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望歷史，華夏大地歷經過一場場壯闊波瀾的復興大業，而傳入中國2000多年的漢傳佛教同樣宗風重振、正法再續。在此期間，佛教界可謂是高僧輩出、大德屢現，他們皆心存佛祖悲智，挽狂瀾於傾倒，扶國家之將傾，創造了中華佛教的新紀元。
現在，小編把時間拉回至清朝末年，當時的中國瀕臨亡國，而處於內憂外患深重的漢傳佛教，也面臨日益衰微的境地。在八國聯軍入侵以後，驚魂未定的大清王朝，受堅船利炮所迫向列強賠錢割地，同時也喚醒了一批有志之士決心向西方列強學習的運動。
1901年，大清政府相繼實施新政，尤其是推行經濟、軍事、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方針。其中，有一項叫「廟產興學」的舉措，可以說幾乎是給中國境內的所有寺院、僧眾以及佛教發展帶來了滅頂之災，造成的損失一點都不小於佛教史上的幾次「法難」。
為了貫徹朝廷實施的學習西方先進科技的政策，首先，就要興辦一些學習新式西方教育的學堂。其次，辦學堂是需要投入大量的教育經費，可當時大清朝的財政收入都用於了賠款，根本拿不出錢來辦教育，於是社會的朝野上下就把目光鎖定在了佛門之地。
就這樣，全國各地紛紛以興辦教育的名義，大肆強行佔用或吞併清淨之地的寺廟財產。當時，許多寺廟都被改成了學堂，大批僧尼被迫還俗回家，也有僧人躲進深山叢林，涉及整個中國大大小小的寺廟有5萬家，出家僧尼80萬人。此時，佛門面臨毀滅的危機，
根據張之洞制定的「廟改堂」方案，只要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那就有10000多座寺廟被轉為學堂。另外，每座寺廟都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土地，這些土地的租金可以用來維持日常教學的經費。就在這時，中國思想界湧現出一股讓人意想不到的思潮。
清末一些有志之士以及一些維新派人士，這些人個個都對佛學有很深的研究，不論是維新派，還是改革派，他們都設想用佛學思想來抗衡西方思潮，並且利用佛學教理來填補因儒學衰落而留下的空白，甚至想通過佛學為我們中華民族未來尋找一條出路。
於是，國內大批著名文人和學者投入到佛學研究，比方說：維新派的康有為、梁啓超，改革派的章太炎等。這些人都相信佛學可以將災難中的中國拯救出來，佛學就成了當時的一門顯學。所以，佛學在當時大行其道，在整個東方世界拉開了一場佛教復興的序幕。
然而，誰也未曾料到，這股佛學復興之路的思潮，卻僅僅在文化界、佛教界當中曇花一現，並沒引起社會上各階層人士的共鳴。但是，雖然佛學救國的努力志向失敗了，可是中國佛教的發展卻出現了一些復興的契機，這個契機的出現要得益於一個人的出現。
楊仁山，本名文慧，1837年出生在安徽石埭，中國近代佛教改革派的先驅者，中國近代佛教復興的推動者之一，被人們盛讚為「佛教復興之父」。27歲那年，他拜讀了《大乘起信論》，從此便與佛教結下一生的不解之緣，後來成了中國近代的著名弘法大居士。
楊仁山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而言，他目睹了當下佛教自打清朝以來，逐漸開始步入衰微，令他倍受傷感。究其原因，他認為這跟佛學經典的散佚，以及佛法的流通不暢，是造成佛教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為，當時國內的很多寺廟甚至沒有佛經可讀。
1866年，楊仁山發願要恢復刻經事業，便聯合一批同道在南京創建了「金陵刻經處」，並把自己的住宅捐出當作刻經處的工作之所。工作重點多以佛學研究、刻經和佛法弘揚為主，其中包括：刻錄經典、辦《佛學內刊》、編撰佛教經典《藏要》以及經典的流通。
刻經處成立之初，楊仁山從各地收求佛法經典，將其刻印下來。據統計，僅從東瀛就帶回來280多種已在中國遺失的隋唐佛經典籍。另外，他主持金陵刻經處45年以來，先後刊刻佛典465種，共計3300卷。這些刻本，版本精良、刻印精美，被後人譽為「金陵本」。
正是在這樣一個佛教復興的潮流之下，中國湧現出一大批社會名流和有影響的思想家，這些人無不熱心佛教事業，並且非常關注佛教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比方說：1914年之時，魯迅為祝賀母親60歲壽誕，捐了60大洋給楊仁山，讓其用來刻印《百喻經》。
當時的僧尼大多罔顧戒律、不學無術，楊仁山深感要振興佛學必須從培養人才入手。1908年，他在刻經處的基礎上新創辦了一所「祗洹精舍」。據說，精舍培養出一批佛學人才，包括：歐陽竟無、太虛等高僧。後來，楊仁山成了真正佛教研究領域的帶頭人。
鑑於楊仁山所做出的弘法成就，他贏得了中國僧、俗二眾人士的敬重，甚至有一些出家僧尼和在家居士們，每一次見到他都會五體投地、頂禮膜拜，在這些人裡面，不乏有一些大德高僧的存在，比方說：在當時頗具聲望的大德高僧月霞法師就是其中之一。
1911年，武昌起義的前2天，楊仁山大居士不幸因病駕鶴西去，到了他生前一直嚮往的極樂世界。後來，其遺體歸葬金陵刻經處的庭院當中，並建塔紀念。這時，中國處於風起雲湧的大潮之中，不少愛國僧人先後投身其中，著名的有宗仰上人、太虛法師等出家人。
宗仰，也有人稱其為「烏目山僧」，他極力推崇華嚴宗和唯識宗的宗風理念，而且，他覺得這兩大禪宗流派能賦予廣大國民以勇猛、無畏的氣概，重拾我中華民族昔日之雄風。
1903年，宗仰因公開發表一些反朝廷等愛國言論，被清廷列入通緝黑名單，無奈他只能逃亡日本。而恰巧在此時，孫先生同樣在日本避難，於是他便慕名前去拜訪。從此以後，他不管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他一直都在全力支持孫先生的偉大事業。
1910年初期，22歲的太虛與愛國僧人棲雲南下廣州，並與當地的一些愛國人士結識相交，而且，他們二人還積極參與這些志士們發起的秘密集會，包括幫他們傳遞一些信息等地下活動。
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棲雲法師被清廷爪牙抓獲，而太虛所幸躲過一劫，被迫逃離廣州躲入佛門清淨之地。接下來，「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全國各地都積極響應，位於浙江、上海等地的僧人團體紛紛組織僧侶軍團，參與推翻清王朝的鬥爭當中。
1911年12月25日，孫先生從歐洲乘船回到上海，這時的宗仰上人親自前往碼頭迎接他到哈同花園。在此期間，他還與伍廷芳、蔡元培等30多位愛國人士會晤，共商建國大計。
幾天之後，孫先生一行在南京成立民國政府，宗仰當初的夥伴一個個都成為了達官顯貴，而他卻選擇了告別城市的喧囂，重返叢林之地弘法利生和專心修行，成為復興南京古剎棲霞寺的第一祖師。受社會激蕩的影響，佛教界也湧現出一股改革潮流，一些佛教社團應運而生。
1912年，太虛晉見孫先生，並得到政府贊同在南京創立中國佛教協進會，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全國性的佛教社團。然而，這個新成立的佛教組織卻僅僅生存了幾個月時間，就消失在者歷史的長河當中。但是，卻拉開了中國現代佛教改革的序幕。
漢傳佛教經歷明、清兩朝的衰落，到民國成立，大乘佛法裡提倡的積極入世、弘法利生，幾乎消失，變成了鬼神化和山林化的大眾信仰，踏上了一條所謂的「香火宗教」或「香火道場」之路。僧眾們注重法事，把佛教變成了跟人生、社會遠離的「死人信仰」。
佛教沒落另一個原因是戒律的喪失，大多寺院成了子孫性質的私人叢林，做一些趕經、做懺的法事，佛教的修行體制隨之丟棄。然而，少數眼光遠大的大德意識到中國佛教再不改革，必將被時代的洪流所淘汰，而在這當中太虛就是這場變革的推動者。
太虛，小編相信對佛教稍有了解之人一定不會陌生，他倡導的「人間佛教」至今還在中國佛教界盛傳，但也有人說他離政治太近。不過，他的事跡依然被後人傳為佳話，尤其是他當年為了理想引發的衝突事件影響深遠。至於後續內容，小編會在下文分解，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