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日本經濟:追趕型增長的發展與問題

2020-12-22 新京報

撰文|劉慶彬

日本在戰後迅速從「發展中國家」跨入了「發達國家」行列。這是一個關於追趕型增長的經濟敘事。而理解當今日本經濟還需要回到1990年。日本經濟從那之後一度處於停滯狀態,至今復甦一波三折。整個社會的經濟預期和消費欲望都大不如前。

在過去幾年,目前已經辭職的首相安倍晉三在任職期間推出了被概括為「安倍經濟學」的一系列舉措,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以貨幣貶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力,並拉動民間投資。「安倍經濟學」在帶動產業發展的同時,實際上在內需上,並未緩解人們由來已久的「不安全感」,也並未成功刺激國內消費。

經濟學家劉慶彬在日本從事經濟研究,他的梳理讓我們看到,理解這一切還得回看日本經濟如何在戰後崛起。對於「安倍經濟學」的突破和問題他亦作出了判斷。

2020年11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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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版~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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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經濟」:從增長到停滯

二戰結束後,日本本土一片廢墟。總體來看,日本的經濟崛起之路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50-1970年間的高速發展時期。

日本的經濟主體由從前的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轉為以重工業為主。鋼鐵業、船舶製造業、機械工業、汽車製造業和電子設備產業成為工業部門的主導產業。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率高達8%,從「發展中國家」一躍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1968年,日本經濟躍居西方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

第二階段為1970-1985年間的轉型時期。

1973年爆發的石油危機,導致日本經濟陷入混亂。1974年,日本出現了戰後第一次經濟負成長,並且伴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這時期日本製造業重心再轉移,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產業因為能源效益相對較高,而急速成長。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進一步促進了日本的工業結構從強調重工業到開發高新產業領域的根本性轉變。到了70年代末期,計算機、半導體及其他技術和信息密集型產業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出口貿易在日本經濟增長中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使得貿易摩擦不斷加劇,要求日本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更注重擴大內需以拉動經濟增長的呼聲越來越高。由於兩次石油危機和貿易摩擦,日本無法維持原有的高速發展模式,經濟增長每年僅4%左右,遠低於六十年代初的9%。日本高速經濟成長時期宣告結束。

第三階段為1985-2000年間的泡沫時期。

隨著日本與其他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逐年增加,1985年9月22日被迫籤訂了廣場協議。日元迅速升值。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和日元急劇升值,一方面驅使越來越多的出口產業公司轉向海外生產;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採取擴張性財政措施並不斷降低利率以增加國內需求。量化寬鬆政策產生了過剩的流通資金,在日本興起投機熱潮,尤其在股票交易市場和土地交易市場更為明顯。短短幾年內,東京日經指數上升了180%,房地產價格暴漲。當時東京23個區的地價總和,甚至達到了可以購買美國全部國土的水平;而地價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帳面財產增加。日本人從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利潤被用來購買股票、債券、海外不動產,以及昂貴的藝術品、奢侈品等等。

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銀行局開始「總量規制」政策,「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進入長期的去槓桿時期。大量帳面資產在短短的一兩年間化為烏有,消費陷入萎縮。而由於土地價格也急速下跌,由土地作擔保的貸款也出現了極大風險。當時日本各大銀行的不良貸款紛紛暴露,對日本金融造成了嚴重打擊。整個1990年代,日本經濟都受泡沫經濟的後遺症困擾,所以被稱為失去的十年。

與此同時,工業製成品佔日本進口商品的比例不斷攀升,1990年超過50%,1990年代末超過60%,日本國內產業呈現空心化趨勢。隨後,儘管日本政府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債務轉期、增加公共事務投資、減稅、不斷降低利率,但效果並不明顯,除了1999年底和2000年出現短暫復甦狀態外,日本經濟總體依然動力不足。

第四階段為2001年至今的經濟恢復時期。

2002年初,日本經濟跌入谷底,從此進入了一段緩慢但卻平穩的恢復時期,一直持續到2005年。在十多年的徘徊之後,「泡沫經濟」崩潰的負面影響最終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得到消除。主要銀行的不良貸款利率從2002年的8%以上降至2006年的2%以下。銀行的貸款能力得到恢復。

2006年9月,安倍晉三當選日本首相,次年9月辭職;2012年9月26日,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併三次連任。在第二次組閣後,安倍推出了「安倍經濟學」。

劉慶彬,橫濱國立大學北京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從內容到結果

安倍在2012年第二次任內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實質為量化寬鬆政策。換句話說,就是試圖以貨幣貶值提高日本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安倍經濟學」的主要政策被安倍稱為「三支箭」,即積極的金融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促進並發展民間投資。具體政策包括:2%通脹目標;改變日元匯率高企的現狀,實施日元貶值;調高消費稅;無限制的量化寬鬆措施;透過日本銀行的公開市場操作,購買公共事業國債並長期持有;負銀行貼現率;修改《日本銀行法》;激勵地方小經濟圈再生;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和加強女性再就業等。

為了推行此經濟政策,安倍在內閤府特命大臣甘利明之下設置日本經濟再生本部,以及在本部之下再設經濟財政諮問會議、產業競爭力會議。並以贊同通貨膨脹至2%的黑田東彥取代白川方明出任日本銀行總裁。

到2013年2月,安倍經濟學政策導致日元大幅貶值,東證指數上漲22%。日本的失業率也從2012年第四季度的4.0%下降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3.7%。日元兌美元匯率與2012年同期相比下跌了約25%。2013年第二季度的日元貶值幅度更大,貨幣政策高度寬鬆。

《戰後日本經濟史》,[日]野口悠紀雄著,張玲譯,後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4月版

2014年6月30日,安倍曾發表文章稱,如果沒有經濟發展的話,不可能實現穩健的財政,並表明考慮對日本經濟進行結構改革。具體內容包括:降低公司稅,2014年下調2.4%,幾年內下調至20%;放鬆管制,對外資開放日本的能源、農業、醫療等產業;允許有工作且育有子女的婦女,可以僱用外國勞動者來分擔家務。安倍認為「經濟成長是安倍政府的最優先課題」,決心擺脫通貨緊縮,發展地方經濟並應對人口減少的問題。

經濟的好轉,確實為安倍政府提高國內消費稅來緩解債務問題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89年日本第一次引入消費稅,初始稅率為3%,結果引發國民強烈反彈。1997年,橋本龍太郎政府將消費稅從3%提高到5%。由於當時正值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處理不良債權的高峰期,增稅後立刻導致多家金融機構倒閉,甚至被認為造成日本經濟在泡沫破滅後長期無法恢復的重要原因。所以,儘管國家面臨的財政問題越來越嚴重,提高消費稅勢在必行,但日本的政治家並不敢輕易推進。

但是,安倍執政期間兩次提高消費稅:2014年從5%提高到8%;2019年再次提高到10%。前一次提高,使當年日本GDP增長率與前一年相比下跌0.4%;第二次提高的影響很可能在東京奧運會後顯現。

然而在另一方面,日元貶值導致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和消費稅提高都提高了日本民眾的生活成本,這對經濟的消極影響極為嚴峻。

而目前日本的經常項目帳戶之所以保持盈餘,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存在大量來自海外的投資收入。根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國際收支狀況數據,日本2018財年(截至2019年3月底)經常項目盈餘約為19.41萬億日元(1美元約合111日元),比2017財年減少12.4%,是2013財年以來首次下降。一個重要原因是貿易順差大幅減少84.4%,僅為7068億日元。但是,同期2018財年日本海外投資收益繼續增長,包括利息、紅利在內的海外投資收益達21.06萬億日元,比上一財年增長3.9%。

我們可以看到,中日韓三個東亞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面臨很多相似的問題,例如人口與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地區,老齡化和少子化嚴重。

日本從1970年代初,便步入老齡化社會。2019年,65歲以上群體佔總人口28.4%,這一比例全球最高。與老齡化同時存在的現象是少子化。日本2019年新出生86.4萬人,是1899年有記錄以來首次跌破90萬人。日本產業升級和國際貿易摩擦導致一些產業不得不轉移到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老齡化和少子化導致日本國內嚴重缺乏勞動力,企業也被迫走出日本進行產業轉移。

日本由於發展較早,很多問題暴露的更早且更嚴重,實際上也形成了經驗和教訓。

撰文|劉慶彬

編輯|羅東、李永博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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