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幾年，總能在一些期刊、微信等不同平臺看到唐小林的文章，而他的文章辨識度是那麼高，看過一兩篇便再也忘不掉，閉起眼睛都能把他的學術面孔從高度趨同化的學林裡勾勒出來。如果根據學術特性對學界眾生進行合併同類項的話，一定有一個臉模是唐小林專屬的。唐小林如同揮舞著犀利的劍，朝著文化病象砍伐的文壇堂·吉訶德，又像喜歡對著那些「參天」或「茂盛」的名貴巨木叮咚捕蟲的啄木鳥。他身在體制外，卻把利劍和鐵嘴指向體制化的學術江湖，窮追深查各種文壇「病症」。
唐小林
從2006年至今，他在各類學術刊物上發表「求疵」文章數十篇，狠批各種文壇亂象，怒「懟」那些名作家和名批評家的各種謬誤。唐小林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常常直指作家的寫作、評論家的研究，以及文壇內外的種種「問題」和「病象」。他的文風樸實，沒有理論氣和學究腔，立足於文本細讀，通過考據實證和「歷史化」的研究路徑，指陳硬傷，拆解名家和名作的假面。這種吃力不討好、每寫一篇文章都在樹敵的學術實踐，唐小林堅持了多年。這個遊走在文壇邊緣的「獨行俠」，以其學術上的諤諤之聲和高調學術態勢，已然成為文壇的一道獨特風景。
法國文藝理論家蒂博代專門論述過「尋美批評」和「求疵批評」，他引用法蓋的話這樣介紹「求疵的批評家」：「他的職能是根據每位作者的氣質了解他應該有的但只要稍加小心就可以避免的缺陷；對於那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至少可以掩蓋或減輕其嚴重程度。」而關於「尋美者」和「求疵者」對於文藝活動的作用大小問題，法蓋指出，求疵的批評家更有用，因為他是「真誠的合作者」。唐小林的文學批評是一種誠而真的學術實踐，「誠」是說他對待文學的那份誠摯態度，他熱烈而誠懇地守護著理想的文學和批評，固執地痛擊著各種病象；「真」是指他的學術較少虛言，靶標精準，論證嚴密，總能擊中要害。在文壇看似花團錦簇的當下，唐小林的可貴在於，敢於以求疵的膽識和冒犯的姿態，向假言虛言籠罩、病象亂象叢生的學術江湖發出真的聲音。
總體來看，他念茲在茲不斷追問的問題包括：作家應該何為，什麼是不好的文學，批評家的職責何在，文學知識分子的底線在哪裡。他選擇的大多是業已揚名經年的大家名流，實非要借名人之「勢」攀高枝搭順風車，而是因為名人的社會影響，病象經過他們更易傳播，影響更大。對於他所批評的對象，唐小林「死纏爛打」的並非艱深的理論之類，而是更為「形而下」的文史常識、語法詞句的「硬傷」，以及講真話、不阿諛的文人底線。對於作家，他怒批由於態度草率或學養不夠形成的種種「硬傷」：賈平凹對時態助詞「著」「了」「過」的混用，誤把明代歸有光和張岱視為先秦作家，錯把李賀「秦王騎虎遊八極」的詩句當做李白所做；莫言把《詩經》「七月流火」中指稱星宿的「流火」望文生義地理解為炎炎烈日；穆濤錯將《易經》中的「大亨以正」一律寫成了「大享以正」，把縣令和縣長混為一談；王安憶《長恨歌》中人物年齡的混亂令人咋舌……可以說，「的」「地」「得」混同，「著」「了」「過」不分，語病迭出，以及誤用典故、古典詩詞和古代文化知識，顯示的既是寫作者捉襟見肘的學養，更是寫作態度上的輕慢。除了這類硬傷，唐小林對於作家審美、精神上的偏狹保持著警惕。比如對於賈平凹、莫言、餘華等作家「嗜髒成癖」「嗜痂成癮」「性噱頭如牛毛」的惡趣味和病態審美，唐小林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對於那些光環加身的「名人」和被奉若經典的「名作」，唐小林並不迷信，在全面閱讀和細緻分析的基礎上，常常能看見那些易被忽略的精神偏狹和人格暗面。
對於批評家毫無節操的「諛評」和「飆捧」，唐小林深惡痛絕。當下文學語境下，無論是聲名顯赫的大家，還是初出茅廬的新人，只要有新作出來，常常是由出版宣傳、媒體批評和學術批評共同「抬轎」。出版商照例會先聲奪人地以「某某推薦」和「民族史詩」「重要收穫」之類的「腰封體」贊語展開宣傳攻勢，媒體推介和學界研究緊隨其後，通過採訪、研討會的方式，進一步追加各種誇讚之詞。對於這些動輒用「奇蹟」「巔峰」「裡程碑」「新高度」「百科全書」等詞飆捧作家的「抬轎」行為，唐小林毫不留情地給予批判。他將欒梅健稱為「頭腦發熱的學界粉絲」，將張學昕看成「在文壇大煉鋼鐵」，將陳曉明稱作「放衛星」和「既賣矛又賣盾」的人。之所以如此「圍剿」批評家，主要基於批評家寫作上的種種問題。比如，劉再復對盧梭《懺悔錄》的評價，由於缺少對盧梭人格的全面了解而使立論偏頗，他對顧彬的「仇視」由於建立在媒體不負責任的報導上，而顯得偏激和主觀；謝冕的出彩之作稀少，但這位「編書大王」，卻在主編「經典散文」時，大量塞進本人那些質量低下甚至有文法錯誤的「私貨」；程光煒《艾青評傳》中，字詞語法錯誤比比皆是，對西方美術知識和歷史掌故的誤用也是隨處可見……可以看出，唐小林對批評家的批評，並非空洞無物和情緒宣洩式的胡攪蠻纏，而是基於批評家的語法硬傷、文史知識錯誤、纏繞式文風和浮誇立場所進行的真誠商榷。他的這種真誠也贏得了不少批評家的理解。
唐小林的批評文字讀來生動有趣，常常令人擊節稱快。他的研究路數是樸實的、笨拙的。這種「笨勁兒」體現在他的閱讀上，各種謬誤和硬傷的發現，都是建立在查閱原籍和細緻的校勘基礎之上。為了評價的客觀，他採用的是「知全人」和「知人論世」的方法；為了立論的公正，他幾乎要讀遍作家、批評家甚至批評對象的所有材料。這種誠實的閱讀態度和巨大的閱讀體量，正是唐小林文學批評具有堅實力量和及物特性的重要保證。
2
唐小林有本名為《孤獨的吶喊》的集子，書名有明志的意味。在為博眼球常常誇大其詞的媒體批評，以及各種吹捧、頌讚大行其道的當下，唐小林認為，文學批評往往充當著作家的「親友團和義務宣傳隊」。他不願加入合唱，寧願守著這一民間立場，給中國文壇「剜爛蘋果」。實際上，放眼近些年的文壇內外可以發現，唐小林並不孤獨，和他一起從事著這種「剜爛蘋果」事業的還有不少人，他們構成了當代的「求疵派」。這派文學批評，不以讚美和尋美為指歸，而是致力於發現、批評文壇的病象、假象和亂象，對那些已成經典的，或正在被熱捧的、流行的作家與作品，保持必要的警惕和理性的質疑，正視名作家的「局限」和「消極寫作」，批判批評家的逢迎套詞和種種墮落行徑，拆穿市場、權力和其他因素合力造成的文壇謊言和虛假風景。當代文學批評的這種求疵傳統,一方面體現在一些學術刊物的自覺倡導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眾多真誠、正直批評家的學術實踐中。
這些具有知識分子風骨的批評家，用他們的學術實踐詮釋著「真的批評」的含義。正是這些秉持著「必要的反對」、敢於向文壇流弊說「不」的學者，彰顯了「求疵批評」的尊嚴和正義。相對極為龐大的當代學人，這些學者是學界的「少數派」：李建軍、王彬彬、肖鷹、韓石山、陳衝、李美皆、楊光祖、劉川鄂、翟業軍……這些學者有一些共性，喜歡「找茬兒」，因而，他們的學術實踐中，有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為文壇「剜爛蘋果」上。這些人被一些學者稱為「懷疑者和提問者，文學病象的觀察者和診斷者」，他們的文字特徵表現為：「你從他們的文字中看不到上下其手的搗鬼，看不到險惡刻毒的侮蔑，看不到世故圓滑的投機，看不到互相吹捧的交換，看不到騎牆居中的兩可之論，看不到不關痛癢的溫吞之談，看不到毫無定見的執中之說，看不到四平八穩的公允之言。」比如李建軍，被稱為文壇「清道夫」，他崇尚俄羅斯文學直面苦難、抵抗邪惡、追求真理的精神傳統，反對作家被市場綁架、被欲望劫持、被時尚裹挾，反對各種消極、空心的寫作。
李建軍
李建軍理想的批評家是別林斯基，那是一種熱愛真理，具有論戰家性格，以「為敵」的姿態從事文學批評的人格形象。以賽亞·柏林將別林斯基概括為「一個痛苦但滿懷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偽的道德主義者」。李建軍非常欣賞別林斯基身上的這種道德理想主義和求真進擊的知識分子氣質，認為他的文學批評具有「完美的典範意義」。他痛心疾首於當下批評家與作家的「腐敗性合謀」，哀嘆半個多世紀以來，「低眉順眼、屏聲斂氣的跪在地上的批評」，因而提出「敢於為敵」的文學批評：「真正的批評，就是它的時代和文學的敵人。它與自己的時代及其文學迎面站立，以對抗者的姿態，做它們的敵人——一種懷著善念說真話，以促其向善推其進步的特殊的敵人。」帶著這種批評立場，面對當代諸多名家的各種寫作病象，李建軍直率陳言、激烈論辯，由於他紮實的知識體系和自覺的精神立場，因而尖銳的求疵、爭論，總體上顯得縝密而理性。
王彬彬
再如王彬彬，也是一位正直坦蕩的文壇「吼獅」。在他的文學觀裡，文學應該有精神深度和終極關懷，應該表現人性的豐富與深邃。在他看來，當代中國作家普遍缺少靈魂和精神，表現為精神的侏儒化、靈魂的庸人化和思想的貧困化。他不滿中國作家過於聰明和過於世故的生存哲學，看不起「太過無聊」的文學批評。他的學術文章從來不擺弄花哨的理論，樸實無華，青睞文史互證。尤其他的那些「求疵」類文章，常有一針見血或一劍封喉的殺傷力，讀來令人迴腸盪氣。對於批評家，他更是不能容忍學術硬傷、錯誤、學風問題，每每遇到都要發出無畏怒吼。這讓王彬彬樹敵無數，但他似乎無意放棄這種文壇「求疵者」的角色，批評的鋒芒絲毫不減，仍然無所顧忌地批評文壇的種種墮落與惡習。
由於篇幅所限，「求疵派」其他學人的學術特點不及一一細述，但關心當代文學的人一定對他們不陌生。毫無疑問，唐小林與這些文壇「啄木鳥」們所代表的批評共識，顯然有別於擅長造勢的媒體批評和冬烘氣十足的學院派批評，雖常被冠之以「酷評」，但這一派所具有的精煉曉暢的文風和敢於為敵、尖銳辯駁的精神立場，恰恰是一種稀缺品質。別林斯基說，說出真理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模稜兩可的，不願違背公眾意見的暗示，是謙虛型批評，另一種是率直而尖銳、忘了自己的批評。別林斯基欣賞的是後種。唐小林所代表的正是這種面向真理忘了自我的批評家肖像。「求疵派」並不是完美的批評範式。他們刺傷人情，讓人難堪，他們體現的是「片面的深刻」。但是，這又何妨？當作家、批評家和市場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相互吹捧、諛詞紛飛時，面對作家和學者由於能力和修養的孱弱而出現種種「硬傷」「病象」時，批評家如果裝聾作啞，在立場上模稜兩可，那麼文學批評的尊嚴何在，知識分子的底線何存？當精緻的學術垃圾漫天飛舞，不負責任的搖旗吶喊不絕於耳，我們不應該更加珍惜求疵派的這種「不合作」，和「只帶顯微鏡和手術刀，而不帶鮮花」式的學術耕作嗎？
3
以賽亞·柏林的《俄國思想家》一書中有篇很有趣的文章，題為《刺蝟和狐狸》。他將作家或思想家分為刺蝟和狐狸兩類，這一分類源於古希臘詩人阿奇洛克思存世的斷簡殘篇中的一句：「狐狸多機巧，刺蝟僅一招。」在柏林看來，狐狸型人格追逐許多目的，而諸目的往往互無關聯，甚至經常相互矛盾，他們的行為與觀念是離心的；這類人有莎士比亞、亞里斯多德、巴爾扎克。而刺蝟型人格則凡事歸繫於某個單一的中心識見，他們的言論、思想和判斷，必定要歸納在某個單一、普遍、具有統攝組織作用下的原則中；但丁、柏拉圖、黑格爾、尼採屬於這一類。而他用巨大篇幅闡述的列夫·託爾斯泰則「是一隻狐狸，他想成為一隻刺蝟」。柏林所持的這種「狐狸與刺蝟」的分類方法，本質上是在探討不同人格中的「一元論」和「多元論」，以此辨別思想家的內在面向以及作家的風格類型。這種分類方法同樣適合於我們對當代中國批評家、學者、知識分子進行風格、立場上的歸類。在當下學林，大多數的批評家屬於狐狸型的，他們各種榮譽加身，以飽學之態穿梭在學術江湖之上，老練地遊走在人情、權力和市場之間。他們出言謹慎，下筆平和，在學術文章、學術會議、新書分享會、新人推介時，常常受制於人情、囑託與「好處」，又或者受制於門派師承，便藏起不滿和鋒芒，求疵退後，朱唇輕啟，說盡「拜年話」，武斷地貼上「豐碑」「傑出」「偉大」等桂冠和讚詞。很多人的學術活動已經成了取消價值判斷、沒有是非立場的諂媚行為。
唐小林似乎不願做那隻機巧圓滑的「狐狸」，而寧願做一隻渾身帶刺的「刺蝟」。柏林說，刺蝟總是力圖依照他們所熱衷的某個模式去聯結和表現事物，常常運用某個統一的原則來觀察事物和考慮它們的意義。在唐小林這兒，這個觀察事物的「統一的原則」，便是對所有作為「標杆」的名人和名作，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信任那些人們趨之若鶩的「經典」，和文壇名流們業已蓋棺論定的文學「秘方」。在旗幟飄揚和眾人頂禮膜拜的地方，他看到假象和黑暗。在唱和成風一團和氣的文壇，唐小林遠遠地凝視著，固執地堅守著與作家、學者的「不合作」姿態，盯著文壇、名作家和大教授們的局限、硬傷不放，立場鮮明篤定，論述綿密紮實。這個文壇獨行俠的所作所為，不得不令人注目。
劉再復有一本名為《人論二十五種》的書，論述了中國古今的二十五種不同人格類型，其中一種叫「點頭人」。這種人事事都稱是，都要歌功頌德一番。古人李康將「點頭人」的特點概括為「意無是非」「贊之如流」「應之如響」，形象地寫出了缺少是非立場，凡事說好，遇事急於表態、高亢響應的情態。當下學界充斥著太多這種「點頭人」式的批評家。在這樣一個「假大空」學術流布於市，文人普遍缺骨少血的時代，有唐小林們這樣的學界「獨異」戰士，是一種幸事。他們是對文人底線的堅守，是對求疵傳統的傳承。
可以說，「尋美」和「求疵」是文學批評這一體上的兩翼。兩翼茁壯，方能併力齊飛。但在現實語境裡，由於人情、面子和利益等因素，求疵者往往面臨著得罪人、被孤立的風險，求疵批評因而常常是一種更有難度的行為。總體上來說，求疵作為一種學統，既是立場，也是方法，既是態度，也是能力。作為精神立場的求疵，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唱反調，或由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翻燒餅」式立場。它是一種膽識，體現了治學者始終如一的懷疑精神以及對於流俗的「不合作」態度。另一方面，作為學術能力的求疵，它不是糾纏於細枝末節裡挑刺兒，或用一己偏見去武斷地否定一切，它需要學術主體具有基本的文學修養，熟悉創作規律，具有較好的美學、心理學、歷史學等學科知識，熟練駕馭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方法。
唐小林作為當下文壇的「求疵者」，始終執守著柏林所說的那個「單一的原則」——不合作地「求疵」。看得出，他對自己所研究的對象是認真通讀過的，從他徵引的大量書籍，可知他的知識譜系是豐滿的。在具體論證時，他能夠通過文本細讀、版本校勘、實證考據等方法演繹自己的觀點。他的文學批評裡沒有花裡胡哨的理論或概念，所依據和標舉的無非是語法、審美、寫作上的常識和基本的普世性價值，聚焦各種「病症」和「問題」，以分析問題和批評病象這種「症候批評」作為主導性的研究範式。我們應該為學林有唐小林這樣的「啄木鳥」而慶幸，他那不絕於耳的叮叮咚咚的聲音，也許會讓很多人心煩意亂，但啄破林木叼出蟲豸終究有益於健康。
當然，需要警惕的是，任何一種方法成為一種「主義」時，都會蘊含著某種危險。比如唐小林以求疵視野去看待學人和文壇時，目之所及幾乎都有病症，似乎文壇是一個帶菌大工廠，文人都是精神貧血的病人，比如評價陳思和的學術功過，以及評議陳曉明的系列論文，筆力過狠，立論稍顯偏頗和苛刻。當求疵成為一種唯一尺度和目標，以此視角來審視文壇和學界群體，打撈出的永遠是疾患、猥瑣和無趣，而作家、批評家的那些精彩、有趣和意義，則可能會被遮蔽。對研究對象「表一種之同情」，在「求疵」時存一份「尋美」之心，怒批時懷一份商榷之平和，並非研究上的中庸、騎牆和狡猾之態，而是為了避免激昂的情緒、單一的評價尺度可能會造成的評判上的矯枉過正。
求疵，是一種觀察事物的視角，意在彰明作家寫作中被人有意或無意忽視的短板和暗角，還原被放大的現象本源，從而試圖還原文學的真相，重新定義文學的價值秩序。
可以說，唐小林經年如一的求疵診病式學術實踐，彰顯了求疵的學術效用，亮化了文學批評中略顯孤寂的求疵傳統，讓當下文壇亂象和文人之病無處躲逃。如何求疵，求疵的尺度和限度是什麼，求疵批評與「酷評」有何不同，這些正是文壇「求疵者」引發的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命題。
（《文學自由談》2020年第1期。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