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C. 格魯的日記及公私文件摘錄》，[美]約瑟夫·C. 格魯著，沙青青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680頁，99.00元
開戰前夜：殖民帝國「切腹」的歷史舞臺1941年12月8日三時二十分，從六艘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日本戰鬥機開始空襲美國設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艦隊，而此前的一時五十分，日軍已經開始在馬來半島展開登陸行動；上午十一時四十分，日本天皇頒布宣戰詔書，宣布對美英兩國「開啟爨端」，日美兩國隨後在廣闊無垠的太平洋上以命相搏，展開了激烈的廝殺。後世的人們往往會因此事件而記住1941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其實，像1941年那樣杌隉、敵意充盈的時刻，在迄今為止的整個人類歷史上都堪稱絕無僅有，它是整個1930年代世界動蕩不安歲月的縮影，更是由西歐開啟的近代殖民帝國秩序不義的巔峰顯現。我們需要在世界史和文明史的視野中，探討這一年的歷史意義。
由於日本不宣而戰，以不光彩的方式主動引發戰爭，更由於其隨後的慘敗，它成了這個歷史故事唯一的丑角。戰爭爆發時已經擔任了十年美國駐日大使的格魯，早在戰爭爆發前就稱日本正在走向「民族切腹」的道路。戰後，日美兩國的歷史學家事無巨細，對這條「道路」進行了多視角的重構與再現，人們對這個故事的各種細節似乎不再陌生，但這並不是今天的讀者可以不讀這段歷史的理由。這就如同《哈姆雷特》《射鵰英雄傳》等經典故事一再被搬上舞臺或銀幕一樣，無論人們對其橋段怎樣熟識，依然會在戲劇欣賞中獲得各種啟示。歷史的細節或戲劇的橋段最終將給人以怎樣的意義，這其實依賴於人們自身的意識與視角。
後人看到了日本帝國的「失敗」，因此無論怎樣描述並論述這種「失敗」，在結論上似乎都是成功的。殊不知，這種做法其實落入了成王敗寇的歷史認知模式；它誠然滿足了人類童年時期世界認知的基本心理需求——這個世界的人可以分為好人和壞人，也能滿足了摩尼教徒堅定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觀，但卻無法通過我們理性的審判臺：「失敗」到底意味著什麼？在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布洛赫看來，「行動失敗是人類歷史的基本要素之一」；我們只有從1941年前後人類自身的失敗當中看到「人類多樣性的豐富經驗」，歷史才能幫助「我們治癒盲目判斷的弱點」。那我們還是從基本的心理需求出發，先重述一下日本「失敗」的歷史。
這一年的6月22日，德國突然對蘇聯發動閃電戰，歐洲戰場急劇擴大，世界秩序進一步塌陷。日本突然發現自己面臨著奇妙的處境：此前一年，外相松岡洋右極力促成了日本與德國、義大利籤訂《三國同盟條約》，結成了所謂的「軸心國」集團。這一條約正是衝著美英兩國而來，旨在重新瓜分世界，美國對日本的敵意迅速上升；兩國正式開始全面脫鉤。日美兩國究竟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
在創造歷史的各種因素中，世界權力競技場上的好手無疑扮演著性命攸關的角色。日本外相松岡洋右正是此時日本以及世界的歷史舞臺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之一，有歷史學家甚至認為他是「現代日本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外務大臣之一」。他十三歲時赴美投靠一位做生意的親戚，隨後在美國度過了九年，並取得了俄勒岡大學的法學學士學位。同很多有過留學美國經驗的日本帝國政治家一樣，他自詡為「美國通」，認為「強硬和自信是對付美國最有價值的品質」。
1941年4月，松岡訪問歐洲，期待拜會被格魯描述為「歐洲最有名的說謊者」、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據一名德國翻譯說，「松岡是少有的膽敢與希特勒進行類似同輩間閒聊的人」
（[日]掘田江理：《日本1941：導向深淵的決策》，新華出版社，2020年）。此時，松岡早已經因口才絕佳而名聲遠揚。早在1932年12月8日，日本參加國際聯盟關於日本非法成立的「滿洲國」特別會議時，他就曾發表了一番著名的演說，宣稱日本像耶穌一樣被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釘在了十字架上；日本被描述為西方陰謀的受害者。翌年3月，在日本宣布退出國際聯盟時，他更是口若懸河，足足為日本辯護了九十分鐘；松岡也因此在日本國民心中獲得了英雄的地位。這其實為他在1941年走向權力巔峰鋪就了道路。
[日]掘田江理：《日本1941：導向深淵的決策》
途中經過莫斯科時，他與蘇聯外長莫洛託夫先後會談了三次，目的是與蘇聯結成相互中立條約，但均以失敗告終。4月13日，他獲得了面見史達林的機會。「在他和史達林一小時的會晤中，他用了整整五十八分鐘宣講日本的意識形態」；他唇焦舌敝，「滔滔不絕地告訴史達林什麼是共產主義」。格魯在其日記中也特別為此留下了一筆。到了會談的最後一分鐘，史達林突然接受了松岡的說法，雙方很快決定籤署《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在他離開莫斯科時，史達林與外長親自為他送行，這極為罕見。松岡主導的這兩個條約的根本目標，其實有其「苦衷」：為解決他們口中的所謂的「中國事變」，即1937年開始的全面侵華戰爭，日本必須在世界舞臺上制衡英美，阻止它們支持中國的抗戰。
4月22日回到日本時，松岡再次受到英雄般的歡迎，在日本政壇人氣一時無二；他的確創造了歷史。然而，隨後蘇德戰爭的爆發，讓日本感到左右為難：日本開始了所謂的「南進」還是「北進」的戰略選擇。松岡堅決主張「北進」，進攻蘇聯。此時，日美外交談判正在進行，他對美國持續採取強硬態度，在辯論對美政策時一再聲言「美國人的秉性就是弱肉強食」「美國國民的性格就是欺軟怕硬」。時任首相近衛文麿忍無可忍，但也無可奈何，最終於7月16日以內閣集體辭職的方式，將松岡趕出內閣。
美國本以為松岡下臺，日本會考慮與軸心國決裂，但事實正相反。日本非但一仍其貫，還在7月21日迫使法國接受了日本「和平」佔領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協定，並於7月28日正式進駐。這直接威脅了美國的菲律賓殖民地以及它對東南亞橡膠、錫等戰略資源的獲取。兩個殖民帝國發生直接衝突的機運突然高漲。美國針鋒相對，隨即宣布凍結日本的資產；8月1日，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也正式生效。後世的歷史學家普遍說，這是驅使日本走向戰爭的關鍵一環：日本的石油儲備將在第二年耗盡，「油表已經成了戰爭倒計時的時鐘」。日本政治精英當然對此也心知肚明。
不過，負責對美作戰的日本海軍，還遠未到達下定決心開戰的地步：數次兵棋推演的結果都是日本最終必敗，以至於後來他們乾脆取消了推演。但海軍多年來以「無敵艦隊」自吹自擂，這讓決策者很尷尬：如何平衡事關生死的戰爭理性和帝國榮耀以及權力意志之間的緊張關係？
9月3日，日本負責制定軍事戰略的大本營聯絡會議通過了《帝國國策實施要領》，首次明確了日本向美國開戰的硬性指標：在10月上旬前如果無法與美國達成外交協議，就對美（英荷）開戰；而同美（英）交涉時日本的底線是，「美英不得幹涉或妨礙帝國處理中國事變」，不得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援助中國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形勢比人強，因為形勢或者說「時勢」的本質乃是一種社會之力，由各種決定歷史進程的短期和長期變量相互激蕩而成。
[日]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
在日本和美國進行艱難談判的時刻，一位陸軍軍官留下的詩句，吐露了這個時代的形勢和氛圍，而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富有壓迫性的結構：「沒有新進展/苦悶和沉思的日子在繼續/耽擱一天意味著浪費多少石油/耽擱一天意味著多少流血犧牲/然而他們卻說，我們不能和美國打一場百年戰爭！」11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本駐美大使野村提交了「赫爾備忘錄」，要求日本從中國、印度支那完全撤軍，不承認「大東亞共榮圈」，重申《九國公約》的有效性並要求日本廢棄《三國同盟條約》。日本海軍和陸軍軍官至此如釋重負，他們認為這個備忘錄是最後通牒，是「天賜的恩惠」，幫助日本「確定了戰爭的命運，是一個痛快的結果」
（[日]麻田貞雄：《宿命對決：馬漢的幽靈與日美海軍大碰撞》，新華出版社，2018年）。於是，戰爭就這樣順利地爆發了。「赫爾備忘錄」的核心條款其實並無新意，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一貫的國策：不承認日本製造的「事實」。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日本認為「赫爾備忘錄」解除了它對美開戰的最終心理障礙乃是自欺。換一個角度來看，日美最終要在戰場上一決雌雄，這幾乎是當時人們的普遍共識。這一備忘錄的發表，毋寧說最終引燃了蓄積已久的心理能量。軍事理性當然從未缺席；為了防止美國不宣而戰偷襲日本，日本的將軍們踵武其明治先人，制訂了先下手為強的策略：12月8日偷襲珍珠港，正如同日清、日俄戰爭開始時日本皆不宣而戰一樣。美國的政治家們此前已經預測到了日本可能隨時突然發動襲擊，並想到了珍珠港遭受襲擊的可能，但依然認為日本的首要目標應該是菲律賓的美國海軍基地。結果，日本在戰術上取得了勝利，但卻把自身所「希望的有限戰爭變成了一場你死我活的無限戰爭」，格魯預言的「民族切腹」竟然上演了。
這個預言無疑包含著偏見與敵意，但也不是一時激憤之語。格魯在他的日記中，曾先後三次提到這個說法。在1941年11月3日提交給國務卿的報告中，格魯警告赫爾，「日本有可能貿然對美國發動自殺式襲擊」；在翌日的日記中，他又濃重地寫下「（日本）也許就要全力以赴地殊死搏鬥爭，甚至不惜實施民族切腹」一句；在得知大戰已經開始的12月8日，他再次提及這個說法，「並很高興此言已記錄在案」。其實，在履任駐日大使兩年後的1934年12月27日，他就曾預言說，「這個國家的軍人完全可以衝破政府的約束」，會幹出近乎「民族切腹」這樣的事；除非「政府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人」能力挽狂瀾，能防止國家走上「民族自殺之路」。但這種可能性很快就徹底消失了：1936年少壯派軍官發動軍事政變「二二六事件」後，日本政府進一步為軍方所把持，事實上成為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國家。
1941年12月8日凌晨三時半左右，中國外長王世傑獲知日本對美國開戰後，隨即「通知中央日報，告以此系日本『切腹』行動之開始」。12月9日，《大公報》發表標題為「太平洋戰爭爆發，暴日走上切腹之路」的社論，指出「現在暴日對英美宣戰，絕無勝算，它是在無出路時就悲壯慷慨地走上了切腹之路了」；12月10日，《大公報》再次發表社論：「（中國）堅持抗戰到底的國策，苦戰四年半，把日寇深陷泥潭，把日閥折磨得鬱悶急躁，終於走上了冒險切腹之路。」
（鄧野：《蔣介石的戰略布局：1939—194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日本誠然走上了「切腹」這個比喻所指涉的道路。其實，中國決不講和的抗戰意志與全民的抗戰行動，以及「赫爾備忘錄」要求的日本無條件撤軍，這些因素已經讓日本騎虎難下，它只能選擇以命相搏。1941年8月15日，美英兩國發表《大西洋憲章》，這在日本看來就已經等同於宣戰書了。激烈的批評者認為，美英兩國是在「迫使各國接受英美對世界秩序的看法」；「美英是兩個靠捕食他人為生的強權國家，它們想要把日本逐出中國」；稍微穩健一些日本政治家則認為，如果日本打算屈服，那日本「所放棄的就不僅僅是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的結果，還包括『滿洲事變』的獲益」
（[美]麥克萊恩：《日本史》，海南出版社，2014年）。他們沒有看到，《大西洋憲章》已經成為新世界秩序的燈塔，美國在世界秩序的演變中角色發生了豹變，儼然成為殖民帝國世界秩序的終結者。
[美]麥克萊恩：《日本史》
這個憲章的個別條款雖非完美，但整體上卻被公認為是美國「威爾遜理想主義」的再次表達。日本此間的激烈的批判言辭表明，《大西洋憲章》宣布的原則和理想事實上擊中了他們的「痛處」，以至於惱羞成怒。那麼，日本為何未能就此後退一步，回到美國一再要求日本遵守的《九國公約》，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格局？為何日美戰爭爆發時，包括日本自身在內的所有當事者都在歡呼？1941年的日美關係的故事，其實還有許多隱情，它們尚未得到人們理性的充分審查。
「滿洲」：殖民帝國的最新角力舞臺1941年的中國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已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人民和國土慘遭蹂躪，對於日本的「民族切腹」自然樂見其成。戰爭結束後，中國政府與國民普遍對日本報以以德報怨的態度，對日本的寬大讓很多日本國民感懷。時過境遷，隨著戰爭造成的陰影從人們記憶中的消失，此時再重複「民族切腹」一說就顯得不得要領了。但問題又再次出現：1941年的日本為何一定要選擇對美開戰？
作為歷史故事的讀者，我們轉換一下視角或許不無裨益。其實，後世的歷史學家在面對歷史時往往會產生一種「自負」：他們揭開了歷史之謎，因為他們以萬人皆有的後見之明，重新組織了他們所見的材料，編織成一個渾然一體的故事。但這很可能是個「錯覺」或「幻覺」。經過歷史學家客觀、審慎處理後的「材料」，如同我們在上面看到的一樣，果真逼近了我們要探求的歷史的真相與意義嗎？德國哲學家狄爾泰在《歷史中的意義》一再告誡人們，任何一起特定的「事件」或「材料」都無法證實或證偽歷史的真相；關鍵是要理解事件的「相互關係」以及人們的「心理結構」。歷史學家提供的「材料」或「事件」可能在另外一種「關係」結構中獲得組織，從而揭示出人們不同的「心理內容」。我們在前面引述的布洛赫曾說，歷史學家在面對「材料」時，最終面對的其實是人的「意識」，這其實是出於同樣的歷史認識。我們可以開一下腦洞：後人如果書寫我們此時此刻的置身其中的境況與事件，他們會進行怎樣的取捨？提出這些問題的目的並不是要回答，而是要讓我們恢復對我們對歷史、對現實的多元感受，協助我們看到我們曾視而不見的問題。
回到前面的問題。1941年的日美戰爭，人們普遍認為它起源於日本對所謂「遠東國際秩序」、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1919—1922）的破壞；其中，以石原莞爾為首謀的關東軍發動的「九一八」事變以及隨後成立的偽滿洲國就是罪魁禍首。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審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罪行時，追溯的起點就設定為這場事變。事變發生後，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國際聯盟，都要求日本恢復原狀，遵守《國際聯盟公約》《九國公約》以及《凱洛格—白裡安公約》。如前所述，在1941年11月美日間進行最後的談判時，美國仍然堅持日本要回到《九國公約》的框架，放棄它非法炮製的「滿洲國」。反過來說，由於日本無論如何不會考慮將其口中的獵物吐出，這最終導致了它被迫向美國開戰的局面。
但問題並未就此結束：這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約束下的遠東國際秩序，真的是符合正義的秩序嗎？日本試圖取而代之的「大東亞共榮圈」固然不義，事實上因其殘酷暴虐而臭名昭著，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反過來說，「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1941年及以後的時刻仍然是值得留戀的。日美雙方正面爭奪的這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近代殖民帝國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一種重新安排；它的本質就是近代殖民帝國體系自身，有著帝國利益爭奪與分割的根本屬性。事實上，我們所見的歷史的展開，正是對這個體系的超克過程——這是一個中國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反抗殖民秩序的過程。
無需贅言，上述說法決不意味著日本挑戰這一體系就是正當的；日本的挑戰以及它追求的「近代的超克」，事實上表現為對中國的侵略，因而就是近代殖民帝國世界體系的邏輯自身。日本帝國的精英們未意識到，這個體系已經處於謝幕的前夜，他們在1931年的魯莽行為竟成為壓垮這個體系的最後一根稻草。
誠然，對於當時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弱國而言，這個「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並非沒有善意；美籍日裔歷史學家入江昭總結說，「中國領導層此時不是在千方百計推翻既存的國際秩序，而是要融入其中」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融入這個世界體系，而不是挑戰它，這既是作為弱國的中國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策略，也與這個體系在東亞世界呈現出的「善意」有關：中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雖然在凡爾賽會議上遭到出賣，威爾遜總統提倡的創建新世界秩序的理想主義遭受重創，但華盛頓會議（1921—1922）畢竟迫使日本「歸還」了山東半島，這就讓中國獲得了「融入其中」的激勵。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儘管如此，這種殖民帝國主導的安排，有著它無法克服的不義屬性與內在矛盾。帝國主義者們對這種不義可能完全無感，但對其中的矛盾則異常敏銳：矛盾會導致這個掠奪體系無法運轉，所以必須消除這種矛盾！在東亞，如何接受、安撫已經成功晉級為殖民帝國的日本，就成了帝國秩序的大問題。日本是西方世界的闖入者，此時已經展現出了「世界革命者」的精神狀態：憑什麼歐美帝國就可以瓜分這個世界？英美一方說是憑藉「文明的使命」，理由冠冕堂皇；但日本卻反駁說，西方帝國憑藉的是無非是暴力、是文明的「雙重標準」以及公然的「種族歧視」。這確實令西方啞口無言。日本試圖在巴黎和會上將反對種族主義條款寫入國際聯盟的章程，結果歐美殖民帝國聯手將日本按了下來。日本政治精英此時一定對它的這一「革命」行為默默進行了一次評估：在現存的世界秩序下，日本將永遠不受待見。
日本此時選擇了戒急用忍。於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持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商業原則，新老殖民帝國很快就此達成了一致。這個體系保證了日本上桌而不是掀桌子，但卻無法在根本上讓它滿意。美國隨後通過的限制日本移民的移民法案，讓日本再次深感屈辱，重新點燃了它作為「革命者」意志。舊秩序再次為其自身準備了「革命」的火種。當然，日本要進行的其實是偽革命，儘管它在形式上佔據了「道義」上的高點。它一再批評當時殖民帝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不義屬性，但在實踐中卻完全按照殖民帝國的原則行事。事實上，日本就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名副其實的學生，而且還是「優等生」；甚至可以說日本帝國是它們的嫡子，但日本人卻充其量也不過是「榮譽白人」，不受待見。日本一再感到憤怒：列強為什麼不能「平等待我」？為何同樣後來居上的美國能吞併夏威夷、佔領古巴、殖民菲律賓，而日本卻不能將「滿洲」納入囊中？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日本未意識到，時代已經變了。
此時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都未意識到，《九國公約》的第九個國家正在成長為這個體系的真正的革命者：中國的革命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激蕩而成，獲得了民族主義的支持；一個新的「中華民族」已經走上了世界史的舞臺。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旗幟的北伐戰爭，既是中國謀求統一的戰爭，又是針對舊世界秩序的革命戰爭。日本首當其衝：革命政府聲稱要收此前被巧取豪奪的「滿洲」權益，這讓日本面臨著殖民地喪失的危險。1928年5月1日，北伐軍進軍濟南的當日，日本悍然派兵進佔濟南、青島以及膠濟鐵路沿線，隨後大肆殺戮，萬餘人不幸殞命；蔣介石倉皇逃出濟南城，僅以身免，視其為自己的奇恥大辱
（王豐：《蔣介石在淞滬戰場》，現代出版社，2017年）。進入1930年代後，隨著國內秩序的漸次安定，中國開始了對抗日本的戰略準備活動。
王豐：《蔣介石在淞滬戰場》
日本帝國出手狠毒，預示了它隨後動作的必然：它針鋒相對，要將中國東北永遠從中國分割出去；「滿洲國」已經出現在這個帝國的視野中，並視其為禁臠。結果，這成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遠東解體的肇因，因為美國的利益遭受到了致命的威脅。1941年美日談判時，有歷史學家將其譽美為「美國冒著與日本開戰的危險幫助中國」，其實這隻說出了真相美好的一半，而真相的另外一半則是帝國的本能。西方殖民帝國未能在1931年即刻對日本蹂躪東北的冒險行動進行懲罰，實則出於維護殖民世界秩序的一己之私，而這種私慾進一步孕育了針對它們自身的革命火種。
日美戰爭：預言的自我實現到了1941年8月，美國針對日本進行的石油禁運意味著兩大帝國的徹底脫鉤。日美戰爭已經如同箭在弦上；人們預言的「日美戰爭」或「太平洋戰爭」隨時可能爆發。1941年12月7日，在一次私人談話中，美國總統羅斯福告訴中國駐美大使胡適，日本可能在四十八小時內發動襲擊，並叮囑中國屆時宜「哀矜勿喜」——屆時不要將自己的快樂建立在日美戰爭的爆發上，因為美國可能會遭受損失。羅斯福甚至準確地預言了戰爭爆發的時間。
這倒不是說羅斯福或美國政治家多麼神奇。美國對日美戰爭的「準確」預言，其實可以追溯至大約半個世紀前。1897年5月，美國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馬漢私下曾對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說，「在亞洲，而不是歐洲，存在著對我們直接利益的最重大的危險」，認為美國和日本存在著「一種真正的迫切的戰爭危險」。1898年美西戰爭後，美國奪取了菲律賓和關島兩處殖民地。1906年，因為美國限制亞洲移民的政策，加利福尼亞州出現排斥日裔的運動，美國擔心日本藉口發動戰爭，制定了針對日本的「橙色計劃」。在組織化極低的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行為往往會呈現出清晰的連鎖特徵：1907年，日本海軍將美國指定為假想敵
（[日]麻田貞雄：《宿命對決：馬漢的幽靈與日美海軍大碰撞》，新華出版社，2018年）。
[日]麻田貞雄：《宿命對決：馬漢的幽靈與日美海軍大碰撞》
1925年，英國記者拜沃特出版了一本描繪日美兩國在1931年開戰的戰爭小說。這是第一部從西方角度預言日美戰爭的假想小說，而日本國內類似的小說此時至少已經出現了兩部。日本堅信「自己的未來甚至存亡，都維繫於它對中國的剝削」。因此，日本「不遺餘力地阻止中國的團結」，「不遺餘力地維持對中國的控制」，對其他列強「在東亞的利益熟視無睹」，這成了日美註定一戰的根源
（[英]拜沃特：《太平洋戰爭》，天地出版社，2019年）。1941年1月，日本再次出現了一部描述日美戰爭的書，據說一個月內就賣出了上萬部。
[英]拜沃特：《太平洋戰爭》
小說的虛構世界、現實的歷史世界以及政治家頭腦中的權力世界，摺疊到了一起。格魯在其日記中記載，早在1931年5月，時任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就說過，美國面對日本時「要麼忍著，要麼打」，因為日本的「政策就是要用一個接一個的既成事實來對抗全世界」。1937年12月13日，中國首都南京淪陷，載有美國使館人員的美艦「帕奈號」遭到日本飛機低飛轟炸而沉沒；日本水面艦艇還抵近射擊。「帕奈號」人員逃生後，「逃生者又遭到日本飛機的掃射」。日本以「誤差」為託辭，並「表示悔恨、提出賠償都很及時」後，美國忍了下來。格魯在其日記中濃重地記下了這一事件。只是我們還不得而知，美國此時是否意識到了那是日本對美國的刻意羞辱。
1941年7月25日，美國總統宣布凍結日本在美國資產，算是對前日法國維希政府被迫答應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戰略地點「佔有基地」的報復。日本此時已經選擇了「南進」的戰略，這在它看來這是最終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一環：切斷中國從外部獲得戰略物資的路線。「南進」雖然實質威脅了美國的利益，但美國此刻無法下定決心開戰；它不想在全力支持英國對抗德國的同時，在太平洋一側與日本陷入戰爭。
但此時木已成舟，一切為時已晚；日本對美國開戰的「心理內容」已經從涓涓細流匯聚為滔滔江水。這裡面涉及到「現實」的認知與感知問題。格魯日記（1940年7月26日）中有這樣一段他和日本新任外相松岡洋右之間的一段對話：「松岡先生說，歷史主要是被一些盲目勢力所推動，在一個變化迅速的世界裡，這些勢力並不總是控制得住的。我承認盲目勢力在歷史上是起過作用，可我又說，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根本職責之一就是要把這些力量引導到健康的軌道上來。」1897年到1941年，一再被預言的日美戰爭變成了現實。這是歷史盲目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還是格魯所言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失職？
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軍國統治者的精神形態時，曾單獨把上面這段話列出來，以說明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矮小性」與主體性的「喪失」。丸山分析說，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方面主動地製造著事實，而一旦事實被製造出來，又反過來想依靠周圍和大眾輿論」
（[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商務印書館，2018年）。在事實的「製造」過程中，「大眾輿論」扮演了性命攸關的角色。丸山在另外一處指出，「非政治的」大眾「無數的日常行動經過複雜的曲折反映在表面的政治舞臺上」，反過來，這一舞臺上所展示的決定「又經過複雜的折射下降到日常生活領域當中」；現實的政治能量來就產生於「這兩種無數的交錯中」。
[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
丸山這種從精神史角度的描述，將1941年前後的歷史事件背後的「心理結構」揭示了出現。松岡洋右和格魯之間的對話，其實都從不同角度觸及到了真實的歷史：松岡看到的是作為各種歷史因素相互作用結果的「盲目力量」，它是各種短期和長期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對歷史的當事者有著強大的制約作用；與此相對，格魯認為，政治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對這種「盲目力量」加以導引，進而創造歷史。格魯在心理格局上顯然高於松岡洋右。
政治家的這種「心理內容」，往往有著創造歷史的力量，因為它會轉化為特定的現實，顯示出某種「盲目」的性格。不過，社會學早已揭示了這種「盲目力量」的生成機制：這就是所謂的「預言的自我實現」，是人類有限理性的必然結果。美國社會學家W. I. 託馬斯說，「如果認定某些情形為真，結果它們就會成為真的」。社會學家默頓認為這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真理，將其稱為「託馬斯定理」。託馬斯定理的應用提出了如何才能打破自證預言的悲劇性的、經常也是邪惡的循環情形，其方法就是「必須拋棄對情形的最初認定——正是這種認定啟動了自證預言的循環。只有對當初的假定提出疑問並引進新的定義，後來的事件系列才能使那個初始假設成為謊言。只有這樣，這種信念才不會生成事實」。
歷史敘事中經常出現對美戰爭是「日本無法擺脫的宿命」的說法，這正是松岡洋右所說的歷史「盲目力量」的一種顯現。日美戰爭的「自證預言」早已經開啟，而當時的殖民帝國秩序為這種預言的自我實現提供了異常肥沃的土壤：殘酷的殖民政策、早期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野蠻力量、文明的雙重標準、種族主義、種族屠殺與滅絕，這些在今天讓人們憤慨的行為，正是當時世界秩序的標配。日本帝國的理論家們很早就洞悉了這種秩序的不義。在帝國初創的時刻，福澤諭吉給出的是與西方列強為伍，與其東亞惡友絕交；在帝國如日中天的時刻，石原莞爾構想了完美的「世界最終戰爭」論述，決戰將在日美兩國之間展開。
種族主義：近代文明與現代性的痼疾這種「宿命」的在行動上的邏輯，已經為社會學家出色地揭示了出來；不過，它還有著生存層面上的邏輯。在驅使日美走向對決的過程中，後者在形成歷史的「盲目力量」的過程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那就是種族主義。在當時西方殖民帝國政治家的觀念中，種族主義構成了他們「心理內容」中最為透明的一部分：它通過自我欺騙機制，可以讓政治家們坦然接受一個種族對另外種族赤裸裸地壓榨乃至屠殺。這種觀念是一種野蠻的歷史力量，日本帝國因其特殊的心理與地理結構，敏銳地捕捉到了它的全部訊息：日本在生存的意義上感受到了近代世界秩序的殘酷，於是選擇了奉行叢林世界的基本法則。
在理論上，這種生存層面的邏輯被德意志帝國的軍事理論家們描述為「生存空間」理論。「爭奪空間的生物學法則，以及各國之間的生存鬥爭方面的真理」，這就是這一理論的全部出發點與歸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人類整體性地向文明邁進了一步，叢林規則成為人們道德上厭棄的對象，生存空間的理論變得惡名昭彰。為了維護文明業已取得的成果，今天的人們也有必要堅持道德上的這種優越感，以使自己能持續抵抗這一訴諸人們生物學本能的誘惑。
但我們不應忘記，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東亞世界史的現場，生物學的種族主義與生存空間理論，曾經主導了人們的認知與行動模式。傑出的軍事理論家豪斯霍弗目光如炬，幾句話就將日本的「宿命」刻畫了出來。他這樣寫道：「日本國的壓力計讀數在地球上獨一無二，其他國家幾乎無法獲得日本對距離的敏感，這種敏感發展成一種心靈感應般的奇蹟，日本甚至能感知到僅僅可能危及自己的自決的威脅；一旦感覺到這類危險，日本令人欽羨的、使所有其他功能服從於保存自決的能力，也幾乎無可匹敵。」
（[德]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緣政治學》，華夏出版社，2019年）在西方殖民帝國勢力的衝擊下意識到「保種保教」並能迅速行動的民族並不多見，日本堪稱出類拔萃。
[德]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緣政治學》
日本在對抗殖民帝國時，選擇了以野蠻對付野蠻的叢林規則。從國家理性的角度來說，這無可厚非，只是它用力過猛，喚醒了內心原始的惡魔，而此時的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嘗試馴服這種惡魔。前面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就是在美國這一上升的新帝國、新世界主導下的一種重建文明秩序的嘗試。正因如此，日本強行要將中國東北地區據為己有的行為，就顯現出逆文明而動的屬性。於是，日本再次為西方殖民帝國貼上了「野蠻」的標籤，而在近代西歐文明「野蠻—文明」的認知當中，日本自然處於「野蠻」或「半開化」的狀態。
近代殖民帝國用以建構世界秩序的「文明-野蠻」觀的終極表達形式，就是種族主義。這種觀念不是現代性的歧出，而是它的碩果：從伏爾泰、休謨到康德、黑格爾，他們哲學著作中的「人種」觀念構成了當時最為「公正」的文明與世界認識
（[法]塔吉耶夫：《種族主義源流》，三聯書店，2005年）。十九世紀末期從歐洲到美國之所以「黃禍」理論能夠大流行，或許正是殖民帝國主義者自我意識的鏡像：他們在其壓迫、殺戮的各種有色人種的身上，奇妙地看到了自己的命運。
這種觀念並非突如其來，又因殖民帝國的排外政策而一再轉化為現實。如同歷史學家記錄的一樣，從1882年到1913年之間美國通過的聯邦法律中，最少有十五部法律或其中部分章節專門把中國人列出來作為不受歡迎的移民，「沒有任何其他國家遭受過同樣的恥辱」。1942年，美國和英國作為支持中國平等地位的象徵姿態，廢除了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直到1943年底，排華法案才得到了勉強的修訂。有意思的是，這仍然是出於種族主義的考量：確保中國人站在白種人的陣營。美國歷史學家道爾指出，此時「美國民眾對中國、中國人的尊重與一種觀念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即中國人可能掌握了白人基督文明是否能夠存在下去的關鍵」
（[美]道爾：《無情之戰：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
[美]道爾：《無情之戰：太平洋戰爭中的種族與強權》
在危機時刻，人們以顯白的方式表達了自身真實的憂慮、恐懼以及希望。因此，當豪斯霍弗認為他找到了「爭奪空間的生物學法則，以及各國之間的生存鬥爭方面的真理」時，他事實上揭示了近代殖民帝國的世界秩序的底層邏輯。種族觀念就像加繆筆下的鼠疫一樣，在瘟疫過後，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日本帝國同樣染上了這種「病毒」。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同於歐美老牌的殖民帝國，日本意識到了這種病毒的雙重性格：它試圖以反對種族主義的方式，打造一個自己的帝國。早在1905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因世界史上首次打敗白人而備受當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者所矚目。因此，和當時的中國不同，針對美國在移民問題上制定的排日法案，日本表達了空前的憤怒；對美備戰、開戰的呼聲一再出現在日本的生存意識當中。
種族主義的病毒和人們自我保全的原始欲望發生勾連後，就出現了近代殖民帝國世界秩序無法治癒的痼疾。殖民帝國主義者只能形成了一種虛假的「群體免疫」，當危機到來時，對病毒的肆虐完全束手無策。1941年12月日美戰爭爆發後，雙方的宣傳機器都努力將對方的人格與道德水準降低到動物以下的水平。如果只是認為雙方的認識荒謬愚蠢可笑，那就無視了上述近代世界秩序的痼疾，無視了當時殖民帝國主義者們真實的「心理內容」。
不過，日本帝國揮動種族主義武器與西方列強廝殺，的確造成了一種「非意圖」的結果：它打破了近代種族主義造成的幻象。法國哲學家雷蒙・阿隆很早就注意到了歐洲人的海洋霸權「在日本帝國的狂轟濫炸下覆滅」的政治結果
（[法]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美國歷史學家道爾對此議論道：「儘管日本人在宣傳中反覆強調白人的種族主義行為，但真正改變許多非白人世界觀的是日本的行動，而不是它的語言。日本人敢於向白人的支配地位發起直接挑戰，他們最初的勝利以令人難忘的方式羞辱了歐洲人和美國人，並永遠地摧毀了『白人萬能』甚至『白人效能』的神話。」
（《無情之戰》）換言之，日本在1941年對美國、英國的挑戰，對近代世界秩序的底層邏輯造成了致命的一擊。日本帝國固然因自己的貿然一擊而化為齏粉，舊世界秩序自身也由此加速了坍塌、瓦解的歷史過程。
[法]阿隆：《歷史意識的維度》
結語：中國的抗戰與世界新秩序的誕生這樣看來，1941年前後發生的歷史事件有著其固有的深層邏輯，它主要包括三個維度上的機制：（1）世界政治大舞臺上新興殖民帝國對東亞世界霸權的爭奪；（2）殖民帝國的生存空間競爭與種族主義觀念；（3）被壓迫國家與民族追求解放的鬥爭。日美兩國主要在前兩個維度上展開了全面的較量與對決，而作為被壓迫者的中國最初只能單獨抵抗日本帝國的侵略。1942年1月，中國與英美等各國正式結成反法西斯聯盟，世界新秩序的雛形由此形成。
在這個世界秩序新生的過程中，中國事實上扮演了非同尋常的角色。歷史現場中的人們主要看重中國抗戰的軍事意義，今天的人們也多從「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角度對抗戰意義的界定。這種看法當然沒有問題，但從世界秩序轉換的角度來說，中國其實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從被壓迫民族上升為真正的世界革命者，最終改變了殖民帝國世界戰爭的屬性。中國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近代殖民帝國秩序的瓦解；「白人萬能」「西方至上」的種族主義神話破滅，為隨後的亞非拉世界興起的反殖民主義運動提供了全新的「心理內容」。
因此，當我們重讀1941年前後的日美關係時，僅僅將日本視為「惡人」、重複它的「失敗」會局限我們對世界史與文明史的認知。與此相對，將美國的行為簡單地視為「正義」，也無視了它作為殖民帝國一員的歷史角色。當然，美國在此間對威爾遜國際主義的追求，意味著舊秩序內部萌生出全新的文明力量。這樣我們就看到了如下事實：中國、美國和日本都以各自的方式對舊秩序表達了不滿，三者間的衝突與合作最終埋葬了殖民帝國秩序在東亞乃至在世界範圍的統治。人們從此開始以另外一種眼觀看待世界歷史與文明的進程；諸民族在世界大舞臺上的競爭，由此也獲得了新的形式，文明出現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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