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也就是日本慶長五年，德川家康繼承「織豐政權」，一些地方諸侯不服，舉兵攻打伏見。德川家康關原之戰，獲得了大勝。他在執政期間，整頓各地方諸侯，建立了幕藩體制。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慶應三年，這段時間德川幕府大約200年的時間，歷史上稱為是江戶時代。
江戶時代，德川幕府的出發點是建立了封建集權，對諸侯領地和皇室公卿領地重新組編，德川幕府掌握了全部的管轄權，並且劃分了工農商的身份，把它們放在不同的地區，諸侯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商人以及武士居於城市邊緣的城邑，農民則就居住在離城市很遠的農村。
同時，在全國建設了三個城市，以京都，江戶，大阪為中心，集中發展工商業經濟，尤其是經過了寬政改革後，加強小農經濟以及商品經濟，在幕藩體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隨著西方文化的影響，強化了官民之間的矛盾，加強了貧富的差距，所以為為政者沒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政治和社會問題。
江戶時代前期，寬永十四年的島原之亂，就是由反對封建地主的殘酷剝削而引起的。正如本居宣長在《秘本玉櫛笥》中所云：其時，「貧人為富人增貧，富人由貧人添富」。
至江戶時代後期，天明年間及天保年間全國連續發生大饑荒，帶來瘟疫流行，全國人口死亡數十萬。江戶以及全國各地，不斷發生農民暴動，達3000餘次。其中最著名的是於天保八年爆發的大鹽平八郎暴動，各地以此為契機，相繼仿效，以「大鹽餘黨」、「大鹽門徒」的名義，高舉大鹽的「救民」大旗起義，進一步激化了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
尤其是明治維新前夕，政權腐敗，民不聊生，農民起義再度掀起了新高潮，規模之大創歷史新高，大大地動搖了幕藩體制的統治根基。江戶幕末政權，面對內部政局的動蕩，世界其他列強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壓迫，導致了政治的失敗，也導致了這個封建體制的危機，從而動搖了五世階級的統治權，同時，工傷階級也逐漸的趨於保守。
單看文化的方面，同時就喪失了向上的精神。返回來看，幕府在太平時期，就很迫切的需要一種先進的思想，作為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宋學明確規定了君臣的等級關係，對於規範和穩定社會秩序，都起到它應有的作用，易為幕府的統治者所接受，於是對朱子學派大加獎勵，促進新儒學的倫理道德日本化，這就成為他們取代佛教思想作為培養武士道精神的最好選擇。
新渡戶稻造在《武士道》一書中，不無感慨地說：「武士以他所擁有的武力並把它付諸實踐的特權而自豪，同時，對《孟子》裡提到的「仁」思想卻毫無保留的表示認可；一個國家的榮譽思想訓條，竟然與他國的訓條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實屬是令人詫異。
當時問世的傾向以新儒學文化為背景的武士修養書《葉隱聞書》，簡稱《葉隱》就體現了將義理作為規範，也將它作為主統思想來推進家系，鞏固這個社會的秩序，同時，完善完成了日本的武士文化，也就是這一個時代的新文化。
如果說，新儒學文化為《葉隱聞書》準備了理論條件，那麼此前元祿十五年發生的大石良雄等47名武士，為主君淺野長矩報仇，襲擊江戶本所松板町的吉良義央宅邸失敗，最後以切腹自殺的慘烈方式，實踐了武士忠主君的精神，則直接在行動上給予《葉隱聞書》作者提供了一個典型的範例。這一典型事件的角色，被稱為「赤穗47義士」。
其後寬延二年國劇歌舞伎根據此事件編出《假名範本忠臣藏》。《葉隱聞書》成書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約於享保元年，由鍋島藩國的武士山本常朝口述，由同一藩國的武士田代陣基筆錄而成。它主要是宣揚忠於主君、大義與殉死的精神，開章明義就讚美「死的哲學」。主張人倫的關係，其順序首先是主君，其次是父母，最後才是神佛。也就是說，忠孝，以忠為先，孝應順從於忠，最後才是神佛。
在武士的訓條中，忠於主君是優先於一切，至高無上的。人的生，需要長時間，可是切腹殉死，也就在一瞬之間。
日本民謠就唱道：「花是櫻花，人是武士。」這是其時日本國民性的象徵。
如果一般沒有自覺的榮譽感，沒有感情上的極端冷靜，或者沒有態度上的沉著堅毅，是不可能自己毫不猶豫地下手切腹的。
也許正是日本國民在本國的土壤上長期地培育了這種審美觀和對忠義的堅定信念，所以對於切腹自殺不以為然，有的人反而認為這是展現了美與力的閃光，甚至有人將武士道的精神，稱做「大和魂」。
《葉隱聞書》一書中還表明，盡忠是不為神佛所迷的。它寫道：「只要主君一聲令下，應立即勇往直前，即使是釋迦、孔子或天照大神出面勸說，也不會動搖。即使下地獄也好，遭神罰也好，也沒有必要去想對主君忠義以外的事」；「靠向神佛許願，難以顯示人的力量，人才難得，要靠自己」。儘管如此，作者並沒有把同神佛的聯繫完全切割開來，書中還多次引用湛然和尚平生的戒訓：「神和心永遠一致就好，武運就會變得強大而長久」；「武士把勇氣浮於形式，自己的心中如果沒有慈悲，也就不會有武士的本分，所以，武士在行為中需要更加貼近於出家人，並且追求出家人本來就具有的慈悲心「。與此同時又強調：「年輕武士聽聞佛教教義，是無益的，因為心之功能會被一分為二。
武士如果不能專心於武士道，就毫無意義，就不是武士道」；然而武士「一肩扛著忠和孝的重擔，一肩擔著勇氣和慈悲的大梁，只要把這兩座大山一般的責任鑲嵌到自己的骨子裡，那就算盡了本分了，也就算是武士的一生就可以得以安身立命了」。換句話說，企圖在忠、孝和神佛三者的矛盾對立中，尋找平衡點和結合點。
武士道的真諦，是「智、仁、勇」三德，寫道：「要不惜身家性命，把自己獻給主君，首先必須以智、仁、勇三德修身，方可為事。」並且解釋說：「所謂智，就是遇事多與他人商量，這樣做有時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所謂仁，就是為他人著想，每當自己的利益與別人的利益相衝突時，總是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所謂勇，就是打落牙齒往肚子裡咽，不管前後踢開障礙往前直衝。想要達到這三德，必須要懸心於我藩的傳統歷史，學習諸多的文藝，十年苦心修養，就一定會取得成功。
這諸藝，包括連歌、俳句、狂歌、平曲和茶道等藝道文化。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在《葉隱入門》一文中寫道：秘戀一語，窮盡《葉隱》的戀愛觀，意思是，公開戀愛是最低品位，如果真正的戀愛，一生都不公開，這是最高品位的戀愛。《葉隱》的理想戀愛，是為了戀愛必須一死。死，提高戀愛的緊張和純度。」
《葉隱聞書》批評了五是追求金銀之風的風氣，還強調了武士一定要摒棄金銀的欲望，並且嚴格的禁止武士階層從事商業，鄙視享樂、沉湎女色，還強調武士最為禁忌的，是「忌酗酒、驕傲自大、窮奢極欲」三者；乃至說如果沉溺於出家人創作的《徒然草》一類的書，是「無法成就武士之業的」。
由此可見當時武士的克己訓練和生活管理是非常嚴格的，許多藩國都嚴厲執行對奢侈的禁令，要求武士過素樸的生活。
歸納來說，就是「報仇」與「切腹」四個字。江戶時代日本武士社會這一特殊社會形態所培育成的特殊文化精神，是日本的傳統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縱觀歷史文化，日本文化同樣是有精華也有糟粕，這裡的精華，這就構成了當代日本人價值觀之一；其糟粕，在20世紀中葉，其忠孝觀念，被當局通過其頒布的《教育敕語》，向國民強制灌輸。其忠君愛國的觀念，乃至被軍國當局所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