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建議稿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之所以認為這是一個重要命題，是考慮到以下幾重因素：1、「中華文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以來黨的文獻中第一次出現。這裡沒使用「中國文化」，也沒使用在黨的文獻中最流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一概念。為什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對內的概念，顯示這個文化內部有精華和糟粕之分，而「中華文化」則主要是一個強調整體性的概念。2、我個人認為，中華文化包含的地域更廣，而且主要是一個和西方文化相對應的概念。所謂提升影響力主要指的是和西方文化的比重問題、比例問題。這裡指的是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如何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問題。3、提升影響力的途徑多種多樣，比如提高綜合國力的問題，一般說來，中華文化的國際地位取決於中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但現在的問題是，目前中華文化的國際地位與中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並不匹配，譬如說，美式文化的國際地位是與美國綜合國力的國際地位就是匹配的，所以，中國上層和民間各方都對此比較憂慮，這也可能是此次建議稿突出此一問題的主要考慮。4、如何改變這種不匹配的狀況？加大與西方文化的對話力度是途徑之一，而西方文化的核心是自由主義，當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是自由主義。對話當然需要時機，需要機會，西方在繁榮時期可能不大情願對話，而新冠疫情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因為西方疫情失控的本質是以個人權利至上為核心理念的自由主義的一個必然結果。
眼下，中國之外世界疫情的蔓延仍未出現拐點。不僅沒出現拐點，反而在加速惡化，甚至已經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截至2020年12月13日晚，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2600000例，死亡1620000例，美國累計確診16700000例，死亡306000例。而與此同時，中國已全面復工、全面開學，整個社會秩序已完全恢復。而且整個東亞地區也均已控制住了疫情，不僅如此，處在西方的華人的染病率均比較低。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文化在防疫中、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中的作用問題。
本人認為，這次新冠疫情極大地凸現了「文化」的作用，其中疫情對自由主義提出的質疑可能最為深刻。
1、個人權利至上與公共衛生危機的尖銳衝突
自由主義的許多原則在這次疫情中均受到了嚴重挑戰，其中，最受挑戰的是個人權利至上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原則。這一原則可以說遭遇到了自它誕生以來最致命最嚴峻的威脅、乃至毀滅性的威脅。
個人權利至上在一般社會治理上儘管也有問題，但並不致命，但在公共衛生危機特別是重大疫情、烈性傳染病發生時，尤其是在沒有特效藥物、防控仍是唯一有效手段背景下，問題就來了。在這樣的時刻，是個人權利至上還是公共利益、群體利益至上？本應該是不言而喻的。譬如：應不應戴口罩的問題？能不能隨意上街的問題？是否必須禁足在家的問題？要不要保持社交距離的問題？等等。在我們看來，這些都是勿須討論的問題。而在奉行個人權利至上原則的人看來，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隨意出門上街的自由、參加各種群體聚會的自由、周末去海邊放鬆的自由等等，其背後的邏輯是：我有得病的自由、有被感染的自由，乃至我有死的自由。是的，你可以有這些自由包括死的自由，但問題在於：當你選擇死而不連累別人的時候，這純粹是你的個人權利，但現在面對的是一傳十、十傳百的烈性傳染病，烈性瘟疫，有可能在你死之前你已成為一個傳染源了！所以，你死的自由也必須受到限制。個人至上與公共衛生危機的防控就這樣產生了嚴重衝突。在個人權利至上原則與人類生存發生尖銳衝突時，乃至二者必居其一時，究竟要放棄什麼，答案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與個人權利至上的原則相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是一種「克己」的文化、「自律」的文化、「慎獨」的文化、「自我管控」的文化，不要說在非常時期，即使在平時，中國文化環境中的個人，佔主流地位的價值觀也是奉行他人優先、共同體第一，無論這個共同體是家庭、家族、集體、社會、國家，還是所謂的「天下」。這種佔主流地位的「先集體後個人」的文化，固然也有很多深刻的弊端與缺陷，譬如公權力泛濫而得不到有效制約等等，但它在防控公共衛生危機時，卻有不容抹煞的巨大積極意義。
2、老年人的生存權利與中青年人的生存權利的衝突與平衡問題
本次疫情還在西方蔓延之初，有些國家就提出了所謂「群體免疫」的主張，而從結果上看，「群體免疫」的實質是放棄防控，是讓人們自生自滅，鑑於這次疫情的特點，特別是鑑於本次抗疫對人自身免疫力的依賴，這一主張實際上是讓老人們先死，而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請看美國9月16日的數據：死亡：18.3萬；65-74歲：39129；74-84歲：48136；85歲及以上：56525；總計65歲以上死亡：143790。所以，「群體免疫」的直接後果，就是對老年人、殘疾人、病人乃至兒童等弱勢群體的無情拋棄。
與西方相反，中國是一種重老文化、敬老文化，在重大災難重大危機來臨時，讓中國人放棄老人自己逃生，這是無法接受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中國人最重要的處世哲學。
群體免疫主張可以說最深刻的暴露了自由主義的本質。自由主義是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是它的信條。這是一種強者哲學，叢林法則。中國人奉行的是弱者哲學，弱者優先。在中國人看來，所有的生命都是等價的，如果說不等價的話，也是兒童的生命和老人的生命是同等重要的，而成年人的生命則認為相對較輕。所以，中國人的戰疫主張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兩個至上背後的預設是，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等價的。兩相比較，哪一種更人道？更值得提倡？更能成為普遍價值？難道還應該再討論嗎？
3、「看不見的手」的自發調節與國家民族的重大需求的矛盾。當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發生時，國家意志當然要貫徹，甚至連計劃經濟的手段也有可能被使用
水往低處流，利往高處走，資本的邏輯則是逃離危機，逃離疫區，逃離災難，資本絕對不鍾情於危機，鍾情於災難，鍾情於疫區。這說明用看不見的手來抗疫也是有較大問題的。頻繁出現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正在呼喚有為政府的出現。
這次中國很快控制住了疫情，實際上為有為政府提供了範例。而中國這個有為政府的背後，凸顯的也同樣是文化的作用：中國國民政治文化中歷來存在的「信任中央政府」的心理。據2020年7月25日電，美國知名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信任度調查顯示，中國民眾對本國政府信任度達95%，而且，多年來，國內外有關機構的相關調查，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從來沒有低於90%。這樣一種心理，是中國政府強大的危機處置動員能力的文化心理基礎。
中國這次對疫情的迅速成功的處置，更是極大地擴大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命題的內涵。人們一般對「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從積極的意義上去理解的，比如取得某項建設成就、完成某種特殊重大工程等等。事實上，大的危機也同樣是「大事」，處理這種「大事」的能力也從另一個角度凸顯了中國治理體系的優勢，在某種意義上，處理這種「大事」即大危機的能力比積極的建設能力來得還要重要。這種能力的文化基礎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觀念，在「多方有難」的情況下，這種觀念就會轉化為全民「共克時艱」的呼聲，此次武漢抗疫保衛戰就是如此！
總之，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處一樣，新冠疫情也使中華文化、中國制度的長項和優勢顯露無遺，我們應該緊緊抓住這一機遇，深度開展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深度對話，在整個世界上彰顯中華文化和中國價值的巨大優勢和意義，從而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範式！
【來源：山東省文化和旅遊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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