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溥心畬（1896-1963），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北京人，滿族，清恭親王奕之孫。畫工山水、兼擅人物、花卉及書法，與張大千有「南張北溥」之譽。相對於傳統畫派的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音同「餘」）是一個稍顯黯淡的名字——而事實上，這個名字自有其難以遮蔽的光芒。作為曾經的滿清貴胄，他歷經清室傾覆、民國成立、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由王孫變平民，由北京至臺灣。在他的文學與書畫創作中，也表現出時代變局與文化更迭之下，那份滄桑與悲涼的況味，被稱作「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的王孫畫家。聰穎早慧，才高多藝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溥心畬出生於北京恭王府。他的祖父是在清廷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恭親王奕，父親載瀅是奕的次子。出生第三日，光緒皇帝賜名「溥儒」，語出《論語》中孔子對子夏的教誨：「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溥心畬聰穎早慧、才高多藝。4歲學習書法，6歲啟蒙，習讀《論語》《孟子》，7歲學作詩。8歲那年，溥心畬在慈禧太后壽誕之日，獻上一副五言祝壽聯，聯句文雅得體，用典妥帖，深得太后歡心，此後「本朝神童」之名不脛而走。10歲時，他開始學習滿文、英文和數學，之後學作策論、經史一類的作文，同時勤練騎射功夫。在其後隱居戒壇寺和頤和園的日子，時常露一手「山間射雉、水上獵鳧」的功夫，據傳還有「背向牆壁，縱身而上」的輕功，顯得高深而神秘。文事方面，溥心畬的學習更為勤勉。每日黎明便開始掌燈讀書，日出後赴貴胄法政學堂上課，放學歸家，再於燈下讀到半夜。無分寒暑，終年如此。在有些溥心畬年譜中，有他「入宮甄選皇帝，未中選」的記載。據傳，選皇帝那年溥心畬14歲，和溥儀、大阿哥等一同接受慈禧的遴選。在太后面前，溥心畬突然大哭起來。太后問他何故？他說：「我想家了。」老太后心中不悅，揮令他趕快退下。而溥心畬的家人則欣喜若狂，他們深知慈禧的陰毒狠辣，欣慰其哭失了皇帝，卻撿回了性命。這些坊間傳聞充滿了傳奇性，但真實性卻引人懷疑。不僅溥心畬生前從未提過此事，而且以他的庶出身份，也不大可能成為皇位的候選人。儘管沒有登上帝位，他仍然沒有逃脫被歷史巨流裹挾衝刷的命運。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政權岌岌可危。溥心畬的兄長溥偉和朝中親貴組成宗社黨，對抗燎原的革命力量和專橫的袁世凱。沒想到被袁世凱先下手為強，派兵夜圍恭王府。溥心畬的生母項夫人帶著他和弟弟溥僡（音同「惠」）從花園草叢旁的狗洞逃出，在二旗村居住了一段時間後，遷到了西山的戒壇寺。戒壇寺建於唐高祖李淵時代，溥心畬出生前10年左右，一再被慈禧太后排擠的恭親王，經常避居在此，以收集詩書字畫消磨歲月。寺中的牡丹院雖不比王府豪華，但花圃假山俱全，環境幽雅，很適合靜修和讀書。1917年，溥心畬與前陝甘總督多羅特·升允的女兒羅清媛在青島完婚。羅夫人身材矮胖，面容不算姣好，操一口地道的陝西方言，對聽慣了京片子的溥心畬來說很是彆扭。這位官家小姐憨厚有餘，卻幹練不足，談到持家就更茫無頭緒。與她相比，側室李墨雲卻很懂得精打細算。羅氏死後她成為名副其實的女主人，把溥心畬當作「搖錢樹」，不停催促他作畫，後來更將所有印章據為己有，大小事宜都由她主掌。晚年家庭生活的不如意，讓這位落魄王孫噓唏不已，他寫了很多悼亡詩詞，回首前塵，才體會到夫妻之情歷久彌芳。
借古人的枝幹，嫁接自己的特質在戒壇寺隱居期間，溥心畬自號「西山逸士」，過著「樂志琴書，心懷遐舉，與世無競，與人無爭」的生活。戒壇寺四周遍植松樹，溥心畬想描摹這些松樹的形態，結果卻畫得頗為零亂，於是找出所藏唐宋元明的古畫揣摩比較，有時臨摹一陣，然後再重新對樹寫生。在蔡耀慶看來，這種「無師自學」的習畫過程決定了溥心畬的繪畫風格：「他的學畫過程不是來自老師手把手的教學，也不是在畫院裡接受專業的訓練。他依靠的是用眼睛去『看』，既觀賞外在的自然風景與生活環境，也追摹不同流派的繪畫特質。」隱居西山的溥心畬，表面上過著超脫世外的悠遊生活，但故園舊人仍不時在腦海縈繞。1924年，溥心畬攜家人重返闊別十餘年的恭王府。此前，兄長溥偉為籌措復闢所需軍餉，將王府典當給西洋教會。溥心畬與教會百般交涉，令其歸還了王府後半部分的萃錦園，隨即遷入園中，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一家人為躲避戰亂搬到圓明園。在萃錦園中，溥心畬埋首創作，對客揮毫。閒暇時常在大戲樓中粉墨登場，自娛娛客，寄託舊王孫的幽懷。每逢海棠花季，就在夜間宴請遺老和文士，宮燈下賞花吟詩，有時一夜飲盡數缸美酒，不醉不休。回到北京的生活圈後，溥心畬與眾多畫家名流切磋交遊，數年之間畫藝大進。1925年，溥心畬和幾位宗室書畫家，創立了「松風畫會」。溥心畬並不常參加集會，但只要他一到，氣氛立刻不同。無論分析繪畫，敘述士林掌故，乃至彈古琴、奏三弦，無不妙趣橫生，引人入勝。1926年，溥心畬在春華樓初識張大千。這一頓飯，溥心畬談笑風生，吃得酣暢淋漓。二人不但同好美食，吃東西時更是不拘形跡，任憑桌上一片狼藉。張大千覺得溥心畬待人誠懇，毫無王孫驕氣。兩人的交誼從此日益深厚，經常相互在各自的冊頁上補景題詩。時人於是將二人並稱為「南張北溥」。畫家于非闇曾這樣描述兩人的風格：「張八爺是寫狀野逸的，溥二爺是圖繪華貴的，論入手，二爺高於八爺；論風流，八爺未必不如二爺。」臺北歷史博物館展覽組組長蔡耀慶認為，就畫作面目而言，溥心畬確實缺乏「創造力」。但他並不是單純的臨古摹古，而是將古畫中的元素翻選出來，重新安排畫面，「是借古人的枝幹，嫁接自身的特質，而後開出不同的花朵」。因此，與其說他守舊，不如說是承襲著傳統的脈絡，守護著一種文人的堅持。正像溥心畬自己所說的，「借古人骨架，發揮自我筆墨、精神，正是國畫的特點。」
悲秋、思鄉、懷人1949年秋冬時節，溥心畬一家幾經輾轉來到臺灣。當時的臺灣經濟蕭條，單靠筆耕難以維生。當局有意聘請他擔任「國策顧問」「考試委員」等職務，溥心畬卻以「不事二朝」之義，委婉拒絕。在他心中，與「義」不相牴觸的公職只有教職，於是經由教育家黃君璧的引薦，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繪畫。到了上課的日子，溥心畬有時會迷路，坐著三輪車在校內兜圈子卻找不到教室；有時候丟了課表，弄不清開學和上課的時間。三催四請後，大師終於來了，在畫桌前的椅子上盤腿而坐，手揮摺扇，啜著香茗，不講理論，提筆便畫。讓學生先讀四書五經，練好書法，人品端正後不學自能。像當年赴臺的許多人一樣，溥心畬認為不久即可重返故園，無奈歲月蹉跎，北歸無望。悲秋、思鄉、懷人，成了溥心畬固定不變的情緒周期。隨著年歲日增，他的書畫文學中越來越多念舊憶往的色彩。故妻、故友、早年的弟子，時時在念；故鄉、故園乃至江南舊遊之地，都成了他一再描繪的題材。晚年溥心畬的筆下，常常出現各種鬼神精怪的身影。每至端陽，他常常一日中揮灑出數幅鍾馗，除了鎮邪祈福之用，「也以鍾馗驅鬼暗喻對時局社會的不滿」，蔡耀慶解釋道：「遇到看不慣的事情，心中忿忿不平，他就將自己想像為鍾馗，驅趕那些惱人的小鬼。」畫中的鐘馗，或是佇立江畔遙望遠山；或是騎驢行走在崎嶇的山路；或是高踞松樹上；或是怒容滿面，摩拳擦掌，卻不得不止步收劍，一腔憂憤無處傾吐。從這些難以計數的鐘馗像中，可以看到溥心畬晚年複雜而曲折的思想情感。在蔡耀慶看來，末代王孫身份決定了溥心畬一生都在矛盾與衝突中翻轉，因此，「他需要藉助畫作來抒發心性，塑造一個安身立命的空間。」如此再看溥心畬對於傳統筆墨的堅守，就不再是一種迂闊腐儒的偏執，而是一種遺民孤高情緒的展露。他平生怨恨國民黨，每逢遇到唱國歌，向國旗、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的場合，他都離席退場，待禮畢後才出來。舊朝往事已煙消雲散，溥心畬惟有在紙上的山水空間中，才能重溫那些寄寓在高山流水、松鶴茅屋裡的依稀舊夢。晚年的溥心畬喪失聽力，卻始終不接受西醫治療，最終被診斷為淋巴腺癌，在家人親朋的反覆勸說下住進臺北榮民總醫院，接受放射治療。1963年11月，溥心畬在臺灣病逝，享年68歲。「中國文人畫的最後一筆」，遂成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