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6月25日是韓戰爆發七十周年。香港收藏家許禮平先生以萬字長文，記述一位犧牲在朝鮮戰場上的香港青年，並對他的特殊家世做了深入介紹。謹此發布，以志紀念。
香港人陸朝華犧牲在朝鮮戰場，年僅二十三歲，是國殤。當時解放軍畫報社《攝影網》有報導：「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攝影記者陸朝華同志，在突破三八線戰役中，深入前沿陣地，從事戰場攝影採訪，於二月七日晨勝利進擊中，不幸腹部中敵三彈，光榮殉職。」
（1951年3月號《攝影網》頁17）
報導陸朝華犧牲的1951年3月號《攝影網》
陸朝華犧牲之後，毛澤東主席籤發的革命犧牲軍人家屬光榮紀念證
這報導只是簡記英雄的犧牲時刻，後來政府所發的褒揚文件也頗簡略，甚至有錯訛。在百廢待興的戰時，也屬情有可原，無損於陸朝華自港赴朝從戎的壯烈。筆者歌風仰慕，想廣傳其人，謹記其事。
但真正的英雄，不是「義之所在，拍案而起」的簡單衝動，必經長期的醞釀和薰陶，而醞釀薰陶的來源必又來自社會、家庭、書本或朋友。古語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這話雖具封建氣息，卻能強調環境對人的造就。因之，本文將烈士及家人同作敘說，以烈士的家庭人物為思索基礎，既訪尋烈士的親屬，也搜尋英雄的遺物。用心在證明英雄的出處其來有自。
英雄一家四姓
據陸朝華烈士的親妹吳竹大姐（已近九十）回憶，家中有兄弟姊妹六人。長兄文華、長姊梅（百日咳夭折），朝華單名真，排行第三，下有三個妹妹單名分別叫：蘭、竹、菊。陸朝華是1928年農曆十月十日生。排行第三，蘇州人叫阿三頭。吳竹舊稱朝華為三哥，現在說事則稱他二哥（傳統排行，有男女順排，也有男女分排；陸朝華順排稱「三哥」，如分排就是「二哥」）。吳竹大姐說：「我跟我二哥最好，他老帶我去看電影。我二哥很高，就我矮。他走一步，我要走好幾步才能跟上。」「二哥從小就想當英雄，是很耿直的一個人。」
陸朝華1941年中秋攝於上海
陸朝華1948年攝於香港
陸朝華曾在上海華德中學讀書。華德中學是德國大使館辦的，每班每年只招二十四個學生。勝利後國府接管這所學校，變成國立同濟大學附屬中學。吳大姐說，朝華在華德中學有一個同學叫嚴怡亨，與朝華要好，朝華離開時還向他辭行。這個同學後來去了澳大利亞，業醫，還健在，也九十歲了。再補充說：「二哥很調皮，所以上中學就要他住校。」
到了抗戰勝利，舉國歡騰時，闔家卻要分路逃亡。陸朝華和兄長是隨陸姓管家逃亡的，因之都改為姓陸，姐妹則另路逃亡，而都改作姓吳。顯然是要掩人耳目。事後，朝華媽媽一直覺得應該改回原來的姓，但兒女都已長大成人，除檔案填表中列有原名，在工作、社交上都很難改回原來的姓名，也就以假為真了。唯有最年輕的妹妹吳菊還小，所以加回了陳姓叫陳吳菊。以此，父母兄妹一家七人，分作陳、湯、陸、吳四個姓。
亂世逃亡，總要囊括多金，但這家人到香港集合以後，所過的都是緊日子。若干年後，當女主人回上海，有人問及她家的書畫，女主人回答：「哪有？早就沒有啦。錢也沒有啦。」這是其女吳竹的憶述。謹此，當事者的境況艱難，也就可以想見了。十幾歲的小兄妹重到香港，是快樂地幹著大人的事，生活有序而和睦。吳竹著意述說當年怎樣隨朝華二哥看電影、包書、搞油印等等，絮絮道來，如數家珍，看得出她對往事的懷戀。這令我聯想三十年前的日本動畫《再見螢火蟲》，那小兄妹的悽涼苦澀，竟也和吳大姐的敘述糾結在了一起。
陸朝華與「小說林」
吳竹說，朝華事務太多，在持恆函授學校進修，卻總是來不及做功課，於是由她替做。那麼朝華在忙什麼呢？朝華在辦油印刊物，是乃父指定要弄的，當時還找了一個李姓年輕人（廣東人）刻寫蠟版，吳竹也在幫忙。這位李姓的年輕人家境窮，很老實，要吳竹教他英文。吳竹不大願意，但父命不可違，也硬著頭皮去教了。這位年輕人後來回廣州，成為新華書店的負責人。
朝華還辦了一個「小說林」，當然也是乃父的主意。「小說林」的業務是租書借書，但不是像其他那種租借言情小說的書攤，而是專門租借蘇聯小說，宣傳民主、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書本借來借去，要常換書皮（包封）。吳竹就忙著包書皮。她更補充說：借書應該不收錢，純是宣傳。「小說林」也賣書，不然無法維持生計。吳竹也提及，「我爸爸曾經讓我送一副林則徐的對聯給歐陽予倩。當時歐陽予倩與另外兩個人住一個不是很講究的房間。是歐陽生日，所以我爸爸送他」。估計圖書以外，書畫也該略有經營的，但讓十來歲的少年去出面主理這些事，壓力也太甚了。
陳君葆與「故人之子」
「小說林」賣的是線裝書、古籍善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教授，是其中一位大顧客。儘管如此，賣書收益仍有限，也不穩定。為家累，朝華要找一正職，於是去《星島日報》當校對。當時《星島》社長是林靄民，雖是父執，但那時朝華的父親對外都不作聯繫，一直到1949年廣州解放，才公開露面。第一個見到的老友，就是《星島》社長林靄民。而此時朝華已經北上四個月了。也就是說，林靄民先生在1949年以前，並不知道陸朝華是這位故人之子。
筆者藏有陸朝華致陳君葆的郵簡，是1947年10月7日的，郵簡正面藍色墨水筆楷書：「本港山村道鳳輝臺四號二樓陳君葆教授臺啟。陸緘。十、七、」，左上方鈐「小說林」橢圓形藍印。郵簡內容是：
陳教授
昨晨匆匆謁見茲將各書圖價格開奉如次
弇州山人四部稿 144本 400元
梅溪先生文集 24本 70元
大學衍義 40本 100元
內府地圖 60元
本星期四早當再拜訪
肅頌教安
小學生陸朝華上
十、七、
陸朝華致陳君葆郵簡
揣度其內容，當是陸朝華持書謁見，經陳君葆選定後，再以郵簡向陳報價。郵簡中陸朝華自稱小學生，那是謙稱。當時他只是十七八歲的少年，在老人前就那麼從容有禮，且進退有序。這顯然和家教有關。不以「世伯」相稱，當是向陳君葆隱瞞自己是其故人之子。
陳君葆1948年攝於香港
黃永玉為陳君葆畫像，1949年11月27日在香港勞軍義展會場
《陳君葆日記全集》
關於陳君葆，他是香港大學文學院教授兼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香港淪陷時期，曾忍辱負重，保護館藏圖書和政府檔案，因之戰後獲英王頒授 O.B.E.勳銜。也曾參與創建「華革會」，又協助將蕭紅骨灰遷葬廣州。1948年更出任南方學院校董，三年後該學院被吊銷註冊。1952年「三一事件」，港英控告《大公報》，陳出庭作證，證辭殊不利於港英。1955年冬，陳與香港大學多位英籍教授赴教北京，得周總理接見。翌年夏，陳再引香港大學華人師生訪京，又獲周總理接見。回港後不久，未屆六十遂被退休。陳君葆遺有日記數十冊，十多年前由其女婿謝榮袞醫生整理為七巨冊出版，曾送我一套。 由於《陳君葆日記》1947年下半年部分缺佚，故無法得知陳君葆、陸朝華最初的交往。但到了第二年，則有幾段有關者，錄如下：
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九日星期四
蔣法賢來看書，先是陸朝華託為沽出醫書兩部，一為明嘉靖版《重刊類證本草》（曾為吳興許博明氏惠新齋所藏，有印）；一為《回回藥方》殘本抄本四冊（系從北平圖書館善本書抄出——索價二百元）。本草廿四冊，大本甚精，索價五百元，惜我無用，故介與蔣李兩醫師。
又宋版明刻杜集廿四冊，甚精，惜手頭頗拮据，未能致也。
又：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三
陸朝華派了吳蘭女士攜了三部書來，一部是日本安政六年版《醫心方》——只見第一冊，一部是《滇南本草》，一部為《解毒篇》，與《怪疾奇方》，《匯集經驗方》共為一冊。按《醫心方》三十卷康賴撰。永觀二年。《滇南本草》，《雲南叢書》子部三十五，嵩明蘭茂止庵著。
筆者留意到，朝華寄給陳君葆的郵簡，不是寄去薄扶林道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而是寄去跑馬地陳氏私人住宅，可見是陳氏私人購藏，而與圖書館無關。其時陳君葆不很富裕，凡自己未能購致的，也必薦與蔣法賢、唐天如等朋友，日記中常有提及。這位蔣法賢醫生後來是聯合書院院長。而唐天如（恩溥）醫生、是香港的收藏家、香港紅十字會會長。如此，陳君葆和陸朝華由買書而交訂忘年了。
至於陸朝華經營的古書，哪裡來的呢？筆者猜測，很可能是陸朝華父親在香港的舊藏。因陸朝華父親是港報社長，除屬下有資料室外，其舊日居停也該有些藏書。至於分路逃亡，能帶書籍絕不會太多的。當然，自滬郵寄而來也是有可能。
記得黃般若公子黃大成曾語筆者，那年代他往往在荷李活道嚤羅街搜購古書，攜回中環思豪酒店黃氏經營的書畫古董店鋪銷售。但陸朝華的父親正遁世埋名，去冷攤檢書已不可能，而陸朝華只是十六七歲的少年，又何來判斷挑選舊書的眼力呢？
但陸朝華與人相交，似有一種魅力，令人「綿綿思遠道」。事隔四分之一世紀，陳君葆仍然在懷念陸朝華。1976年3月24日日記有謂：「《野菜博錄》，3、是書為陸朝華所贈。」陳君葆因搬家而要處理藏書，分贈友好、弟子，對朝華的書，卻仍要保存。
同年6月24日記：
顏潔齡想要我所藏的幾本James Legge譯的Chinese Classics，我不是不想放棄，但我是得自朝華他們的，我有贈吳蘭詩，寫道：
譯筆真應首此君，餘閒猶得理絲紛。
如何抗敵援朝日，草檄仍將換變文。
春歸長欠買花錢，已謂吳蘭意我先。
拋卻女紅巾幗事，獨從灰燼剔殘編。
吳蘭今不知仍在人間否？朝華則於韓戰中戰死。
James Legge（1815-1897）即理雅各，蘇格蘭傳教士，香港英華書院首屆校長、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在王韜協助下所譯四書五經，一直被學界奉為標準譯本。顏潔齡是中華巴士公司顏成坤長女、陳君葆弟子。她想要理雅各譯本，陳君葆因為此書「得自朝華他們的」，有紀念意義，沒有答應，還錄下贈吳蘭詩。其時吳蘭在安徽馬鞍山教學，與陳老不通音訊，日記有「吳蘭今不知仍在人間否」此一問，也足見陳君葆待人的真摯。
持恆師友·知己紅顏
陸朝華來香港後，去持恆函授學校進修，這是出於父親的意思。「持恆」是生活書店創辦的二線教育機構，本來取名「韜奮函授學校」，後來怕名字太響，不利於國統區求學的青年，所以改名「持恆」。而鄒韜奮算是陸朝華的父執輩了。鄒韜奮曾是陸朝華父親的捉刀者，兩人又曾同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執行委員。持恆校務委員會主席是徐伯昕，徐伯昕是生活書店負責人，生活書店是中共南方局直接領導的宣傳機構。所以吳竹說持恆學校「那是個進步組織，聯繫組織，就是通過這個學校」。
陸朝華父親以「 持恆」作為兒子人生的第一臺階，這該是深思熟慮的一步。所謂「千裡之行，始於足下」，此一步是重要的，然而這方面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我認識的與朝華同在持恆進修的藍真、翟暖暉又早已作古，無從請教。幸好，近日得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端納、喬木（喬冠華）致朝華手札，正好能補此空白。信不長，錄如下：
朝華兄：
前天喬先生給我看了你的來信，才知道你的小說林因為經濟關係而改變了方式，也才知道你在謀職業。
對於你的熱情和努力，喬先生和我都深為感動，對於你所遇到的困難，我們也都十分同情。雖然，我們今天都沒有足夠力量來幫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相信，你有決心和毅力堅持下去，堅持下去也一定會成功的。
至於你說有朋友介紹你去《星島日報》做事，我覺得如果目前並沒有其他更好的機會，你最好還是去的好。儘管它是一家反動的報紙，但是，第一，目前職業機會實在太少，為了生活騎著馬找馬總是比較穩當的；第二，《星島》究竟還不是一家嫡系的報紙。例如他的國際版，就還不是太壞的。其中還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所以一個好人進去，如果能起點好的作用，還是好的。總之，我覺得在目前這個情形下，去是可以去的。不必太顧慮朋友們的批評，因為朋友們要是懂得其中的道理，他們也會覺得嘲笑是不應該的。問題是從跨進去的一天起，就應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不僅不能受他們的影響，而且還得對他們產生好的影響。
持恆學校是一個很好的學校。這學校的先生也都是思想清楚，富於熱情的。他們喜歡與學生接近，所以，你可以不必把他們當作普通學校的先生待，多和他們接近，多和他們談問題，研究問題，是有好處的。雖然它是一個函授學校，你可以去信約先生會談，他們歡迎學生這樣做。先生和學生最好成為親切的朋友。
對於你大哥的好意，喬先生說他非常感激，以後要修時，一定請他幫忙。
如果你還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事情，可以先寫封信給我，我們可以在城裡約個地方談一次，因為我常常在中環一帶跑來跑去的。
祝你進步
端納 十五日
端納致陸朝華手札
這封信透露了幾點信息：小說林運營困難；朝華擬去《星島日報》做事，但《星島日報》反動，於是猶疑。信中端納的諄諄慰誨，也代表了喬冠華。另外，像持恆的老師邵荃麟（中共香港工委文委）也在做同學的思想工作。到了1949年5月，持恆的同學都開始通過不同的渠道，陸續去華南遊擊區加入解放戰爭，有的參加粵桂邊縱，有的參加東江教導營。但陸朝華沒有選擇去華南，而是北上平津，用行動回應邵荃麟，因邵荃麟曾發表《加強準備，迎接新時代》，向同學們呼喚：「每個青年都應該認清自己在新的時代新的鬥爭中的地位，向自己發出這樣一個問題：在這劇烈的時代中，我將向人民貢獻出什麼？」
持恆函授學校文學科老師邵荃麟
朝華要北上參加革命。端納給朝華的信中有一細節——
朝華兄：
你的事我已替你辦好了。
不用什麼信件，你到了目的地就可以登岸。沒有問題。我因為有事沒能等你，希望你此去一切如意，加緊學習，好為人民服務。臨別我只有一句贈言：自己要有信心，虛心就是克服一切困難的武器。
端納 十一日晨
（此信當寫於1949年5月11日）
端納致陸朝華手札
陸朝華也曾有段回憶錄文字，透露了離港前的一些訊息：「臨走時，他
（陸朝華）
的愛人問他：『你為什麼一定要去解放區，在香港不是也可以學習和工作嗎？』他回答她：『一個沒有經過考驗的青年，住在香港是容易被沾汙，會墮落下去的，我需要太陽和新鮮的空氣，我要到人類理想的地方去。』」
（見《悼志願軍攝影記者陸朝華同志》）
《悼志願軍攝影記者陸朝華同志》
到人類理想的地方去
陸朝華是什麼時候「到人類理想的地方去」的呢？《陳君葆日記》為我們提供了準確日期：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五
陸朝華來，他明日坐湖北輪到平津去。
另據據當年資料，高士其、蔡楚生、陳原等等滯留香港的文化人也是1949年的5月乘湖北輪北上平津的。既然月份、船名、始發地、目的地都相同，而且又都是中共香港工委文委安排的，那就等同「專船」。所以有理由相信，陸朝華和高士其、蔡楚生等所坐的是同一條輪船。高士其文集中有一篇記有當時乘搭該輪船的事，錄如下：
船過臺灣海峽時，全船燈火熄滅，寂靜無聲。船到了南朝鮮仁川，徐徐開進了碼頭，有的人上岸了。船上大放光明，歌聲、琴聲、笑聲、談話聲連在一起，把船上旅客的情緒，頓時提高了。過了仁川以後，天津在望了，就要回到家了。同行者組織了一個慶祝晚會，會場設在統艙裡。節目非常精彩……熱鬧非凡。
出席晚會的有……著名電影導演蔡楚生的一家……有小說家，有詩人，還有從全國各地由香港轉道來的許多青年，我都和他們一一握手。我們歡度從上船以來僅有的一個文娛晚會。過了煙臺，天津就在望了，我們的目的地快到了。船開進了塘沽碼頭，有人來接我們了，黨中央毛主席派人來接我們了。這時候我的心情非常激動，回到老家了，回到久別的故鄉了，回到革命的大家庭了。
第二天，我們一行人坐汽車參觀了天津市的市容。天津市剛解放不久，帝國主義殘留的痕跡還未掃除幹凈。當晚，我們接到通知，明晨有人來接我們坐火車到人民中國的新首都北京去，那時候還叫做北平。
參加南工團
1949年初，平津解放，急需大批幹部隨軍南下接管新解放區。第四野戰軍旋即建立了「南下工作團」，陸朝華到了北平，參加這個南下工作團的第三分團。
南下工作團第三分團一大隊在湖南行軍途中
我們可以從朝華當時（1949年7月底）致文華的長信，了解朝華參加南工團的經歷和思想轉變的軌跡——
文華：
今晨至午到大隊開會，政委報告了我們明天中午一時動身。當時心裡是說不出的快樂。全體同學也興奮得不停的鼓掌。回來後大家整理一下洗一洗衣服，把小米糧食行李等搬上卡車，打掃院子，擦玻璃窗。因為這房子都是借住的。走前須要整理好還屋主。
這次我們是太幸運的了，路上大概是不會走路，除非鐵路遭水衝壞等意外事發生，那須要行走少少的路程。行李也準許多帶。除自己背四十斤左右，多出來的可交大隊運輸。……組織上對我印象還不差，也和我談了好多次關於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和生活情況。在行途中我擔任本分隊的衛生員及保管員和壁報通採員。我準備在這次行軍中（約有半個月）爭取入團，鍛鍊自己，使自己更進步。因為團方號召過，在行途亦是對申請入團的同志一個考驗。
到武漢後我有一定的地址後再給你信。……
這次我的南下路上，在車廂為避免苦悶，各分隊（每分隊四十人一節車）有文娛組、壁報組、衛生組，組織在路上一路出壁報及演劇歌唱遊戲，南下前為表示自己的決心南下，都寫了保證書。路上我們帶了乾糧（餅乾、麵包、饅頭、罐頭牛魚肉及鹹菜，都是自己背）吃。……
睡在旁邊的同志很髒，而且生有白蝨，前二天我身上也發現了，也沒有法子。只可以自己清潔一點，姆媽知道了又要害怕了。在上海時有一次我從南京回去，身上有白蝨，姆媽怕得要命，而且還不敢高聲講出來，怕鄰居聽到。現在想想真可笑，這種思想就是小資產階級愛面子不講實際的錯誤。
最近學了社會發展規律，自己看了本社會發展簡史，我覺得囝囝須要研究一下這方面的常識，將來的社會內不懂這一套是成笑話的了。
我們南工團是屬於第四野戰軍的，所以也算是革命軍人，家屬就成為軍屬，在後方是有優待的。這些都是政府對我們的關心。
上星期我們開會時（三分團大會），有一個同學當眾把手指咬破，用血寫了「堅決南下」的四個血字已表示自己的決心。像這囗在開會時上臺一面流淚（興奮、熱情的表現）一面的宣誓，……
本月（七月份）實際只有半個月，其餘半月是準備行軍工作。我們學習三個問題。一、人民民主專政，二、人生觀，三、組織原則與組織觀念。得益太多了，學習的方法也好，先是上面發下一篇文件，一天先草草的把它念完，第二天指導員或政委講關於這文件的問題。我們歸去再深的討論二天或三天討論完後，政委又對我們講一輪。所以各問題都是很徹底的了解。我自己覺得比香港時進步太多了。
我們的三分團政委是徐懋庸，是浙蘇人，是以前東北臨大的校長。人太好了，講課時又幽默又深刻，淺容易懂，口才又好。上二次「鬥爭」指出破壞分子時他的講話太厲害了，把那些壞分子弄得啞口無言。
上星期天晚上，我們夏伏特到大華去看話劇，是東北文化教育工作團演出的《立功》。講關於工人的覺悟，太偉大了。演員的演技、配音、布景都好，尤其是劇情好，配合現實。我想如果你們能看到一定歡喜。這兒的一切的文工團都好，舞蹈、歌詠、戲劇，我以前是都沒見過這末好的。
我們這次南下到漢口，還要有一時期的，學習三個月左右，然後分配工作。我很希望能到農村中搞一下土改，那時我想廣州也要解放了。……希望來信寫長一點報告一些香港的事，在（再）妹妹他們的生活。
朝華
七月囗囗
陸朝華致陸文華信，1949年7月
這封保存了七十年的幾頁長信，雖略有殘缺，通讀之後，仍然可以看到，朝華熱切追求理想目標而處處對自己嚴格要求。
朝華在信中說「我們的三分團政委是徐懋庸」，徐懋庸二十二歲時已是左聯領導，任南工團三分團政委時才三十八歲，正值盛年。信中所述，流露出朝華對徐懋庸的欽佩。那個年代，有不少革命幹部人格髙尚、學識淵博，往往以自身的個人魅力，讓年輕人佩服、愛戴、追隨。
陸朝華遺物中有兩本筆記，是南下之後的聽課學習記錄。第一冊筆記由1949年8月16日記至12月9日。第二冊筆記由1949年12月25日記至1950年3月1日。檢視這兩冊筆記，可以一覽陸朝華此時政治學習的具體內容。8月間的宣講者，大都是三分團政委徐懋庸，偶爾由四中隊教育股長或郭協理員宣講。講的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階級與政黨、國家政權、人的階級性、各階級性的分析、思想方法、辨證法、戰爭、人民解放軍、武裝鬥爭的重要性、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等等。有問題解答，有討論題目。
南工團三分團政委徐懋庸講大課
陸朝華筆記封面
陸朝華筆記
陸朝華參軍
陸朝華1949年9月間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再隔一個月，學習期滿，朝華正式入伍，在第三十八軍政治部擔任新聞攝影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四野南下工作團第三分團團史》載有：「南工團三分團一大隊的三百餘名同志，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到達13兵團駐地湖南常德，以後再分別分配到38、39、40、41、47軍。」
（頁21）
查陸朝華遺物中有一紙革命軍人證明書，背面有毛筆字：
三十八軍政治部
攝影記者 男
陸朝華 二十一歲
江蘇 蘇州
四九 湖南省常德縣
自願
陳彬龢 父子
陸朝華的革命軍人證明書
這說明陸朝華在湖南常德入伍，參軍出於自願，也不諱言父親是陳彬龢。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陸朝華參軍之後才幾個月，韓戰爆發，志願軍入朝支援。那時派出赴朝的志願軍大部分是農民，知識分子該是捨不得送上戰場的。香港天民樓主人葛師科當時也參加空軍，沒有被派上戰場。那時有句順口溜：「抗美援朝不過江，保家衛國不拿槍，胡裡胡塗混個紀念章。」葛師科也別著胸章。而陸朝華在志願軍第三十八軍宣傳部攝影組任記者。他多才多藝，當時的技術人員少，領導捨不得派他上戰場，但朝華堅決要上前線。
1950年夏天，陸朝華到北京探望妹妹吳竹
陸朝華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三十八軍全體將士於鐵嶺、昌圖、開原等地舉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誓師大會
在此，且補上一段吳竹大姐的一段記憶。當吳竹回北京升學，因為是朝華親屬，受到特別照顧。解放軍畫報社有一位白世藻，是很出名的攝影記者，還有一位負責人葉飛影，對吳竹特別關照。吳竹擔心哥哥上戰場，他們跟吳竹說，您哥哥不會出國的。1950年夏天，朝華為了工作任務到北京，與吳竹見面，「我覺得我哥哥變了，他已不再是香港時的他了。他穿了人民解放軍的軍服，佩著『八一』帽徽，誠然是一個革命軍人，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出過去的少爺派頭」
（吳竹《悼念我的哥哥陸朝華》）
。
吳竹《悼念我的哥哥陸朝華》，《攝影網》第十一期
吳竹還記得，「哥哥見我說他要出去了。我說，他們不是說你不會出去的嗎？他說他要求一定要出去，還批評我，說我思想落後」。吳竹後來寫悼念朝華文章，將這些情況很老實寫出來，但「他們（部隊）覺得不好，刪掉了」。
吳竹文章還有一段：「幾天後，他便回隊了。在臨走時，他對我說：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他要志願報名參加志願軍到朝鮮去。從此，我一直沒有接到過他的信，我想他一定是去朝鮮了。但我沒想到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
陸朝華是軍中的攝影記者，他在朝鮮的採訪攝影，也側重於報導有功勳的戰鬥英雄，他的遺物中有幾頁採訪筆記，記的都是援朝戰爭中立有大功的功臣的具體戰跡。瀏覽這幾頁朝華的採訪筆記，會感受到朝華的同袍在極度困難、危險中依然士氣高漲，讀者也就能理解，強大的美軍最終為何被迫去板門店籤訂停戰協定。
關於陸朝華犧牲的海外傳言
八年前讀容若《陳彬龢反蔣是真「落水」是假》
（《明報月刊》2012年5月，頁111）
，有謂：「陳（彬龢）兩子皆共產黨員：長子陸文華，曾就讀香港九龍喇沙英文書院，回內地後長期擔任公安部門工作。三子陸朝華，一九五〇年十月參加『抗美援朝』，是人民志願軍《戰鬥報》攝影記者；同年十一月，美機轟炸大榆洞彭德懷司令部時，與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同時同地犧牲！」
直到去年冬，筆者借回鄉祭祖之便，順道登汕頭博物館，何館長引領參觀「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展覽。筆者特別留意展品中有毛岸英填寫的幹部履歷表與志司（志願軍司令部）彭臺電報譯稿。有電文錄如下。
事由：
毛、高二位同志被燃燒彈燒死。
內文：
軍委、高賀：
我們今日七時已進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個參謀在房子內，十一時敵機四架經過時他們四人已出來，敵機過後他們四人返回房子內，忽又來敵機四架投下近百枚燃燒彈，命中房子，當時有二名參謀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燒死。其他無損失。
志司
廿五日十六時
電報頂端有一行批示，是周恩來的字跡：
劉、朱：因主席這兩天身體不好，故未給他看。周
案發第一時間的這頁報告，證明與毛岸英共同犧牲的是高瑞欣，日期是1950年11月25日，與陸朝華犧牲的時地都不一致。
毛岸英幹部履歷表副本
志司彭臺電報副本
陸朝華的家人
一、父親陳彬龢
在陸朝華的兄妹群中，隱然有個「身影」在給小兄妹以庇護，培育和指導。為何只說是「身影」呢？因為從抗戰勝利後到1949年，他都在逃避通緝，結果是在大陸能不做史量才第二，逃亡到香港也沒當楊傑第二。他的朋友滿天下，正因如此，才不敢公然露面，直到共和國成立之後，始鬆了口氣。這「身影」就是蔣介石屢欲去之而後快的名報人陳彬龢。他就是陸朝華的父親。
陳彬龢五十餘歲時攝
陸朝華家庭合照，前排左起吳竹、吳蘭和母親，後排左起陸朝華和哥哥陸文華
抗戰勝利前夕，上海出版《上海百業人才小史》所載陳彬龢簡歷如下：吳縣人。倉聖明智大學之江大學出身。曾任浦東中學北京女子中學教務主任，澄衷學校校長，商務書館編輯，申報主筆，「日本評論」主編，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部主任，香港港報社社長，申報社社長。
這《小史》只是浮泛述說，未中肯綮，不足以解釋陳氏身世行藏。但如要細數他一生功過，非本文篇幅所能容下。陳彬龢有一種神秘性而不為人知，人既不知，又如何能在文章中談得好？如要簡而言之，那只能說：他一生事業，能公開的是關於「申報」和「反蔣」。至於那不能公開的，又該怎麼說呢？在此，只能談些與其家人有關，或在「不可解」和「不可說」之間的事。
a.見林靄民
廣州解放之後，陳彬龢始敢在香港公開露面見朋友。這就清楚表明，他所逃避的只是國民黨特務。前文說過，他第一個見的是星島社長林靄民。前文端納給陸朝華信中說《星島日報》反動，那是可商榷的。因為1949年共和國成立，星島的大標題是「大陸天亮了」。這事在當時的震動也是大的。《星島日報》如若反動，陳彬龢怎會以林靄民為第一個見面的朋友呢？更有趣的是，林靄民見到陳第一句問的是：「毛先生周先生的身體可好？」直把陳彬龢當作中共高層的上賓了。而高貞白曾說：「大概是一九四九年年底吧！香港有張報紙登載一則電訊，略說陳彬龢在佳木斯，甚為活躍云云。」
（林熙《文化界奇人陳彬龢》）
還有一種比較可靠的傳言：抗戰勝利後陳彬龢潛逃入蘇北新四軍駐地。新四軍請示延安，申報社長陳某到此，如何處置？延安回電是：「禮送出境。」這種禮遇，又豈僅因他曾是「敵人的敵人」？但青史茫茫，這似乎又無從說起了。
再者，筆者去年到北京探訪潘漢年侄子潘寧堡先生，言及陳彬龢，寧堡出示一紙潘朗手札影本，是1980年6月18日，潘朗致張問強兄嫂、鄒南懷兄嫂、湯建勳兄嫂等幾位香港報界前輩的信，其中一段云：「前日有一位老友來訪，他已七十五歲，我們一見面，幾乎不認識。由他侄兒陪同來說了些事，才知來客就是陳賡雅老兄。他說他去過某地，拜訪過主席，主席說彬哥是個好人，對國家對人民立了大功，人民應該敬重他。」話中的主席是指毛主席，而彬哥即指陳彬龢。只不知這說法是能解開謎團呢，抑或更添不解？
話說回來，陳彬龢是具有神秘感的，雖然做的是好事，但神秘感總會令人在理解上有所障礙。所以連兒子朝華也不清楚父親的真實背景。朝華在南工團、部隊改造思想之後，要開始與複雜的父親劃清界線了。這從朝華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十八軍政治部箋」寫給大哥文華的信中，顯示端倪。信中說：
大哥，你對我的幫忙實在是相當大，教了我無線電，又這樣的先後照顧我，真有的說不過去。你在人民政府工作下，自傳是一定要寫的，寫自傳是件麻煩事，但是不好不寫。並且寫自傳對自己政治覺悟上是有幫助的。把自己過去的所做一切寫出來，能分析一下，當時所作對不對，有損人民的利害嗎？自傳一定要寫得坦白，把重點抓住寫，不要太「嚕哩嚕嗦」。應毫不客氣的批判自己及批判父親在日本時代所作的一切。
抗戰勝利後陸朝華是陪著父親一起逃亡的，方向本來是北面，但途中有人傳話，說延安對陳彬龢有不同意見，所以才轉去香港。這些情況，朝華該略有所知吧？但朝華知道也沒有用，他的上司肯定不知情。那個年代流行「劃清界線」。所以上世紀五十年代陳彬龢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親友，如湯建勳(《文匯報》《正午報》)、常婷婷（《大公報》）等，也曾接組織通知，要與陳「劃清界線」。
但也有特例。吳蘭參與過父親的情報工作，知道實際情況。就算到了「文革」，被迫寫交代材料，也沒有咒罵父親，只是老老實實列舉一些具體事情，其餘則用「不知道」來交代。扯開一說，這個「不知道」很好用，常婷婷當年被港英政治部偵訊，最常用的詞就是「不知道」。常獲釋後見到羅老總（孚），常還未開口，羅已笑笑，口中重複說：「不知道不知道。」可見港英政治部中也有臥底。
b.暮年作別
解放前後，在陳彬龢動員下，子女陸續北上，到1952年，連妻子湯其奮也回大陸了。據吳竹透露：「我媽媽跟妹妹回到上海是揚帆接待。」但作為丈夫的陳彬龢卻未能同行，如果不是陳氏有任務在身（搜集情報、對日貿易），那就可能是未獲當局諒解。於是夫婦暮年也要作別了，正如《李陵答蘇武書》所謂：「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
c.相濡以沫
陳彬龢獨留香港，景況困難。《陳君葆日記》中有云：
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 星期一
晚有一個女性的友人送一封信來和一包東西，打開來是兩把扇子。信放下那人就走了，拆開信看，是陳彬龢的，他說困守很久了，經濟十分難，要借二百五十元來渡過年關，放下兩把扇子作抵押品的意思。周人緩急，這大概也沒法子推辭了，雖然我現在的情況也是牽蘿補茅屋的。兩把扇：一把是胡適的字和陳樹人的畫，另一把是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的合作，都沒有意思。不過我現在怎買起這些東西呢？當然，求人諒解有時也是很難的。
接著又云：
二月二日 星期二.
是農曆的除夕，微雨雲翳，竟然是溼年的光景了。
清早陳彬龢來，時已下雨，坐了一會，借了貳百五十元去；他說陸朝華和吳蘭都是他的兒女，那麼吳蘭是朝華的妹妹了，他拿出朝華和吳蘭合照給我看，倒的確相像，不過以前她來時我總沒有想到這點。彬龢說：朝華已在朝鮮壯烈犧牲了，我聽見拿著照片看了很久，不忍放下。
這兩則日記讀來令人酸鼻。是除夕了，兩位陳姓老人相濡以沫，人已走了幾年，現在才吐露真情。陳君葆先生「拿著照片看了很久，不忍放下」的情景，正是在用心淚哭國殤！其時是1954年，朝鮮已經停戰，但陳彬龢仍處於世人皆欲殺的處境。值得深思的是：陳君葆一向以正義和敢言見稱於社會，竟然在鬥室中和「大漢奸」老友一起哭鼻子，不僅沒有「漢賊不兩立」的意思，而且還借了錢給對方。而在陳君葆數十年的日記中，也沒有片言隻語譴貶陳彬龢。看來，飽閱世故的陳君葆深懂人間是有委曲的。所謂「得失寸心知」，故而沒有隨人說陳氏的短長。
二、母親湯其奮
湯其奮，原名湯其淑，與陳彬龢結婚後曾名湯彬華（取陳彬龢中間的彬字）。1902年生，嘉定人。湯家境富裕，思想新潮，是上海啟秀女中讀書時第一個自行剪短髮的學生，還因此上過報紙。曾任燕京大學宗教系劉廷芳教授的助教，教比較文學，古典英文，但時間不長。後來懷孕，就不教了。居家養育兒女。
湯其奮的馬上英姿
據吳竹大姐說：「我媽媽五一年冬天還是五二年頭回來。二哥犧牲的事，不敢告訴我媽媽。我們很久才告訴媽媽，我媽媽知道哥哥過身以後，我們食飯時，一直放個飯碗，留一個哥哥的位置。」又說：「我哥哥有一本日記，那個時候二哥很苦，堅持工作堅持行軍，那日記寫得很好。部隊先給我，後來我給媽媽，我媽媽把它交給軍事博物館。 「關於這本日記的下落，只是吳竹當年的印象。其實是家人(吳蘭？)怕媽媽傷心，把日記藏起來，近年在吳蘭遺物中發現。不過日記許多內容早已1951年3月號《攝影網》發表。前不久，筆者有幸得見湯其奮手書詩，都是詠朝華的。錄如下：
送我的愛兒去鄰國朝鮮的前方
為了鞏固我們祖國的邊防
為了幫助朝鮮人民爭取解放
為了擊敗世界人民的敵人的侵略
我相信我的兒郎
到了前方
不分晝夜
瞄準槍炮
要把敵人一掃光
固然一紙獎狀從天降
為娘的接到了獎狀
樂得熱淚流出了眼眶
親戚朋友也樂得發狂
兒呀你身在前方
但是你的精神常在我的身旁
湯其奮詠陸朝華詩
詩沒有紀年，但詩中有「一紙獎狀從天降」，該是指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第三十八軍司令部和政治部發給陸文華的喜報，說「貴子弟陸朝華同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積極努力進行工作深得全軍嘉許經評定立壹大功」。但歡欣才幾個月，朝華陣亡。湯其奮有悼詩以寄哀思。錄如下：
保衛世界和平捨身鄰國疆場
鮮血湧溢兒身卻救珍惜軍需
二十四年短暫路程英勇殺敵犧牲
四年積極改造自己成了黨國功臣
兒的熱血教育了人民的仇恨
媽的淚堅強了兄妹革命心腸
兒靈安息吧
祖國的美麗
兒血培出的果實
敵人的慘敗
為兒復仇的成功
只是你千辛萬苦一生
沒有見到祖國正在興旺
山遙遙水迢迢
兒魂歸兮來母懷抱
一九五二年五月廿七日母哀志
悼詩之後復有七言絕句，云：
徵衣泥血葬兒身
埋首異域後人敬
忠烈精神垂千古
聲嘶泣血招兒魂
湯其奮悼兒詩
悼詩有「鮮血湧溢兒身卻救珍惜軍需」，是指朝華中彈垂危之際，高呼搶救身邊不遠的攝影器材（望遠鏡頭）。
能使「私愛」和「大愛」並存，這是一位通達、識大體的偉大母親。
三、大哥陸文華
陸文華原名陳誠，長朝華四歲。曾在香港華仁書院、澳門嶺南讀中學。大學在上海聖約翰攻讀。文華自小已學無線電，懂得如何修理。1942、1943年上海淪陷時期，參加乃父陳彬龢《申報》電臺管理工作，該電臺公開收集中央社、新華社的電訊新聞。
抗戰勝利後，文華在香港謀得利琴行任無線電技工，當時月薪一千五百元（後加至三千），但文華放棄高薪厚職，投向解放區。緣於解放初廣州治安不靖，潛伏的敵特也多，爆炸、暗殺等破壞活動頻仍，蘇聯所贈無線電偵測設備無人會用。1950年6月，文華被借調回廣州，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社會部情報處搞無線電偵測，屢立奇功。及見弟弟朝華犧牲，決意參軍，不回香港了。
陸文華借調回廣州時，在羅湖橋頭留影
文華一直在廣州市公安局系統工作，屢獲特等功臣、先進工作者稱號，迄上世紀八十年代才返回香港。八十年代中北京最高的飯店崑崙飯店，就是文華創建的。
四、妹妹吳蘭
陳君葆日記中提到「陸朝華派了吳蘭女士攜了三部書來」，顯示他不知道也沒有想到，吳蘭就是陸朝華的妹妹、吳竹的二姐。
陸朝華和吳蘭攝於香港
吳蘭也有很多故事，吳蘭小名陳斐斐，小朝華兩歲，和朝華一樣，思想進步，在香港參加中共辦的學習小組。吳蘭懂俄語，因為早歲家中聘有白俄，授吳竹鋼琴，授吳蘭俄語。吳蘭在香港華人文員協會教俄語，《大公報》許多人去學，如趙澤隆等。吳蘭偶爾翻譯一些介紹蘇聯十月革命和蘇聯現狀的文章，在香港《文匯報》《大公報》上發表。1948年秋，上海電力公司地下黨人王孝和被捕犧牲之後，吳蘭在《文匯報》上發起為王孝和烈士家屬募捐活動。
吳蘭在九龍上沙浦寓所陽臺攝
吳蘭經常用微薄的收入購買左翼書報雜誌寄給旅美、旅日華僑，還編輯出版許多進步書籍，如「蘇聯學習叢刊」《十月革命》《列寧》《史達林》、「華僑學習叢刊」《新中國的勞動英雄》《新民主主義學習問答》等，背後是乃父陳彬龢，用吳蘭名義編輯。吳蘭既為中共做統戰工作（吳竹說，「華羅庚是我姐姐動員他回來的」），私下也為中共做情報工作。原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就曾在1950年潛往香港，通過吳蘭聯繫其父。
吳蘭編「蘇聯學習叢刊」《十月革命》，1949年12月香港文工出版社
吳蘭種種所為，引起港英政治部注意。當時政治部有欠專業，本來要抓吳蘭，卻錯抓吳蘭的表姐。時維1950年10月左右，港英政治部在吳蘭舊居九龍鑽石山上沙浦（近飛機場）抓捕被認為是吳蘭的女士，帶回政治部問話，始悉抓的是剛進《大公報》工作的常秀林（今名常婷婷）。政治部官員傳訊常秀林時問，吳蘭到什麼地方去了，常騙他們說吳蘭回廣州了。1951年4月2日早晨，政治部才在尖沙嘴赫德道抓捕吳蘭真身，逮捕的理由是吳蘭「思想有問題」。偵訊間吳蘭被問到，與華羅庚、凌其翰有什麼關係，與他們通訊的內容，為什麼要去碼頭接他們；某日某時去《華商報》、新華社幹什麼，去找什麼人，等等。4月15日，吳蘭被驅逐出香港，回到廣州。
返回大陸之後的吳蘭，在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攻讀，未畢業即做俄語教員，畢業後在北京外語學院任教，曾編有大量俄語教材，後中蘇關係轉壞，改教英文。「文革」前夕調入馬鞍山二中工作，直至退休。吳蘭是一位優秀教師，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有「愛心天使」之稱，曾獲「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等多種榮譽稱號。
五、妺妹吳竹
吳竹小名陳璐璐，曾改名常秀英，比吳蘭小兩歲。吳竹回憶說：「有一天，我爸爸問我，你願意學音樂？你願意不願意回去？」吳竹喜歡音樂，那時候馬思聰回國了。吳竹說，「我當然願意回去」，「馬思聰主持中央音樂學院，我是衝著馬思聰來的」。
陸朝華妹妹吳竹
1950年初，由《大公報》組織，吳竹與龍雲公子龍繩德，跟法國起義大使凌其翰的家屬一起回大陸，當時乘火車，還遇到國民黨的飛機轟炸。「我不知道龍繩德比我小一歲，我叫他龍哥哥的，我對龍哥哥印象好，人家叫他龍七公子，他有一個跟班的，他還拿一個小板凳。媽媽給我的那一個大口袋，沒有別的，裡頭都是罐頭，吃的東西，很重。我穿了件皮大衣，拿了罐頭，結果轟炸，大家都跑，我也跑不動，他過來幫我，我就對龍哥哥特別好。」
吳竹去北京，住在外交部的宿舍。中央音樂學院創設於天津，和南京國立音專合併而成，由於草創時期，設備簡陋，教具、宿舍都缺乏，不招新生。該院一共只有十四架鋼琴，「因為我持有外交部的信，說允許旁聽作曲理論，不可能給琴練，沒有宿舍，我人生地不熟，也不知哪裡去租屋，又不想當旁聽生，就回北京外交部了。」
吳竹回憶，她先考入京華美術學院音樂系，「京華是私人辦的，原來在中南海裡，後來中央政府設在中南海，京華就搬到陶然亭一個破廟裡。院長呂世白，音樂系主任老志誠，理論是張肖虎、聲樂是黃篤負責授課，都是名教授。我師從老志誠先生，到他家上課」，後來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吳曉邦舞蹈運動幹部訓練班，「那個時候以為，到了中央戲劇學院能轉到中央音樂學院，結果不能轉。一年多後，京華解散，學生合併入中央美院及音樂學院，這是後話，我卻已陰差陽錯進了舞蹈界」。吳竹說，老志誠是中國第一鋼琴家、中國音樂學院一級教授，吳曉邦是中國舞蹈界宗師、舞協首屆主席，「我碰到的都是好老師，是命中最幸運的事」。
談到哥哥朝華之死，吳竹說：「我二姐（吳蘭）是五一年夏天回來的。我記得我姐姐從香港回來，到北京看到我，第一句話說我二哥犧牲了。我說你開什麼玩笑，馬上覺得這種事不可能開玩笑，接著扔下姐姐大哭回宿舍。主要是我無法接受這殘酷的事實。當時我才二十歲，在我年輕的生命中，第一次遇到親人死亡，而二哥犧牲時才二十四歲！」她和這位二哥關係最好，「因為他對人最真誠。那個時候二哥的領導老來看我，關心我。我長得不高，瘦瘦小小，他們把我當小妹」，「二哥的戰友白振武我也很熟，他非常出色，曾和我姐姐短暫相戀，後來又回前線。當時三十八軍二哥所在部門的志願軍戰士都要和我們相聚，把我們視為親妹妹。請我們吃喝。他們豪爽的喝酒場面，就像電影《魂斷藍橋》二戰中的場景。我印象很深」。吳竹第一任丈夫胡先生是朝華的老戰友，與朝華一起回國，一起參加南下工作團，一起出徵抗美援朝的志願軍。朝華和他約定，誰先犧牲，另一人就照顧犧牲者的家人。朝華犧牲不久，胡先生寫信找到吳竹。當時社會上鼓勵學生和「最可愛的人」通信。兩人通信三年之後結婚。
部隊把哥哥的遺物寄來，吳竹几個月後才收到，因為寄去了陶然亭京華美術學院，而她已經轉到戲劇學院。「有一天，我接到原京華美院老同學寄我一個郵包，原來是我二哥犧牲後，他所在部隊寄我的身亡通知書和遺物，裡面有一隻表，一個毯子，一本日記！因為同學說本來有些錢，給她弄丟了，所以遲遲才寄我！人都沒了，錢算是什麼？苦的是他的親人一直被蒙在鼓裡，等待著勝利重逢！」吳竹說，哥哥的遺物中，日記本是最重要的，給了媽媽，「而我哥的毯子，我帶了到西北，那條深藍色帶紅格的毯子，二十多年來一直隨著我，每天蓋著陪我，直到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把我家一切震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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