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晗
說起林語堂，讀者應該不會陌生，他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大致具有三重身份，首當其衝的自然是作家兼翻譯家，在小說、小品文、劇本的著譯上均有所建樹。其次，也可以稱之為博學多聞的教授學者，他曾供職於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等單位，關心語言及歷史方面的學術研究。以上兩種為人所熟知的職事以外，林氏其實還是一位頗具個性稟賦的出版人。而談到編輯這一身份，就不得不提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主持《論語》的經歷，尤其是他與魯迅關於「幽默」論爭的一樁文壇公案，幾乎可以透視彼時社會文化心態。
1932年9月16日，《論語》半月刊問世，作為主編的林語堂「以提倡幽默文字為主要目標」，主張刊載輕快的小品文來記述評論各種社會現象，他不僅親力親為帶頭寫作，還廣邀周作人、俞平伯、劉半農等文化名流撰稿，由是此刊之幽默小品蔚成一時之風氣，有「論語派」之稱。其實早在1924年，林語堂就曾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徵譯散文並提倡「幽默」》一文，漢語「幽默」一詞即是來源於林氏的翻譯，此時專闢一陣地，實乃延續了多年以來有關文學的思考。不過在《論語》的作者群中，有一個人的身份是較為特殊的，那就是魯迅。之所以將魯迅單獨拉將出來，主要指的是《論語》曾經一度成為了魯迅與主編林語堂之間筆談「爭鋒」的場域所在，好友之間在其中一人編輯的雜誌上相互暗自較量，這著實能夠反映出一些饒有意味的內涵。
說到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真可用跌宕起伏一詞來形容。二人最早相識於女子師範大學共事之時，而語絲社成立前後，林語堂與魯迅的關係逐漸熟絡起來，查魯迅日記，林語堂的名字從1925年12月以後開始頻繁出現，而在此前後他常在《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撰文，文風潑辣，應該可以算得上是魯迅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的親密戰友。南下廈門以後，兩人一度過從甚密，後移滬定居，林語堂又與魯迅來往密切。按理說林魯二人應當能成為一路扶持的好友，可偏偏在1929年的一次宴會上，兩人因不恰當的言辭發生誤會，從此後疏遠。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在1932年底成立，林語堂擔任臨時執委會的宣傳主任，而魯迅也積極參加同盟的籌備工作，昔日好友又獲得了重新照面的機會，林語堂為《論語》向魯迅約稿，正是處在這一二人關係的解凍期。
從1933年1月1日第8期的《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始，魯迅的作品就開始陸續現身於《論語》上，《學生與玉佛》《誰的矛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王化》《踢》等文章立意深刻，架構嚴密，又頗有「幽默」之格調，確實可以說是魯迅雜文中的上品。但若細細咀嚼，便不難發現魯迅在《論語》上發表的文章與同類別的作品還是存有細微的差別，魯迅的「幽默」上承「任意而談，無所顧忌」的「語絲體」而來，偏向的是「諷刺」與「冷嘲」，顯得粗糲尖銳，而非溫柔敦厚博人會心一笑，這隱隱表明一向「認真嚴肅」慣了的魯迅其實很不適應《論語》的文體風格。更為緊要的是，魯迅從根本上就不認同林語堂的辦刊理念，他認為幽默在今日中國斷無生存之空間，他之寫稿也應該被視作人情敦促下的「勉力為之」，而其本人也曾不止一次地對林語堂進行「批評」。
1933年3月，魯迅連續寫了《從諷刺到幽默》《從幽默到正經》兩篇文章，對林語堂進行規勸。魯迅認為諷刺家是跟社會作對的，「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著存在。」而「幽默」則是有些人「肚子裡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吐出來。「『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所以現今的幽默容易脫離對於社會的諷刺，而常常墮落於「說笑話」與「討便宜」之中，魯迅在此可以說否定了「幽默」存在的現實可能性。及至6月，林語堂又來信邀請魯迅寫打油詩，魯迅在6月20日的回信中如此寫到：「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蓋打油亦須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壓，令人已不能喘氣，除呻吟叫號外，能有他乎？」並認為《論語》雖與政治無涉，卻也「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執著求稿的林語堂又在《論語》創刊一周年之際約請魯迅寫紀念文章，這一回魯迅撰《「論語一年」》一文，直言不諱地針對林語堂寫到：「老實說吧，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魯迅依然認為在中國，「幽默」的《論語》是不會有前途的。不僅如此，魯迅事後又繼續寫作《小品文的危機》一文，將林氏提倡的小品文比作士大夫賞玩的「小擺設」。
在這些回合往來中，魯迅固然表現出一貫以來的真誠與直率，面對舊友的熱情邀約，他依然堅持自己的標準，不偏不倚，鐵面無私，這還是那個人所稱頌的金剛怒目的「戰士」形象。而從另一面來看，編輯林語堂作為與魯迅相交已久的好友，他明知身為左翼文壇盟主，投身社會革命的魯迅斷不會認同《論語》「以閒適為格調」的文學趣味，卻又屢次三番地向魯迅求稿，甚至有愈挫愈勇之勢。一片熱忱卻迎來魯迅的「橫眉冷對」，林氏非但不惱羞成怒，反而笑納不敏，這是何等的胸襟與氣度。《從諷刺到幽默》與《從幽默到正經》兩文本是刊在《申報·自由談》上，文中雖然把「幽默」樹為箭靶，但畢竟還沒有明確說明是針對《論語》，只可視作魯迅對林語堂的「旁敲側擊」。作為編輯的林語堂會意之後本該對這於己不利的「含沙射影」小心處理，可他偏偏將此二文轉載到《論語》第13期上廣而告之。而《「論語一年」》則更是為了紀念創刊一周年而作，此類人情文章本應多寫些歡欣鼓舞之辭，但魯迅卻表露對雜誌的悲觀，「滅自己志氣」，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拆臺的」，可想而知當時林語堂將其發表出來得承受多大的現實壓力。對魯迅的批評意見，林語堂可以說是照單全收，但這其實並不代表他就接受了魯迅的觀點而修正自己，林氏其實自有他的確信所在。1934年1月16日出版的《論語》第33期上，林語堂發表長文《論幽默》，可以看做是對魯迅「中國沒有幽默」論調的系統回應，文中認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而「最上乘的幽默」是表示「心靈的光輝與智慧的豐富」。其實拋開這篇理論文章不講，林語堂本人大寫特寫小品文的實踐本就是對於魯迅無聲的抗辯，二人在《論語》上的互通聲息無形中也滋生了一種爭鳴的氛圍。
歸根結底說來，編輯林語堂對於作者魯迅的複雜態度並不僅僅關涉人事意氣之爭，而是滲透著自家獨特的文學眼光。私以為，這是林語堂向來信奉的「費厄潑賴」精神的傳承。所謂「費厄潑賴」一詞，最早由周作人在二十年代中期使用，是英語「fair play」的音譯，原來指在競賽中光明正大的比賽，不用不正當的手段，英國有人提倡將這種精神用於社會生活和黨派競爭中，並認為這是紳士風度的內涵。周作人早在《語絲》第54期上發表《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提出應該講究「費厄潑賴」精神：「大家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這種說法為林語堂所服膺不已，他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一文中這樣寫到：「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惟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意。」
值得一提的是，「費厄潑賴」的提出有其現實語境，指的是當時對於女師大風潮論爭中已然落敗的章士釗，應放棄對其攻擊，以不失自身的體統與身份。這種觀點隨即遭魯迅否決，他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張。在血的事實面前，周作人與林語堂相繼放棄幻想，改正了自己的表述，林語堂還畫了《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引來廣泛關注。事實上，儘管作為一種政策的「費厄潑賴」沒有現實可行性，但「費厄潑賴」精神原則中自由獨立，真誠寬容的思想品格卻為林語堂所承繼下來，並一直持續到他本人編輯《論語》的時期，用林氏的原話來說就是「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見充分的誠意的表示都是有價值」。揆諸於這一段發生在《論語》上的論爭，魯迅「一切文藝固是宣傳」的觀點顯然偏離了林語堂的性靈文學觀，因而其有關「幽默」及小品文的看法對於林語堂來說就必然是一種文學「偏見」，但同時這種「偏見」又不得不說是發自內心之誠意，所以也就有了自身獨立存在的特殊價值。林語堂不惜代價也要將魯迅的「踢館」文章納入到自己的雜誌裡，正是想維持不同思想與言論多元競逐，眾聲喧譁的格局，以實現一種編輯原則上的「費厄潑賴」，誠可謂思慮周全，用心良苦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