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兩漢的亡國理論建立在民心學說和五德運行學說之上，為魏晉南北朝的亡國思潮奠定了理論基礎。魏晉南北朝的亡國思潮充斥於各個皇朝更代之際，主要表現為社會普遍認為當朝即將滅亡，不可避免。亡國思潮對這一時期的政治與社會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君主屠殺臣子的事件明顯增多；野心家們也積極組織改朝換代的活動；官員為躲避君主的猜忌之禍被迫採取了一些非正常行為。
先秦兩漢亡國理論的發展
夏商兩朝滅亡之後，周朝的創建者已開始從理論上認真研討其亡國的根源，形成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觀念。在此基礎上，周朝統治提出敬德保民的政治理念。西周這一整套注重人事的立國理論，實際上也是殷商的亡國理論。這種理論雖然還存在神性的成分，但對民意的作用已有了充分的認識。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不僅提出了各自的治國理論，而且也對以往的歷史現象進行了多方位的解釋。這是因為亡國現象已相當頻繁，在世人眼中，亡國已成為必然，即如《呂氏春秋·安死》中所說：「自古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在亡國論方面，儒家的成就最大，他們把實行仁政與暴政當作興國或亡國的根本。不過，儒家同時也提出了具有神秘思想的興亡徵兆理論：「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法家也不甘落後，其集大成者韓非專門撰寫《亡徵》篇，以論亡國之兆。當然，韓非的目的，是為君主滅亡他國、統一天下做理論準備，希望君主一旦發現他國具有亡國徵兆，就立刻像風摧朽木、雨打隙牆一樣，攻擊這些國家，如此一來，「其兼天下不難矣」。因此，韓非的亡國理論，只就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現象而言，而非改朝換代的理論，無法與儒家亡國理論相提並論。
秦朝滅亡六國所表現出來的強大形象，與秦始皇死亡後其強大帝國迅速滅亡的悲劇，讓西漢初年的統治者深刻感受到人民力量的強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全國的知識分子，掀起了研討秦亡原因的熱潮，從而形成了相當成熟的儒家化的亡國理論。他們得出了秦亡之根在於仁義不施的觀點。這種觀點突出體現在現實主義政治思想家陸賈等人形成的以人事為主的皇朝興亡理論之中。史載陸賈與劉邦有如下的一段對話：
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因。」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賞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可見當時漢初君臣，都信服秦朝滅亡的原因就在於不行仁義和不法先聖。當然，在《新語》中，陸賈還強調了用人的重要性：「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陸賈只是細化了國家滅亡的具體原因。這並非與秦不法先聖、仁義不施的滅亡原因相悖。因為信讒佞之計的本質在於不法先聖和不施仁義。
其後，漢文帝時代的賈誼，撰寫了著名的《過秦論》，對秦的滅亡也進行了理論化的總結。他認為：從歷史進程來看，亡國具有必然性，亡國的根因在於仁義不施。
董仲舒也總結了歷史上的亡國原因。他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於京，侯服於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所從來久矣。」
為什麼會產生「無道」現象呢？顯然，這還需要更深刻的理論解釋方可。由此神秘的五德學說便有了市場。五德終始說，是戰國時期鄒衍所建立的一套朝代循環理論。這種理論把五行說與政權更代結合起來。五行的記載，始於《尚書·洪範》。其文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有相生相剋兩種演化進程。
夏商周與秦漢帝國的建立，依靠的都是革命的手段。因此，相剋說當然成了符合歷史演進規律的學說。在王莽篡漢之時，說又大行其道。因為說是和平的最佳理論工具。而「王莽是舜後，漢高祖應是堯後，王莽受漢之禪，正像舜受堯禪一樣」。舜是黃帝的後裔，黃帝是土德，而堯是火德。從五德相生說，火生土。故王莽當然是土德，漢就是火德了。這是對漢以土克水為土德之後又為王莽所改之德。
因此，兩漢時期是中國古代亡國理論，也就是易姓革命思想和理論的「定型時期」，「其後的易姓革命只是或直接引用該理論或稍加以修訂援用之而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亡國思潮，正是在兩漢亡國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東漢末年的亡國思潮，在黃巾起義後開始高漲。在黃巾起義之前，其領導人張角已秘密進行了十多年漢朝即將亡國的輿論宣傳活動，其宣傳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如果與秦朝末年的形勢作一比較，可以看出，黃巾的起義，與秦朝末年的形勢完全不同。秦朝末年，可能除了原秦人之外的天下之人，多已對秦產生了極度的仇恨心理。而黃巾起義，雖然許多小民仇視漢朝的官吏，但是，漢朝前期出現過多位賢明的皇帝，重視人民的利益。因此，天下不少人對於漢朝賢明皇帝的感情依然存在，尤其是社會精英中的部分士人，對漢朝感情甚為深厚。
黃巾起義的失敗說明，自下而上進行改朝換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取得成功。可見，張角宣傳的「蒼天已死」的亡漢口號，雖然形成了一股社會思潮，卻並沒有得到眾多士人的支持。因此，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儘管有組織、有準備、有綱領，但並未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尤其是知識階層的響應。
但是，黃巾起義足以說明，當時社會中早已經存在著否定漢朝政權正統性和合法性的暗流，預示著漢朝正統地位正在逐步衰退，這股暗流為後來的代漢者奠定了社會基礎。
黃巾起義雖然失敗，卻造成了東漢的名存實亡、天下諸侯並立的政治格局。這些諸侯，多有代漢稱帝的企圖，其中，袁術率先在淮南稱帝，開闢了東漢官員向漢朝皇帝公開挑戰其權力的先河。表明代漢思潮開始風起雲湧。
這時的代漢思潮，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在桓靈二帝統治時期，皇帝昏庸無德，任用宦官外戚，懲治代表社會人民利益的士人和正直的官員，失去了民心。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郭太哭之於野，嘆曰：「『人之雲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可知，在時人看來，亡國的重要徵兆，在於社會正直人才的覆滅。
第二，五德盛衰的理論，在東漢末年又開始盛行。《後漢書·獻帝紀》說：「天厭漢德久矣，山陽其何誅焉！漢自和帝以後，政教陵遲，故言天厭漢德久矣。禍之來也，非獨山陽公之過，其何所誅責乎？」由此可知，漢朝的滅亡，在人們看來，天意的成分依然很重。曹丕代漢建魏所用年號黃初，正是土德代替火德的體現，而孫權稱帝所用黃武的年號，同樣如此。
第三，從讖緯處尋找出代漢的證據。通過讖緯來確立其合法性，成為東漢建立以來的一種社會思潮，「對社會心理的影響不可低估」。如曹魏的代漢，就利用了「當塗高者，魏也」的讖語。其後，司馬氏代魏之時，也以此讖語，表明大晉是以晉承漢，把曹魏剔除到代漢的皇朝之外，表達了「鄙視曹魏、尊崇漢朝、遠紹周朝的態度」。
第四，從血緣上尋找代漢的根據。如曹魏代漢，還要證明一個血緣關係的問題。通過「尋根」，曹者們終於得出曹操家族源於顓頊的結論，從而論證了曹魏代漢的血緣高貴性。而劉備以皇族為興復漢室的資本，也是把血緣當成抗擊曹魏代漢的利器。
在漢朝即將滅亡之時，「革命論」的思潮也應時而起。並一直延續到整個魏晉南北朝。本來，儒家的革命觀，源於《易·革》的《彖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種革命的內涵，是推翻暴君的政權的正義行動。但是，魏晉的革命論，卻「抽去了革命的抗暴內核，將之等同於王朝的禪代」。
魏晉的亡國思潮
曹魏集團代漢成功之後，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政治問題，即，曹魏代漢，卻沒能代漢統治漢朝所擁有的全國州郡的人民。亦即當時還存在著蜀漢、孫吳兩個皇朝。因此，哪個國家是真正的天下之主？便成為當時社會思潮的重點。因為蜀漢與孫吳的弱小，在蜀漢、孫吳國內，很快就產生了亡國思潮，而在曹魏內部，因司馬氏權力的高漲，亡國思潮也很快興起。
在蜀漢建立之初，內部已孕育出亡國思潮的兩個源流；一是張裕等人造謠生事，妄說蜀漢亡國有期。張祫為劉備所屠殺，但蜀漢亡國論並沒有因此而絕；二是劉備自我表現出來的亡國思想。荊州之失和夷陵慘敗後，劉備對興復漢室開始失望，表現為臨終之時想把大半生奔波而建立的國家拱手相讓給諸葛亮，這對一個以興復漢室為理想的梟雄來說，是十分荒謬的，也是極其殘酷的，但也正說明了其理想破滅後的失望心理。
劉備的這種心理，也給諸葛亮以極大的負面影響，諸葛亮對興漢的失望，首先源於隆中之策受到破壞。劉備託孤是一把雙刃劍，對諸葛亮的高大人格實踐而言，是一種巨大的成功，但對其事業，卻是極大的打擊。劉禪的無能和北伐的失敗，讓他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興漢已是絕望。
蜀漢後期，以上兩種亡國思想開始合流。譙周等人為此大造聲勢，終於把潛在蜀漢國內數十年的亡國思想匯流，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這股強大的思潮促使了蜀國在大敵到來之時，投降措施輕易出臺，最後使得魏國輕易滅掉蜀漢。
孫吳的立國，與魏蜀不同。孫權的政治目標遠魏蜀旗幟鮮明，孫權先稱吳王，向魏稱臣，然後才在蜀漢許諾保證不攻擊其既得荊州的情況下，與魏決裂，方才稱帝。孫吳並無統一中國的雄心，因此，它的持續時間，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及孫皓繼位，實行暴政，亡國思潮盛行於吳國之境。這時候的亡國思潮，明顯表現為讖謠的形式。東吳集團的大臣，已感覺到了亡國的危險，正如丞相張悌所說：「吳之將亡，賢愚所知。」
曹魏的亡國思潮，是與西晉的代魏同為一體。西晉代魏，和曹魏代漢有類似之處，就是也在未能統一全國之時，急忙改朝換代。司馬氏的代魏，不僅有國家中樞大權變更的原因，更重要的一點，是曹魏代漢樹立了真實的禪代樣板。
禪代的史實，在三代以前，只是傳說，而曹魏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禪代。三國鼎立，不過數十年，三個國家都是短命的皇朝。可知非統一的政府，不可以長久地持續下去。問題在於，西晉統一了中國，統一的政府難道就可以長久維持下去嗎？
西晉末年，亡國思潮已開始在社會上下蔓延。在亡國即將來臨時，社會上不同之人出現了不同的行為：一是積極策動，促使其滅亡。如王彌，「好亂樂禍」，開始起兵，並聯合胡人，攻打晉朝地方政府。二是積極挑戰西晉的合法性，如王浚，開始謀劃稱帝。三是到邊州任職，謀劃偏霸一方，如張駿等。四是發動叛亂，希望奪取政權，如陳敏、石冰等。五是一些士人，開始與胡人合作，以謀求富貴，如王猛等。六是避亂隱居。而西晉中原地區人民，也開始大規模地遷移，以躲避戰亂。
東晉建立之後，在國家內部，亡國思潮一直潛存不衰。東晉政府並沒有認真總結西晉滅亡的教訓，也沒有認真總結的機會。東晉建立之初，皇帝就面臨著內外重重的壓力，君權不振。當明帝在位時，王敦發動叛亂，直接威脅到東晉的存亡。其後，又有桓溫等人，意圖代晉，都說明晉的合法性受到社會嚴重的質疑。
後來，五鬥米道信奉者孫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於是扇動百姓，私結徒黨，此後導致孫恩之亂。晉孝武帝末年看到長星出現，「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及傅亮根據劉裕的指示，讓晉恭帝抄寫擬好的禪讓詔書時，晉恭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
南朝的亡國思潮
劉宋代晉是在桓玄代晉失敗後的再一次代晉的政治活動，當然，這次更代皇朝的政治活動取得了徹底的成功。不過，歷史重複著相似的進程。劉宋末年，社會上下對宋之滅亡，已是心知肚明。這是因為，劉宋皇族也犯了和司馬氏一樣的錯誤：皇族自相殘殺。皇族自相殘殺的結果，是皇族中再沒有傑出人物出現，而掌握國家軍政大權者必然是異姓人物。與此同時，在皇帝大權之時，社會下層人民的社會負擔加重，人心思亂，人心思變。這就為亡國思潮的興盛奠定了社會基礎。
劉宋末年，亡國論開始抬頭。《南齊書·劉善明傳》載其勸說蕭道成稱帝之語：「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
宋齊更代，也存在五德轉運的評價。《南齊書》卷二《高帝紀下》載《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可知《南齊書》的著者認為聖人得到天下，具有社會發展必然。同時《南齊書》的著者又指出：宋氏屈起匹夫，兵由義立；鹹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
不過，如果宋氏後代繼承者不再具有「義」的行為，上天也不會令其皇朝繼續存在下去。因此，蕭齊的建立，在於劉宋已失去了天的支持，亡國已成定勢。梁朝完全由齊之政府各級官員推翻齊朝而建，並未動搖社會各階層結構。士風依然承襲西晉，充斥著亡國的徵兆。
《梁書·何敬容傳》載何敬容之言說：「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梁武帝後期，侯景攻打建康，史載：城陷，（蕭）確排入，啟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下城，僅得至此。」高祖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似是一種無奈的自解，卻也說明亡國論對蕭衍影響甚大。史稱梁末改朝換代的趨勢已經形成：「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由此可知，梁末的亡國思潮，已引起了無數豪強建立新皇朝的雄心。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朝的建立者，雖然都明白武裝力量在奪取皇權時最為重要，但是，任何新興皇朝建立之際，都還要比葫蘆畫瓢，採取前朝的禪代模式，以示應天承運。而且，這一時期的改朝換代，都是前朝的軍功大臣所為，因此，革命性的五德相勝說是不能再用了，而和平性的五德相生說卻大行其道。
但是，五德終始說畢竟過於神秘，而且在國家命運完全歸於上天的旨意，與現實中的政治關係過於疏遠，因此，人事決定興亡則成了社會上下最為信服的因果關係理論。
十六國與北朝的亡國思潮
十六國和北朝政權多由胡人建立，胡人在漢人居住的土地建立他們自己的部落政權，首先便面臨著一個合法性的問題。西晉的亡國思潮對胡人的影響甚大。如匈奴人劉宣曾對劉淵說：「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劉宣所說「天厭晉德」，可能他自己也不會全信，但是，司馬氏父子兄弟互相殺戮，卻是實情，可看作晉朝的亡國徵兆。
因此，劉淵一旦聽說漢人政權發生劣變，他們民族心底的反抗思想便開始起來。問題在於，胡人從前的政權，建立在漢人政權的周邊地區，並未在漢人統治的中心地區建立過。而到了西晉末年，他們居然要在漢人統治的中心地區建立自己的國家。
這對於人數不多的胡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挑戰。如何應對這種挑戰，需要他們認真對待。但是，胡人在面對這一挑戰之時，並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從理論上如何論證漢人政權要轉入到胡人政權之手，並不是胡人上層社會能夠深刻認知的。胡人只知道天厭晉德，卻說不出天厭晉德之後為什麼應該讓他們接手建立政權。
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建立國家的合法問題成為各個國家首要的問題。儘管武力可以解決各民族反抗的問題，但卻不能解決各民族的心理問題。石勒建立趙，雖然國名以漢人之趙名之，但是，其政權卻無法證明其合法性。劉琨希望石勒能夠順從自己，給其寫信拉攏之。石勒回信稱：「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石勒雖然反感劉琨，但是，卻「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
五胡十六國中的匈奴和羯人，對於他們在中原建立的國家，一方面缺少政治經驗可以借鑑，另一方面則又對所建國家前途缺乏自信。因此，在這種情形下，五胡在政治運作中就了兩個極端的行為：一方面為了有效管理國家，必須向漢人學習；包括任用漢人，採取漢人的制度；另一方面，則又對漢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從政治地位上提高其本民族的身份，使本民族人民成為具有特權的階層。殊不知，特權越多，腐朽越快。
因此，十六國前期胡人所建政權漢國和趙國，很快走向衰亡。由於胡人除了匈奴在大漠南北建立過政權之外，更無建立國家的歷史。因此，對於本民族建立國家之後是否會亡國的問題，他們思考的遠比漢人要少。他們對國家興亡的思考，還相當幼稚，不僅沒有形成成套的理論，甚至還沒有對本民族政權的亡國危險產生警覺時，便掉進了滅亡的陷阱。
五胡中氐人的傑出領袖苻堅，對於天下興亡的認識具有儒家的興亡觀念，他曾對大臣說：「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苻堅具有統一天下之志，只因為未能解決好內部氐人與鮮卑、羌人的矛盾，未能認識到東晉上下團結一心的政治形勢，而兵敗於。苻堅統一中國夢斷之後，北方慕容鮮卑和羌人立即群起而叛亂，前秦很快土崩瓦解。
五胡中的社會上層，飽讀漢人詩書者，和漢族有識之士一樣，也能認識到了國家興亡的一般規律。鮮卑人乞伏乾歸曾說：「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不過，他還是把國家興亡歸於天命。
北魏是五胡中最具政治生命力的民族。這源於他們對漢民族政治文化的全面吸收。北魏建立之後，為了尋找其合法性因素，開始從血緣上論證與漢族的同源性。在論證之時，進行了漢化的改革，實際上也是向漢人表明，他們是漢人的同族。通過尋根，北魏的統治者解決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難題。
當然，這種解決辦法是胡人認宗漢人，而不是說不同民族間可以完美地合作。在鮮卑人漢化之時，他們卻遇到了一個與漢人一樣的問題，當他們離開大漠之後，北方的柔然人，卻又成了漢化鮮卑人的「非我族類」。當然，北魏的漢化舉措成就，不可小覷。他們通過一系列的正統化政治運作，確立了五德運轉的正統地位，使「南朝自詡的正統便失去了任何意義」。
北魏入主中原過程中的漢化，使盛行北方多年亡國思潮逐漸弱化並趨於消解，北方的漢族士人也開始認可他們統治的合法性。不過，隨著北魏統治集團的腐朽，北魏內部的矛盾日益劇烈，當豪酋爾朱榮發動河陰之變後，北魏開始步入衰亡時期。
隨著高歡與宇文泰兩大軍事集團的形成，北魏開始走向分裂，亡國思潮也開始盛行起來。東魏孝靜帝面對高氏的逼迫，曾忿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
東西魏滅亡後，新建的北齊與北周並未解決皇朝的長期穩固問題，便走向衰亡。北齊北周末年，亡國思潮很快又開始興盛起來。北齊與北周的滅亡，正是在這種亡國思潮的伴隨下，通過血腥的手段，完成了歷史向前發展。因此，對於胡人來說，他們從不久前的歷史中也得出自古無不亡之國的政治見解，已很了不起了。畢竟，這種政治見解具有不可顛覆的正確性。但是，要讓他們解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政治難題，卻相當困難了。
魏晉南北朝亡國思潮興盛的原因及影響
魏晉南北朝亡國思潮興盛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首先，亡國思潮的興盛，與皇朝的更迭頻密切相關。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朝代更代已為世人所知。，只是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皇朝更代頻度遠過周秦兩漢，這是形成亡國思潮的重要原因。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長時期處於分裂狀態，這就造成了數國林立的局面。在此政治背景下，皇朝頻繁，因此，皇朝滅亡也就成為相當頻繁的政治現象。在皇朝滅亡的過程中，人們看到的不是漢朝那種長久的強盛與安定，而是短暫的安定，隨後便是政治動蕩，舊皇朝的滅亡與新皇朝建立。
正是有這種相似的歷史現象的不斷循環，方才使得亡國這一重要的政治現象反覆地在人們的心理中摩擦遊蕩，使得亡國成了這一時期社會心理的重要源動力和發動器，並激發了亡國思潮的興盛。
其次，「立國不正」，是亡國思潮興盛的又一重要原因。魏晉南北朝亡國禪代的思潮，與秦漢之際的更代，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漢代秦後，統治者在討論秦亡的真實原因，著重於秦的仁義不施，而魏晉南北朝的各朝的更代，卻只在五德上面做文章，對前代的政治治理，並未作嚴格的批判。
這是因為，漢的代秦，使用的是革命的手段，而魏晉南北朝的改朝，使用的卻是禪代的手段。因此，不敢對前朝進行政治大批判。因為新的皇帝，是前朝的大臣，如果前朝有政治上的過失，也就意味著，這個新皇帝也應當承擔其過失。因此，這一時期的亡國禪代思潮，也只能在神秘的五德和讖緯上做文章，以保證其政權建立的合法性。
禪代的「不正」，引起世人的強烈反感。堯舜禹禪代的傳說，是由在位者對天下德才兼備者進行考察並歷練後主動的傳位制度。而漢魏的禪代，明顯是一種血腥的政治。在曹操時期，發生過數次針對曹操的政變。同樣，在魏晉初試禪代的時期，這種血腥事件更為嚴重。西晉元帝曾經聽過王導敘述其先人建國的經歷，對晉朝的命運能否久遠甚為擔心。
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晉書·宣帝紀》
劉宋建立時，開創了屠殺先朝廢帝的先例。結果，這一惡劣的示範，立即為後代的禪代樹立了示範。周一良先生說，劉裕屠殺東晉廢帝，是不得已的行為，因為要「防止士大夫們擁司馬氏復闢」。他拿劉宋建立殺廢帝與對魏晉建立不殺廢帝進行了比較。這種比較，雖然有其道理，但卻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隋唐建立後，對北周皇族的屠殺，與劉裕屠殺東晉廢帝相比，背景並不相同，卻照樣也要屠殺。
第三，禪代的血腥，給後人以效仿的示範。禪代的血腥，其實也給了後代一種示範，也就是說，他們也可學習先朝的做法，再次進行皇朝的變動。從漢魏禪代到梁陳禪代，可以看到，總的趨勢是，血腥的程度在不斷地強化。這是一種示範傳染效應。
第四，當朝皇帝的愚化、殘化及皇族的弱化。亡國思潮的興盛，首先在於當朝皇帝的愚化或殘化，其次在於皇族的弱化。如劉宋末年，皇帝的愚化以及皇族多數被屠殺，遂使社會產生了「宋氏將亡，愚智所辨」的共識。
第五，新興勢力的崛起與中樞權力的轉移。新興勢力的崛起，是亡國思潮與禪代思想興盛的重要一環。宋末，天下賢愚皆知宋氏將亡，因此，尋找新的天下之主，便成了天下為官者的重要任務。如劉宋明帝常嫌蕭道成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雲『蕭道成當為天子』，明帝為疑」。劉善明在宋末，當幼主新立、群公秉政之時，獨結事蕭道成，「委身歸誠」。
魏晉南北朝的亡國思潮嚴重影響到社會政治領域的各個方面。統治者面對前朝的亡國，不得不思考個中的原因。儘管他們對前朝亡國原因的分析不太深刻，但是，卻總歸在思考。
魏晉南北朝亡國思潮對政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亡國思想對當朝皇帝的政治行為影響巨大。魏晉南北朝的亡國，從漢人政權的轉手來看，均為社會上層的禪代而非社會下層的革命，因此，忠誠與否的問題，就成了當朝皇帝最為重視的關鍵。
因為治國思想少了「忠」，而使得當朝皇帝開始擔心其政權中的權臣會「有樣學樣」。從晉武帝正式建國開始，其用人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儒家政治道德觀念中最為重要的「忠」，成了司馬氏皇權政治中的兩難問題。
弒帝不為忠，故晉武帝不敢明確規定要臣子對其忠，而只好大力宣傳儒家政治道德觀念中的另一個重要的觀念「孝」。但純粹的「孝」恰巧是「忠」的大敵。是故，在這種兩難之境中，其用人標準也就只能遊移在傳統道德之外。
君主因擔心亡國或皇權轉移會採取一些非正常措施。如對皇族的防範。對皇族的防範，在西周已有跡象。周公之輔佐成王，對管、蔡二位已有了強硬的措施。秦始皇二世對其親人的屠殺則是血腥的措施。兩漢對宗族的政策，無不圍繞著強幹弱枝來進行。
但兩漢的政府，還沒有達到「欲加之罪」的程度。而三國時期，曹丕對其兄弟的政策，則十分的突出。還如屠殺前朝皇室成員，掃除任何復闢前朝的政治力量。因此，如何使自家的皇朝遲一點亡國就成了皇帝思考的最為重要的問題了。
漢朝統治初期，異姓封王被劉邦剷除之後，宗室奪權的機會大大增加。魏國建立，曹丕刻意控制兄弟的權力，這也是懲漢代之教訓。到了西晉，司馬氏卻又轉向另一個極端，極力擴張宗族權力以拱衛中央皇權。當時，儘管人人都明白，天下沒有不亡之國，但是，當朝皇帝卻寧願屠殺功高震主者，或者轉變統治方式，不再屠殺宗室成員，以期求得皇朝的長治久安和德運的長駐。
其次，對野心政治家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面對現皇朝的滅亡態勢，一些有實力的當朝高官便積極地為改朝換代進行政治準備。史稱梁朝末年，「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可知當時企盼稱帝者並非少數。
最後，對大批官員和士人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大批的士族與官員，在亡國思潮昌盛的時代，看到了朝代更代的血腥，因此，對於官場，他們多了一份小心，從而，開始了以家族利益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認為保護了家族的利益，方是最佳的處世之道。
國可亡，而家不破。因此，在前朝亡國之際，他們積極尋找新的主人，或保持中立，並不認為前朝的亡國，與自己的家族存在什麼關係。亡國思潮的湧動，也讓人們重新認識皇朝的統治的合法性問題：不注意民生的政權，其滅亡也就存在了合理之處。
結語
魏晉南北朝的亡國思潮，把神秘的五德終始說與現實的人事關係緊密結合起來，與禪代政治合流，並以人事為最大的更代原因。這一時期，人們對亡國現象的認識，儘管還存在濃厚的五德之說，但是，畢竟與現實政治的聯繫緊密起來，理性化的色彩已相當濃厚了。亡國思潮的興盛，對社會各個階層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