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
他
一生著述頗豐，寫書250餘卷，耗十年之功完成《三國志》
他
有傲骨無媚骨，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浩然正氣與風骨
陳壽是誰？剛評出的第二批四川歷史名人中，不少人對他頗為陌生。但只要說到《三國志》的作者，估計不少人就會恍然大悟。這位來自今南充市的魏晉史學家在屢遭打壓之際，仍出於匡君正世的責任和使命，秉筆直書，以紀傳體斷代史的方式，記載了三國歷史的風雲變幻；更以其會通古今的才識，留下了對歷史發展大勢的諸多思考。
言及陳壽，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何一民大加讚賞，「一部《三國志》讓陳壽與司馬遷、班固齊名。他身上凝聚的勇於創新、不事權貴等精神，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浩然正氣與風骨，值得今天的我們學習。」
□本報記者 吳曉鈴
才高識遠
《三國志》讓他「並遷雙固」
在南充陳壽紀念館，正門匾額上的「並遷雙固」四個大字，表示陳壽的史學成就與司馬遷、班固比肩。
何一民說，陳壽少時好學，曾拜同郡學者、著名儒學家和史學家譙周為師。同時，蜀地自漢代以來，史學昌盛。在這種氛圍下，陳壽一生著述頗豐，寫書250餘卷。其中，就包括耗十年之功完成的《三國志》。在這部65卷的著作中，陳壽以紀傳體、斷代史體例，刻畫了栩栩如生的三國歷史人物形象。
「他描寫的歷史人物雖不如《史記》和《漢書》中的那麼生動傳神，但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之弊。在史料選擇上，陳壽也能擇取最重要者。可謂，文簡而事豐。」何一民說。
陳壽對歷史的見識，也體現在著《三國志》時對形勢觀、人謀觀、史體觀的整體把握上。何一民認為，陳壽比較重視客觀形勢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同時也重視人謀對形勢的主導作用。他還能把形勢和人謀之間交互投射所演化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用最反映客觀實際的史體撰寫出來。
陳壽對天下大勢發展客觀規律的把握和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也令人稱道。現在，很多經常使用的成語就出自《三國志》。
翻開《三國志》，精華語句不勝枚舉。談謀略，陳壽寫「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這就是後世常說的「當斷不斷，必受其亂」。談領導的素質，他總結為「權不失機，功在速捷」，認為領導的大忌就是臨機而不決，要採取正確謀略速捷以成事。談不懂權衡利弊，他總結為「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講人品，陳壽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王冊諸葛鄧鍾傳》中寫道，「君子之行，皆積小以成高大。」意在提醒高尚的人格和修養並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要從身邊小事做起，逐步提高。而「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等，更是百代流傳。
為人質直
著史時將個人恩怨置於腦後
作為修史之人，陳壽具備了應有的史德、史才和史識。
何一民認為，「陳壽一生為人質直，有傲骨而無媚骨。在蜀漢時期宦官黃皓專權，不少大臣皆屈意附之，他卻『獨不為之屈』，哪怕因此貶官。」而陳壽著述《三國志》，其目的也是希望能夠以史匡扶君主。在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下，他才「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期待最終「有益風化」。
著述《三國志》，陳壽也秉筆公正、取材嚴謹。「比如關於劉備『三顧茅廬』的記載，在當時曾有諸葛亮主動求見劉備一說。但陳壽根據諸葛亮《出師表》，確證是劉備主動請諸葛亮出山。」
不僅如此。陳壽之父曾在蜀漢時被諸葛亮處以凳刑，但陳壽著史時將個人恩怨置於腦後，真實記述和高度評價了諸葛亮生前治蜀的事跡，成為摒棄前嫌的史德最高體現。
何一民說，正因為陳壽德才、見識兼備，《三國志》問世後就受到好評。與陳壽同時代的夏侯湛寫作《魏書》，但看到《三國志》後，他認為已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於是自毀其書。《三國志》還與《史記》《漢書》《後漢書》一起，被稱為前四史。
對於《三國志》「文採不足」這一說法，何一民認為，這其實皆因司馬遷時代文史不分。「到了魏晉時期，史學已經開始獨立發展，與文學分道揚鑣。因此，《三國志》並不以文採見長，而是力求樸實。這恰是文史分野的標誌。」
而今，千百年的歷史見證：陳壽的努力沒有白費——一部《三國志》，不僅成為了解和研究三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信史，也成為今人為人處事甚至治國理政的智慧源泉。
人物名片
陳壽（公元233年—公元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今南充市）人，著名史學家，與司馬遷、班固齊名，史稱「並遷雙固」。陳壽少時好學，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曾任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散騎黃門侍郎等職；蜀降晉後，歷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職。
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晉滅吳結束了分裂局面後，陳壽歷經十年艱辛，完成了紀傳體史學巨著《三國志》。在《三國志》裡，陳壽以人物傳記的方式記載了蜀漢「必以人為本」「弘毅寬厚」「賞罰必信」的治國理念和蜀地儒學、經學及其師承流變的情形，對巴蜀歷史文化和蜀學、經學的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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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壽著《三國志》多有曲筆嗎？
□本報記者 吳曉鈴
陳壽《三國志》永載史冊。但後人也認為他在書中多有曲筆，並且「挾私報怨」，不算良史之才。真相的確如此嗎？
《三國志》被指曲筆回護曹魏，皆因全書以曹魏為正統。《魏志》列在全書之首，稱曹操、曹丕為帝。吳、蜀君主即位，書中都記曹魏的年號。對於東吳，陳壽只稱孫權為主，對孫亮等稱名。
在四川大學城市研究所所長、教授何一民看來，這些並非曲筆。他表示，晉是承襲曹魏而有天下的。身為晉人，陳壽著書當然尊奉曹魏為正統。故於魏、晉革易之處，陳壽不得不多所回護。即使如此，陳壽把這段歷史稱之為「三國」，等於承認了有三個獨立主權的國家，已經承擔了很大的政治風險。作為一個學者，陳壽已經很了不起了。因此，考慮到特定的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的修史者顧忌更多等實際背景，我們可以理解。此外，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外，陳壽的敘寫仍翔實可信。因此，後代史家稱其「位望不充其才」，純系枉加。
對陳壽挾私報怨的指責，主要是說他向曹操謀士丁儀的兒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給丁氏兄弟立傳等等。何一民說，這些指責其實毫無依據，也早已為歷代史家澄清。這般說法，實乃以訛傳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