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史研究在近年的興盛，與社會史、婦女史、家庭史等流派的興起相關，而以其關注的重點及未來的走向而言，其意義在於將原來被人忽視的感性的因素，重新納入歷史研究的範圍，由此對豐富和拓展歷史學的領域，做出了比較突出的貢獻。情感史研究者不但以歷史上的情感為研究對象，也從情感、感性的角度，重新分析和描述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當今的情感史研究論著反映了上述特點，同時也有助展示這一學派的活力及其研究的價值。
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五年一度的聚會首次決定在歐美之外的地區召開，而其選擇是在該年的八月底、讓三千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史家相聚於中國濟南。對於這個活躍了一百多年的國際歷史學家的組織來說，選擇在中國召開其第22屆大會史無前例，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
而這次歷史性聚會的重要，還體現在其他方面。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論文發表，分幾個層次，最高的是大會主題討論，其選擇的題目往往代表了世界範圍內歷史研究的新潮。2015年大會的主題討論有四個：
（1）全球視野下的中國；
（2）歷史上的（歷史化的）情感；
（3）世界史中的革命：比較和關聯；
（4）數位化的歷史。
在這四大主題中，除了第二個之外，其他的似乎都為人所料。那麼隨之的問題便是，為什麼「情感」的歷史研究在近年變得如此重要，能與像歷史上的「革命」這樣的重大事件相提並論呢?
2002年，美國情感史研究的重要人物芭芭拉 羅森宛恩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有必要）過慮歷史上的情感》的論文。羅森宛恩在文章的開頭指出：
作為一個學術分支，歷史學最早研究政治的變遷。儘管社會史和文化史已經開展了有一代之久，但歷史研究仍然專注硬邦邦的、理性的東西。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情感是無關重要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
這是從史學史的演變角度，對情感史的興起做的一個簡單回顧。從世界範圍的史學發展來看，歷史書寫的起源往往從關注戰爭的爆發和政治的變遷開始。這一傳統到了近代，更由於蘭克學派注重民族-國家的興建而成為歷史學的主流。不過，同樣是研究政治、軍事的歷史，古代史家和近代史家還是有著明顯的不同，前者一般會記錄、描述參與者、領導者的喜怒哀樂等情感層面的例子，而近代史家由於強調理性主義，對於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的情感、情緒，常常忽略不計。
舉例而言，對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史家研究的重點和爭論的焦點是戰爭的起源，比如分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各國在外交上縱橫押闔，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和英、法等國採取的綏靖主義政策等。其實戰爭的爆發特別是其造成的破壞，對一般民眾的生活影響極大，而這些影響往往在情感（悲傷、痛苦、激奮、失望等）的層次表露特別明顯。
但如同羅森宛恩所言，對於歷史上情感的關注，只是在一兩代人之前才開始，也即在20世紀90年代上下。以她自己的治學經歷而言，也足以顯示出情感史的研究是最近二十多年來史學界的一個新發展。羅森宛恩為芝加哥大學培養的中世紀史專家，並在芝加哥的羅耀拉大學任教了一輩子，其前期的著作以研究修道院為主，直到1998年主編《憤怒的歷史：憤怒作為一種情感在中世紀的社會功用》一書，才正式開啟研究情感史，之後孜孜不倦，出版了多部著作，成為了該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
一、情感史的啟動
如羅森宛恩在上面的引文中所說，情感史的研究與社會史、（新）文化史的開展，有著很大的關聯。社會史和（新）文化史的蓬勃開展，主要是在戰後開始的。但歷史學尋求突破政治史、軍事史和外交史的近代傳統，則於20世紀初年便已開始。
1929年《年鑑》雜誌的創辦，標誌了法國年鑑學派的興起，而該學派的主要追求就是借鑑各類社會科學的方法，從更廣泛的角度研究歷史，突破蘭克學派政治、軍事和外交史模式的藩籬。年鑑學派的第一代史家馬克 布洛赫和呂西安 費弗爾採用了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新興學科的手段，將歷史研究的重點從近代民族國家轉向社會結構和大眾心態。
作為「心態史」研究的倡導者，費弗爾也號召史家關注情感。他指出到他那個時候為止，尚沒有愛情的歷史，亦沒有死亡的歷史，無疑是歷史學的重大缺失。同時他又提到，史家寫作史書，雖然有時會記錄歷史人物（如拿破崙）的情感波動，但卻沒有進一步描述這一波動（如拿破崙一時的憤怒、亢奮等）對歷史進程產生了什麼影響。更讓費弗爾失望的是，史家其實對歷史記錄中所出現的「憤怒」「亢奮」等的確切含義和程度，並不明了。
費弗爾的上述言論，其實包含了情感史研究開展以來的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是討論情感是否影響了歷史——如果的確有影響，那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第二是分析情感的歷史性，也即歷史上的情感是否與近現代乃至今天的情感相比，是否一樣或者不同一如果有差異，那麼表現在哪裡？
有關第一個問題，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情感史作為一門新興的領域受到關注之前，便已經有所關注。比如新康德主義的哲學家威廉·狄爾泰，便對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研究的不同，做了重要的闡述，認為歷史研究者必須對人的精神、包含情感都有深入的理解。而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名著，也注意到了不同派別的新教徒身上的情感因素如何對他們的經濟活動產生了影響。
以近代歷史學的改造而言，那麼19、20世紀之交卡爾·蘭普雷希特及其追隨者庫特·布雷希格（Kurt Breysig, 1866-1940）提倡借鑑心理學的方法，開展文化史的研究，則更為直接和重要。在蘭普雷希特和布雷希格的論著中，情感部分的描述和分析，構成了一個重要的部分。這些論著的作者都沒有專門研究情感史,但都在不同程度上確認，情感是人的活動的重要方面，對人類歷史的進程產生了影響。
對於第二個問題，也即情感的歷史性，荷蘭著名史家約翰·赫伊津哈和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爾特·埃利亞斯在20世紀上半葉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其成就為以後的情感史學者所認可並希求超越。赫伊津哈在其《中世紀的秋天》中花不少筆墨描述中世紀的人們如何直接地表露情感，而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則講述了歐洲社會在近代初期社交禮儀的逐漸形成，讓人漸漸熟知和遵守在公眾場合如何合適地表達自己的情感。如果說赫伊津哈的著作讓人看到近代之前人的情感生活「陌生」的一面，那麼埃利亞斯則揭示這一「陌生」如何被改造成「熟悉」，讓當代的讀者看到情感及其表述的歷史變遷。值得指出的是，所謂情感的「歷史性」，主要關注的是情感的表達方式及其演變，因為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等的情感自古便有，而且在各個文明、文化中都存在，對這些情感的界定主要是心理學家、腦神經學家的工作，而歷史學家研究的主要是人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如何表現、表達情感。易言之，情感的歷史性和社會性， 形成了一種水乳交融的關係。
正是因為如此，美國社會史研究的倡導者之一彼得·斯特恩斯為情感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1985年斯特恩斯與其妻子一起在《美國歷史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情感學：澄清情感史和情感標準》的論文。他們創造了「情感學」(emotionology ) 一詞，為的是有助說明情感表達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更確切一點說，斯特恩斯認為「情感學」指的是一個社會在某個時期對個人和集體情感表達方式所持的基本態度。因此，「情感學」也指的是情感表達的社會標準、抑或認可、容忍和接受的程度。
他們這篇論文的主旨是提倡「情感學」的研究，強調社會史的發展，已經讓人必須注意情感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而他們又指出，情感與「情感學」兩者不同，前者指的人所具有的具體的情感，如嫉妒、仇恨、愛戀等等，而後者則是這些情感在社會上的表現方式及其被認可的標準。由此，斯特恩斯的「情感學」無疑就是情感史的研究對象。他們說道，一個社會在一定的歷史階段，會創造或讓某一個表達情感的詞彙特別流行。舉例而言，自18世紀後期開始，歐洲人開始喜用「發脾氣」(tantrum) —詞，帶有負面的、批評的意思。那時這個詞語主要指成年人發火的行為，後來又延伸用來指小孩的不懂事。而到了20世紀中期，這個詞的使用開始逐漸減少。斯特恩斯夫婦認為這個詞的出現、流行和淡出，有助反映歐洲社會所持有的「情感標準」(emotional standards)變化的歷史。
上面的例子證明，在情感史的研究中，情感的表達及其方式可以說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重點領域。像上面提到的芭芭拉·羅森宛恩一樣，威廉·雷迪(亦譯瑞迪)也是歐美學界情感史研究的一位領軍人物。他在2001年出版了《感情研究指南》一書，堪稱情感史研究的一個公開宣言，而該書的內容以分析情感的表述為主。
雷迪以研究法國史出身，對法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新潮十分熟悉，並深受法國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他的《感情研究指南》一書首先講述了認知心理學和人類學對情感的研究及其成果，然後自第三章開始，詳細分析了情感的語言表達方式。他指出其實情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近代哲學笛卡爾的二元論思維，不再將人的認識活動分為主觀和客觀的兩個方面。然後他借用了英國語言哲學家約翰 奧斯丁(John L. Austin, 1911-1960)的"言行理論"(speech-act theory)，指出一個人的情感與其表達，存在明顯的差異，而情感表達的效果，也即「言"(speech)與「行」(act)的關係，更為複雜。
舉例而言，如果一個人說「花是紅的」，這或許只是一種簡單的描述。但如果一個人說「我對你不滿」或者「我喜歡你」，這就有「言」和「行」的兩面了，也即說這些情感的表述，往往為的是在聽者那裡實施一定的效果，因此有「表演的"(performative這一詞在語言學中也譯為"施為」，表示訴諸行為的意思)性質。所以雷迪認為經過了後結構主義的挑戰，笛卡爾的二元認識論已經成了明日黃花。更需要研究的是，同樣一句情感的表述，其效果因對象和情境而異，所以必須考慮言語的"言下之意"（illocutionary force）。雷迪由此建議用「emotive」來專指情感表達的用語， 其中既有描述的部分，又有「表演」的用意和效果。
從以上的簡介可以看出，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綜合了歐洲大陸思想界的新潮，探討情感的研究如何幫助人們重新認識人與人、詞與物之間的關係，是一本理論性強、並不易讀的著作。而巧的是，此書正式出版的次日，美國就發生了的事件。受到重創的美國人，在這一恐怖主義襲擊的悲劇發生之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情感和情緒波動：恐懼、憤怒、悲傷、擔憂和仇恨等等。我們不知事件的發生是否有助《感情研究指南》一書的銷售，但正如伊彥 普蘭普爾所指出的那樣，這一悲劇的發生讓不少史家認識到走出「語言學轉向」的必要，重新感到歷史的書寫，還是要關注人的實際的經驗，而不應將所有的歷史現象都歸結為文本、把歷史書寫視為文字遊戲而已。從雷迪本人的研究來看，他之後的情感史研究也與《感情研究指南》的寫法有所不同，雖然也注重分析情感的表達，同時也結合研究具體的情感經驗作為實例來詳細論證。
二、情感史的挑戰
2012年雷迪出版了《創造浪漫愛情：歐洲、南亞和日本的欲望和性愛,900-1200》，從比較史學的角度分析不同文化中的愛情生活及其變化。威廉 雷迪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對浪漫愛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情感史研究的典型模式和新意所在。如上所述，近代史學強調對歷史現象進行理性的分析，而情感的因素往往受到了忽略，因為屬於感性的、甚至非理性的層次。
在社會史的研究興起之後，也有史家開始注意婚姻和家庭的問題，但其關注點還是有明顯的不同。舉例而言，勞倫斯 斯通曾著有《英國的家庭、性愛和婚姻，1500—1800》，是一本近800頁的巨著，詳細描述了家庭中的各種關係：夫婦之間、父子之間等及其促成、制約婚姻的經濟、社會等各種因素，可謂是一本典型的社會史的研究著作。
不過有趣的是，從其書名和內容可見，斯通討論婚姻的關係、家庭的構成，但並不提及夫妻之間的愛情，而對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也僅用了類似喜歡、親情之類的詞語。從社會史的角度，斯通特別注重分析「變化」，也即婚姻形式、家庭組成和成員關係的變化。他的基本立場是，在16至19世紀，英國的家庭、性關係和婚姻經歷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其表現為家庭關係逐漸變得緊密、親密，與其他人的關係（親戚、鄰居、朋友等）有所區隔。這個變化大致在18世紀中葉大致完成，然後在之後的時期逐步擴展、穩固。處理家庭、婚姻關係，斯通無法完全避開情感的層面。
他在書中用了「affect"和"affective"來指稱，沒有用"emotion"。在英文中「 affect"和「emotion」都可以指情感，兩者的區別是前者更指一種外向的表露，也有故作姿態的意思,所以或許可以譯成「情緒」（如「鬧情緒」）以示區別，而後者則多指內心的變化，不一定表現出來，因此更為全面。儘管斯通考慮了情感的層面，但他在導言中交代，他對家庭關係的考察,注重了六個角度，分別是生物、社會、經濟、政治、心理和性，而其中沒有情感的角度。
與斯通的研究相對照，雷迪的《創造浪漫愛情》將愛情這一情感的主要形式，作為他研究的主要對象。在他很長的導言中，雷迪詳細回顧了人類學、文學、心理學等學科對愛情和婚姻的研究，成果豐碩而多樣。他特別指出，這些研究已經對「愛情」有了不少界定，而他在該書的研究對象是"浪漫愛情"（romantic love），指的是人之尋求長期伴侶的欲望。而他認為這種欲望在西方文化中，顯得有些獨特，與他考察的印度和日本的文化頗為不同。雷迪以10到13世紀的歐洲愛情文化來證明，在西方文化中，欲望與愛情常常形成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前者對後者是一種刺激,但同時要收穫完美的愛情，人又必須控制自身的欲望，充分考慮到對方的感受和需求。而在同期的印度和日本文化中，欲望與愛情之間沒有這種二元對立。所以雷迪正是在這樣的對比中界定和描述了所謂「浪漫愛情」，並指出這一種愛情起源於歐洲的宮廷文化。
雷迪《創造浪漫愛情》一書是有關西方文化中愛情起源的專題研究，內容十分詳盡，無法詳述。如果將之置於情感史的發展框架來看，此書具有重要的意義。除了將情感作為重要的研究角度之外，雷迪描述了前近代的愛情特徵，質疑了斯通等人認為婚姻、家庭中的親密、親切關係只是近代社會產物的傳統觀點。當然，在雷迪之前已經有人挑戰了斯通的論點。
1985年約翰·吉利斯岀版了《變好還是變壞：17世紀以來的英國婚姻》一書，其中指出前人對婚姻和夫婦親情的研究，基本遵循歷史一線進步的觀點，認為就感情而言，近代以來的婚姻讓夫妻關係更為親密。但吉利斯用實例證明，這一結論下得過早，值得商榷。他指出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以來夫妻關係產生了進一步的變化，表現為愛情和婚姻不再有緊密的聯繫。
吉利斯的觀察，為另一位婚姻史的專家絲塔芙妮·孔茨所基本贊同。孔茨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題為《婚姻的歷史：愛情如何徵服婚姻》的通史，講述了自古以來的各種婚姻形式及其變化。她基本同意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在18世紀開始流行，而在這之前婚姻的組合往往摻雜了情感之外的許多因素。
她也指出，這種強調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到了19世紀也即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讓人似乎覺得沒有愛情就無法結婚。這一觀點也漸漸成為法庭考慮夫妻離婚的一個重要考量。但孔茨同時又指出，上述的情形並不完全符合實際。她用「待爆的火山」來形容維多利亞時代的婚姻狀況，指出那時夫妻之間的浪漫愛情，還只是一種表面現象。而對於當代的婚姻與愛情，孔茨則有頗為悲觀的考察。她在書的結論部分，採用了吉利斯同樣的標題：「變好還是變壞？」來討論未來的婚姻。她的觀點是，今天的婚姻的確主要以兩人的情感深厚作為基礎，但這一做法也讓婚姻的前途頗為暗淡。孔茨的意思是，一旦夫妻之間情感破裂，婚姻立刻瓦解。因此她的最後結論是：也許婚姻這一社會機制，雖然歷史悠久，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便會行將就木、回歸歷史了。
作為人類情感的主要形式，愛情顯然是情感史研究的重鎮。但人有喜怒哀樂等多種情感，所以情感史的研究遠遠沒有為愛情和婚姻等主題所限。譬如憤怒、也即人是否、如何控制自己的怒氣，也是情感史的一個重要課題。在1998年芭芭拉 羅森宛恩主編了《憤怒的歷史》之前，凱蘿 斯特恩斯和彼得 斯特恩斯便合著了《憤怒：美國情感控制的奮鬥史》一書，詳細描寫了在美國歷史上，人們如何漸漸對在公眾場合發怒，產生了一種共識，並在這一共識的基礎上，採取各種措施來防止、限制某些人在公眾場合失控、發怒的情形。有趣的是，斯特恩斯夫婦在書名上用了「奮鬥」(struggle)這一詞，其意思也可以是「鬥爭」，反映出讓人控制情緒、特別是抑制憤怒，並不容易，需要經歷一個持久的過程。在當今世界，公路上「路怒」的事件頻頻發生，足以證明《憤怒：美國情感控制的奮鬥史》一書的意義。而更重要的是，失控、發怒事情的發生，當事人往往不分階級的高下和教育程度的高低，所以情感史的研究，有助史家從新的角度考察歷史的多面性。
的確，情感史的研究，在許多方面對近代史學的理念和實踐，做出了有效的反思和提出了有力的挑戰。對於斯特恩斯夫婦來說，在公共場所需要控制自己情緒的這一共識，表現為現代社會的產物。由此，他們的觀點與前述赫伊津哈和埃利亞斯比較一致，認為對情感的控制甚至壓制，與近代以來理性主義的伸揚大有關係。與之相比，上述雷迪和孔茨等人對愛情和婚姻的研究，似乎也傾向認為近代社會的誕生，標誌了情感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
不過值得重視的一點是，他們的立場頗為不同：斯特恩斯夫婦認為近代社會希望人們控制自己的情緒，而雷迪和孔茨則認為將情感的培育作為婚姻的基礎，正是近代社會建立之後方才形成的特點。鑑於上面的矛盾，因此芭芭拉·羅森宛恩指出，其實情感史研究的真正貢獻，在於提醒史家如何走出近代史學的「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不再將歷史不斷的、一線的、從古代中世紀到近現代的進步，視為歷史書寫必須遵循的闡釋模式。
她自己在《中世紀早期的情感團體》一書中提出，一個人在不同的團體中，其情感表露與否及其方式頗為不同，因此情感史的研究者與其採用歷史分期的模式，還不如跳出這一「宏大敘事」框架，具體探討、描述人的情感行為在各個時空條件下的形成和變化。
情感史對近代史學的挑戰，遠不止對現代性、社會階級等常用的史學概念的反思和反省。上面已經提到，雷迪對「浪漫愛情」的研究，採取了比較文化的方法，與當今的全球史的潮流，頗為合拍。顯然，人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研究情感無法局限於民族-國家史的藩籬。因此近年的情感史的研究，經常突破了國別史的限制。另外，情感史的興起，本身就是自然科學（腦神經學、生命科學等）和社會科學（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相結合的結果。因此情感史的研究幾乎必須採取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上種種，清楚地表明情感史研究的開展，是對近代史學模式的一個衝擊和改造。
三、情感史的興盛
2010年伊彥 普蘭普爾在《歷史和理論》雜誌上採訪了情感史的三位先驅人物：威廉·雷迪、芭芭拉·羅森宛恩和彼得·斯特恩斯，其中他向三位提了一個問題：是否歷史研究已經出現了一個「情感的轉向」。他的問題得到了三位相對肯定的答覆。2014年蘇珊·麥特和彼得·斯特恩斯主編了《從事情感史》一書。他們在導言中指出，史家重視情感在歷史中的作用和表現，「從根本上代表了歷史學的一個新方向」。
他們的理由是，一旦歷史研究從只注意理性的思維和活動轉到了感性、情感的層面，那麼就等於開闢了一片嶄新的天地，因為人類的活動兼具理性和感性的雙重性，對後者的重視和研究，將會引發一系列新的課題。2010年開始，英國的賽吉（Sage）出版公司出版了《情感評論）（Emotion Review）的雜誌，其編委會匯集了各個學科研究情感的專家。同時，情感研究的中心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如法國的中世紀情感研究中心（EMMA）、柏林的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學、牛津大學、澳洲大學、馬德裡大學等。這些情感研究的中心大多是跨學科的。羅森宛恩在其2018年的新著中指出，在當今的世界，情感研究已經讓人「著迷」（obsession）了，在各個學科蓬勃開展，而情感史的研究亦毫不示弱，成為十分重要的部分。
事實的確如此。在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召開前後及之後，情感史的研究可謂風起雲湧、遍地開花，讓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21世紀的初年，彼得 斯特恩斯首先在美國與人一起主持了情感史的書系，出版了一些著作，但數量不是太多。之後英國的帕爾格雷夫 麥克米蘭出版公司編輯了情感史的書系，層出不窮、新作不斷，已經有了幾十種。近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也編輯了情感史的書系，同樣佳作頻頻出現。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情感史討論，由烏特 佛雷佛特（Ute Frevert）組織，而佛雷佛特即是柏林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情感史研究中心的主任，著有多部情感史，亦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情感史書系的主編之一。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能舉幾個例子來描述當今世界情感史研究出版的盛況。這些情感史的研究著作，從主題上看基本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歷史上的情感、情緒激烈波動、震蕩的事件為對象。
第二類是在常見的歷史事件、現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響。
而第三類則從情感考察的特殊視角出發，研究前人較少注意、或者注意方式不同的課題。
必須說明的是，這個分類，僅是為了方便概括，並不代表嚴格的劃分，因為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這幾類著作又常常相互交叉，無法加以絕對區分。
以第一類的著作而言，有關歐美歷史上的女巫（也有男巫）及其抓捕的多部論著，便是一個顯例。蘿拉·庫楠恩和麥可·奧斯特林主編了《巫師史中的情感》一書，為帕爾格雷夫·麥克米蘭情感史書系的一種。他們指出女巫（或男巫）事件的緣起及其整個過程，情感的因素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用他們的話來說,捕捉巫師事件的發生，本身就是「亢奮不已、肆無忌憚的情感放縱、宣洩」而導致的罪行。
《巫師史中的情感》一書分為四個部分：從歷史記載、審判記錄、心理反應和歷史回顧的方面再現、分析情感在女巫的歷史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夏洛特-蘿絲·米拉爾也研究巫師的現象，她的專著題為《英國近代早期的巫師、魔鬼和情感》。如同其書名所示，她希望查看「魔鬼」在巫師活動中的作用。依據留存的歷史資料，主要是通俗小冊子，米拉爾指岀巫師施展魔術、魔法和旁人為巫師所惑乃至之後攻擊巫師的行為，都與「魔鬼」有關。換言之，巫師施法的時候，常常假託「魔鬼」附身，而旁人抓捕、攻擊、懲處巫師（女巫為主但也有男巫），同樣是因為他們害怕「魔鬼」而希望通過這些行為來驅魔。重要的是，她的研究指出，在這整個過程中，情感（恐懼、嫉妒、猜忌、仇恨等）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第二類的著作是處理常見的歷史書寫主題中情感的作用。譬如戰爭史就是一個顯例，因為在各個歷史文化中，最早的歷史著作常常是有關戰爭的。而有趣的是，雖然戰爭會引發情感的劇烈波動，比如對敵人的仇恨、喪失家園、失去親人的悲傷、戰爭勝利的喜悅等，但在情感史興起之前，許多研究戰爭的歷史著作，並不將情感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
2015年絲塔芙妮·當恩斯、安德魯·林奇和凱翠娜·奧勞佛林主編了《情感與戰爭：中世紀到浪漫主義的文學》一書。他們在導言中指出，其實歐洲文字中「情感」這個詞的最先使用（15世紀中期），便於戰爭、衝突、爭鬥有關。雖然他們的書名用了「文學」，但其實書的主要內容是處理文學作品中如何描述情感在歐洲戰爭史中的重要性。
在戰爭史之外，文明之間的交流、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的殖民擴張所引發的西方化過程，也是歷史書寫的重要領域。瑪格麗特 佩納和赫爾格 約德海姆等人在2015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情感史書系中出版了一本題為《情感的文明化：19世紀亞洲和歐洲的概念》的著作，其書名和內容都顯示此書與近年的全球史的開展，有不少可比之處。此書關注的重點是在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接觸、互動的時候，人們如何從情感的視角來考察文明和禮貌等概念的變動和修正。作者們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質疑了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中所持的觀點，不是將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擴張看成是一種一線進步的過程，而是充分展示各地文明對「禮貌"(civility)的不同看法，然後西方人又如何與這些已有的文化傳統和習俗相互交流和吸收。他們同時指出各地文明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對一個社會及其成員「文明」與否所達成了一些共識，而這些共識基本都與情感相關，比如稱讚和頌揚英雄主義、榮譽感、勇敢獻身等行為，鄙視和拱斥怯懦和可恥的行徑等。
從情感的視角考察歷史，相關的著作還有不少。比如有學者關注了印刷文化的興起與公共情感和公共輿論的關係。以往的學術(比如貝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名《想像的共同體》一書)已經證明，印刷文化的興盛與民族國家的建構有著密切的聯繫。從情感的角度(通過宗教禮儀的操作形式及其反映的權力)，也有學者討論了家庭關係、社會階層與國家建構之間的種種關係。這些研究都為讀者帶來了不小的新意、有益的視角。
與上面兩類的著作相比，第三類的情感史著作以情感為主要研究對象。上面已經提到了榮譽感，柏林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情感史研究中心的烏特 佛雷佛特曾從歐洲決鬥的歷史，寫有《男人的榮譽：決鬥的社會文化史》，考察了男人榮譽感的歷史演變。這本著作既是一本性別史的著作，又從情感史的方面考察了男人性別的社會性。與第一類的著作稍有不同的是，佛雷佛特注重考察的是決鬥這一現象的長程變化，而不是一個情感爆發的突發性事件。
同樣，鮑勃·柏迪思在2014年出版了《近代史上的疼痛和情感》，亦從長程的視角，討論人們對疼痛這一現象認識和描述如何演變。絲塔芙妮 奧爾森也有類似的做法；她在2015年主編了《近代史上的童年、青年和情感：國家的、殖民的和全球的視角》，其目的是從比較文化的視角，分析青少年情感的形成及其在這過程中，家長、老師、社會和國家的諸種影響。奧爾森是佛雷佛特在柏林情感史研究中心的同事，該中心已經出版了類似的著作，如《學習如何感覺：兒童文學和情感的社會化，1870—1970》，也希望將青少年作為歷史的主角，從他們的情感生活來檢驗他們的成長經歷。
總之，情感史的研究在近年有了長足的進展，可謂盛況空前。作為本文的結束，或許應該對此現象略作解釋。如所周知，人的情感有其普遍性，古今中外皆是如此。但情感是否超越了時空，則是另一個問題。換言之，古人的情感與今人的情感有無不同、中國人的情感與歐洲人的情感有無差異等等，都是情感研究必須面對的問題。從神經醫學的研究來看，找到人的情感之普遍性是一個目標，這樣研發出來的藥物便會呈現一種普遍的有效性，如能治療世界上所有的抑鬱症患者等。
但本文所論及的許多論著已經表明，人的情感又有其歷史性和社會性，也即情感既有天生的一面、又有後天的一面。對於人之情感的「自然」(nature)和"文化"(culture)的雙重性、抑或因果關係，從歷史的角度看待、考察和研究情感，無疑是尋求答案的一個重要方式。情感史研究在近年方興未艾、蔚為熱潮，與此有關。回到本文的開頭,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的情感史討論,以「歷史上的(歷史化的)情感」為題，探討情感的「歷史性"(historicity),亦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本文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