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產生了大量新的漢字形體，一字多樣、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現象十分普遍，這從客觀上促進了字樣學的發展，同時也為字樣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西漢末年，佛教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其中包括對漢語、漢字的影響。佛教的傳播離不開佛經的翻譯，而佛經的翻譯在當時得到了高度重視。
據唐代智升《開元釋教錄》所載，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譯各類佛教典籍總計2278部、7046卷。佛教的傳播同樣離不開佛經的傳抄。佛經一經譯出即輾轉傳抄，廣為流布。人們把翻譯出來的佛經寫在紙上、刻在石上，以此來表達對佛教的虔誠。由於抄寫的佛經數量眾多，加之當時使用漢字缺乏統一規範，篆、隸、行、草、楷各種字體交雜使用，人們抄寫出來的佛經字體風格各異，訛字、俗字、別字眾多。許多佛經經過不同時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傳抄後，變得面目迥然、異文林立。但這些變化與差異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漢字的存在形態與使用面貌，對漢字研究具有極高的價值。正如佛教的傳入為中華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樣，佛經的翻譯與傳抄也為漢字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影響深遠，可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致使漢字的數量大幅度增加。據統計，《說文》收字9353個，《字林》收字12824個，《原本玉篇》收字16917個，《龍龕手鏡》收字26430個，《宋本玉篇》收字22726個，《廣韻》收字26194個，《類篇》收字31319個，《集韻》收字53525個，《改並五音類聚四聲篇海》收字35189個，《字彙》收字33179個，《字彙補》收字12371個，《正字通》收字33549個，《康熙字典》收字47035個。中國古代字韻書不斷在增加字，這些新增的字從哪裡來呢？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漢文佛典。從《說文》到《原本玉篇》，漢字增加了近8000個；從《原本玉篇》到《龍龕手鏡》，漢字增加了近1萬個；從《龍龕手鏡》到《集韻》，漢字增加了2.7萬個；從《集韻》到《康熙字典》，沒有增加，還減少了一些。這表明，古代字韻書中漢字數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東漢末年至宋代。我們知道，從東漢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獻翻譯傳抄十分頻繁的時期，字韻書恰好在這一段時期增字較多，從《字林》12824個到《集韻》53525個，增加的字多達4萬個。此後，到清代《康熙字典》，字書中的漢字數量反倒沒有增加。東漢末年至宋代，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產生了大量的字，這些字不斷被字韻書收錄，從而使得字韻書的字數大增。如「傘」、「咒」、「薩」、「塔」、「魔」、「柺」、「僧」、「唵」、「吽」、「伽」、「梵」等字都是在翻譯或傳抄佛經時創造的，後為字書收錄。宋代之後，佛經的翻譯基本停滯，佛經的傳抄也不盛行了，加之印刷術的發展，刻本文獻增多，寫本文獻減少，漢字的數量也就沒有大的變化了。可以這麼說，佛經的翻譯與傳抄，改變了漢字數量在上古時期形成的基本格局，使得漢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數量上有了飛躍式發展，奠定了後世漢字在數量上的新格局。
二、致使漢字的類型更加多樣。漢字的類型可以從多個角度歸納。從漢字的使用角度看，佛經翻譯與傳抄致使漢字的類型豐富多樣，不僅有一般意義上新造的漢字，如「凹」、「凸」、「寨」、「痶」等，也有為了對音梵文、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譯音字、特殊譯音字、咒語字、真言字、切身字，如「嘛」、「唎」、「呢」、「袈」、「裟」等。在漢字發展史上，大規模地出現譯音字是從翻譯佛經開始的，而「切身字」、「真言字」、「咒語字」則是翻譯佛經時的獨創。
三、豐富了漢字的構造理論。從古到今，人們從理論上對漢字的構造作了許多探索，在《說文》中許慎提出「六書說」，後來又有了唐蘭的「三書說」（象形、象意、形聲）、陳夢家的「三書說」（象形、假借、形聲）、裘錫圭的「三書說」（表音、假借、形聲）等。佛經翻譯與傳播時創造出來的字絕大部分是可以用現有漢字理論解釋的。根據「六書說」，佛經中新造的「凹」、「凸」、「傘」等為象形字，新造的「挊（弄）」、「甭（棄）」等為會意字，新造的「塔」、「魔」、「皰」、「炷」等為形聲字。但是也有一些字無法用上述理論分析。佛典中有兩聲字，還有大量的類化字，這些字的結構獨特，無法很好地用現有漢字構造理論解釋，這將促使人們對漢字構造理論作進一步的思考，完善相關論述。
四、促進了漢字字樣學的發展。一字多形現象在漢字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一個字有多個形體，哪個形體是常見的，哪個形體是標準的，哪個形體是後來新造的，為了弄清這些問題，字樣之學得以興起，辨別字樣的術語也逐漸豐富起來。《說文》用「正」、「或體」、「古文」、「籀文」、「俗」等來辨別字樣。《玉篇》用「正作」、「俗作」、「或作」、「亦作」、「古文」、「籀文」等辨別字樣。到了隋唐，出現了顏師古《字樣》、顏元孫《幹祿字書》、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等專門辨別漢字字體的字樣學著作。這些著作對規範定形字體，促進文字統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說：「由中國文字學的歷史來看，《說文》《字林》以後，可以分成五大派：俗文字學、字樣學、《說文》學、古文字學、六書學。前兩派屬於近代文字學，後三派屬於古文字學，在文字學裡都是不可少的。」與古文字學、《說文》學、俗文字學、六書學等相比較，字樣學的研究相對滯後。佛經的翻譯與傳抄產生了大量新的漢字形體，一字多樣、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現象十分普遍，這從客觀上促進了字樣學的發展，同時也為字樣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玄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中有大量辨別字樣的術語，到了遼代行均《龍龕手鏡》，字樣的辨別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龍龕手鏡》辨別字樣的術語十分繁雜，有正字、俗字、通字、或體、今字、誤字、訛字、變體、俗通字、省字、今通字、籀文、古文等，至今我們還沒有發現哪本字韻中辨別字樣的術語比它收錄得多。弄清這些術語的內涵，可探查當時的正字觀，對當下漢字的整理與規範具有重要意義。
佛經的翻譯與傳抄極大地促進了漢字的發展，漢字不僅在數量上急劇增加，而且在類型、構造上日益豐富。漢字的這些變化直接推動了中國古代辭書的發展，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內涵，為當今漢字的溯源、整理與研究提供了寶貴而豐富的語料和值得借鑑的內容。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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