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出奇兵》是長徵組歌中的第四曲，其中歌詞裡這樣寫道：「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這裡是指貴州軍閥的「雙槍兵」(敵軍帶有步槍和鴉片煙槍)不堪一擊，一打就逃，紅軍乘勝急行軍，向預定目標進發。「不過，要論起「雙槍兵」四川軍閥部隊的名聲會更響，更勝一籌。
四川鴉片的種植始於清末，由於其高額的利潤所驅，不同時代的四川主政者便以此作為開拓財源之法。
道光年間，四川鴉片種植之風始熾。1858年，清政府在上海同英國、法國和美國分別籤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一海關稅則》，其中第五款規定，「向來洋藥、銅錢、米谷、登石、硝磺、白鋁等物，例皆不準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準其進口，議定每百解納稅銀30兩」。自此清政府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一時全國開始廣種嬰粟，而西南地區尤甚。
四川俗稱「天府之國」，氣候適宜，土壤肥沃，特別適合農作物的生長，嬰粟在四川種植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條件。更為重要的是，種植鴉片的利潤遠遠高於種植其他糧食的利潤。據統計，產一擔麥麵積的土地，種植小麥的利潤為6000文，而種植鴉片的利潤為11000文，幾乎是小麥利潤的兩倍。並且，四川鴉片較之於其他地方的鴉片價格稍低，由此而導致川土的市場更加廣闊，薄利多銷，驅使百姓亦願意從事鴉片的種植。
1906年川土產量為23. 8萬擔，佔全國鴉片總量的40. 7 %o」比位居第二至第五的雲南、陝西、貴州、甘肅四省的產量總和還要多2. 8萬擔。嬰粟播種面積為756. 9萬畝，約佔全省耕地面積的16.4%，大大高於全國嬰粟用地平均比重。
四川不僅是產煙大省，也是吸菸大省。四川省城市中有百分之五十男子，百分之二十女子吸菸。鄉村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男子，百分之五女子吸菸。一時之間，吸菸成為普通民眾的消遣和釋放壓力逃避現實的方式，就連親朋好友之間也以互贈煙土為時尚。就算戶主不吸食鴉片，但是若有客人來訪，也會備上煙土以供客人吸食。
鴉片泛濫，危害國計民生，有識之士均力主禁菸。民間的禁菸活動推動了政府的禁菸運動。清末新政時期，清政府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推行了較為嚴厲的禁菸的政策。四川順應禁菸的潮流，在四川總督錫良和趙爾翼的統治下，實行了嚴厲的禁菸政策。民國成立後，孫中山、袁世凱均力主張禁菸，可惜這樣的局面並沒有持續太久。
袁世凱死後，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時期，而軍閥之間相互割據、混戰不已的情況在四川尤為嚴重。四川軍閥割據混戰的局面，與當時四川所實行的「防區制」有很大關係。
「防區制」實質上是四川各派軍閥反對全省統一，抵制其他軍閥兼併，確保自己的地盤和軍事實力的一種割據形式。由於沒有一個軍閥能夠掌控整個四川，大軍閥在攻下成都，奪得名義上的四川霸主之後，對其他地方仍鞭長莫及，只能令各軍駐紮原地，劃分防區，力求暫時維持平定。年深日久，軍閥逐漸掌控了該地的各項大權，不僅在防區內提取糧炯，還幹預政事，委任官吏，預徵賦稅，導致各防區成了軍閥割據的「獨立王國」。
為了籌集軍費，軍閥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集中到了鴉片之上。四川各種大小軍閥合計有二十萬軍隊，至少每年需要軍費二千四百萬元。為籌集軍費，大小軍閥競相開煙禁，甚至強迫防區內的百姓種植嬰粟。從此鴉片就開始公開的弛禁，種植、販運、銷售和吸食也成為合法，煙土成為各軍閥互相爭奪的著力點。從川東開始至川南和川北再到川西，四川煙禍風起雲湧，此前的禁菸成果被軍閥們頃刻間化為烏有。
為了強迫農民種植嬰粟，軍閥還對堅持種糧的百姓則苛以重賦：種糧食一年，要交三年的田賦，如果第二年仍然堅持種糧不願種煙，則這一年要交五年的田賦。若第三年仍堅持種糧，則要交七年的田賦。
1934年，劉湘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打敗了劉文輝，當上了省主席，搞了個「六年禁菸計劃」。抗戰爆發，蔣介石勢力全面進人四川。為了削弱四川軍閥勢力，同時塑造抗戰領袖的形象，蔣介石在四川力主禁菸。鴉片泛濫的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遠未消除，鴉片仍然是地方勢力的重要財政來源。
直到四川解放，全國基本實現統一之後，地方勢力失去了生存的空間，在人民政府的努力之下，四川的鴉片才最終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