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資本論》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發行，此書是一部原創性的經濟學著作。書中一些理論創新成果，對關注經濟發展和能源問題的研究者、企業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普通讀者都具有參考價值。
原國家電監會副主席、國家能源局原副局長王禹民在本書「序」中提到：
作者提出了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幹涉理論，運用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來解釋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汙染的內在機制，可謂抓住了事物的本質特徵。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受到氣象學和混沌學中蝴蝶效應這個概念的啟發，提出了疊加蝴蝶效應和逆蝴蝶效應的概念，用以分別解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和恢復生態環境的內在機制，不僅新穎，而且非常有說服力。
另外，作者就能源資本與經濟增長、生態環境、技術創新、軍事力量和大國博弈五個領域的關聯性，借用物理學、經濟學、氣象學、生物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的概念，提出了能源資本與相關領域的幹涉效應、蝴蝶效應、乘數效應、躍遷效應和槓桿效應等概念，這是對「能源」和「資本」進行組合研究之後得出的新結論，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結構和獨特的思想方法。只有這些因素的有機結合，才能得到新穎的研究結果。從這部著作及其兩位作者的身上，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搞學術研究的人，要在知識廣博的基礎上達到「精」和「專」。
此處節選《能源資本論》中「經濟運行失調的雙因子幹涉機理（一）」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經濟運行失調的雙因子幹涉機理（一）
殷雄 譚建生
「薩伊市場定律」的失效
嚴冬時節，一個煤礦工人家庭的母親與兒子之間有這樣一段對話：
兒子：媽媽，天好冷，為什麼不生火？
媽媽：因為咱家沒煤了。
兒子：為什麼沒煤了？
媽媽：你爸爸失業了，沒錢買。
兒子：爸爸為什麼失業呢？
媽媽：因為礦上生產的煤太多了。
這段簡單的對話真實地揭示出了1929年美國「大蕭條」和世界經濟危機的現象及其發生的本質。家裡「沒有煤」與煤礦生產的「煤太多」，看似矛盾，實則合情合理，這就是煤這種能源形態的產能過剩而引發煤礦工人失業的結果，即由於產能過剩而導致了經濟危機。
產能，是指生產產品的能力。產能過剩，是指生產出來的產品超出社會的需求。經濟危機，是指比例的嚴重失衡或產生劇烈震蕩，通俗地講，就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它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於經濟增長周期性的量度。之所以說是「相對過剩」，是因為在危機中，一方面生產出的某種產品賣不出去，出現了「過剩」；另一方面需要這種產品的人卻因缺乏貨幣而無力購買，並不是社會上真正缺乏這種產品。兩者的此消彼長，就出現了「相對過剩」的狀況。煤礦工人家庭缺乏煤，是與煤礦生產了過多的煤相對的，兩者對照便出現了「相對過剩」的情境。同樣，資本家可以把牛奶倒掉，因為「過剩」的牛奶在他們手中已經不能產生剩餘價值了；貧困人民卻只能忍飢挨餓，因為儘管牛奶在他們眼裡是「緊缺」的食品，但他們手裡因沒有鈔票而只能「望牛奶興嘆」。
1803年，法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薩伊宣稱，從本質上說，不可能出現生產過剩。這種觀點被稱為薩伊市場定律，有時被表述為：「供給自動創造對其自身的需求。」大衛·李嘉圖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等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都持有這種宏觀經濟觀點，認為經濟會自動回到其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貨幣供給、財政政策、投資或者其他支出因素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持久的影響，價格和工資的靈活變動能夠維持充分就業。但是，上述母子之間的對話，證明這些「大腕」經濟學家們實實在在地錯了，而且在此前後發生的一系列經濟危機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他們錯了。他們錯在當時還沒有「能源資本」這個概念，不可能充分地認識到生產的動能是能源資本這一要素，一旦能源資本的供給過剩，生產能力就會過剩。就像廚房的麵粉堆積得多了，廚師就有可能烤制過量的麵包，從而導致顧客消費不了、或者無錢消費而不得不浪費掉。這種現象就是麵包的產能過剩，直接原因是廚師烤制多了，根本原因則是烤制麵包的麵粉供應過量了。
產能過剩導致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早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就已經存在，這是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聯繫的，而貨幣資本又是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基因」之一，因此，經濟危機與能源資本的供應有著內在的關聯性。
在經濟社會中，能源的供應與需求是一個相互適應的動態過程。能源的供應，是指各種具體的能源形態；能源的需求，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能源形態本身，而是由各種能源形態所提供的不同效用，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而分為熱力和電力，三大「精英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也可以作為其它化工行業的原材料。在由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中，能源政策調控起著中樞的作用，既要保證能源供應充足化，又要鼓勵能源需求減量化。能源調控受著兩個因素的約束：能源環境的約束和能源技術的進步。能源環境約束一方面要求能源供應清潔化，另一方面又要限制需求的增長；能源技術進步一方面可以提高能源開發利用的能力，另一方面在需求端要提高能效、減少汙染。
經濟增長理論表明，總產出的不斷增長，必然伴隨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能源資本作為生產活動的動力和燃料，是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從輸入端（供給側）來看，正是由於能源資本的投入，才能夠啟動並拉動經濟總量的增長；從輸出端（需求側）來看，經濟規模的擴張勢必會拉動對能源資本的強勁需求，特別是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工業部門對能源資本的需求更為強勁。因此，對於經濟總量的增長來說，能源資本具有一種內生性的需求增加。
馬克思指出，如果資本「一旦由於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產業資本就會過剩，不過這種過剩是在產業資本不能執行自己的各種職能的形式上表現出來的」，「由於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地閒置不用」，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工廠停工，原料堆積，製成的產品作為商品充斥市場」，因此，「如果把這種情況歸因於生產資本的缺乏，那就大錯特錯了」，「正好在這個時候，生產資本是過剩了」。馬克思所說的情況，恰恰是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就是生產資本過剩，它是一種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表現。生產資本過剩，是由市場的無序競爭所引起的。盲目擴大再生產，生產能力超過市場的真實需求，加之投機者在資本市場的興風作浪，這種周期性的危機就成為不可避免。資本表面的增值由於嚴重背離勞動價值，因此，這種「泡沫」一定會破裂。
「產能過剩」是高速度發展所留下的後遺症，其形成機理十分複雜。撇開對需求側預期不準和市場無序競爭的因素不談，導致產能過剩的根本原因，是生產要素投入過剩，其中包括能源資本投入的過剩。能源資本與經濟增長之間保持著一種既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的平衡局面，也就是出現了「齒輪效應」。在市場處於飽和的狀態下，能源資本的供需基本平衡，既沒有新的需求，也沒有新的供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供給側打破平衡，也就是由於能源資本的供給充足而提高了生產能力，那就意味著產能過剩，市場對能源資本的配置就無法達到帕雷託最優狀態。這種狀況，是由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所導致的。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高速度不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經歷過高速發展的階段，但只能是暫時的，急功近利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到頭來只能是欲速而不達。在產能過剩表現出來之前，市場往往出現階段性的繁榮，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崩潰一下子到來之前，營業總是非常穩定，特別興旺。」產能過剩的發生，往往與人們的心理預期相關，身處表面或一時的繁榮環境中，往往忘記了即將到來的風險，此所謂「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能夠提前嗅出危機來臨的人，往往是局外人，當局者常常是迷失的，此所謂「春江水暖鴨先知」。
能源作為一個單獨的行業，它的發展離不開商品生產，也就是說，能源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它不會孤立地存在，而是必須注入到商品生產過程的這個「內核」中，才會有其「靈魂」。我們經常所說的對能源領域的投資，其實質就是通過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入，通過合適的技術平臺，把能源資源轉變為能源資產；這種能源資產在市場上出售，便成為能源商品。能源商品不會脫離其它商品生產活動而獨立產生價值，只有通過把能源資產與其它商品生產結合起來，能源資產的經濟潛能才能發揮出來，這時候，能源資產才有條件轉化為資本。因此，人們投資能源領域的過程，就是把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過程。產能過剩，說明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太過強大，阻礙了約束因子執行職能，「齒輪效應」出現中斷，導致經濟結構失衡，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益低下，不僅生產出超過社會需求的產品數量，而且缺乏被廣大消費者所喜愛的產品種類。
產能過剩，是一種能源資本的浪費。如果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用力過猛，勢必促使生產活動加速，從而生產出超過社會需求的產品；如果能源資本的約束因子不能有效地執行職能，會導致經濟布局與結構不合理，無法生產出被消費者喜歡的產品。因此，產能過剩也說明了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對經濟增長形成了「相消幹涉」，其中涉及如何確保能源資本安全性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也就是要確保能源資本的可持續供應。
能源資本可持續供應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增長的極限理論。可持續，是指可以把某種模式或者狀態在時間上延續下去，並且沒有間斷。能源資本供應的可持續，要求能源資本的供應總量要與經濟增長（其本質是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規模和速度相適應，實際上還是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與約束因子協調執行職能、確保「齒輪效應」充分發揮的問題。驅動因子發力過猛，對於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為主的一次能源的消耗加快，不僅會帶來這些資源的供應枯竭，而且還會對生態環境造成無可挽回的汙染和破壞。因此，只有使能源資本雙因子協調執行職能，才能確保能源資本的供應具有可持續性，既能滿足當代的需要，而又不會損害後代需要的能力。
三次石油危機的共同特徵
縱觀歷史，人類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1933年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共出現了17次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期間，共出現了6次經濟危機，每一次危機都會有能源資本的影子。以1816年的第五次經濟危機為例，英美戰爭結束，英國商品對美國輸出額從1814年的8000英鎊激增至1330萬英鎊。但過了幾個月，北美市場也飽和了。1816年，英國對美國商品輸出額下降了28%。同時，由於軍事訂單下降，黑色冶金業和煤炭工業第一次生產過剩。
能源資本是由各種能源形態轉化而來的，能源資本DNA結構中的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平臺和市場環境這四種「基因」，又經過不同的排列組合而形成了驅動因子和約束因子，這兩種因子遺傳了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基因」，當這種「基因」在經濟活動中發生「變異」即不能相互協調地執行職能時，也就是能源資本DNA的雙螺旋結構發生破缺而失去了穩定性，驅動因子過分強大而約束因子過分弱小時，就出現了產能過剩。為了克服危機，1817年，英國第一次提出了旨在減輕失業、啟動需求的公共工程撥款法案，資助建設運河、港口、道路和橋梁。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用財政手段緩和經濟危機的最早嘗試，比凱恩斯主義的提出早了100多年。在這種情況下，能源資本的雙因子所構成的DNA雙螺旋結構的破缺得到了修復，在這些大型工程的建設和運營中協調執行職能，因而又成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和「燃料」，這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就算告一段落了，但與此同時，又埋下了發生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種子」。
經濟危機有能源資本的因素，反過來說，能源資本DNA雙螺旋結構的破缺也會同時引發經濟危機。歷史上三次著名的石油危機，就是鮮活的例子。這三次石油危機表現出三個共同的特徵。
一是每次石油危機都使石油產量急劇下降。第一次石油危機，中東阿拉伯產油國決定減少石油生產，並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美國政府不得不宣布全國處於「緊急狀態」，並採取了一系列節省石油和電力的緊急措施，其中包括：減少航班次數，限制車速，對取暖用油實行配給，星期天關閉全國加油站，禁止和限制戶外燈光廣告等，甚至連白宮頂上和聯合國大廈周圍的電燈也限時關閉。尼克森總統還下令降低總統專機飛行的正常速度，取消了他周末旅行的護航飛機。美國國會則通過法案，授權總統對所有石油產品實行全國配給。美國國防部的正常石油供應幾乎有一半中斷，美國在歐洲的駐軍和地中海的第六艦隊不得不動用戰時石油儲備。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從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輸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場每天短缺500萬桶，約佔世界總消費量的1/10，致使石油供應緊張。兩伊戰爭爆發後，全球石油產量受到影響，從580萬桶/天驟降到100萬桶/天以下。第三次石油危機，伊拉克因遭受國際經濟制裁使得原油的供應中斷，國際能源署啟動了緊急計劃，每天將250萬桶的儲備原油投放市場。
二是每次石油危機都導致石油價格大幅度上漲。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原油價格從3.011美元/桶上漲到10.651美元/桶，漲幅為兩倍多。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原油價格從13美元/桶猛增至34美元/桶，漲幅也超過了兩倍。第三次石油危機的原油價格從14美元/桶猛增至42美元/桶，漲幅達到三倍。
三是每次石油危機都對經濟增長造成了重大打擊。第一次石油危機使得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4%，日本的工業生產下降了20%以上，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都明顯放慢。1974年主要工業化國家都出現了經濟的負增長，其中英國為-0.5%，美國為-1.75%，日本為-3.25%。第二次石油危機，隨著石油產量的劇減，從而觸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第三次石油危機，美國經濟於1990年第三季度加速陷入衰退，拖累全球GDP增長率在1991年跌破2%。
三次石油危機表現出來的上述三個特點，非常明顯地反映了能源資本雙因子無法協調執行職能的機理，使得DNA雙螺旋結構發生了破缺。石油產量減少，說明供給側的市場投放量少了，需求側就要支付更高的價格，這就使得石油資產轉化為資本的成本升高了，導致能源資本的驅動因子無法有效執行職能，約束因子的作用出現了「放大效應」，從而制約了經濟的正常增長，甚至還使部分國家的經濟出現負增長。
警惕「齒輪效應」中斷的「黑天鵝」事件
能源資本DNA結構的四種「基因」中，市場環境非常重要，其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在某些情況下的作用會非常突出。2018年5月8日，美國宣布退出伊朗核協議（JCPOA）之後不久，又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敦促伊朗原油進口國於2018年11月4日前將伊朗原油進口量削減至零。面對美國這種咄咄逼人的制裁大棒和川普的強勢作風，伊朗及其原油進口國都感到壓力空前。伊朗在遭受上一輪制裁期間（2012—2015年），原油產量減少約100萬桶/天，出口量減少約120萬桶/天。預計本次伊朗原油出口受影響程度可能大於上次制裁的結果，不排除出口量驟減200萬桶/天（1億噸/年）甚至更多。面對這種險惡的局勢，伊朗也放出「狠話」，如果該國石油出口被清零，將封鎖荷姆茲海峽。目前，每天約有1800萬桶原油通過荷姆茲海峽流向國際市場，一旦該海峽遭封鎖，全球約30%的海運原油貿易量將中斷。加上委內瑞拉、利比亞、奈及利亞、安哥拉等全球重點石油出口國地緣政治風險持續高企，原油供應側的「黑天鵝」事件極有可能發生。隨著市場恐慌情緒的瀰漫和其他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加，國際油價會呈現上漲趨勢，甚至有可能超過100美元/桶。瑞士投資銀行瑞銀集團的經濟學家團隊認為，如果油價升至100美元/桶，經濟前景將出現無法補救的改變，屆時全球經濟產值將縮減1000億美元左右，讓全球GDP增長停留在3.8%，而任何低於3%的增長都將被視為全球性經濟衰退。這顯然埋下了爆發全球性經濟危機的「種子」。
價格是商品的交換價值在流通過程中所取得的轉化形式，它承擔了表現社會勞動耗費的職能，成為從觀念上表現商品價值量大小的貨幣標記。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由於商品的價格和價值經常存在不相一致的情況，價格的每一次變動都會引起交換雙方利益關係的轉換。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中，僅石油提價一項，就使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收入由1973年的300億美元猛增到1974年的1100億美元。當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對於能源價格而言，並不是越低就越好。比如，對於產油國來說，油價如果過低，就會影響其收入，從而對未來石油生產的預算安排產生不利影響，特別是會影響到促進技術進步的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投入，反過來又會影響石油的產量和對市場的供應。在市場供需機制的作用下，無法維持低油價，就會反過來再次推高油價，從而有可能引起正常經濟秩序的動蕩，再一次爆發經濟危機。因此，對於能源資本的雙因子來說，不能強調一個因子而忽視另一個因子，而是要努力使雙因子協調執行職能，也就是確保DNA雙螺旋結構不發生破缺，使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基因」能夠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得到「遺傳」。
各種能源形態之所以有價格，是因為具有價值潛能。能源資本如果不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它就沒有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就不會有具體能源形態的價格。能源資產轉化為資本的四個要素中，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常常以價格的形式體現出來，技術平臺和市場環境則會影響價格波動。經濟危機與能源資本之間有著很強的關聯性，這是由能源資本DNA結構中的四種「基因」所決定的。一旦這些「基因」在「遺傳」過程中發生「變異」，不論是經濟增長，還是能源資本供應，都會連帶發生危機，「齒輪效應」會馬上中斷。這就是能源資本的雙因子對經濟增長的幹涉效應。
——《能源資本論》是能源經濟學領域中的一部新著，作者把目前世界範圍內能源供應的兩大主題——可持續與可支付——與自己的研究相結合，提出了許多創新性的概念。闡述了能源技術創新與其他技術創新之間的內在關聯性，有助於人們更加充分地認識技術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作用。
電力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原電力科學研究院院長鄭健超
——從當代國際關係的主要特點和未來走勢看，中國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國。在中國與世界相互交融的過程中，中國專家必然要將創新性的研究成果奉獻給世界。《能源資本論》一書展示了當代中國學者博學多才的開闊視野、通識中外的包容心境和長於思考的智者風範。
國際問題專家，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於洪君
——此書改變了我們對能源本質屬性的認識，從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根本屬性來分析和研究能源，它必將帶來一種顛覆性的結果，作者將能源網際網路看作是能源資本流通方式的革命，這種觀點顯示了作者的睿智與遠見。可以有把握地說，《能源資本論》將成為一部當代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金融專家，原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宋海
——《能源資本論》一書，內容睿智詳實，新思想、新觀點像火花一樣處處閃耀，給人以理論的醇厚與思想的芬芳。此書以巧妙的構思和簡明的方法，拆除了勞動價值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之間的藩籬，將這兩大理論的基本思想融為一體，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
能源與水文專家，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張東曉
——此書以獨特的思想方式，找到了能源資本DNA結構的「遺傳基因」，破譯了能源資本持續創造價值的「遺傳密碼」；同時作者提出了能源資本雙因子幹涉理論，深刻闡述了能源資本與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關聯性的內在機理，顯示了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結構和精湛的思想方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能源資本論》作者簡介
殷 雄，法國工商管理博士（DBA），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現任中國廣核集團專職董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蘭州大學兼職教授，南方科技大學產業教授，《電力決策與輿情參考》特約專家，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曾在研究機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國有大型企業任職，從事企業戰略、企業管理和能源資本等領域的學術研究。已出版《經濟學筆記》、《非常責任：一個掛職市長的思考》、《諸葛亮治軍方略》、《諸葛亮治政方略》、《知與行：核電站大修管理思辨錄》、《企業執行力》和《至樂齋詩抄》（三部）等專著，以及《武裝未來》、《新幹涉主義：冷戰後美國軍事力量的使用》和《裡根政府是怎樣搞垮蘇聯的》等譯著共23部，發表論文30多篇。
譚建生，高級經濟師，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廣核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理事長。曾在國有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和國有能源大型企業任職，長期致力於金融、能源、區域經濟及法律研究，多次主持國家能源局、中國能源研究會課題研究。已出版《粵港澳大型基建設施策略研究》《深圳建設金融中心研究》等專著、合著12部，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