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這種事在澳大利亞不要再發生了。」11月9日，魏利紅在新南威爾斯州議會的聽證會上說。她來自中國陝西一個偏僻的村莊，一個月前，她終於第一次踏上澳洲的土地，目的是帶回丈夫的骨灰。
她的丈夫陳小軍過去幾年一直在澳大利亞打工，靠這裡相對更高的薪水養活仍在國內家鄉的一家老小。死前，他正在一家名叫Hungry Panda的外賣平臺做騎手，9月29日，陳小軍駕駛的摩託與一輛公交車意外相撞，因搶救無效去世。
● 車禍去世的外賣員陳小軍 / ABC Health
公交車司機隨後被警方起訴，陳小軍的身後，留下了一個失去經濟支柱的農村家庭：妻子，15歲的女兒，8歲的兒子以及嶽父母。
包括澳洲廣播公司在內的多家當地媒體證實，在法律上，外賣平臺沒有就此事向家屬支付賠償的義務。因為，騎手是以「獨立承包人」的身份工作，而非平臺的「僱員」。出事後，熊貓外賣幫助已經成為遺孀的魏利紅取得了澳洲籤證，並表示願意幫她支付葬禮，機票和住宿的費用。
在與媒體的採訪中，魏利紅感謝了公司的幫助，但她仍決定出席州議會有關零工行業勞工處境的聽證會。陳小軍的死遠遠不是一場孤立的意外，在陳小軍出事幾天前，來自印尼的Uber Eats騎手Dede Fredy在雪梨郊區馬裡克維爾被車撞倒，搶救三天後不治身亡。11月21日，同樣服務於Uber Eats、年僅27歲的孟加拉國學生Bijoy Paul在雪梨南部郊區羅克戴爾與一輛汽車相撞後死亡。23日晚，37歲的馬來西亞人，DoorDash外賣小哥Chow Khai Shien殞命於墨爾本一輛卡車下。
從一單10刀，到時薪10刀
過去幾年，外賣行業在澳大利亞迅速擴張，最新數據顯示澳洲人每年在外賣上的消費高達26億澳元。「基本上天天叫外賣，中餐。」 Sheldon這樣告訴世界說，他在墨爾本留學四年，極度依賴中餐外賣平臺EASI。與Uber Eats不同，EASI和體量稍小的Hungry Panda，抓住的就是Sheldon這樣的「中國胃」，只做華人生意。
除了消費，如Sheldon這樣的中國留學生也樂於將外賣生意作為兼職外快渠道。Sheldon給餐廳和平臺都送過外賣，見證了當地外賣行業一步步做大。四年前，他給餐廳送餐的時候還要到商家給錢拿外賣，然後到客人那裡收錢，賺中間差，每單能賺到10刀。
那時外賣行業還處於發展的起步期，接單與溝通甚至需要依賴微信群。「有個群的。想送就在群裡喊一聲，平臺就會發單給我，」他也坦言當時的合作方式，「不用交稅。就是打黑工。」
油管博主「老朱家的」和B站博主「TonyXCT」分別用視頻展示了在墨爾本開車和步行送外賣的體驗。作為新移民和打工度假者，這種謀生方式的確有優點：門檻低，好上手，還可以幫助你儘快熟悉所在的城市。雖然和直接幫餐廳跑外賣相比，在平臺接單的佣金略低，但它提供了「想接就接」的工作彈性。
澳洲的合法工作籤證有多種類型，最廣為人知的有：打工度假籤證、國際學生籤證，工作籤證，還有過橋籤證。
但隨著澳洲外賣行業逐漸壯大，外賣員之間競爭加劇，客單價也在不斷下跌。在墨爾本華人區的Box Hill Central門口，時常可以看見外賣員扎堆等單，送外賣的主要工具也從私家車變成了效率更高的電單車或摩託。已經退出這一行的Sheldon告訴世界說，他觀察到近期中國留學生對做外賣兼職的熱情已大大降低。以前，送外賣賺點零用錢對他們來說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但目前留學生群體的興趣已轉向代購和補課。
如今填補了這些空位的主要是來自周邊各國的打工者，和陳小軍一樣，他們大多是為養家謀生而來。新南威爾斯州運輸工人工會近期披露的調查顯示，像陳小軍這樣的送餐員平均時薪僅為10.42澳元，與Sheldon開車送外賣時的收入已不可同日而語，甚至無法達到澳大利亞政府規定的最低薪水：2020年7月，澳公平工作委員會公布的全澳最低工資為每小時19.84澳元。
上傳體驗視頻的博主當中，也有人公布了自己的收入明細：「老朱家的」平均每周收入大約333刀，每單收入5.8刀左右，接單量最多的一天能賺310刀，那天他在11小時16分內開車送了34單。步行送單收入略低，在保持單手舉相機拍攝的情況下，Tony一天送了13單，收入67.03刀，折合人民幣320餘元。
跟不上的監管與保障
行業逐漸做大，行業生態卻在惡化。儘管外賣員已經成為一個數量相當可觀的群體，但無論準入門檻，還是工作保障，都和Sheldon當年沒有太多區別：可以說，既沒有門檻，也沒有什麼保障。
全行業相對而言最為嚴格的Uber Eats平臺上，騎手的註冊頁對駕駛不同交通工具的騎手年齡，乃至交通工具的使用壽命做出了一定限制。相對較小的平臺如陳小軍供職的熊貓外賣，成為騎手的門檻更低，官網對安全管理的措辭也更為曖昧。網站顯示，註冊成為騎手只需籤證證明，有一部能接單的智慧型手機，自備摩託車，汽車或單車以及「必要的安全設備」。
導致魏利紅無法拿到陳小軍撫恤金的「獨立承包人」身份，也是自外賣行業開始發展以來未曾改變過的初始規則：正是這一點有效降低了企業的用人成本，讓外賣平臺有機會發展壯大。
Uber Eats2016年進軍澳大利亞，慢慢成為了當地的行業龍頭，目前有11.5%的澳大利亞人使用。總部位於墨爾本的EASI在澳洲的7個城市以及美國洛杉磯，紐西蘭奧克蘭都設有服務，客戶數量超過100萬，擁有2萬多家合作餐廳。一天前，熊貓外賣剛剛宣布完成了7000萬美元融資，儘管暫時沒有披露其估值。
據澳洲政府公平工作調查專員署網站的介紹，在通常情況下，僱員享有一系列的權利，例如最低工資、帶薪休假、最低或最高工時、退休金，受不公平解僱法的保護。而獨立承包人則是「根據協議決定完成特定任務的工作時間」，自負盈虧，「對執行任務責任或受傷負責和承擔責任，通常有自己的保險單」，自己向銀行交稅。
新南威爾斯州運輸工人工會的調查也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受訪者曾在工作中受傷，其中81%的人沒得到公司的支持。
零工經濟正在回潮
隨著新冠疫情的來臨，澳大利亞外賣行業的需求與競爭都在迅速激化，目前澳大利亞經濟面臨29年來的首次衰退，10月失業率升至7%，這是自7月份COVID-19危機持續以來的最高失業率。2009年金融危機後的不安再次上演，「零工經濟」回潮，更多人從全職崗位轉為打零工。儘管這些臨時工人有納稅的義務，疫情期間，卻被政府價值3200億澳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排除在外。
由於大量工人失業，做外賣員的工作機會也變成僧多粥少的「香餑餑」。有學者估計，如果把10萬名移民工人也包含在發放新冠補助金項目之內，6個月將需要14億澳元。政府釋放的信號非常明確：倘若這些工人無法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養活自己，那麼是時候考慮離開。
油管博主Emma Chen幾個月前上傳了自己在布裡斯班送外賣的經歷。她所持的打工籤證被規定只能短期工作，這讓她在無數次求職中面壁，做Uber Eats外賣員成為她少有的機會。
「超市裡的自行車安全頭盔和手機架全都被搶光了！」Emma Chen和朋友小金來回奔波了三個小時，才買到安全帽。澳洲政府規定騎單車的人必須戴安全帽，有手機架，同時開著前後車燈，否則警察可以罰款。除了這些工具之外，用來裝食物的Uber Eats背包也要自己到Uber辦公室購買。
有騎手向ABC反映，外賣平臺公司儘管推出了「無接觸式送餐服務」，但在保護顧客和員工免受病毒傳播方面做得遠遠不夠。一名送餐員告訴ABC，外賣平臺Deliveroo只給他報銷10刀，用於買消毒洗手液，但僅此一次。今年四月份，他的訂單多數是從國外回家自我隔離的顧客。他每天都要送餐，消毒頻率是每小時一次，不到五天就用完了。
而安全事故的發生頻率居高不下，或許還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過去兩個月，隨著五名外賣員相繼倒在車輪下，新南威爾斯州已經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負責調查他們的死亡事件中是否存在「可被避免的風險」。如果工作組最終得出平臺負有責任的結論，這可能將會推動相關監管法律的修改工作。
但對魏利紅來說一切都已經晚了：由於法律不能溯及既往，即使未來外賣員的法律地位得到改變，她仍然無法為丈夫爭取到什麼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