。在此將近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什九是在美國紐約的兩所大學裡度過去了。在哥大研究院專授兩門課，整整地教了七年。一門可說是包羅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的漢學概述，另一門則是包含中國近現代史的史料學。上課時往往是推著整車書史料進課室的。在紐約市立大學則前後教了近四十年。前二十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課，後二十年則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學院作專任。其中十二年則兼亞洲學系的系主任，並負責設計和教授多種科目。在紐約市政府和聯邦政府所主辦的中學教授訓練班中，也曾擔綱教授多種科目。總之，四十年中在紐約市大所設計和教授的科目幾近二十種之多。作為一個課目設計的負責人，你縱不親自上課，但對教學內容也必須有其徹底地掌握。加以紐約市大的學生和家長們都來自世界各地，種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皆萬般複雜。作為一個歷史科目的教師，尤其是設計人，各方面可能發生的問題，都得面面顧到。日久在不知不覺中，竟會變成個無所不知，也沒一項知得太多的大雜家。」
唐德剛先生十幾歲時就已圈點了一遍《資治通鑑》（夏志清：《胡適雜憶》序），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主修美國史、西洋史，畢業後在哥大和紐約市立學院長期主講中國史、亞洲近代史，歷史是他的職業，文學是他的愛好，哲學他也受過嚴格訓練，因而唐先生博學多聞，風趣幽默，訴諸文字，久為學界所共見。至於專精，在幾個專門領域深耕細作，成就輝煌，也非一般學人所可比擬。
現在回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最初聽唐先生演講時的情形，無疑是他一再強調自己的學問受另一位安徽人胡適影響至深，一再重申他只是胡適之先生晚年的一個「老學生」。
胡適之在今日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傳播，其影響已如日中天，不時成為人們談論的對象，與新文化的旗手魯迅比肩而過之。但是，今天的讀者還不太清楚，也就是三十多年前，唐德剛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訪安徽大學演講時，作為安徽人，作為安徽大學歷史系的本科生，我們真的不太清楚胡適，更建立不起來親近感。胡適在1949年之前固然風光無限，一時無雙，但在國共內戰最關鍵時刻，由於政治的原因，胡適也是為數不多的文人出身的戰犯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批判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問題，進而展開一場規模空前的批胡運動，其成果，就是1955年由三聯書店結集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八大冊。胡適成為現代中國歷史上最負面的知識人，至我們這一輩到大學讀書時依然如此。
唐德剛先生演講中自然而然地描述與胡適的交往趣事，如數家珍，讓我們這批僅僅看過批判文章而無緣見過胡適真容，更無緣閱讀過胡適作品的青年讀書人受到強烈震撼。那時的圖書館，胡適的作品久已下架，出版社至少已有三十年沒有再出版過胡適的書籍或文章。印象中，我們這一代最先讀到的胡適作品，只有山東大學葛懋春、李興芝編輯的《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下冊，由華東大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這部書的上冊選錄了一些胡適的作品，這對於幾十年只知道批判而不曾真正閱讀過胡適的人來說如觸電然，說實話，我稍後寫作本科論文《胡適歷史觀研究》，從這部書中獲益不少，畢竟減去了許多翻檢之勞；這部書的下冊全文收錄唐德剛先生「編校譯註」的《胡適的自傳》。這大概是這部名著第一次與大陸讀者見面。
《胡適口述自傳》對於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知識人來說，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一是胡適並不是像過去所批判的那樣僅是糟粕，胡適的溫情、柔和，不偏執，善說理，在那時贏得了相當一部分讀者群。另一方面，《胡適口述自傳》帶給中國歷史學界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天地，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表達，人物傳記還可以這樣去寫。
對於我來說，這部口述自傳，釐清了胡適畢生的事功與思想，讓我對胡適思想的理解更深入、更便捷。從這部自傳，尤其是唐先生喧賓奪主式的大量注釋，風趣、幽默，不失莊重，又顯得極為親切，仿佛胡夫子就在我們面前聊天。胡適經歷中的許多疑案，諸如博士學位問題、女朋友問題，唐先生也都舉重若輕地提起放下，成為那時知識人茶餘飯後的話頭之一。
胡適之是現代中國了不起的大學者，但是如果沒有他這個晚年門生唐德剛為他寫的口述自傳，沒有唐先生的《胡適雜憶》，胡適可能就像朱熹、王陽明那樣的理學家或道學家，可敬而不可愛。有了唐德剛的描述，胡適之既可敬又可愛，民國人愛說「我的朋友胡適之」，也就在這裡找到了例證。周策縱先生在為唐德剛《胡適雜憶》寫序時說，「唐德剛教授在這裡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裝飾什麼英雄超人。他筆下的胡適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讀了德剛的胡適，你也可以和他（胡適）握手寒暄，笑語談辯，不知夜之將盡，人之將老，也在胡適裡找得到唐德剛。」
《晚清七十年》 一部中國近代史導論
唐德剛先生畢生從事歷史寫作，且如此勤奮，因而著作等身，口述歷史作品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顧維鈞回憶錄》；研究著作有《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段祺瑞政權》等，均有中文本在大陸出版，一印再印，版本繁多，影響巨大。但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如果一定要排出個一二三，除了《胡適口述自傳》，影響力最大的無疑當數《晚清七十年》。
《晚清七十年》是唐先生用英文寫成的中國近代史的一個「導論」，後經不斷增補修改而單獨成篇，遂為過去二三十年全球中文世界了解中國近代歷史最重要的一個讀本。這部書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不是作者的研究如何獨具特色，如何深入，而是作者繼承了傳統史學、文學，尤其是明清以來歷史題材話本的傳統，刻意營造了歷史敘事的內在緊張、氛圍，語言極富個性，充滿磁性、魅力與魔力，特別是作者極具現實情懷，在描述近代中國歷史時，不時恰如其分地與現實適當勾聯，一語點醒夢中人，讀者可以不接受其說法，但不能不佩服他的機智、幽默、博學。
就研究而言，《晚清七十年》充分繼承了海峽兩岸過往幾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積累，對於自鴉片戰爭以來的重大事件，都能給予合乎情理、邏輯自洽的解釋，是至今理解近代中國一個很不錯的讀本。
「歷史三峽」 實證主義者的歷史哲學
唐德剛先生是一位實證主義歷史學家，並無高深玄妙的歷史哲學，但是多年讀史也讓他形成了自己的歷史觀、世界觀，比如他的「歷史三峽」說，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晚近幾十年中國歷史敘事模式的建構。
從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說，可以感到王國維先生《殷周制度論》的印痕。唐先生認為，截至目前的中國歷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中間經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從戰國至秦漢，大約經歷了三百年時間，終於構建了統一的大帝國，政治上廢封建，立郡縣；經濟上廢井田，開阡陌；學術上放棄百家爭鳴，實行文化獨斷主義的儒術獨尊，建立職業官僚體系。這次轉型為此後兩千年帝制提供了一條通道，其政治設施、文化舉措，都與中國的農業文明大致相當。
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轉型，唐德剛先生認為當數近代以來西方因素進入引發的現代國家重構，也是我們這幾代人及身而見的歷史情形。這一次轉型與第一次明顯不同。第一次轉型時，由於我們內部的社會發展至某一階段，促使我們社會政治結構非轉型不可，那是主動的。第二次轉型則不然。它主要是因為西人東來，對著我們著著相逼的挑戰，尤其是軍事的挑戰，逼著中國人非轉型不可。這次轉型的標誌，主要有政治上化君權為民權；經濟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學術上化獨裁專制為開放共享。簡言之，第二次轉型就是構建一個多元的現代社會。
根據唐德剛先生的觀察，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轉型，實在是從割讓香港之後才被迫開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多年的苦難歲月悄悄過去了。從林則徐開始，至今已有五代了。古人所謂「五世其昌」，在唐德剛看來，中國歷史必將由此揭開新的一頁：「回顧前瞻，預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應可完成國史上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之偉大的歷史任務。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後五百年之新運。」
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的大膽預言，是基於歷史長時段研究所生發的樂觀主義情緒，它必將繼續激勵中國人奮鬥向前，鍥而不捨。
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