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攝於1933年)
就對凱恩斯的研究而言，試圖將他的著作與其生活相關聯是種高難度挑戰，因為無論是他的著作，還是他的生活，都是豐富多彩且千變萬化的。凱恩斯曾是一個興趣十分廣泛的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任何這樣的人都能夠因此而成就一個非凡的人生。然而，他是一個偉大的男人，而偉大的男人都有著非同尋常的特質：他們都具有存在的統一，即他們都具有極度的怪癖，都擁有一種基本信仰和原則且被這一信仰和原則所佔據，滲透他們的個性、想法和行為的所有方面，賦予他們統一性。之所以我們看到這點，是因為作為普通人，我們能夠很好地調整自己以適應我們的時代和環境，我們對任何特殊的事物都沒有強烈的感覺且自然而然地認為天才也不過如此。事實上，我們在竭力使他更加柔和、更加鈍化。然而如果，正如對凱恩斯的研究顯示的，他是「成功的」即他是正常的，基本與普通人類似——與我們的不同僅在於智商水平而不是類型？如若如此，我們可以無視其中所蘊含的對資本主義的仇恨而將「我早期的信仰」閱讀十遍。有些人會被某些話語瞬間俘虜但很快又會對其認知大打折扣，甚至認為它只是(比如)「紫色的散文」(華而不實的文章)。「紫色的散文」理論的問題在於，凱恩斯的所有論著和篇章都是「紫色的」，實際上，有些理論(比如，流動性偏好理論)以及很多政策建議也是「紫色的」!
本書不是凱恩斯的生平傳記：它沒有提供有關其生活的新鮮事實。儘管對凱恩斯的生活做了具有進步意義的詮釋，但是，本書的核心仍然是將《通論》視為凱恩斯全部性格的一部分。本書試圖在兩個被視為割裂的領域間架起一座橋梁——生活與著作。生活本身被視為感覺和行為(兩者都是某一特定環境的反映)的反映，而著作則以他的學術撰文，尤其是《通論》為代表。感覺和行為兩者之間的這一橋梁更多地由凱恩斯的較「短小的」論著構成，凱恩斯作為社會哲學家和普通公民試圖影響「公共意識應該是什麼」所言的隨筆、傳記和書評。散文更加易變，爭論與人的問題更加直接相關，更重要的是，喜惡更加明顯。我們或許可以將《通論》視為我們研究的「相關變量」，將次要的工作視為「獨立變量」，將生活視為「數據」。後者提供了願景，在次要工作中相當清晰，在《通論》中隱約可見，卻被專業用語掩蓋。我將「願景」揭示為一套合乎邏輯推理的關於事實的基本信仰，形成哲學內涵的人與社會，是《通論》賴以建立的動力和激情。在《通論》中，願景影響對定義和關係的選擇，影響對業已建立的散文方式的批判，影響方法論、範式和政策建議。一旦生活與次要工作被挖掘，便會看到：《通論》有一種不同的視野和願景。
理解凱恩斯的關鍵在於，他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大相逕庭。我們是(比如)學術的，即掌握錯綜複雜的、細微巧妙的差異、難解的問題和純粹口頭性質的難解之謎，經濟學家因此而難以理解「不確定性」表面意義下的深層內涵，甚至在凱恩斯說他的「不確定性」是指「判斷不具有科學基礎」時，他們(經濟學家們)根本不相信。對不確定性的這一認知是對他們的智商和工作(科學的，因而是為從上帝角度解釋一切問題而設計的)的重重一擊。凱恩斯的不確定性強調，在科學、實證主義和人類可控的可能性下，掩蓋著廣泛的生活內容，這樣的不確定性必須被納入概率計算之中，即科學性之中。
布盧姆斯伯裡派成員Duncan Grant為凱恩斯所作的肖像畫(1917年)
但是，被科學排除在外的生活領域也是凱恩斯的信奉之一，他的教育經歷是傳統的，而不是科學的。希臘文學、古代歷史以及更多現代文學確實為無法呈現的、主觀的、獨一無二的、神秘的、悲慘的和迷幻的人類和歷史的呈現做出了貢獻。而且，凱恩斯在國王學院以及畢業後幾十年的生活經歷所形成的特定性格特徵，以及他在布盧姆斯伯裡的智識生活中的特定經歷，都強化了他的「非科學化」傾向，使他對高深莫測的因素以及心理因素的影響更加敏感。
當與經濟學、他的自信和他的價值觀[正如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遭受的波動不定]面對面時，一個在傳統價值觀下成長起來並沉浸於心理因素中的年輕人會陷於搖擺不定，而如果他試圖將經濟學轉向完全不同的軌道，也不足為怪。實際上，如果他試圖詆毀經濟學在文化層面上的重要性，也不足為怪。
然而這已然成為事實——凱恩斯被俘獲於兩個世界之間，而我們不是，自由放任主義非一體化的原子論世界和瞬間被很多人所懷揣的未來世界。與其他人不同，他沒有被它們蒙蔽，他敏感的本性讓他有所甄別，他認為導致兩個運動成功的因素是：對「團結統一」的普遍渴望，與對個人主義的排斥。幸運的是，他自己的成長經歷以及G.E.穆爾(Moore)所強調的「人際關系所帶來的快樂」，構成了他觀點的一部分。但是，他的想法確實不僅僅是對「有機主義」的觸碰，也不僅是反對個人主義的偏見，而理所當然是國家視野層面的積極行動者。而我們，已經看到了兩種運動的失敗，卻由於太不敢於冒險而看不到生的「可能」，最終與個人主義結盟。
而且，我們是專家，而凱恩斯完全不喜歡不具想像力且僅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的專家。在一篇論文中，他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大屠殺歸咎於戰爭由專家操控的事實，即除了將數百萬人扔向鐵絲網和槍炮別無更好辦法的將軍們。當然，他也認為金融家和古典經濟學家也是類似視野狹窄的人，也對他們施以鋒利的諷刺。從理性的角度而言，他的大多數親密關係都是與政治家建立的，他們的最佳狀態是集歷史學家、雄辯家、心理學家、戰略家和戰術家於一身，最重要的是，政治家必須以道德因素為權衡標準——他們不會奢望退縮於據說是「積極的法律」之中而讓其他人來解決「規範問題」。這又反映出與我們的另一個區別：凱恩斯對實證的和規範的不加區分。
【本文選自《凱恩斯、布盧姆斯伯裡與〈通論〉》一書,標題為編輯酌加】
《凱恩斯、布盧姆斯伯裡與〈通論〉》
凱恩斯、布盧姆斯伯裡與《通論》
(經濟學名著譯叢)
[美] 皮耶羅·V.米尼 著
內容簡介：
本書不是凱恩斯的生平傳記：它沒有提供有關其生活的新的事實。儘管對其生活做了具有進步意義的詮釋，但是，其核心仍然是將《通論》視為凱恩斯全部性格的一部分。本書試圖在兩個被視為割裂的領域間架起一座橋梁——生活與著作。作者將《通論》視為研究的「相關變量」，將次要的工作視為「獨立變量」，將生活視為「數據」。後者提供了願景，在次要工作中相當清晰，在《通論》中隱約可見。
作者簡介：
皮耶羅·V.米尼，來自美國羅德島州著名的布萊恩特大學，任經濟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