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古代的分水嶺。在這之前，遊牧民族想要入住中原，可謂難如登天；即使十六國時期的「五胡」，其實早就內遷、歸順中原；而宋朝開始，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已經變成了常態。這難道是他們變強了嗎？
其實，北方遊牧民族沒變，變的是中原王朝。
所謂難易、強弱，更多的是個相對概念。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
宋之前的中原王朝，是敢於直面強敵的勇者；而宋朝的統治階層（以及明朝後期的士大夫們），是一群只會壓榨百姓、精通內鬥的怯者。
先對比兩句名言：
霍去病說：「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漢武帝從此對他更加器重，把他視為打擊匈奴的王牌。「由此上益重愛之」
嶽飛說：「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然後，他被宋高宗以及一眾文臣聯手做掉。
其實筆者想表達的已經很明白了，下面細述。
在唐朝以及之前，北方的遊牧民族並不比契丹、党項、女真、蒙古弱雞，相反甚至更加可怕。以漢、唐為例，這兩大以強盛聞名的王朝，在起步階段，卻無一例外面臨著北方草原政權的凌壓與羞辱。
在擊敗項羽後，漢高祖劉邦對於當時統一了北方草原的匈奴人，在思想上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公元前201年，他親自率領32萬大軍迎擊匈奴，結果中了對方的誘敵之計，被40萬騎兵圍困在白登山7天7夜。脫險之後，漢王朝就開始了對匈奴長達數十年的和親贈禮、委曲求全之策。
以馬匹為指標，對比下雙方當時的實力：劉邦湊不齊四匹同色馬；而白登之圍時，匈奴40萬大軍分布在四個方向，每支隊伍中的10萬匹馬都是同一種顏色：「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
唐王朝也好不到哪兒去。隋朝末年北方的各大割據政權，背後都有突厥人的影子，李淵當然沒能免俗。但這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突厥人依仗著這份恩惠，對李氏是予求予取，稍有不滿，即大舉南侵，唐高祖李淵甚至被騷擾的考慮遷都；待到李世民剛剛即位，突厥可汗甚至帶著大軍逼近長安城，英明神武、戰力彪悍的唐太宗不得不達成便橋之盟，通過饋贈財物解決了危機。
而北宋初年的情況，其實比漢唐好得多。
公元979年，宋太宗趙光義親徵北漢時，在白馬嶺大敗前來救援的契丹軍隊；緊接著，他率軍北上，一路勢如破竹，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圍攻燕雲十六州的核心重鎮幽州城。在幾乎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宋軍受到契丹突襲、三面受敵，在高梁河大敗、陣亡萬餘人，趙光義本人也光榮掛彩。
好在契丹主帥也身受重傷，無法窮追猛打。接下來的20多年裡，雙方在邊境陸續衝突，但都未能有所建樹。宋真宗時期，宋、遼達成了澶淵之盟，以送歲幣、絹布為代價，達成了暫時的和平。
由此可見，漢、唐、宋建國初期，在北方面臨的壓力並沒有多大差別（形勢佔優的明朝更不用說）。可能有人說燕雲十六州，但我們別忘了，在西漢初年，連河套地區都在匈奴人手裡。
開局並無不同，差距在接下來的應對。
西漢初年的治國之道，表面上採取的是道家的無為而治；然而在骨子裡，卻是「漢隨秦制」，幾乎全盤照搬了秦朝的嚴刑峻法；這一階段，是「酷吏」最集中的時期，「緹縈救父」這種看似溫情、實則殘忍的典故，正發生在以柔和知名的漢文帝在位時。
到了漢武帝在位時，當他決心放棄數十年來的屈辱和親政策、以武力解決北方邊患時，面對著朝廷裡排山倒海的反對之聲。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年的安逸生活，讓新興權貴們不願意冒著捨棄既得利益的風險，搭上財力、物力甚至性命，去改變邊境居民日復一日被掠奪、屠殺的慘狀。
所謂「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跟既得利益階層商量改變現狀的事，那等於是與虎謀皮，基本上不大可能。但漢武帝延續了祖父漢文帝、父親漢景帝時期深文酷法、繁刑嚴誅的作風，輕而易舉壓制了反對意見，並且打破常規，大刀闊斧起用與自己理念吻合的經濟、政治、軍事人才，通過數十年如一日的對外擴張，不僅消除了匈奴這一對中原生存威脅巨大的強敵，還奠定了其後千餘年中原王朝的地緣框架與疆域基礎。
「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是漢王朝血性的真實體現。
下一個像西漢這樣，數十年致力於打壓強敵、拓寬生存空間的王朝，正是唐朝。
在便橋之盟後，面對國力虛弱、人口銳減的現實，李世民君臣一邊整頓吏治，輕徭薄賦，一邊枕戈待旦、加強練兵，積極策劃著對突厥的復仇。
短短3年後，抓住對方遭受天災、內部矛盾迭起的契機，唐軍發起了對東突厥的反攻戰，李靖、李世勣等名將聯手，一舉端了敵人老巢；曾經不可一世的頡利可汗，被唐軍俘虜。不久，唐太宗李世民被原依附於突厥人的周邊政權尊奉為「天可汗」。
不僅如此，一直到安史之亂前的100多年裡，唐朝歷代統治者一直致力於對外徵伐，現實的威脅固然要對付，潛在的敵人更要趁早剷除。與隋朝接力滅亡高句麗的舉動就是例證。無數的頂尖人才，這在個過程中嶄露頭角，出將入相、金戈鐵馬，「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即使那時的文人，也是如此的鐵血。
若問哪個民族配得上「戰鬥民族」的頭銜，不用往北看，咱們自己就是。我們的國土，並不是撿來的。
但經歷了五代十國後，趙氏兄弟為了解決長期以來藩鎮割據、武將篡權的局面，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重內輕外、重文輕武。為了鼓勵社會人才棄武從文，他們下了很大一番力氣，比如大幅提高科舉名額，中舉就可以當官，以至於養了無數的冗官；文人帶兵，打壓武人；儒家傳統經典列為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以提高「君君臣臣」的意識；程顥、程頤、朱熹折騰出的「程朱理學」，被譽為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躍，但實際上，呵呵......
當然了，還有那句為無數文人津津樂道、頂禮膜拜的祖傳家訓：誓不殺大臣及言官。「與士大夫共天下」，也就是既得利益階層把控天下。
宋神宗在位時，試圖以變法強國，從而一雪前恥、振興中原。這跟當初的漢武帝有一點類似，不過他面對的朝廷可不是當初的西漢，此時的既得利益階層已經翻身當上了主人：
宋初對待士大夫階層的寬容，反而營造出一種奇葩的離心力；掌握了朝政的大部分文官們，以對抗變法為勇，以得罪當權者為榮，以維護傳統秩序為使命。為了反對而反對，只要是改變現狀的政策，勢必會遭受各方的圍攻；王安石的變法，即使有宋神宗的支持，也顯得舉步維艱，以至於變成了四不像。
其實就是利益作祟。宋朝以來的重文輕武理念，反而造就了權勢大到變態的士大夫階層。社會經濟文化無比繁榮，但財富都集中在文人集團手中，老百姓則被壓榨得痛不欲生。
在這種畸形的社會架構下，中原王朝失去了對外剷除潛在威脅、拓寬生存空間的動力與實力，變得小富即安、故步自封，沉迷於所謂的羈縻、懷柔、安撫。但實際上，如果沒有實力為後盾，古往今來，沒人吃這一套。北方遊牧民族從而得到了無壓力的野蠻生長空間。
無論是宋末，還是明末，即使皇室試圖振興朝綱、竭力對抗外敵時，發現自己根本使不上勁：財富都在自己所依仗的利益集團手裡呢。那找老百姓盤剝？已經被壓榨到極致的人們，只有奮起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