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布，位於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博物館，將於7月24日以清真寺的形式重新向穆斯林開放，並將聖索菲亞博物館的管理權移交給土耳其宗教事務國家委員會。這一舉動引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希臘、美國、法國等國家的強烈譴責。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土耳其這一決定「不僅影響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關係，也影響土耳其與歐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關係」。希臘文化部長門多尼則稱：「埃爾多安表現出的民族主義……把他的國家帶回六個世紀以前。」
俄羅斯東正教教會發言人同樣提出批評：「數百萬基督徒的擔憂沒有被聽到，所有要求謹慎處理這一局勢的請求都被忽視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塔格斯也表示：「我們對土耳其政府改變聖索菲亞大教堂地位的決定感到失望。」認為這是將這座博物館「毫不含糊地政治化」。
通常而言，一座建築物用途的更改實屬內政，（埃爾多安也以此反駁國際社會的批評）但為何土耳其此舉會在世界範圍內引發眾怒呢？這需要從這座博物館的特殊歷史說起。博物館的前身聖索菲亞大教堂，建於公元537年東羅馬帝國時期，曾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內，都是世界第一大教堂，它是歐洲古典文明和漫長中世紀的見證者。1453年，東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人滅亡後，徵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並未將這座無比恢弘、精美的教堂毀棄，而是將其改為清真寺。在隨後近五百年的奧斯曼帝國時代，它都以清真寺的面貌存世。
昔日世界第一大教堂變成了清真寺，聖索菲亞不可避免地被視為宗教戰爭和文明衝突的象徵。直到土耳其共和國（1923年）建立後，第一任總統凱末爾對土耳其進行現代化和世俗化改革，於1934年下令將聖菲索亞清真寺改為博物館，算是實現了宗教和解，也是向西方釋放改革信號和靠攏的善意。1985年，聖索菲亞博物館所在的伊斯坦堡文化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世界文化遺產。
然而，在聖索菲亞被改為博物館的近百年裡，或出於政治意圖，或出於宗教情感，要求將博物館改回清真寺的呼聲，時有起伏。埃爾多安此舉在西方社會看來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在土耳其國內並非完全沒有民意支撐。他的這一舉動，被國外媒體解讀為為了贏取國內民族主義選民的支持，並趁機轉移民眾對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經濟損失的注意力，但真實的意圖要遠比此更複雜。
處在亞歐大陸交匯點上的聖索菲亞，漫長的歷史將其塑造成文明衝突的象徵性符號，它所承載的豐富意涵早已超越國界。為此，我們邀請到北京大學的土耳其研究學者昝濤先生撰文，來剖析聖索菲亞背後複雜的歷史、政治和宗教糾葛。讀懂了聖索菲亞，也就讀懂了那個跨越於兩大洲之上的、榮光與「呼愁」交相輝映的特殊文明體——土耳其。
撰文 | 昝濤（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
建成於公元537年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曾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直至1519年被西班牙的塞維亞大教堂超越。圖源：視覺中國
最近，土耳其的聖索菲亞博物館（土耳其人一般稱之為Ayasofya/阿亞索菲亞）被改回清真寺（cami）的消息，引發了一輪比較大的世界輿論。
這個問題一般被放在埃爾多安的政治策略的框架下來解讀，即由於在2019年的地方選舉中，他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失分較多，尤其是共和人民黨（CHP）拿下了伊斯坦堡，在頗有爭議的重新投票中，AKP又敗得更明顯；隨後出現的經濟下滑和當前的新冠病毒的多重影響，以及新政黨的出現，都使AKP及其盟友（民族行動黨/MHP）感到壓力巨大。因而，輿論認為，挑動和利用聖索菲亞這個宗教-政治議題，是埃爾多安在為提前大選做準備，是要爭取或挽回保守陣營的支持。
這種觀點，其實基本上沒什麼疑義。簡言之，聖索菲亞博物館這個時候被高調地改回清真寺，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土耳其內政的需要，是埃爾多安領導的AKP的政治把戲。再多說一句，如果這個分析邏輯沒有問題，那麼，圍繞此問題的一系列大小動作，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消停，因為要炒作的話，總得有「料」，不能這麼平淡無奇就讓它過去了。目前來看，土耳其國內外的「助攻」看起來還不太到位。還有一種分析是從土耳其的世俗化和伊斯蘭化這一視角展開的，把此次聖索菲亞問題視為對凱末爾主義的世俗化國家導向的「逆流」，是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進一步伊斯蘭化的表徵。
本文關注的主要不是當下土耳其政治的問題，毋寧是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一下圍繞聖索菲亞之身份的「記憶與遺忘」這個主題。另外，人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過於關注土耳其的現代化和世俗化問題，可能也是一些論者基於自身處境的觀照，因此，最後筆者也想就此發表一點自己的看法。
下令建造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拜佔庭帝國查士丁尼皇帝（432/483-565）。
1
聖索菲亞背後的歷史：
是寬容與和平，還是劫掠與殺戮？
對我個人來說，一提起聖索菲亞，首先想起來的還是2005年7月第一次造訪伊斯坦堡的時光，當時當然也參觀了聖索菲亞。但在那時候，作為一個普通的訪客，我腦子裡有的只是聖索菲亞大教堂。
陪同我去的是好朋友H，參觀聖索菲亞的時候，我記得她很自然地稱之為cami（清真寺，來自阿拉伯語），不是博物館，也不是教堂。H是一個比較虔誠的土耳其穆斯林，也是她在我的知識結構中第一次普及了一些關於伊斯蘭教和奧斯曼帝國歷史的內容，尤其是徵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d II）的豐功偉績。我還記得她給我描述穆罕默德二世怎麼樣尊重宗教和文化的多樣性，給予被徵服者以寬赦，尤其是命令不得破壞聖索菲亞大教堂原先的基督教藝術，如何使用特殊材料覆蓋上，因而我們才能在當代重睹其真容。
蘇丹穆罕默德二世（1432-1481），21歲時指揮奧斯曼土耳其大軍攻陷君士坦丁堡，消滅拜佔庭帝國，完成了幾代蘇丹的夙願。
對我這樣一個研究土耳其共和國歷史的人來說，那些史實方面的內容是我不熟悉的，更無從考證了。從歷史敘述的角度來說，我想，東西方可能各自持有一個極端，一端是奧斯曼-土耳其人堅持的寬容與和平的敘事，另一端則是歐洲-基督徒堅持的劫掠、殺戮與殘忍的敘事（這種敘述非常之多）。真相應該是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吧。畢竟，穆罕默德二世很快就把都城從西邊的埃迪爾內遷到君士坦丁堡，要是在這裡進行巨大破壞，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而按照當時的戰爭規則，如果不是依約投降，那麼，勝利者有掠奪的權利。
從那以後，我多次造訪伊斯坦堡，也多次參觀聖索菲亞，留下的印象大多非常淡薄，似乎都是一些不值得再重複的死知識，我也沒有被那些古代藝術震撼到，這可能主要是因為自己既不信教，也不研究古代史。這些留在地上的古代遺蹟，對我而言，都屬於歷史記憶或紀念。它們貌似代表著逝去的歷史，但實則又和現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只有當這種聯繫發生時，我的興趣才會被提起來。
只有在世界性的多文明交會之地，才會出現圍繞歷史遺產、記憶或紀念發生具有大是大非性質的爭議。平常看新聞，其實不難發現這種事，比如印度就經常出現神廟之爭，像是阿瑜陀羅摩誕生地神廟之爭，綿延百餘年，導致數千人死亡。最近幾年，我常常翻閱兩本關於城市的厚書——《耶路撒冷三千年》和《伊斯坦堡三城記》，這兩本書並非嚴謹枯燥的學術著作，而是由較為專業的人士寫的暢銷書。相比較而言，耶路撒冷的敏感性、政治性其實遠遠大於伊斯坦堡。2017年，美國川普政府正式宣布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就引發了非常激烈的世界性抗議，尤其是各穆斯林國家，其中最激烈者之一就是土耳其。
城市或建築物成為現實政治爭議的焦點，古往今來並不少見。這裡可能也有一些理論性的東西，比如所謂的歷史記憶之爭，簡單來說就是，現實政治希望彰顯什麼，也就會希望和操控人們記住或紀念什麼。但歷史久遠的東西，承載的記憶往往是多樣的，你彰顯某一種，就必然會打壓或抹殺其他的，這就發生了所謂的歷史記憶之爭。如果放在歷史的長河裡來看，與記憶緊密相關的就是遺忘，打壓或抹殺就是造成遺忘的原因之一。那麼，在此角度下看，聖索菲亞博物館最近被土耳其改回清真寺，其實就是圍繞這座著名宗教建築物的、與記憶和遺忘有關的政治爭議的歷史延續。
聖索菲亞大教堂正門上的的耶穌聖象。
聖索菲亞大教堂入口大門上方的壁畫，查士丁尼一世（左）手捧聖索菲亞大教堂，君士坦丁一世（右）手捧君士坦丁堡，二人將各自的「禮物」獻給聖母子，聖母瑪利亞是君士坦丁堡的主保聖人。
2
大教堂改為清真寺：
「徵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刻意製造的歷史記憶
中文版的《伊斯坦堡三城記》，在敘述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徵服君士坦丁堡後的情況時，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知道，當穆罕默德二世進入君士坦丁堡，並一路走向聖索菲亞大教堂時，他把先知穆罕默德的寶劍舉在自己的前方，並以安拉之名取得這座城市。穆罕默德二世騎著馬，最先來到上帝聖智教堂（the Church of Holy Wisdom），也就是聖索菲亞大教堂(Haghia Sophia)，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譯名是阿亞索菲亞清真寺（Ayasofya）。據說先知穆罕默德曾經使用過的禮拜毯被帶進教堂，而徵服這座城市的軍隊的首次主麻禮拜，便在纏繞著的查士丁尼和迪奧多拉姓名的花押首字母下舉行。前往阿亞索菲亞清真寺與其他首要清真寺舉行主麻禮拜，是這座穆斯林城市每周最盛大的活動之一，人們藉此表現自己淺薄空洞的虔誠和宗教上的聖潔莊嚴，持續了五個世紀之久，直到1935年為止（頗有爭議的是，它還有可能被恢復）。穆罕默德不僅以徵服者的身份抵達君士坦丁堡，同時也是『為信仰而戰之人的領袖』（Lord of combatants for the faith），『戰士中的戰士』（gazi of gazis）。」
《伊斯坦堡三城記》（英）貝塔尼·休斯著，黃煜文譯，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10月
經查，這段譯文和原文之間有不少出入。這裡我只想指出的是，「穆罕默德二世騎著馬，最先來到上帝聖智教堂（the Church of Holy Wisdom），也就是聖索菲亞大教堂(Haghia Sophia)，今日官方的阿拉伯文譯名是阿亞索菲亞清真寺（Ayasofya）」這句話原書中並沒有，不知道中譯者為什麼要加上這句話。而且，土耳其人使用的「Ayasofya」這個說法，本就是來自希臘文「γα Σοφα」，「aya」就是希臘文「Αγα」，西文中常見的「Haghia」也是從Αγα來的，意思都是「神聖的」（holy）。而這裡說的「有可能被恢復」，可能是間接地預言了會把索菲亞博物館再變回清真寺，而到時，人們會再次到這裡「表現自己淺薄空洞的虔誠和宗教上的聖潔莊嚴」。
當年，穆罕默德二世把教堂變成清真寺，本身就是一種對歷史記憶/遺忘的政治性操控。穆罕默德二世當然是一個勝利者，他想給人們留下的歷史記憶，不只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他以及他所屬的那個集團的某種歷史記憶的延續，這就是所謂自先知穆罕默德時代以來，穆斯林就有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夢想，而且也已經有穆斯林軍隊多次圍攻君士坦丁堡的歷史（包括奧斯曼帝國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是這個夢想的延續者和實現者。穆罕默德二世本可以按照伊斯蘭經典的要求保護「有經人」（在伊斯蘭意義上主要是指基督徒和猶太教徒這樣的擁有《聖經》的一神教徒）及其信仰，據說他也的確是制止了進一步的殺戮和破壞。但命令將教堂變為清真寺，主要是一種政治性的宣示，表達的是穆斯林對基督徒的勝利，是其完成了數百年來穆斯林徵服君士坦丁堡的預言和夢想。或許，再也沒有比把聖索菲亞大教堂變成皇家清真寺更好的紀念象徵了。而這樣之後，後世的記憶和詮釋就會圍繞一種宗教對另一種宗教的勝利，甚至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勝利延續下去。
所以，把聖索菲亞大教堂變成清真寺，是軍事-政治領導人穆罕默德二世對戰利品的處置，是他刻意製造的歷史記憶/紀念，而屬於基督徒和拜佔庭的東西，則被刻意遮蔽或清除了。在那之後直到1935年2月，聖索菲亞一直作為清真寺使用。這數百年時間足以建立一個新的習慣、身份與記憶。
伊斯坦堡聖索菲亞大教堂內景。圖源：視覺中國
3
清真寺改為博物館：
去奧斯曼化，還是去宗教化？
在最近的輿論中，人們經常會提到1934年11月24日的一份土耳其內閣會議的決議（Bakanlar Kurulu Karar），它決定把聖索菲亞清真寺變成一座博物館，還會提到這是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的意思。1934年，已經是土耳其共和國建國十餘年以後了。共和國在此時決定把使用了五個世紀的清真寺變成博物館，是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是現實政治變了。一個自我標榜為現代的、世俗的民族國家——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了。新的民族國家當然需要新的民族歷史/記憶。這是我早年研究土耳其現代史時最為關注的內容，即所謂「族史重構」問題。除了編造民族神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與前朝的關係，簡而言之，新的土耳其共和國長期以來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修辭上對奧斯曼帝國是疏離的，其歷史記憶是很寡淡的，甚至是刻意排斥的。
類似地，新的國家也面臨新的形勢，那就是，原先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上出現了多個獨立的國家，是土耳其的鄰國，土耳其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面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有一種觀點筆者尚未考證，但值得參考，即1934年的《巴爾幹公約》是把聖索菲亞清真寺變成博物館的直接原因。這個公約是1934年2月9日，希、羅、土、南斯拉夫四國在希臘首都雅典籤訂的，起因是由於希特勒德國正加緊毀約擴軍，義大利企圖稱霸地中海並進而控制巴爾幹，巴爾幹各國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據說，土耳其在與希臘商談此條約的時候，是希臘方面提出希望把聖索菲亞清真寺改成博物館，希臘方面的意思是，土耳其這麼做有利於其他巴爾幹國家接納其進入這個公約體系。土耳其代表回國後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國父凱末爾，凱末爾同意了，之後就進行了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土耳其的內閣會議在1934年11月24日正式地宣布索菲亞成了博物館，這個決議是總統凱末爾籤署的。不過，有一種說法認為國父的這個籤名是偽造的，理由是當時國父還沒有採納「Atatürk」這個姓氏，或這個籤名的手法跟後來的樣子不同，因而有人把這個歸為某種「陰謀論」。最近這個說法還被翻出來，用以支持把聖索菲亞博物館改成清真寺。不過，根據已有的研究以及我本人的考證，在這之前凱末爾使用這個籤名是可能的。（因該問題較細碎，此處不贅述）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1881-1938），土耳其革命家、改革家，土耳其共和國締造者，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總理及國民議會議長。
關於把聖索菲亞清真寺改成博物館的理由，最權威的解釋可能還是要到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內閣會議的決議中去找。經筆者查閱，在該決議的開頭有這麼一句話：「在教育部於1934年11月14日書面發布的第94041號文件中，考慮到作為無與倫比的建築藝術遺蹟的、位於伊斯坦堡的阿亞索菲亞清真寺之歷史性地位，其被轉變為博物館一事，必將使整個東方世界（ark alemi）高興，並將為人類增添一個新的科學機構（ilim müessesesi），有鑑於此，它將被轉變為博物館……」
筆者還簡單搜索了當時土耳其國內的報導，暫時沒有發現對這個事情的過多詮釋，1934年12月11日《共和國報》（Cumhuriyet）的一個報導可能是最早的正式報導之一，但它主要也是說這個清真寺在1934年12月10日被交給了博物館管理部門，並將展出拜佔庭時代的文物。這個報導的末尾有一句話很有意思：「美國專家暫時完成了其研究工作，已經回國。未來他可能還會再來。他的研究跟我們要建立的博物館之間沒有關係。」
1939年的時候，土耳其的博物館學家委員會提出了另一種解釋：「聖索菲亞，作為拜佔庭的教堂和奧斯曼的清真寺，都是建築學上的傑作……土耳其人對這座建築的身份的打斷是如此徹底和完整，以至於就像人們曾經把它視為一座教堂一樣，也有更多的人把它定義為一座清真寺。因此，土耳其共和國決定把這座建築變成一個博物館，目的是把它獻給全人類……」這個在變成博物館近五年之後的解釋，更多地是一種事後賦予它的歷史記憶，也就是把它中立化、普世化，而前述國際政治的考量是不能被公開拿出來說的。今天反對把聖索菲亞博物館變回清真寺的人，也還是在強調這一點，即它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是伊斯蘭與基督教之間和平的象徵。或許也可以推斷，今天的世俗主義者賦予聖索菲亞博物館的各種現代主義的世俗化、現代化之類的意義，應該是土耳其國內外的人們後續不斷添加進來的。
《伊斯坦堡: 一座城市的記憶》（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何佩樺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
1930年代的土耳其共和國，離奧斯曼帝國還不遠，的確還在各個方面與自身的過去進行鬥爭。除了向巴爾幹國家做某種政治姿態，從歷史記憶的角度看，如果說改成博物館在最初還有什麼意義，我寧可認為那主要是一種「去奧斯曼化」。被奧斯曼徵服的拜佔庭時代留下來的建築（包括奧斯曼帝國本身的建築），被變成博物館的有很多，這麼做跟宗教和世俗化的關係可能並不太大。
當然，博物館化所代表的、被不斷解釋出來的文化多元主義的聲音也同樣存在，論證也不斷深化。一是，對奧斯曼帝國的追憶，也不只是關於軍事的徵服和勝利或宗教的榮耀，也有強調奧斯曼帝國的寬容和世界主義的；二是伊斯坦堡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在參與歐洲文化活動的時候，也會刻意強調自身的寬容和世界主義，比如，2009年聖索菲亞大教堂穹頂上被發現的天使頭像被打開和修復，以供遊人參觀，就是一個好的姿態，伊斯坦堡也在2010年被認定為「歐洲文化之都」。
教堂巨大的穹頂在公元558年的一次地震中崩塌，建築師伊西多爾的侄子小伊西多爾對穹頂進行修復，在修復中，他略微縮小了穹頂的寬度，但增加了6米的高度，使其更加陡峭。
4
博物館改回清真寺：
人民的訴求，還是政治的把戲？
後世添加的多重意義，並不只是世俗主義者的意願和實踐，也有反對者的塑造。土耳其共和國將聖索菲亞清真寺變成博物館，這個舉動對普通的土耳其人來說，也不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反對者幾乎在同時也出現了，因為博物館的出現打斷了近五百年的歷史習慣與記憶，亦即聖索菲亞清真寺是徵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打造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對異教徒和異民族的勝利的象徵，而將清真寺變成博物館，像是土耳其人自己反對自己，其功能和象徵意義自然也就淡化和改變了。好在土耳其在早期就跟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交換，留在土耳其國內的希臘東正教徒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可能也是土耳其一直以來還沒有因為歷史記憶之爭而出現印度那種宗教衝突的原因吧。
關於奧斯曼帝國的榮耀的記憶不會消失。自聖索菲亞清真寺被變成博物館以來，呼籲其恢復成清真寺的聲音就沒有斷過。只不過其影響長期以來並不大。有一些特殊的時間節點會使得這種聲音變大。比如，1953年的時候，是徵服君士坦丁堡500周年，各種聲音就變大了。1957年5月29日，有一個青年學生因為批評阿亞索菲亞被變成博物館而被捕。198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一些輕微的舉動。1985年，伊斯坦堡歷史古城被列為世界遺產名錄，聖索菲亞博物館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1991年的時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布這一年是土耳其古代著名詩人Yunus Emre誕辰750周年，聖索菲亞博物館被選為紀念性宗教劇的演出場所，選擇這裡的理由是聖索菲亞博物館符合Yunus Emre倡導的寬容精神，也正是在此期間，有一些土耳其人在聖索菲亞前面打出來要求把這兒恢復成清真寺的口號。在那不久後，土耳其政府決定開放聖索菲亞的一小部分供禮拜，其宣禮塔也開始播放伊斯蘭的宣禮。2012年，地方保護委員會同意重建聖索菲亞宗教學校，其理由是為博物館的管理提供服務，不過，據研究，這個理由其實非常牽強。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聖索菲亞大教堂內發言。
要求把聖索菲亞博物館全部開放為清真寺的訴求一直在穩步推進。在土耳其，叫聖索菲亞的教堂不止一處，其他地方的幾座聖索菲亞教堂，要麼也是長期作為博物館使用，要麼已經廢棄不用，但近些年來，這些聖索菲亞都已經變成了清真寺。2019年11月，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伊斯坦堡法提赫區的拜佔庭式建築卡裡耶博物館（又名科拉教堂）變成了清真寺。土耳其歷史遺蹟與環境保護協會，多次以不同形式要求把伊斯坦堡的聖索菲亞博物館變回清真寺。2015年，有一千多人在聖索菲亞博物館前舉行示威，要求恢復清真寺。這次，2020年7月，也是因為土耳其歷史遺蹟與環境保護協會的要求，土耳其最高行政法院就此舉行了聽證會，最終的結果現在是眾所周知的了。
至於正義與發展黨的立場，雖然它被外人說成是伊斯蘭主義政黨，但它自認是追求保守主義民主的政黨，恢復清真寺並不是其主要的關注和議程。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AKP的重要領導人布倫特·阿仁赤（Bulent Arnc），他一向以保守立場而聞名，2012年，在聖索菲亞舉行的一個儀式上，他就公開表達了把聖索菲亞博物館變回清真寺的主張。埃爾多安本人在這個問題上最初並未明確立場，甚至還不支持這麼做。但埃爾多安是一個精明的政客，做事說話都很會算計。自2019年以來，他的主張才變得明確。其原因主要當然是政治性的，本文開頭已經講過了。在實用主義的措施不夠用的時候，具有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就要登場了。
恢復清真寺的理由，應該主要不是宗教本身的，因為有人算過，伊斯坦堡根本就不缺清真寺，聖索菲亞博物館對面的藍色清真寺根本沒有多少人去做禮拜。所以，其理由也只能是政治的，或者具體說是利用宗教情感和歷史記憶的政治操作。從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說，恢復清真寺代表的就是徵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所欲保留的那個歷史記憶，也就是土耳其-穆斯林相對於西方-基督徒的勝利，在當代，對這種勝利的招魂和紀念，就是迎合宗教-民族主義的政治主張和操控。
埃爾多安是最擅於把自身嫁接到帝國記憶之中的演講高手，他在今年5月29日的「徵服紀念日」講話中說：「我們要留下一個讓我們的祖先法提赫（穆罕默德二世）滿意的土耳其。」這就是其慣常的對宗教的、帝國的歷史記憶的強調、突出和利用。雖然很難說這種宗教-民族主義的政治操控最終能有多大效果，但它畢竟是一張可以打的牌，而且，埃爾多安手裡的牌也不多了，甚至有土耳其人說，這是他能對世俗主義開的最後一槍。
伊斯坦堡街景。攝影 昝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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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與世俗化：
作為意識形態和權力鬥爭的世俗主義
恢復清真寺的訴求步步緊逼，直至取得今天的「勝利」，也反映出土耳其在凱末爾之後的歷史性變化。如果說有主流民意，光看一看民調數據就能明白，據說超過70%的土耳其人支持把聖索菲亞博物館變成清真寺。而在今天的土耳其輿論環境下，公開表達反對之聲也愈來愈不容易，當然，外國人除外，但外界的反對之聲，或許恰恰是土耳其國內政治所需要的。
一旦出現類似的事情，一般的分析總喜歡從世俗主義、現代化的角度來討論。似乎只要是跟穆斯林的宗教符號有關的東西，都可以被任意地打上伊斯蘭主義的標籤，而後就被認定為「倒行逆施」。凱末爾和埃爾多安往往被放在兩個極端上看待，前者是世俗的、進步的、開明的，後者是宗教化的、倒退的、反動的。殊不知，在土耳其，大部分人並不這麼看。
我這麼說不是想否定凱末爾主義，更不是要讚美「埃爾多安主義」，而是希望強調相關問題的複雜性。20世紀晚期以來，隨著世界範圍內宗教復興運動的發展，與現代化理論密切相關的世俗化理論，已經被很多的社會科學家認為是成問題的。當年闡述世俗化理論的著名代表、當代美國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彼得·伯格，在1999年曾說：「由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寬鬆地標籤為『世俗化理論』的所有著述，在本質上都是錯誤的。」對凱末爾主義及其世俗主義的批判，在今天的土耳其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不只是伊斯蘭主義批判凱末爾主義，更重要的是還有後現代主義，而伊斯蘭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往往也是關係密切。
伊斯坦堡街景。圖源：帕慕克著《伊斯坦堡》
一般認為，土耳其的世俗主義模式，是其西方化或學習法國的結果。不過，筆者認為，這可能過分強調了它的西方性或法國性；實際上，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制、更早的先知及四大哈裡發之後的哈裡發制，都是有世俗特性的體制，是世俗統治者把宗教勢力納入體制並管理之的一種安排。這正是伊斯蘭原教旨派一直批判的，在他們看來，過去的哈裡發國家不是理想的伊斯蘭國，現在的這些穆斯林國家更不是，都是世俗統治者利用和控制伊斯蘭教，為的是強化自身合法性。
土耳其共和國走的貌似是法國模式，但其實並不是簡單模仿，而是有奧斯曼體制的延續，甚至是整個遜尼派哈裡發體系的延續。所不同的，就是革了舊政權的命，廢除了蘇丹制，走向了共和制；廢除了哈裡發，同時，政權的合法性來源也改了，是由宗教的變成了世俗的。宗教的不是沒有了，而是被儘可能地從公共領域中清除掉了，換上了共和國的那套從西方學來的東西，但對宗教的控制和利用沒有變。此外，在民間，在人的層面上，宗教淪為私人的了，就是成了個人的私德。
這當然是權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是帝國末期的西式學校，尤其是軍校培養出來的世俗主義少壯派，在奧斯曼帝國末期奪取了權力。而這些新派人士把這個過程說成是進步主義的、現代主義的，這就遮蔽了權力鬥爭和「階級/階層鬥爭」的因素。
對相信這套世俗主義意識形態的人來說，當然沒有問題，革命總是要造就自我的神聖性，否則，只有權力鬥爭該是多麼難看。當然，大部分人經過現代教育和意識形態洗禮之後，就是相信這套東西的，畢竟這背後有一個壓倒性的被建構出來的西方現代社會與世俗文明。從而，新政權和舊政權，就必然被說成是從頭到腳都是不同的——舊政權肯定是落後的、腐朽的、封建的、皇權的；共和國就是初生的太陽，是先進的、進步的、開明的、為了人民或民族的。
但實際上，革命派也把舊的很多東西改了個新潮的名字，繼續用著。在這個過程中，世俗主義就成了一個進步的東西，一個美好的東西，就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維護新政權的利益與合法性的意識形態。當然，有些東西確實是新的，比如共和制以及西方舶來的觀念，但並不都是全新的。
《現代國家與民族建構: 20世紀前期土耳其民族主義研究》昝濤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8月
對新政權不滿的人，開始的時候還有各種不服與反叛，但很快就被鎮壓或者收服了。那些不低頭的，也只能轉入地下或在監獄裡。等到凱末爾去世，政治多元化，這些東西自然就會出來。但是，凱末爾主義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塑造了一個新的階層，是這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也是這種意識形態的擁躉。
而政治開放之後，那些對現實不滿的人及其後代，也擁有了新的政治空間，並且能夠把舊的武器（比如伊斯蘭）拿起來，然後結合新的東西進行鬥爭，新的東西裡面很重要的就是自由主義、左翼，同時也有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這些東西都是很對批判現實的胃口，也就是說，能夠批判世俗主義者所代表的那個巨大的壟斷利益集團，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和政客們，不斷揭示這個集團搞政治專制、經濟壟斷的本質，然後就戳穿世俗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偽與空洞，說它背離了本民族的最重要的真正的價值（也就是伊斯蘭），也傷害了民族性。說到底，在一個99%的人口是都是穆斯林的國家與社會，如何安放與宗教/信仰有關的精神和靈魂？凱末爾主義的激進世俗主義肯定不是長久之計。這是土耳其圍繞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特點。
但背後是什麼呢？當然是被舊體制邊緣化的人，他們在1980年代以來全球化時代的私有經濟發展起來後，他們被稱為安納託利亞「小老虎」，他們成了新中產階層，他們要尋求政治權力。所以，這裡面有階層鬥爭、利益鬥爭的因素。但鬥爭是全面的，也包括了意識形態。
後來，這個新階層及其盟友贏了政權，這就是埃爾多安和他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他們代表的是穆斯林兄弟會（MB）的土耳其道路。但這一派人成長和發展的環境，還是一個建立在凱末爾主義基礎上的土耳其，還有世俗主義的制衡，所以，凱末爾主義及其世俗主義仍然是他們活動的大框架。土耳其還沒有形成穩定成熟的兩黨制，但能夠看出各政黨之間分野的縮小，尤其是在對伊斯蘭傳統和文化方面，激進世俗主義已經沒有市場了。傳統的世俗與宗教之爭，其性質也在發生變化。在意識形態上，土耳其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整體上還是溫和的，是很實用主義的，還看不出走伊朗那種教權國家道路的苗頭。
因而，在上述意義上，聖索菲亞博物館被改成清真寺，雖然可以部分地被視為土耳其政治伊斯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動作，但這很難被直接說成是世俗主義的倒退。也就是說，它和宗教本身的關係並不太大，更多地是現實政治對帝國歷史記憶的操控，目的是服務於當下土耳其國內的權力政治。
伊斯坦堡。圖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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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奧斯曼主義」：
一種被外人誇大的政治野心
除了內政，博物館改清真寺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外界尤其是西方對當下這個土耳其執政集團的印象，必然會更加負面。加上土耳其在賽普勒斯、敘利亞、利比亞、東地中海和難民危機等問題上表現出日益強硬和進取的姿態，其與歐洲國家之間的齟齬只會不斷增加。但這主要不是什麼「文明的衝突」的問題，而更多地是地緣政治的問題，也是反抗西方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的問題。而土耳其則被外界解讀為要復興奧斯曼帝國，這就是所謂「新奧斯曼主義」的問題。
歷史地看，這是土耳其在新條件下的一種自我調整。實際上，土耳其自冷戰末期以來就在尋找新的國家定位，它原來是美國陣營抵禦蘇聯的前哨，冷戰的結束使土耳其失去了這樣的地位。而且，隨著深度融入全球化，土耳其成為重要的出口導向型國家，需要周邊國家的原材料與市場，這樣，土耳其當然越來越重視周邊國家尤其是中東穆斯林國家，也包括巴爾幹地區。由於這些地方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因而這些戰略和政策導向早在上個世紀末就在土耳其國內被冠以「新奧斯曼主義」之名。
不過，「新奧斯曼主義」這個說法被西方叫得更響，是在21世紀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上臺以後。我對此也寫過文章，基本的看法總結出來就是：
（1）21世紀的所謂「新奧斯曼主義」，是繼承自冷戰末期以來的厄扎爾的遺產；
（2）它並不是土耳其自我標榜的意識形態或主張，更多是外人的一種概括；
（3）土耳其之外的人，一般關注的是其在周邊地區的積極的外交和軍事活動，將其過度解釋為一種土耳其要恢復奧斯曼帝國的野心；
（4）土耳其對外的積極姿態有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更加關注穆斯林世界，這是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要成為穆斯林世界領頭羊的一種雄心。穆斯林世界也是其所謂「軟實力」能夠覆蓋的地區，因而跟宗教有關的敏感話題是這些年土耳其有意識操控的，比如巴勒斯坦問題、耶路撒冷問題、羅興亞問題、歐洲難民問題等等，這些都使得一些人判斷土耳其在走疏遠西方、回歸伊斯蘭的道路，而我認為這是土耳其的多邊主義，是土耳其擺脫向西方「一邊倒」、謀求其地區大國地位的正常表現；
（5）在土耳其國內，它主要表現為對奧斯曼帝國極盛時代的懷念與肯定，尤其是要彰顯其勝利、偉大和榮耀，期望和煽動當代土耳其人能夠以此為榮，在精神上恢復那種狀態，包括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一些保守主義的舉動，比如頭巾問題，領導人更多使用宗教話語進行政治動員，等等。這些現象更加深了人們對土耳其所謂「伊斯蘭化」、復興奧斯曼帝國的印象，但目前這仍局限於社會文化和價值觀領域。
伊斯坦堡Taksim廣場上的共和國紀念碑。攝影 昝濤
21世紀有一個很重要的全球性現象，即所謂新興經濟體的勃興。土耳其也是一個重要的新興經濟體。這些新興經濟體挑戰了西方主導的世界市場和國際秩序，當然，這個挑戰也並非一帆風順，目前看甚至困難重重。在土耳其國內，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版本，甚至還因為諸多分歧而難以定稿。但對一個有著豐富的歷史資源，又與周邊齟齬不斷的國家來說，土耳其的故事裡最方便引用的就是偉大的過去及其記憶，所以，這個故事的主旋律就是對偉大過去的復興。對外部來說，理解一個如此野心勃勃的土耳其，最方便的參照當然也是對過去的記憶。所以，「新奧斯曼主義」無非是貼在土耳其式偉大復興身上的一個方便的標籤罷了。
未來很難預測。圍繞聖索菲亞的爭議所折射出的，主要是現代土耳其民族在身份和定位上的歷史性變化與矛盾性，是變化了的土耳其現實政治對歷史記憶的操控，是危機四伏的政客們撈取資本的把戲，也是西方文化帝國主義不斷尋找素材、製造「他者」的慣常伎倆。當然，若說這些舉動是土耳其欲復興奧斯曼帝國，則不只是高估了這些人，也大大低估了奧斯曼帝國遺產的複雜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昝濤；編輯：徐偉；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