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義一（たなか ぎいち，1864-1929）無論在日本近代史上還是在中日關係史上，都是一個備受關注的重要人物。他不僅僅是日本大正民主運動時代向昭和法西斯時代過渡的橋梁，更是鼓吹對外積極行動與對華侵略的帝國主義分子。
對于田中，以往我國關注的重點，有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他於1927年出任第二十六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期間，向天皇秘密上奏的文書《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摺」問題。特別是，因為迄今為止尚未找到確鑿的奏摺原本，圍繞該件的真偽問題，中外學界與輿論界眾說紛紜，曾有過不少爭論。甚至有一批日方學者始終認定該奏摺系偽造之物，對近代日本侵華的預謀矢口否認。
儘管如此，作為毋庸置疑之事實，近代日本的對華侵略行動正是沿著它所寫下的那個劇本「惟欲徵服支那，必先徵服滿蒙；如欲徵服世界，必先徵服支那」一步步上演的。因此可以說，無論其真偽如何，以田中為首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抱著向大陸擴張的野心，悍然發動對華侵略的事實，是不容半點懷疑的。
田中義一早期經歷與政軍關係當然，除了「田中奏摺」之外，圍繞田中本人的思想與經歷仍有不少值得關注與追查的問題。比如，他曾作為軍人活躍於日本軍界，並最終坐上了陸軍大臣的位子，但又在此後不久作為日本政黨「政友會」的總裁，在日本政界積極活動，出任首相併負責組閣。從他身上所反映出來的近代日本複雜的政軍關係，亦是中外各界密切關注的重要問題。
早在日俄戰爭之前的1898-1902年，精通俄語的田中便作為日軍駐外武官遠赴俄國，從事了近四年的情報工作。在此期間，他為了使自己像一個俄國人，做了極大努力。比如給自己起了個俄國名字「基伊奇・諾布斯克比奇・塔那卡」，不管走到哪裡都隨身帶著印有俄國名字的名片；同時還加入了俄國的國教東正教，以便從外表和精神上都向俄國人靠攏；進而還為了聯絡俄國人搞好人際關係，經常出入俄國貴族社會，儼然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俄國人
（纐纈厚著《田中義一》，顧令儀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20頁，以下出自本書的引文僅注頁碼）。但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田中開始以俄國為假想敵，醞釀並鼓吹起「對俄開戰論」來。或許這恰恰印證了近代日本人掛在嘴邊的那句老話：我要打敗你，就必須先變成你。
以此為思想基礎，田中此後積極響應並聲援了當時「日本陸軍太上皇」山縣有朋所提出的「大陸國家日本論」，主張：日本發展的機會在於稱霸大陸，發展成「大陸國家」才是日本的最終目標，故而應該堅決脫離島國的疆界
（纐纈厚2017：39）。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開始謀求在日本軍隊內部建立起「陸主海從」的關係，大力發展陸軍。尤其期望從日本政府手中爭取到儘量多的經費支持。
在這一背景之下，以田中為首的陸軍強硬派逐漸跨越出1878年「竹橋事件」以來「日本軍人不得幹預政治」的禁區，開始積極關注、討論起與軍隊發展相關的政治問題來。特別是在政軍關係的問題上，他曾提出質疑：「作為行政機關的內閣會時有更迭，但帝國之國應該始終一貫，絕不可因行政機關變動而變化。執行我帝國國策之政府究竟會採取何種政略，會否違背我國脫離島國境遇、構建大陸國家以伸張國運之戰略？這需要細緻研討。如政略和戰略不平等、不能堅守一致，在戰爭危急時呼籲一致又有何用？」基於此，他主張顛覆政戰兩略關係中戰略從屬於政略的應有狀態，並刻意製造出了戰略高於政略的關係
（纐纈厚2017：50-51）。由此，田中站在「大陸國家日本論」的延長線上，進一步提出所謂「政軍協調融合論」的主張。
他的這一主張，雖然在不同時代有若干變化，但大體上為以後的日本陸軍所繼承，成為軍方的理論。所以，從表面上看，這不過是田中個人的意見，實際上背後卻能體現出當時日本陸軍關於政軍關係的總體見解
（纐纈厚2017：55）。這種見解的核心思想在於：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由於政治變動，無論其主體還是政策都會發生變動，它的存在是極不穩定且流動的；而作為軍事機關的軍部，則不會因政治或經濟的變動而左右搖擺，所以能夠不偏不倚地堅持立場，並以此確保國家政策的穩定與統一
（纐纈厚2017：51）。因此他們所要追求的，就是在政軍關係中強化軍方的地位與發言權，以造成「政弱軍強」的局面。可以說這種幹預政治、壓迫政府的欲求與衝動，與其「大陸國家日本論」所追求的「陸主海從」一道，最終構成了田中思想的基底。
右二為田中義一積極行動與各類改革既然思想已告形成，接下來勢必面臨如何實現的問題。而在考慮現實政治實踐的問題之時，田中認為：能夠使日本發展為「大陸國家」的原動力或者說先導者，只能是日本陸軍，所以他要去做的，首先就是對陸軍進行組織改革
（纐纈厚2017：75）。因此，田中於1907年主動提出調動申請，出任步兵第三聯隊長，以便從基層部隊開始摸索改革措施。這也恰恰開啟了近代日本「參謀想要得到提拔就必須要有下部隊經歷」的傳統。
可以說，在基層部隊的活動中，田中的「大陸國家日本論」與「政軍協調融合論」的主張得到了具體化。他提出：「現在的戰爭，不能僅僅由軍隊來承擔。如果不以全民之力，最終是無法取得勝利的。日俄戰爭時我國國民熱血沸騰，同仇敵愾，盡全力支援軍隊，才得以獲得如此大捷；反觀俄國，軍隊在萬裡之外的滿洲苦戰惡鬥，其後方國民不僅沒有絲毫後援，反而有掣肘之舉，所以才招致如此大敗。但是如此事實，絕不可認為僅僅是俄國之事而隔岸觀火。即便是在我國，臨近戰爭結束時，也出現了國民的緊張逐漸鬆弛、軍隊實力變弱的事實。鑑於俄國的戰敗，我方必須深刻反省
。」（纐纈厚2017：77）由此，他開始基於這一想法，主張將軍隊教育與國民教育結合起來，在「良兵即是良民」的口號之下強化軍隊與國民的一體感，實現所謂的「軍隊國民化」或曰「國民軍隊化」。這一主張的提出，足以說明田中正是近代日本總體戰體制的始作俑者。
而作為其具體措施，田中在基層部隊任職期間，曾嘗試過一系列的內部改革。比如：改訂《軍隊內務書》、軍隊教育與國民教育的並行統一、成立「帝國在鄉軍人會」、確立兵力動員體制、整編青年團組織等等。這些措施，無疑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進程。
1911年9月1日，田中調至日本陸軍中央任職，出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這種從基層部隊進入陸軍中央的地位攀升，自然意味著田中所主導的軍隊改革，將從以往的外緣位置提升至中樞內部，進一步擴大其影響範圍。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爆發了近代日本政軍關係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增設兩個師團問題」。
具體來說，在日俄戰爭走向結束的1905年，日本陸軍中央曾鑑於戰爭中所遭遇的兵力不足問題，擬定了新增設六個師團的《師團增設意見書》提交政府，同時立即著手先後組建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共四個師團。而在接下來繼續推進第十七、十八兩個師團增設時，他們卻遇到了政府方面的強大阻力，被要求延緩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時統領日本陸軍的陸軍大臣上原勇作單獨向天皇上奏，並提交了辭呈。之後，他拒絕為西園寺公望內閣推薦陸軍大臣的繼任人選，從而導致該內閣因人員不全而被迫垮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乃是因為近代日本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兩大問題「帷幄上奏權」與「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所導致的。前者規定天皇是日本軍隊的最高統帥，所以軍隊首腦不需要對政府負責而直接聽命於天皇，這實際意味著政府對軍隊束手無策，難以統御。而後者則規定：作為政府內閣必要成員的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人出任，若軍方拒絕推薦人選，則政府內閣將會因為人員不齊全而流產。如此看來，這兩個制度為軍隊在政軍關係中奪取有利地位提供了可靠的法理依據。前者可以將政府的幹涉與管控拒之門外，使軍隊確保獨立自主的地位；後者則賦予了軍隊決定政府內閣命運的權力，使其能夠反過來對政治問題實施幹預。可以說，這兩個制度，意味著近代日本的政軍關係必然走向「政弱軍強」的局面。而「增設兩個師團問題」，則被認為是這一情況的發端與顯現。
當時在上原背後積極鼓動、推波助瀾，發揮主導性作用的，正是時任陸軍省軍務局局長、日後升為陸軍大臣的田中
（纐纈厚2017：126）。因此可以認為，他在以往所形成的「軍隊必須幹預政治」的思想指導之下，在陸軍中樞展開積極活動的過程之中，逐漸認識到了「帷幄上奏權」與「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利用價值，並將它們作為武器向政府發起了挑戰。
田中內閣與侵華政策儘管田中在軍隊層面的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也通過「增設兩個師團問題」明確了政軍關係中軍隊對政府的優越地位，但他似乎並不滿足。他發現：此時的自己雖然可以算是一支強大的政治勢力，但陸軍也只不過和貴族院、官僚、樞密院一樣，屬於「非選出勢力」的一部分。由此，他深感陸軍權力之局限。
換言之，田中認為，軍部是以反民主的組織形態為基礎的，在大正民主主義的社會當中，軍部已經不可能像過去那樣發揮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了
（纐纈厚2017：299）。有鑑於此，他早在原敬內閣擔任陸軍大臣期間，便已開始為進一步擴大對政治的幹預而嘗試與政黨勢力接近，並謀劃由軍人向政客的轉型。
1925年4月，原為軍人出身的田中成功實現了向政客的蛻變，當選為日本政黨「政友會」的總裁。而他之所以脫下軍裝、出入政界，其根本動機就在於追求軍事對政治的幹預，以便統合政軍力量，構建起能夠應對總體戰的政治體制。因為在他看來，軍事和政治是不需要劃定分界線的，讓二者相互融合而恆常化，才是理所應當的
（纐纈厚2017：347）。所以這種身份的轉換不僅不會發生矛盾，反而恰好符合他長期以來所堅持的「政軍協調融合論」的主張。
相反，政友會之所以願意接納田中出任總裁，亦有其自身的考慮。政友會當時正面臨著總裁位置後繼無人的尷尬境地，同時也深切感到自身在勢力弱化之際若能和陸軍、官僚勢力等「非選出勢力」合作，勢必將更有利於其獲得政權。田中雖然在當時已退去軍職進入政界，但對日本陸軍仍舊保持著強大的影響力，基層的在鄉軍人會和青年團也由他一手扶植起來
（纐纈厚2017：360-361），若對這些民間組織加以利用，其實力自然將大幅提升。更何況，田中在原敬內閣時期就已經開始在政友會中廣集人脈，擁有不少支持者。所以兩者的結合，可謂「情投意合」之舉。
結果，政友會在此後勢力大增。進而在1927年4月，出任總裁剛滿兩年的田中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薦之下出任首相，組建起了田中內閣。
該內閣上臺之後，一改此前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所堅持的「對華不幹涉主義」政策，提倡所謂的「田中外交」。即，採取對華強硬立場，主張對當時中國的北伐積極幹涉，以確保日本的在華利益。為此，田中曾專門召開了「東方會議」，並在會上出臺了《對支政策綱領》，宣稱：「日中共榮是我國政策的基礎，鑑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應使中國本土與滿蒙各異其趣......應支持扶植東三省有力者（即張作霖），使其尊重我在滿蒙之特殊地位，維護當地穩定。萬一動亂波及滿蒙並有可能侵害我在滿利益，則應不失時機地採取適當措施。」
可以看到，田中外交的核心大體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一、試圖將「滿蒙」與「中國本土」分離，分別交給張作霖和蔣介石統治，並在政策上加以區別對待；二、對張作霖勢力加以利用，以確保日本既得權益的安定；三、在「適當」時候將不辭使用武力實施幹涉，以確保這一權益。
結果在該方針之下，田中內閣先後三次向山東出兵：1927年夏，蔣介石的北伐軍逼近山東之後，日方隨即派遣軍隊在青島登陸，並開進濟南採取了戒備狀態。這直接導致北伐軍側翼受挫，在戰爭中失敗，蔣暫時下野（第一次）。1928年4月，蔣結束下野再次北伐，接近山東。對此，田中又調集軍隊進入濟南，並與北伐軍發生了直接衝突，製造了濟南慘案（第二次）。進而由於戰況擴大，日軍隨後又復增兵，並以保護日本僑民為藉口索性一舉攻陷了濟南（第三次）。這些侵略行動，給北伐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不過，北伐軍卻並沒有放棄繼續北上的計劃，此後他們繞過山東挺進平津，從而與奉系張作霖勢力形成直接對峙之勢。這對日本的「滿蒙利益」來說，無疑是從南面撲來的巨大威脅。而面對這一局面，張作霖並沒有理會日方的勸阻，決心南下迎擊。此時關東軍的意見卻是：日軍應不失時機地把師團主力向山海關和錦州附近推進，解除交戰雙方的武裝，並迫使張作霖下野。
對此，田中依據「東方會議」上的方針，於1928年5月16日出臺了《滿洲地方治安維持措施案》，否定了關東軍的提案：若奉軍及早撤回並與北伐軍隔離，則無解除武裝之必要；但若執意作戰，導致戰亂波及「滿洲」，則日本政府將為維護治安而不得不採取適當有效之措施。結果，該案對逼迫張作霖下野之事隻字未提，讓關東軍的激進分子感到了不滿。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們開始秘密醞釀陰謀。
於是，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張作霖於6月4日由北平返回奉天（今瀋陽）的途中，在皇姑屯附近被炸身亡。而具體實施這一計劃的，是臭名昭著的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以及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中隊長東宮鐵男等人。他們打算在炸死張之後，迅速讓軍隊佔領東北，以便將其從中國分離出去，置於日本的支配之下。而在事後處理的過程之中，親軍的田中內閣由於刻意包庇軍部，對天皇撒謊，最終招致斥責，不得不引咎辭職。
由此，田中的政治生涯宣告終結。在辭職之後，他也沒有打算東山再起，事實上進入隱居狀態。同時又因心臟病的原因，身體欠佳，於1929年夏天在其兒子田中龍夫的陪同之下，返回故鄉荻之平安古的家裡生活一個月。結果在折返東京之後不久，於9月29日清晨因心臟病第三次發作後而告別人世
（纐纈厚2017：401）。
纐纈厚 著，顧令儀 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