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4日，
由海上印社、上海書畫善會主辦，海上印社藝術中心承辦的「光前裕後——江成之篆刻藝術暨藏品展」在上海市海上印社藝術中心揭幕。被譽為「當今浙派第一高手」的江成之先生逝世已經三年多了，此次展覽共展出江成之篆刻、書法作品及篆刻、書法、印譜等藏品近二百件，再一次全面地展示這位西泠印社早期社員的藝術和收藏。「澎湃新聞·藝術評論」同時刊發2015年紀念江成之先生研討會的實錄。對於江成之先生的「深研浙派，守成有方」，知名評論家江宏說：「
守成是不是創新?其實有許多人誤解了創新——把創新總認為一定和前面不同，其實不同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來龍才有去脈。」
江成之（1924—2015），原名文信，號履庵，齋號亦靜居。1943年起師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先生，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1998年被授予「西泠印社榮譽社員」稱號，2011年獲「西泠印社社員功勳章」。曾任上海市書法家協會顧問、海上印社顧問、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等。江成之深研浙派篆刻，尤鍾情於陳鴻壽、趙之琛，又上追秦漢，旁及宋元及明清諸家，形成工致穩健，清剛整飭的藝術風格。他認為「印風平穩工致不等於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細微變化，可造成大氣磅礴的氣勢；工致間的些許率意，往往有點石成金的妙趣」。
江成之刻印、鈐印和賞印的舊影
本次展出的一百餘方江成之篆刻作品原石，創作年代跨度大，包括上世紀七十年代刻的簡化字印章，能全面地體現江成之各時期的篆刻風格。
履庵藏印
為鑽研浙派篆刻，江成之曾在王福庵的掌眼下，留意收藏浙派印章，《西泠印社志稿》曾記其「收藏八家印頗富」。同門吳樸堂逝世後作品散出，江成之又以戒菸之資，盡力收藏了一批樸堂遺作。這次展出的50多方江成之藏印，不僅有西泠八家趙之琛、錢松等浙派前賢的作品，還有王福庵、童大年、唐醉石、方介堪、方去疾、吳樸堂、葉潞淵等名家之印，記錄了江成之與這些前輩印人的交誼。
1987年，江成之作為上海篆刻家代表團的一員訪問了日本。在日期間，受到了梅舒適、川合東皋、尾崎蒼石等日本同行熱情款待，紛紛拿出他們藏品來交流觀賞。大家談印論藝，暢抒情懷，真是其樂融融。
199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為江成之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內中收錄了四十餘年來各時期篆刻作品三百多方。沒過多久，五千冊書即告售罄。江成之印譜受到讀者如此青睞，更證實了他的篆刻藝術觀。對於歷史上印學流派，江成之獨鍾情於"西泠八家"，這可能與其藝術個性相合之故。長期以來，在學習、研究浙宗上積累了不少心得和體會。199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為推出"明清篆刻家叢書"，邀江成之為特約編輯，整理編輯了《丁敬印譜》、《趙之琛印譜》、《錢松印譜》這三本印譜，同年十月正式出版。此三本印譜所收錄印章在數量和質量上，就目前來講是較為詳實完備的。因而，沒過多久也相繼售罄。
展出現場
展出現場
江成之好收藏，自年輕時開始學習篆刻，便留意收藏曆代印譜和前賢遺範，雖經濟條件有限，然細水長流，五十餘年來旋得旋失。儘管經歷了"丙午之劫"，篋中舊印總算還存幾許。好的傳統應代代相傳，弘揚光大。江成之於1995年精選出百鈕，由學生鈐拓成譜，名為《履庵藏印選》。該譜上下二冊為一部，共拓十五部，並以"嘉興江氏成之所輯履庵藏印選之記"此十五字來分別各部之序。臺灣書法篆刻名家王北嶽見而好之，依原樣在祖國寶島臺灣影印出版，使之在海峽兩岸傳播發揚。就在這一年，江成之榮幸地被上海市市長聘任為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江成之生前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海上印社顧問、上海書法家協會顧問。出版有《江成之印譜》、《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選》等。
《風展紅旗如畫》江成之（1924—2015）
《風物長宜放眼量》，江成之（1924—2015）
《蘭枝印章》趙之琛
此次展出的江成之藏印「蘭枝印章」，為趙次閒刻，邊款兩行：「丁卯二月朔，為春府大兄作，趙之琛。」趙之琛（1781—1852），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字次閒，號獻父、獻甫，又號寶月山人，齋號補羅迦室。趙之琛是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繼「西泠四家」（丁敬、蔣仁、黃易、奚岡）之後，入列「西泠後四家」（陳豫鍾、陳鴻壽、趙之琛、錢松），前後四家合稱「西泠八家」。為陳豫鍾弟子，又取黃易、奚岡、陳鴻壽三家之長，在篆刻技法上可謂集浙派之大成。
此印為趙次閒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線條老辣，可見刀鋒起伏頓挫。四字基本均分，唯「蘭」字橫筆較多，向下擴展借用橫筆較疏的「枝」字空間。「蘭」字為協調全印的疏密基調，作了簡化處理，「艹」「柬」皆如楷書寫法，減省了筆劃，「柬」首橫作橫點，嵌入「門」框內，這些都是浙派篆刻的篆法特徵。
印主孫蘭枝，生於1781年，字春府、春甫，齋室名「雷溪舊廬」，浙江仁和人，祖籍安徽休寧，嘉慶六年舉人，嘉慶十五年至道光十三年曆任閣部多職。道光十三年，時任給事中的孫蘭枝上奏：江浙兩省錢賤銀昂，商民交困。引起道光皇帝重視，發出「每年出洋銀數百萬兩，積而計之，尚可問乎」的感嘆。嘉慶十二年（1807），孫蘭枝因丁憂歸裡，趙次閒為孫蘭枝刻了一批印，其中有白文「孫蘭枝印」，白文對章「孫蘭枝印」「春甫」，朱文「雷溪舊廬」以及這方「蘭枝印章」，上款都稱「春府大兄」，可見兩人關係密切。
《楊雅南》，錢松（1818-1860）
「楊雅南」，錢松刻，兩面邊款，一面云：「雅南精八分，伊墨卿後一人也，手書見贈，報之。叔蓋記。」另一面是王福庵觀款：「此叔蓋真跡也，樸堂得自西泠，將以持贈履庵，過我寓齋，共相欣賞。福庵記，己丑三月。」錢松（1818—1860），清代篆刻家。初名松如，字叔蓋，號耐青、鐵廬，齋名未虛室。浙江錢唐（今浙江杭州）人，流寓上海。工書善畫，嗜金石文字，篆刻造詣甚高，為歷代印人所推崇，並將其推為浙派「西泠八家」之一。
此印用典型的浙派切刀朱文印法，結構大都方折，為呼應全印較疏朗的章法，「雅」字遵古體寫作「疋」，「疋」字筆劃較疏，「南」字略作盤曲，以填其空。「楊」字拉長，「勿」部作斜線，與印中其他方折的線條成對比，使章法富有變化而不覺呆板。印文逼邊，印框略細，更突出主體的印文。此印的用刀亦見曲折，轉角方稜，內角略見留刀，這些都與浙派切刀的特徵一致，不過錢松執刀較斜，走刀成披削狀，所以線條更顯渾厚。從此印的風格更可證，錢松確是繼承浙派的傳統，尤其在章法、篆法的處理上與浙派前輩如出一轍，但是在用刀上有所創新。
從邊款可知，印主楊雅南是一位書法家，尤其隸書頗得錢松欣賞，錢松自己也擅寫隸書，稱楊雅南為伊秉綬後一人，可見評價之高。而另一面邊款記載三位西泠前輩的雅誼：吳樸堂從西泠印社購得這方印後，送給同門江成之，又一起到王福庵家裡，請老師過目掌眼，王福庵欣然刻款，為弟子記下這段友情。
《文通後人》，王福廠（1880—1960）
《文通後人》，吳樸堂(1922—1966)
「文通後人」，王福庵刻，邊款：「福庵治印。」
「文通後人」，吳樸堂刻，邊款：「效西谷老人印，厚庵。」
吳樸(1922—1966)，原名樸堂，後改名樸，字厚庵。浙江紹興人。王福庵弟子， 1946年因王福庵之薦，任南京總統府印鑄局技正，專門負責官印之篆稿。1947年時25歲加入西泠印社，建國後，得陳叔通之薦入上海博物館工作。1966年6月23日，因受迫害自戕，年僅45歲。
師生同刻的「文通後人」兩印，趣味迥異，王印用鐵線篆，結篆略顯方整，使章法飽滿，「文、人」疏朗，「通、後」綿密，恰成對角呼應，「後」古文從「辶」，此處用之，更與「通」字呼應。框線貼近印文，線條略細且作殘破處理，以其虛對應印文之實。吳印則用浙派的切刀朱文，結構方折，「通」字「辶」、「後」字「夊」皆如隸書寫法，章法更顯生動。吳印款文雲「效西谷老人法」，西谷老人也是一位江姓印人，即江尊（1818—1908），字尊生，號西谷、太吉，浙江錢塘人，是趙次閒的入室弟子，《再續印人傳》評曰：當時「浙中能刻印者故多，能傳次閒衣缽者，惟江尊一人而已。」江尊也刻過一方「文通後人」，邊款云：「曼生先生有是印，此作擬之。丁巳十月，西谷並記。」陳鴻壽的「文通後人」今不可見，而吳樸堂的「文通後人」則逼似江尊。
「文通後人」出自江姓的典故，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江淹少時孤貧好學，六歲能詩。相傳有一天，他漫步浦城郊外，歇宿在一小山上。睡夢中，見神人授他一支閃著五彩的神筆，自此文思如湧，成了一代文章魁首，「夢筆生花」的故事就出自江淹。
對聯，江成之
對聯，王福廠
展覽「光前裕後——江成之篆刻藝術暨藏品展」將展至8月19日。
延伸閱讀：
江成之：深研浙派，守成有方（
此文原刊發自2015年《東方早報
·
藝術評論》）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因病於2015年4月11日在上海辭世，享年92歲。江成之1943年被西泠印社創始人王福廠錄為弟子，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曾獲得西泠印社「社員功勳章」。著有《江成之印存》、《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選》、《印邊隨想——江成之談藝錄》等。
對此《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在當年曾組織了一場小型研討會以追思一代篆刻名家。
顧村言(原《東方早報·藝術評論》主編)：
海上知名篆刻家江成之先生上個月辭世，江先生在傳承浙派的同時，一直深研傳統，生前比較寂寞、低調。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他的人格魅力對上海印壇的影響到底何在?這次由陳麥青、陸灝發起，由《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組織這樣一個小型的研討會，我覺得既是一次追思會，也可算是篆刻藝術的研討會。江成之先生是江宏老師的叔叔，想先請江宏老師從家屬角度具體談談。再請大家從各自的角度暢所欲言。
江宏(畫家、評論家)：
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座房子裡，幾十年了，包括我幾個堂兄弟一直生活在一起。我對叔叔的印象是他不善言談。有一次我爸的一個學生來，和叔叔兩個人一個下午就喝茶，一句話也沒說。但是叔叔一說到印章就有話了。我親眼所見，他的學生每個禮拜帶著作品來，叔叔一個一個跟他們說。他把所有的話都說給學生了。甚至跟我嬸娘的話都很少。因為他是一個不講究的人，無所求的人，默默無聞的人，所以他的篆刻藝術走守成的一條路那是必然的。
今天我要談一個問題，守成是不是創新?其實有許多人誤解了創新——把創新總認為一定和前面不同，其實不同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有來龍才有去脈。既然你要守的是好東西，為什麼不守呢?從它的好東西裡你可以結合你的創作活力。所以從守成的話題，我又想到了一個流派的問題。流派就是風格，流派就是一個群體的風格。要稱流派了，一定是有眾多大家在一起。以前交通不暢通，流派相對容易形成地方性的東西。能夠形成流派的一定要互相切磋，審美一致，然而每個人不一樣。所有的流派都有傳承，一代代人都不一樣的，藝術也是這樣。今天我們信息發達了，地方流派相對落後。但是你想如果要形成一個流派的話，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一定是它從藝術史上整個脈絡下來的。每個流派都有它的特徵和藝術上的造詣。你不要一說浙派，就覺得保守。藝術創新是對的，創新在哪裡?就在你身上。
所以我叔叔江成之，第一是守成有功，守成有方。而且在守成中把自我放進去，這就是創新。第二他的學生也各有不同的面貌，比以前一輩要強大得多。這個又牽扯到流派的問題，浙派其實是篆刻史上一個相當重要、豐富而且很有趣味的一個派別。
《望斷南飛雁》，江成之
《香風有鄰》，江成之
孫慰祖(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上海書協副主席)：
我跟江老實際上接觸不多，但幾十年來一直是我內心十分崇敬的一位老輩。
先接著江宏兄的話題講，傳統與創新這個命題。近幾十年來在藝術領域中很熱門。創新的口號，有一段時間在我們書法理論界也非常時髦，甚至出現一種聲音，就是「傳統成為一種負擔」。古代沒有創新這個概念，看看書法史上的那些代表人物，所謂個人風格怎麼來的?第一個就是學古人，第二，隨著自己的個性逐漸形成一些特點。它是取法傳統基礎上，與自已的性格、生活境遇、創作情景相融入後，慢慢生發出來的。無論書法、繪畫、篆刻領域，實際上都是這個道理。現在大多數藝術界同道形成了共識，藝術有它的規律，不是我明天開始創新，然後自已貼上一個新標籤那樣簡單。但是我們一段時間裡卻陷入了一個思考的誤區。所以我很同意剛才江宏兄講的意見，第一我們尊重傳統，第二正確認識創新。我認為在前人的基點上，有一點自己的東西，就是創新，不是離開前人越遠就就越偉大，相反，倒很可能越危險，只是自已不自知而已，但歷史老人會看得很明白。也不是我想要創新就真成了創新，不是推倒傳統重來。我們說的傳統是經過歷史沉澱、篩選的經典，你怎能蔑視、推倒呢?最近幾十年來藝術領域裡倒是看到過不少標榜創新，結果走向怪異、畸形的現象，最後自己覺得走不通，又回來了。是不是這樣?儘管還有些雜音在，但是我想這些東西恐怕走不遠。
因此，我對江先生的敬重之處首先因為他恪守著這樣一條道路：學古，不激不厲，寧靜致遠，幾十年走著這樣一條老老實實、扎紮實實的道路，同時又自然融入自己的情性。我們把江成之先生的作品放在浙派印人的風格序列裡面，仍然有所不同，這就是 「走出一小步」。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藝術史上的經典，大多如此。這樣一種藝術理念對我們當前的藝術領域來說，特別具有精神價值，還不光是他的藝術風格的價值問題。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感想。
第二個感想，是怎麼看浙派刻的歷史地位。清中期以後的篆刻史，不容否認，時空影響最大的流派之一就是浙派。浙派名義上是個地域概念，實際上到晚請民國，它的風格和技法往北至少輻射到山東，往南邊流播到嶺南，其實不存在盛衰問題，而是不斷演化、更新的問題。另一個鄧石如派也一樣，學鄧石如的，到再傳弟子吳讓之就不大一樣。吳讓之再後邊，吳昌碩、黃牧甫、趙之謙，這三位都學過鄧石如，也學過浙派，結果更不一樣。我們怎麼看傳承和異變的關係和價值?一種就是江宏兄講的，以傳承為主;一種是成熟以後又有較大的異變。這個異變是不是傳承?傳承為主有沒有價值?
當代藝術圈有一種有害的觀念，就是嘲弄雅致和工秀，以為不再是「風格」，只有雄奇、粗獷才是風格。工秀和雄奇本來是藝術審美兩大風格體系，這個本來沒有問題，藝本史上一直存在，符合人們的不同審美需要。個人審美傾向也會轉換。不能說你喜歡雄奇的，然後就把工秀的貶為守舊的。審美需求多元，創作擁有自由，探索應當鼓勵。要警惕的是某種戰略陷阱的設置——讓人們認為工穩雅致不再是藝術，不再是個性。只有某種設定的模式才是風格，才是創新。我窺測這種陷阱的用意在於：跟在你們後面排隊，走傳統道路，哪年哪月才能出頭?不如另挖一個窗口，自己排在第一，自我打造經典。這是沒有進去，就已經出來。可是不幸在於歷史經典不是當世決定的，而是回頭看的結果。
再聯繫到江老的個人性格，剛才江宏兄講他一直在江老師跟前。這是「在內觀之」。我們呢，是「在外觀之」。上海印壇的民國老人中，江先生的個性是內斂的。我跟江老第一次接觸是在1988年上海舉辦首屆全國篆刻大獎賽的評審工作中，我作為年輕的評委，更注意觀察當時幾位老輩印家葉露淵、高式熊、方去疾、江成之的評判眼光和表態方式。給我留下清晰的印象是，江老始終以非常平和的方式表達意見，表現出儒雅、文靜、敦厚的風範。後來，又有多次在西泠印社的社慶活動中與他相見。集體用餐時他多是和隨侍在側的三兩弟子靜處一隅，不隨人熱。我想，這和他創作上不趨時風的性格也是相通的。他沉浸到個人的藝術世界裡面，其他的東西在於他似乎是無可無不可的。在江老的追悼會上我才知道他早年的求學履歷，感觸很深。我想，他的處世性格、修養又和他的良好的教育背景是相表裡的。同時，他的性格和處世態度也影響了他的弟子。這是我第三點感想。
最後我想說的是江成之先生對印壇的貢獻。這個話題在今天肯定講不透，我只提出兩方面。首先當然是他本人的藝術成就。以我的認識，作為跨越現、當代印壇大格局的一位印家，在浙宗前輩先後凋零的背景下，他的創作對浙派篆刻風格的繼承和發展所起到的標杆作用。江老的創作，成熟很早，一生的藝術作品始終保持在高水平的坐標上，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也是他始終如一的嚴謹的藝術態度的體現。他充分運用和發揚浙派篆刻技法語言的優勢，在現當代中國印壇紛繁的風格譜系中佔住了兀然獨立的地位，也為海上篆刻風格多元化格局的構成作出了個人的貢獻。要談江老深厚的藝術功力，我們不妨回看「文革」時期集體創作的《新印譜》。說實話，其中很多作品都已淡出我的記憶。當然這裡面存在一個特殊時代人為製造的困境，就是簡化字刻印，這本身是違背篆刻藝術規律的，不是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這一點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了。但是，就在這樣苛刻的前置條件下，江成之先生，還有葉露淵、單孝天、方去疾先生等幾位老前輩的作品，仍然表現出作為篆刻的本質特性和出色的變通智慧，到今天看來仍然經得住檢驗。
今天活躍在海上印壇的中堅力量，首先要歸功於近代上海歷史大文脈的滋養，同時也賴有火種代代相承的接力人。和其他幾位民國印壇的老輩一樣，江老在十年動亂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下，以應變的名義組織工人刻印小組，悉心栽培篆刻新人。和我的幾位老師一樣，在那一特殊的時期，談不上任何個人功利心，只有對藝術的虔誠和對青年愛好者的熱情付出。當年江老指導的上鋼三廠刻印小組，曾經是上世紀70年代海上印人中頗有聲譽的一個群體。當年扶育的年輕人，今天已經成為在上海印壇乃至全國印壇卓有影響的名家，也是當代上海篆刻有代表性的風格群體之一。江老對於篆刻藝術的承上啟下之功，更是不朽的貢獻，值得我們海上印人深深地感念。
《秀水》，江成之
《雙持軒》，江成之
張遴駿(篆刻家、江成之弟子)：
我是1971年10月進上鋼三廠的，進廠不久，參加了廠工會美工組的活動，先是學美術，畫素描速寫，又是學書法，大飯廳外有個詩畫廊，經常陳列職工的書畫作品。也是在這時，讀到以樣板戲唱詞創作的《新印譜》，見到了江先生的印章，當時未署名，但只覺得那幾方浙派的作品與眾不同，特別精彩，雖不知是誰所刻，但心嚮往之。
後來，廠工會美工組的杜家勤老師組織工人刻印組，緣此認識了江成之先生，這才知道這些心嚮往之的印章就是江先生的作品。江先生話不多，那時刻印小組就從創作開始，內容有革命歌曲唱詞、法家人名等，記得第一套就是《我為革命多煉鋼》，還在朵雲軒(當時叫東方紅書畫社)展出過。這些作品都是用簡化字刻的，刻印組每周活動一次，布置任務，修改印稿，有時我寫好印稿來不及等到下一次活動，就跑到江先生的辦公室去請他改，有時一天會跑幾次。一定要到印稿完善了再動刀，刻完了給老師看，有時問題多會重刻，有時他會動刀改一下，有時還會稍微磨一下再改。一段時間後老師見我們有兩三人比較專注學篆刻，就約我們星期天到他家去，悄悄拿些原拓印譜給我們看，有的還允許我們借回去鉤摹。在藝術上，老師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稍不滿意就要重刻。他還不讓我們學浙派，更不要學他的風格，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上鋼三廠工人篆刻組的名聲在上海漸漸響了起來，參加了不少展覽和活動。方去疾先生在編《新印譜》第三輯時，就把上鋼三廠工人篆刻組的四五位成員吸收了進去。
說到上鋼三廠工人篆刻組，其實在「文革」前就成立了，江先生是1959年進上鋼三廠的，進廠不久，廠工會美工組的杜家勤老師就了解了他的篆刻特長，在廠裡組織了篆刻組，請他指導。上世紀60年代初，篆刻組創作的一套毛澤東詞《憶秦娥·婁山關》就被精心裝裱，作為上海工人代表團的禮物遠渡重洋送給日本有關方面。「文革」初期，因運動篆刻組的活動停頓，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又恢復活動，也正是我進廠後的一段時期，因此，篆刻組的兩段時期，第一段我沒有參加，第二段我全程參與。每次專題創作，江先生也有作品參加，其餘大多經他指導修改。直到「文革」結束後，篆刻組的活動仍然堅持，書法雜誌試刊號上，有篆刻組一組堅持毛主席遺志的印章，正式出版後的第二期，有一組新國歌的組印，都是我們刻的。上鋼三廠工會還為江先生舉辦了個人篆刻展，儘管布置陳列相當簡陋，但在當時還是受到職工的熱捧。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江先生、杜家勤相繼退休，篆刻組集體創作的活動漸漸少了，但作為個人創作還是堅持著。後來，上鋼三廠每年舉辦職工藝術節，有職工書畫展，每次都有篆刻作品展出。廠工會也舉辦過篆刻學習班，江先生也曾來輔導。
經過江先生的培養，篆刻組不少成員取得了成績。當然隨著世博動遷和企業改制，上鋼三廠作為生產企業已不復存在，當年的成員也星散各處，不少已退休。但據我所知，現在還在動刀的至少有四五位，還經常一起切磋。其中，加入西泠印社的有我和李文駿，還有徐國富後來雖離開了上鋼三廠，但他當時也是篆刻組的骨幹。一家工廠出了四位西泠印社社員，恐怕在社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再如濮茅左當年也是篆刻組成員，後來到上海博物館，成為古文字的專家。成員中有加入中國書協和上海書協的，也有的走上領導崗位或從事其他領域工作的，但不論是誰，對篆刻組的這段經歷，都是非常留戀和難忘的。
江先生對於我個人，更是有厚恩的，他手把手教我學篆刻，遷居後又把浦東的住房留給了我。《江成之印集》《履庵藏印選》《履庵印稿》編成後，又囑我作序。先生晚年由於身體原因很少刻印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關心著弟子們的成長，每次帶了印稿去請教，先生總是認真地審視，提出不足，雖然是簡短的幾句話甚或幾個字，卻總是點中要害，有時還會讓你去翻哪部印譜參考哪位印家的哪方作品，讓人驚異於他的思路敏捷。2001年，我受上海書畫出版社之約，編輯《吳樸堂印舉》。我知道先生與吳樸堂為同門，過從甚密，吳樸堂經常以近作印蛻相贈，日積月累有300多方，先生貼成了一本冊頁。一次探視先生時，我流露出想藉此冊頁去掃描，先生當時未表態，講完此話我就很後悔，此時先生已臥於病榻，很少下床，不該再打擾老人家。幾天後，先生又住院了，但出院後沒幾天，先生讓師母打電話給我，說冊頁已找出來了，讓我去拿。捧著這本冊頁，我不禁感慨萬分，先生對後輩的期許和厚愛盡在不言之中。
「面對屠刀決不低頭志高昂 紅心永向共產黨」，
江成之
「立壯志做一個中華好兒女、樹雄心高舉起抗日紅旗」，江成之
陳麥青(復旦大學出版社學術總監)：
我與江老碰過兩次面，第一次是1980年代，第二次是他的追悼會。(上世紀)80年代末靜安區舉辦靜苑杯上海書畫大賽，江老是評委之一。那個時候我大概在二十二三歲，小年輕碰到老先生有點怕的，話都不敢多說的。江老先生算是大名家老先生，但感覺還是蠻平易近人的，沒有大名家那種姿態的。直到現在，不管是誰，至少還沒有聽到一個對江老先生的為人有什麼不好的說法。現在在藝術圈，這種事情不多了。
我個人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德藝兩方面都要。江先生他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榜樣)，他是一步一步扎紮實實地走過來的。這個我感覺在現在這個氛圍中，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本來我們想在他有生之年搞個流派展，但江老師去世我們感覺很突然。
周建國(篆刻家、江成之弟子)：
1959年，江先生調入上海第三鋼鐵廠工作。三鋼是家大廠，藝術方面的愛好者也很多。廠工會專管宣傳的幹部在得知了他的特長後，便請其在工餘之時去輔導，幫助他們提高書法篆刻上的素養和技藝。在畫畫的同時，打好書法基礎，也實踐一下篆刻。1960年代，中日邦交逐步開展。一次，一個日本工會代表團訪問上海，市工人文化宮要求三廠準備一份禮物。先生就帶領工人美術組成員刻了一套毛主席詩詞《憶秦娥·婁山關》組印，並做成一幅印屏作為全市工人的禮物送給客人，日本朋友欣喜萬分，為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藝術品深深折服。
1960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員為慶祝建社60周年，集體創作了一部《西湖勝跡印集》，參加刻印的有高洛園、馬公愚、王個簃、來楚生、錢君匋、吳振平、葉潞淵、唐雲、秦彥衝、吳樸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江成之。該譜共收錄印章55方，先生刻了四方。由於他在開始工作後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紀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動通知寄到三廠，因查無「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他未能前去參加社慶活動。現在想來，很是遺憾。一則社慶五年舉辦一次，老一輩印人陸續西歸;二則「文革」浩劫不久來襲，又有印人死於非命，前輩、知己大半凋零，再無促膝談藝之緣了。
「文革」結束，篆刻藝術的春天隨之來臨。伴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印壇開始百花爭妍。由於篆刻藝術的不斷普及，青年愛好者越來越多，就拿三廠工人業餘篆刻組來講，隊伍在逐漸擴大。當然，其中大多數人是偶爾為之，以充實工餘生活;也有個別青年對篆刻情有獨鍾，到了嗜迷地步，且長期隨他左右，探究篆刻藝術。江先生亦樂意接受他們為學生，毫不保留地將自己平時積累的經驗予以傳授。經常對他們說，學習傳統要腳踏實地、一絲不苟;借鑑流派要心領神會、靈活應用;推陳出新要立足經典、水到渠成。他的學生皆恪守探究整飭工穩一路，無一野狐狂放者。
江先生除對浙派印藝繼承、發展建樹頗多外，於漢代朱文印亦傾注了滿腔熱情，經其數十年的努力實踐，使這一古老的傳統印式老樹著了新花，重新煥發了勃勃生機。漢代朱文印僅用于姓名及少量吉語章。對此藝術瑰寶的繼承並光大者頗鮮，能為後人熟知的更少。近現代個別篆刻家曾於此作出了各自的探索，然他們僅局限在姓名章的應用上，雖偶爾將其用於閒章創作裡，但亦只限在四字句而已，就章法上而言尚未擺脫漢人的羈絆。為此，先生便用大量的創作實踐，終於將漢朱文印式應用在七字以上的閒章裡。
先生以為，漢朱文印式初看平穩工致，但平穩工致不等於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細微變化，可造成大氣磅礴的氣勢;工致間的些許率意，往往有點石成金的妙趣。篆刻藝術同其他國粹藝術一樣，是一種戴著鐐銬跳舞的藝術。所謂「鐐銬」亦是千百年積澱下來的藝術程式，它又和藝術特點唇齒相依。他知曉傳統樊籬(秦漢印式)的束縛，更明白傳統樊籬所帶來遊刃有餘的創作自由;他懂得程式框架(方寸之間)的制約，更清楚如何借程式框架來吐露心聲。正所謂不自由時正自由。
1990年，上海書店出版社為江先生出版了《江成之印存》，內中收錄了他四十餘年來各時期的篆刻精品三百多方。沒過多久，五千冊書即告售罄。他的印譜受到讀者如此青睞，更證實了他自己的篆刻藝術觀。藝術風格和審美情趣是多樣的，平穩工致不等於平庸刻板。平穩中的細微變化，可造成大氣磅礴的氣勢;工致間的些許率意，往往有點石成金的妙趣。近時印人隨意破碎印面以為古，其實，印之古氣豈在殘破之中，關鍵在於其字法、章法是否與古人相契合，而稍用破殘只是為了調理印之朱白而已。所以，他愛古人，不薄今人。同古人、今人對話是交流，同自己對話是反省。不重複自我，不束縛自我，才能不斷進取。先生的印譜剛出版後不久，上鋼三廠的領導對藝術很是重視，特意為已退休的他舉辦了一個隆重的印譜首發式，邀請了上海書協的王偉平、張森、高式熊等人來參加，會上氣氛非常熱烈。
江門弟子第一第二兩代，在印學上各有建樹，在繼承發揚浙派篆刻藝術上，領先於其他同宗門派，從總體的藝術成就來看，各人皆取法西泠八家，血緣於漢印，參以隸意，方中有圓，不急躁浮泛，息心靜氣，沒有矯揉妖媚之態，有著莊重巍峨的大氣，沒有脫離浙派的本色。細細端詳，在和諧嚴密的一規一矩之中，風貌各異，變化多端。對於傳統浙派，有的得其醇，拙樸古秀;有的得其秀，爽利勁遒;有的得其工，精緻細巧;有的得其豪，雄健壯麗;有的得其能，典雅婉轉。以技法而論，大都章法自然，方寸之中求平寓險，有的線條斷續起伏，一波三折，斷而再續;有的薄刀快近，表現出風雅之韻，力求表現自己的情調。真是虎尾春冰真學問，馬蹄秋水大文章，形成了蔚為雲綺的奇觀。
陳睿韜(海上印社辦公室副主任)：
我想說個題外話。當年求學困難到什麼程度?有學生家裡沒有收藏，要到上海圖書館去看印譜。上海圖書館當然不是誰都可以進的。要參考閱覽證，參考閱覽證都是要文化單位的人，你工人怎麼來看?然後，江先生就刻了個章，顧廷龍看了問：「這個章誰刻的?他來看印譜還是不合法的，但是這個印譜就是要給這種人看呀!」好，一錘定音，下面的人幫忙也比較放心了。過去老一輩的人實際上是愛才的。
解放後，所有的藝人其實都開始不行了，大部分人改行做了很慘的事情。江先生他到了哪裡?到上鋼三廠，藝人在大環境下面，能夠堅持下來，真的不容易。而且傳承是至關重要的，沒有斷。等到一下子形勢變了，空氣寬鬆了以後，那些人不是平地冒出來的，他們原來一直在地下學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