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書的篇幅所表明的，文藝復興是具有高強度哲學活力的時期之一。然而，只是到了晚近，這種活力的程度才得到了充分的認識。雖說十八世紀的哲學史家們如雅各布·布魯克（Jakob Brucker）就將文藝復興視為思想轉向的重要時期，但他們的意識大多沒有融入十九世紀歷史綜合的種種嘗試中。布克哈特（Burckhardt）傑出的論著，關於哲學對文藝復興文明的貢獻基本上保持沉默，而盎格魯-薩克遜學術傳統通常認為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死後的兩個世紀，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也只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新哲學」英雄般時代的陪襯。少數幾位文藝復興哲學家——斐奇諾（Ficino）、布魯諾（Bruno）、康帕內拉（Campanella）——偶爾會出現在十九世紀所著的哲學史中，而即便如此，對他們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也告缺如。一個問題是：對文藝復興哲學的整體評價而言必需的歷史探索，卻在很大程度上還有待開展。大部分十九世紀的史家熱衷於探尋「現代」思想之根源，而非考慮在不同時代哲學教誨與思辨的興落，由此事實導出了另一個缺失。即便在討論文藝復興著述家時，他們也只是把這些人看作是後世哲學戰場上的小卒，而非其時代的思想家，有其自身的權利。
雅各布·布魯克（Jakob Brucker，1696-1770），德國著名哲學史家，其主要著作為Critical History of Philosophy，圖源：tripota
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後半葉，這一局面開始有所改善。勒南（Renan）、馬比尤（Mabilleau）、費奧倫蒂諾（Fiorentino）、託柯（Tocco）、阿瑪彼萊（Amabile）以及其他幾位先驅性的工作，揭示了許多新的信息，出版了一系列著述，後世的史家可以以此為基礎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此後重要的一步於二十世紀頭四分之一邁出，尤其是其中的兩位學者對文藝復興哲學的面貌做了更為清晰的限定。其一為詹蒂萊（Giovanni Gentile），他對布魯諾、特萊齊奧（Telesio）以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其他哲學家做了開創性的研究。另一位是卡西爾（Ernst Cassirer），其巨著《認識問題》（Das Erkenntnisproblem）的第一卷，首次將現代哲學問題意識的興起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卡西爾的貢獻——擴展至以後的許多著作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不太在意現代的語言和民族界線，而是公平地對待使文藝復興與後世哲學相區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充分的國際性，基於以拉丁語作為幾乎普遍使用的學術語言。
勒南（Renan,1823-1892），圖源：Wikipedia
從這些最初的首創者開始，對文藝復興哲學所做的越來越學術化和精細化的努力，逐漸在過去五十年發展起來。然而，這些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仍有待在該思想史領域粗略的線條中進一步找到自身的位置。這一點尤其適用於英語世界的各種思想史，它們中的許多在一系列顯見的方面仍有很大欠缺。它們仍然是由非文藝復興研究專家的學者所做，因而在無論一手還是二手文獻方面都缺乏足夠的把握。它們傾向於關注某些非主流的思想家群體，常常會將更多的篇幅給予諸如李奧納多·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哥倫布（Columbus）或者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等人物，而不是那些專業興趣在哲學之中的著述家。尤其是，它們傾向於以某種年代誤置的方式來描述學科壁壘，遺漏了對當時所理解的哲學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卻對無關緊要之事關注有加。
達文西自畫像（畫作背面特意用拉丁文鏡射方式寫成「我所繪的」），圖源：Wikipedia
因而，我們感到有迫切的需要，對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們廣泛而深入的活動，以英語寫作一部可讀且可靠的通史。看一眼本卷所附的文獻書目便可知，大量詳細的研究持續在文藝復興思想的領域中推進。迄今尚缺乏的，是將這些發現提煉為一系列綜合而全面的敘述。本卷哲學史希望儘可能承擔的便是這一課題。
本哲學史的抱負乃是，應該提供給讀者對該主題一種儘可能平衡的敘述。我們試圖克服的一種不平衡是近來許多思想史中常見的某種傾向，將文藝復興哲學中最重要的特徵等同於最時新的特徵。雖說我們當然會考察新柏拉圖主義，以及自然哲學驚人的發展，但我們卻不期望人們認為，它們的獨特性便說明唯有它們才值得持續的關注。我們也做出了有意識的努力，不過分強調亞里斯多德主義。近來的學術強調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亞里斯多德主義的綜合依然最廣為人知，同時它也是哲學知識在制度性傳授方面最廣受採納的。雖然注意到這些新的評價，但就該思想派別的影響和原創性而言，我們卻力圖避免提出極端的主張。
我們試圖達致的平衡，就應該被稱為哲學的東西而言，乃是首先避免年代誤置的各種觀點。邏輯的學說，在當下盎格魯-薩克遜哲學觀中居於中心地位，在文藝復興時期也是重要的，但無論如何不是主導性的，因而我們也試圖適切地處理它。反之，我們力圖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某些論題，諸如修辭學、詩學和歷史學，在哲學的畛域中享有重要的位置，在那個時期之後，它們的這種地位卻大多喪失了。最後，我們想要指出（但並不過分著迷），魔法（magic）和佔星術（astrology）不僅在文藝復興時期哲學的中心地帶佔據著合法的地位，也曾時常進入「純哲學」的背景中，之後，人們已斷然剝奪了它們這樣的待遇。
曾佔據文藝復興時期哲學中心地帶的佔星術，它聲稱通過研究天體的運動和相對位置來獲得有關人類事物和地球事件的信息，被認為具有神聖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佔星術被認為是一種學術傳統，通常與天文學、鍊金術、氣象學和醫學有密切聯繫，也經常在各種文學作品中被提及。圖源：Wikipedia
本哲學史更早的計劃包含了更廣闊的論題範圍，包括哲學與音樂、文學、法律以及其他一些主題的關係。雖然很早就覺得這樣的框架會有大而無當的風險，我們依然希望最終所採納的計劃能充分反映我們的基本歷史編纂觀。亦即是說，只要我們發現自己想要假定該學科由某些事先確定的主題所構成，那我們就沒有希望寫出令人滿意的哲學史來。帶著這樣一種假定去寫作，自然就會導向一種非歷史的結論：最令人滿意的哲學史將是那些著作，它們只關注最為二十世紀學生欣然承認為哲學的各種主題。相反，我們想要從這樣一個事實出發：在文藝復興時期，比起在當代英語世界的大學中，「哲學」一詞包含了極為不同而且更為廣闊的論題範圍。在最後形成的本卷中，我們所看到的，不僅是該學科中如今人們認為更加「哲學上有意義」的歷史，同時對於整個文藝復興思想世界而言，也是一個基礎更為廣闊的導引。
然而，這一進路的成果不應被理解為一部學科際或者跨學科的著作。毋寧說，我們試圖釐清某個特定的學科在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種種分殊。後來的各時代將這種統一性裂解為許許多多不同的知識領域。本哲學史的目標就是要將碎片重新彌合，儘可能地為該學科本身提供一個嚮導。
昆丁·斯金納（Quentin Skinner），英國著名思想史家，劍橋學派代表學者，著作包括：《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現代政治的思想基礎》《霍布斯與共和主義》等
為了這一目的，我們將本卷分為三個組成部分。第一部分探討文藝復興哲學的思想背景，也試圖指出在文藝復興時期該學科各分支在其中起作用的思想框架類型。制度性的設定、哲學家們所面臨的各種限制、他們能夠獲得的技術和資源等等，都會加以考察。
第二部分構成了本卷的核心，聚焦於哲學各分支本身。按照文藝復興教科書的傳統，該學科通常分為四個主要領域：邏輯學、自然哲學、形上學以及道德哲學。如本書目錄所指出的，我們試圖儘可能以同樣的方式來論述各個部分。然而，我們也會將章節細分為更小更好處理的單元，比如（像某些文藝復興哲學家那樣）進一步區分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而在某些時候，我們也不得不訴諸更現代的哲學範疇，尤其是為了適應有關知識與信仰以及有關科學認識論的問題。第二部分的結尾是探討文藝復興哲學知識的一般特徵，以及它與在我們時代那些與哲學緊密相連的各種人文學科的關係。
第三部分由各種補充材料構成。為第一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做補充的各種附錄，描述了現存的各哲學家的著作，以及向學生傳授其學說的各種手段。生平文獻（biobibliographies）提供了本卷所討論的約140位重要人物的簡略描述，同時也構成了進一步研究的基礎。參考書目主要限定在各位撰稿人所引用的哲學家，雖然也加上了許多重要的條目。
本卷全書所用的徵引體系如下。腳註的徵引給出了儘可能簡略的形式；它們所對應的，是一手和二手文獻。對古典或中世紀作家的徵引正常情況下按照通行的方式，如：Cicero, Academica II.38.119。為了更好地使用本卷，同樣重要的是要記住，在參考書目中所提供的信息通常不在他處重複了。
如上所述，我們基本上選擇了圍繞哲學的各個領域來組織本哲學史。雖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將各思想家的著作割裂為不同的片段，但是這體現了我們認為的主要優點：將該學科各方面——如形上學或者倫理學——的內在發展，展現為連貫且演進的思想結構。對我們而言，雖然由此會淡化主要思想家們的角色，可這樣一種進路也沒什麼很嚴重的缺點。我們更感興趣的是長時段的發展，以及對某些核心問題持續的關注；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滿意這樣的假定：即便是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也可說是體現了某種諸如時代精神的東西。進而，我們希望正視這一事實（當然也有許多顯著的例外）：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們認為他們的事業是對真理同心協力的探索。當然，對於那些為本哲學史缺乏對特定人物的專論而感到遺憾的讀者，我們希望生平文獻能夠多少恢復一些傳統上個體為本的視角。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雖然在書名中用了「文藝復興」一詞，我們卻並不承諾——也不要求各位撰稿人承諾——對使用這個廣泛討論的術語持有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立場。對文藝復興的含義、年代範圍以及地理邊界儘管有大量的文獻，我們還是決定儘可能避免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最想說的是，本卷哲學史試圖覆蓋這樣一個領域的哲學活動，在其中拉丁語作為一種文化語言，運用於從奧卡姆的時代到培根、笛卡爾及同時代人革命性的工作。但即便這樣，對於我們所做的，也暗示了一種過於明確的界定。有些撰稿人所涉及的範圍必然更廣，包含了對理解文藝復興這一時期而言必不可少的前期討論；另一些人所關注的更為狹窄，將文藝復興的概念理解為在我們所討論的這整個時期中貫穿始終的一種範疇或者思想風格的名稱。這當然會造成某種不連貫甚至不一致。但我們相信，這也反映了當下該領域各種學術意見的現狀。顯而易見的是，在專家們當中對各股思想之線縷的相對重要性沒有一種標準或者統一的觀點，而它們，正如本卷各部分試圖展現的，會構成文藝復興哲學豐富且常常奇異的織物。
本文摘選自《劍橋文藝復興哲學史》[美]查爾斯·B.施密特 著 [英]昆廷·斯金納 主編 徐衛翔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