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籤訂，是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的一個裡程碑式文件，這個文件的籤訂在當時飽受壓力，抗戰十四年，數千萬人死傷，整個中國都被打亂了，百姓心中能沒有恨嗎？
但是為了國家發展，我們必須向前看，沒有發展起來的中國在美帝和蘇聯眼裡，只不過是一個大一點的「軟柿子」，如果中國經濟發展不起來，該如何跟上時代步伐？該如何抗衡後冷戰時代美國的圍堵？如果此時不能殺出一條血路，當國際局面穩定後，中國再想追趕，難度將倍增。
這一點當時的中央領導看得十分清楚，值得一提的是，對籤訂條約起到十分重要作用的人，曾經還是讓日軍膽寒的八路軍，他就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外交官——符浩。
符浩是一名老八路，原名符忠孝，10歲求學，顯現出不凡的天賦，他學習刻苦，聰穎勤奮，因生活貧苦，後不得不輟學打工，但他從未放棄求學之心，「七七」事變後，他深感「文章未必醫貧病，寶劍應能解國憂。」於是苦心學習，最終考上了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從此開始了軍旅生涯。
剛進抗大，教育長羅瑞卿來看望新生，點名到「符忠孝」時，其濃重的湖南口音讓人聽起來像是「符號」，同學馬上糾正，而羅瑞卿卻幽默地說：「小題大做，一個標點，一個符號，有什麼不可以。」於是，「一個標點，一個符號」的典故就在抗大傳開，符忠孝索性取其諧音改名叫「符浩」。
從抗大畢業後，符浩被被分配到八路軍一一五師一團任政治處於事。1944年，符浩被調往山東魯北渤海軍區，任敵工科科長。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符浩身經百戰、多次死裡逃生，是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他曾孤身一人深入敵穴，憑著他的膽略和才智不費一槍一彈，硬是把王道的兩千多偽軍拉了過來。王道部起義，是山東戰區自抗戰以來偽軍規模最大的一次。
符浩在渤海軍區被老百姓稱為「智多星」，因為他喜歡用計謀取勝，精通《孫子兵法》，擅長用三十六計對敵，尤其善於教化俘虜，讓他們調轉槍口對敵，為此，日軍對「符號」恨得要命也怕得要死，甚至對他的名字也聞之生畏。
當時那一帶還有一個廣為人知、以之名譏諷日軍的故事：有一個日軍「三角部隊」的小隊長長谷川特別壞，就是對同他合作的偽軍劉姓隊長也待之如奴，動不動就訓斥打罵，劉隊長懷恨在心便向伺機報復。
一日，日偽軍集合列隊，長谷川當眾對劉姓隊長又是一頓無故辱罵。劉姓隊長靈機一動，突然指向日軍一士兵，大聲叫嚷：「符號，符號」，這話猶如一道軍令，說時遲那時快，全體日軍立即齊刷刷就地臥倒，槍彈上膛，如臨大敵。
一會兒，日軍緩過神來，發現什麼事沒有，長谷川怒火衝天大聲責罵劉姓隊長。劉姓隊長卻指著那個日軍士兵說：「我是說他胳膊上沒有佩戴三角符號。」搞得日軍隊長也無可奈何。
對敵作戰多年，讓符浩積累了豐富工作經驗，尤其是對於談判技巧，更是展露出不俗的天賦，日本投降後，符浩先後擔任渤海軍區宣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後，1949年，符浩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三軍九十八師政治部主任。作為一名英勇善戰的軍人，符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次年，戰功赫赫的符浩被調任新中國剛成立的外交部，成為了中國第一代外交官。
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但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去了揮之不去的痛苦，兩國人民都不想再有戰爭，都想要和平發展，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原是周恩來的設想，周恩來生前曾多次會見訪華的日本客人，並多次談及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深遠意義。
而當中日和約談判正在進行時，周恩來卻與世長辭了，之後，締約的談判便中斷了。1977年，符浩被派往日本，任中國駐日本大使，當時執政的福田內閣也想重開談判，但遭到日本國內多方阻攔，執政首相福田態度尚不明確。
因此，符浩大使就需要試探出福田首相的態度，為條約的發展情況作出精準判斷，從這裡看出，符浩出使日本責任重大。
符浩到日本任後，受到日本朝野的熱烈歡迎，當天的招待會上，本意只來500人就可以了，但最後到會各界人士競高達一千餘人，其中財界人士約佔一半。日本經團聯、商工會議所、六大財團、十大商社的負責人均出席了招待會。
歡迎招待會如此盛大，也反映出了日本各界人士希望中日友好的願望之強，中日友好締約已是大勢所趨，只是現在不知道日本內閣總理福田赳夫的態度。
到任不久，符浩就去拜訪福田赳夫，兩人像是朋友一樣談笑風生。會見中，符浩感到福田言談大方，比較隨意。普學過八年漢文的福田同中國新任大使首次相會，為表示親切，用漢語請符浩就座和喝茶，福田先白我介紹學習過哪些中國經典名著，話題圍繞中國文化，從四書五經到《戰國策》。
當談到從政資歷時，福田說：「我早年曾在汪兆銘(汪精衛)南京政府擔任過財政顧問。請問大使閣下當時擔任何職？」符浩微微一笑說：「那時我是八路軍正和日本侵略者作戰。」福田頓感幾分尷尬，喝了一口茶，然後又問符浩：「那麼您在戰後呢？」「從事外交工作。」符浩坦然回答。
為了擺脫同己一時的被動，福田把話題一轉，談到自己名字中的「赳」字，據說是從中國經典中取來的，以此來表示中日同文、源遠流長的友好關係，符浩隨即答道：「是的，是出自《詩經》中『赳赳武夫，公侯幹城，閣下乃國家棟梁也。」福田聽後，哈哈大笑。
隨之，會見的氣氛又活躍起來。當談到兩國關係時，對日中關係的發展，福田表示滿意。他強調，日中之間應該建立一種體制，使兩國關係長久持續發展下去。
當福田提出「建立一種體制」時，符浩敏銳的感覺到這是表明締結合約的意向，而且，日本經過二十年的高速發展，此時急需向海外擴張，而中國與之是近鄰，擁有著巨大的市場，與中國進行大規模通商貿易對兩國是互惠互利的局面。
日本當局十分清楚這一點，儘管國內有諸多阻礙，但就像毛澤說的，「有時候左派幹不了的事，右派就可以幹，有些事，右派幹起來就沒有阻力」，而福田內閣就是右派。
因此，1978年8月12日，雙方在北京正式籤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看到此，符浩激動地說：
「我參加了整個抗日戰爭，是中日之間戰爭與和平的歷史見證人。『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是中日百年來第一次，也是新中國強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