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文字以來，便有對歷史的記錄。儘管有人說，「人類從歷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訓，便是從不汲取歷史教訓。」這句稍有負氣意味的牢騷話，常被史家用來調侃與自嘲。但縱觀歷史長河，人類文明的發展進步，端賴於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和總結，如此才有了經濟的繁榮、暴力的遞減和文明的演進。
前赴後繼的史家們，從不同視角、不同地域、運用不同的理論工具，對歷史進行挖掘和闡釋，試圖從考古現場和故紙堆中尋獲人類社會發展的真諦。與歷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學理論（或歷史哲學）的不斷演化，人類對歷史的認識越深刻全面，越會創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維方法。
作為強勢的文化輸出方，西方史學曾長期主導著世界歷史學的發展進程，但最近數十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和歷史學科的繁榮，越來越多更具個性化的歷史研究和寫作範式湧現出來，並創作出大量經典著作，西方史學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戰。
歷史學者王晴佳長期從事國際史學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派別、焦點》與《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兩部史學史著作，對當代世界流行的史學理論做了細緻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點談論了歷史研究與史學理論的分離趨勢，以及全球史、環境史、情感史、性別史、身體史的興起，他試圖揭示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的深層關係，以及當代史學所面臨的諸種挑戰，深入思考和應對這些挑戰，將有助我們共同面對人類的未來。
撰文｜王晴佳
（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講座教授、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範圍的歷史研究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由於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西方史學已經不像以前那樣能充分代表整個世界史學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學的發展變化，更多地呈現出與非西方地區史學之間的密切互動，形成交互影響的趨勢。概括而言，最近幾十年的西方史學及全球範圍的史學，出現了一系列縱橫變動的趨向。
歷史研究和史學理論的結合與分離
首先，是歷史研究與史學理論（抑或歷史哲學）之間的分叉化趨向。這一趨向，與20世紀下半葉形成了比較明顯的不同。二戰之後，西方殖民時代走向終結，冷戰時代開始，這對世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顯著的影響。歷史研究的變化與歷史本身的發展變化切切相關。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雖然冷戰造成了共產主義陣營與西方所謂「自由世界」之間的嚴重對立，但美國主導的越南戰爭進展不順，並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學術界出現了質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趨向。後現代主義對西方現代化、現代性的批評，即是其中一個顯例。
《當代歷史哲學和史學理論：人物、派別、焦點》，王晴佳、張旭鵬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4月。
同時，西方殖民主義時代的終結，也促成了後殖民主義的興起，其目的是從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檢討殖民主義的遺產。而這一檢討，又與西方的現代性的討論和反思無可分割。因此，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在質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現代性方面，有異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懷特的《元史學》和1978年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的出版，是這一時代思想界變化的產物，同時又是其代表和先聲。這兩本著作的出版，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議，其觀點並沒有立刻被接受。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圍繞它們的爭議激起了人們更大的興趣，使得有關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問題，成為歷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熱點，並且漸漸在其研究的論著中表現出來。上世紀80年代之後，這一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趨向，在史學界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時史學界出現的所謂「語言學的轉向」，為史家們所耳熟能詳，即是一個反映。
《東方學》，[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9月。
但進入21世紀以來，理論與實踐出現了一種分叉化的趨勢。一方面，歷史思想家、理論家仍然繼續對其關注的課題深入研究，並從側重史學與語言的關係，轉移到其他重要的層面。另一方面，歷史理論家熱衷從事研究的課題，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興趣，因此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了某種脫節。
荷蘭史家法蘭克·安可施密特也許可以作為一例來說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國的史學理論雜誌《歷史與理論》上撰文，題為「後現代主義與歷史學」，從實踐的層面指出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不但值得史家的關注，而且，已經在一些史學論著上有所表現。這篇文章的發表，讓海登·懷特提倡的後現代主義史學觀念，為史學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稱為「歐洲的懷特」，但其實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學理論多年，其關注並不與懷特完全重疊。
近年以來，安可施密特及其追隨者（如萊頓大學的赫爾曼·保羅和芬蘭的瓊尼-馬蒂·科坎能）試圖走出「語言學轉向」、歷史敘述的範圍，從經驗/體驗和學品/人格等方面來考察史學研究的特點和性質。簡而言之，這些歐洲學者沒有對懷特的理論亦步亦趨，而是希圖有所突破，探討歷史研究中「後敘述主義」 (post-narrativism) 的可能。不過他們的研究，尚沒有對史家的工作，產生明顯的影響。就世界範圍的史學而言，敘述體裁顯然仍是主要的表述形式，而且在近期也不會出現特別重大的變化。
跳出國別史的藩籬，全球史與區域史火熱
就歷史研究的範圍變化而言，全球史的發展仍然十分強勁，並且與環境史等其他新興的歷史學派相互攜手、互動，形成了對近代史學的有力衝擊。自17世紀以來，西方首先出現了民族國家，其後逐漸影響到整個世界，促成民族國家史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德國的利奧波德·馮·蘭克被人尊為「近代史學之父」，與其說是因為他對史料批判的提倡和實踐，毋寧說是他所關注和倡導的民族史、國別史的書寫。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寫作歷史，在西方等地的圖書編目上也有明顯的反映。
《世界史：從最古老的種族到前現代過渡時期的西方歷史》，[德]利奧波德·馮·蘭克著，陳笑天譯，吉林圖書出版公司， 2017年4月。
現有的歷史著作，除了通論性的之外，其他都根據國別編目，毋庸置疑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但這一歷史寫作的主流趨向，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受到全球史、區域史的有力挑戰。而這些挑戰本身，又與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氛圍及其對西方中心論的反思，均有淵源關係。換而言之，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戰後的崛起，使得西方不再像19世紀的時代那樣，其發展代表了世界歷史的整體走向。史家開始走出民族國家的藩籬，從區域抑或全球的視角進行歷史研究，幾成理所當然之勢。
走出民族國家的視角，讓史家得以從更宏觀的方面，探討不少歷史問題，環境的變遷便是其中之一。如同美國環境史家約翰·麥克尼爾所言，「許多歷史現象、特別是環境史所關注的對象，顯然無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裡進行研究」。這一道理顯而易見，因為環境的變化，雖然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政府政策時有關係，但其影響卻常常超出其國家的疆界，對整個區域乃至世界都會產生長遠的作用。
《麥克尼爾全球史: 從史前到21世紀的人類網絡》，[美]約翰·R.麥克尼爾 、威廉·H.麥克尼爾著，王晉新、宋保軍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3月。
從2007年開始，一些環境史家提出了「人類世 (anthropocene)」這一概念，其中心意涵是在19世紀以前，地球的變化主要由自然界的力量所主導，但工業化時代以來，人類的活動逐漸主宰了地球環境的變化，譬如全球變暖、森林消失、氣候異常、雨水、風暴增多等等。如此種種變化的結果，就是地球不復是以往的地球，而是成了一個「陌生的大地」 (terra incognita)，人類在地球上的居住和生活便正在和將要面臨巨大的挑戰。
傳統政治史衰落，環境史異軍突起
環境史的興起和發展，不但讓人看到突破國別史的必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標誌了政治史的衰落。傳統的民族國家歷史研究，政治制度、人物和思想的出現和變化，自然是史家關注的重點。蘭克及其追隨者的歷史論著，幾乎清一色都是政治外交史，並以政府檔案的使用為特點。這種史學模式，已經不再主導歷史研究，儘管政治力量和權力如何影響歷史，仍然為史家所重視。
2015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的《劍橋世界史》，其中第六、七卷所概括處理的時代是1400年至當代的歷史。這一時期，正是民族國家首先在西方興起，民族主義思潮逐漸走向其他地區的重要階段。但是在這部新編的世界史卷中，民族國家在西方的興起沒有佔據什麼重要位置，反而比較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在政治層面的多重變化。第七卷中有專章討論民族主義，但其側重點也是描述其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而非專注於民族主義在西方的緣起。同樣，2011年出版的多卷本《牛津史學史》在描述近代史學變遷的時候，政治史同樣受到相當程度的冷落。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著，餘新忠、畢會成譯，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5月。
不過，政治史的衰落並不代表史家不再重視政治權力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而是反映了研究角度的變化。與蘭克史學注重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反，當代的史家更重視檢查政治權力對於社會和文化的滲透。近年興起的記憶研究熱，便讓許多從業者看到政治對公眾記憶的塑造產生的重大影響。諸如紀念碑的樹立、紀念館的落成、紀念儀式的策劃和舉辦，都或多或少體現了一種政府的行為。
傳統政治史的式微及其轉型，反映了當代史家在史學方法上的革新。專注政治人物的傳統政治史，檔案的批判和使用至關重要。但如果史家的研究興趣是政治權力與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那麼政府檔案便只能反映其中的一個側面。記憶研究之所以能改造傳統政治史，正是因為其所採用的方法，已經與以往大相逕庭了。因為政府檔案往往沒有記錄社會和大眾層面的歷史活動，史家必須通過其他社會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獲取信息和資料。而如果想深入分析、調查大眾的行為，那麼社會學、統計學、人口學等方法的採用，就變得勢在必行。因此這些史學方法層面的變化，與20世紀下半葉開始出現的「自下而上」、從精英轉向大眾的歷史研究趨勢，相輔相成。
但除了向社會科學靠攏，當代史學方法的最新趨勢是借鑑自然科學的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全球環境史的研究，讓史家開始注意使用生物學、生態學、森林學、氣候學乃至孢粉學等新興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因為這些學科能幫助史家深入了解人與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這些史學方法革新的新氣象，也為資深史家所認可。法國史和新文化史的專家琳·亨特，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全球時代的歷史學》一書中指出，20世紀以來的歷史研究，主要受到四大思潮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年鑑學派、現代化理論、族群和認同的觀念。但她在書的結尾、展望歷史學未來的時候也指出，歷史研究一向關注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而若要深入了解個體、個人，那就不但需要借用心理學，也要藉助生物學的方法。
《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王晴佳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
在史學中把人作為生物並與其他生物種類一起研究，本身就是一個新的角度。近年已經有不少史家開始從事人與動物、生物關係的「跨種類」 (interspecies) 研究。如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細菌和鋼鐵》在美國出版之後，迅速成為了一本暢銷書，間接幫助了動物史研究的興起。戴蒙德指出人類馴養動物，使其成為家畜，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人類的演化。但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牲畜的致命禮物」，也即各種瘟疫，比如天花、流感、瘧疾、肺癆、麻疹等等。
近年的動物史研究者強調，研究動物與人類的關係，必須突破人類中心的主導思維，嘗試如何從動物的立場來考察人類活動對它們的影響，由此來突出和強調人類與動物共存、互助的觀點。這一嶄新的研究取徑，與大歷史、環境史等其他新興學派一起，參與和推動了「後人類主義」的思考，批判了笛卡爾以來的二元論哲學傳統，由此而代表了一種具有前瞻性的史學思潮（順便一提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病疫的暴發，將會有助於這一思潮的進一步發展）。
情感史與性別史，開始被國際史學界重視
以總體而言，人類及其活動仍然是當今歷史書寫的主要內容，但以往的研究注重的是人的社會和政治屬性，比較忽視人的心理、情感的層面。這一傾向在近年開展的情感史研究中，得到了一些糾正。2015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濟南召開，這是國際歷史學會成立以來首次在非西方地區召開該會議。而在那次大會上，情感史成為會議的四大主題之一，可見對其重要性的認可度。
對於人類情感進行科學的研究和剖析，一般採用的是人類學和精神分析等方法。但在近年的情感史研究中，自然科學、特別是腦神經醫學的最新成果被史家所吸收和採納，由此而激發出新的研究課題和熱點。當然，科學家與史學家對人類情感的研究似乎還有著根本的區別。前者注重的是發現（比如通過對腦神經、細胞活動的變化）人類行為的共性，諸如罹患憂鬱症的病人，其腦部神經的相同點，從而對症下藥。史家自然也希望揭示人類情感的共性，但更注意在一定的時間段中考察這些共性的形成，並探究其與社會氛圍及文化傳統之間的關係。
舉例而言，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之形成和特點，不但是情感史研究的重點，也足以反映歷史研究注重時間的特性。因為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只是近代的產物，雖然受人推崇和讚美，但其穩固和長久性則往往不如前近代的傳統婚姻模式。因此對婚姻和家庭組成的研究，能比較充分地展現情感變化的歷史性。
《心靈革命: 現代中國的愛情譜系》，[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
研究婚姻的形式及其變化的歷史，讓我們自然轉入當代史學的又一個活躍的領域，那就是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研究。婦女史的研究與戰後西方女權主義運動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繫，其目的是在獲得了政治投票權之後，如何在其他領域與男性享有同樣的權利。婦女史家希圖發掘歷史上的女性，以改變原來男性為中心的「男史」(His-story)，轉為「女史」(Her-story)。
1986年美國史家瓊·瓦拉克·斯科特發表了著名的「性別：歷史分析的一個有用範疇」一文，改變了以「女史」為宗旨的婦女史研究，提倡檢討兩性關係，並分析這一關係與社會、政治和經濟等方面的錯綜聯繫。性別史的研究開創了婦女史研究的新局面。顯而易見，性別觀念的形成是後天的——男女性的差別雖然有與生俱來的因素，但同時又牽涉一個人成長過程中諸如心理、環境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因此性別的差異並非一成不變，更非方柄圓鑿、截然相對。因此在性別史研究中，對男性及其性別之構建塑造抑或男性史的研究，佔有的比重日益增加。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美]史蒂芬·平克著，安雯譯，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2019年7月。
如果希圖從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層面研究性別，那麼它們之間的差異就無可忽視。顯然，西方社會所關心的兩性問題，雖然有其共性，但又與其他地區有明顯的不同。近年的性別史、婦女史研究，特別注意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以西方社會為準繩的傾向，而是強調如何突出各地區文化傳統的差異及其對婦女地位、兩性關係的影響。簡而言之，當今的婦女史研究者，不想用西方中產階級婦女所關注、推動的論題，原封不動地搬到其他地區，而是努力發現世界各地區婦女和兩性關係的特殊性和歷史性。
舉例而言，中東的婦女出門一般需要佩戴頭巾，毛髮不露。這一習俗通常會被西方人視為落後、保守的象徵，但從中東社會的傳統和現狀而言，婦女佩戴了「希賈布」（頭巾），能讓她們進入公共空間，無異是一種伸權的行為。而且，穆斯林婦女往往享有比其他地區婦女更多的經濟權利，因此對婦女地位的研究，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杆，更不應東施效顰、削足適履。
以上的縱論，涉及當代史學在觀念、方法、範圍和領域等方面的新氣象，值得中國史家參考借鑑。但上面的討論也指出，歷史研究雖然有全球化的趨向，但這一趨向並沒有取代乃至抹殺各種文化傳統之間的個性。全球史的進程，反而強調和突出了歷史的個性，值得當代史家重視和探究。
作者｜王晴佳
編輯｜徐偉 羅東
校對｜李世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