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背景
兩宋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階段，而在傳統研究和世人認知中，兩宋一直被扣上「積貧積弱」的帽子，這與史實嚴重不符。
筆者翻閱呂思勉、錢穆、張蔭麟等人的著作，發現其對宋史的評述，也大落窠臼。相反，海外宋史研究卻突飛猛進，大批漢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重新定義了宋史。
筆者閒暇之餘，結合平生閱覽和思考，發現了一個不一樣的宋朝，今天分享給大家。
正文
古代中國，漢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有6個，漢朝、西晉、隋朝、唐朝、宋朝、明朝。
在很多歷史學者和歷史愛好者眼中，我們民族歷史的驕傲似乎只存在於雄漢盛唐和大明，宋朝一直給人積貧積弱的印象。
▲北宋疆域圖
而實際上，漢民族政權超過三百年的就只有兩漢和兩宋，宋朝是被絕對低估的。美國很多高校的歷史教材《中國新史》稱「中國最偉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海外漢學家也對兩宋極力推崇。
為什麼中國人自己對民族歷史的評價和海外會形成截然相反的對立，是因為海外以文明史觀來審視，而國人以王朝氣象來評判。
國人鄙夷、海外盛讚的兩宋，究竟先進在哪兒呢？
壹兩宋國家體制
01文官治國
中國古代自秦漢至五代十國，武將幹政、亂政乃至引發戰亂、分裂國家一直史不絕書，其根源就在於未能實現軍隊國家化，軍權掌握在武將軍閥、政治派系手中。
東漢時，大將軍梁冀把持朝政、廢立皇帝；漢末，曹操軍政大權獨攬，從漢室護陵人發展成掘墓人。
曹魏司馬懿發動軍事政變，孫吳有諸葛恪獨斷專權，季漢諸葛亮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朝廷都不能節制。
東晉王敦、桓溫、劉裕，其後南朝蕭道成、蕭衍、陳霸先，作亂為禍乃至篡權奪位；南朝，侯景之亂；唐初，擁有軍權的秦王發動玄武門政變；唐玄宗時，安祿山、史思明叛亂；唐後期，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割據一方。
到了五代，武將自立皇帝、左右朝局，軍人幹政發展到頂峰。
結束這種亂象的，就是北宋。建國第二年，公元961年就通過「杯酒釋兵權」實現了軍隊國家化。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杯酒釋兵權」事件和「以文制武」策略，將兵權收歸中央，以文官壓制武將，統兵權和調兵權剝離，徹底解決了困擾中央政府上千年的難題，有利於國家、社會穩定，為後世王朝繼承。
文官治國、軍隊國家化，延續至今仍是全球主流國家遵從的治國原則。與之對立的就是軍人掌權的軍政府，比如二戰時的德意日法西斯政府和非洲諸多軍政府，就是軍人直接幹政，最後把國家和民族帶入深淵。
02「重文輕武」汙名
宋朝汲取前代教訓，採取「以文制武」的策略，這是符合現代國家治理原則的。
具體來說，決策層面：國家對外是戰是和，取決於政府而不是軍官、軍隊；地位方面：武將的地位明顯低於文官。
這就是常人眼中的「重文輕武」——一項全球絕大多數現代國家堅決執行的制度。
那它有什麼不對嗎？
至於說宋朝盛行柔靡之風，中國人丟失了尚武精神，明顯是栽贓。
柔靡之風盛行北宋文壇不假，而這恰是國家繁榮、經濟發達、生活優越的表現。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徵戰幾人回。
——唐·王翰·《涼州詞》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宋·朱敦儒·《西江月》
唐人的雄壯，與宋人的閒逸，哪種生活更讓人日常嚮往呢？
至於國人尚武精神遺失，責不在宋朝，《水滸傳》中民間尚武之風盛行，連宋江那種刀筆小吏都能耍兩套刀槍，出門還能隨身攜帶兵器。
真正讓國人變得怯弱的，是元朝的血腥鎮壓和高壓政策，比如四個家庭才能共用一把菜刀，懼民、防民手段千古罕見。加之後來的明清，不僅延續了這一傳統，又以「文字獄」摧毀了中國人的精神，民族精神慘遭閹割，尚武精神也終於斷送了。
03打破階級固化
在宋朝之前，中國處於一個階級長期固化、平民翻身無望的噩夢時代。
秦之前，是世卿世祿的世襲制。
兩漢，官員的選舉任用絕大多數是察舉和徵辟，所謂察舉大多數情況就是豪門大族相互推薦，徵辟的前提是有高官貴戚賞識，徵辟的公正性和機率都帶有很大的隨機性。
魏晉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朝廷選拔人才的權力就完全到了世家大族的手中。
開啟科舉選才新篇章的隋唐，錄取規模很小（唐朝科舉一次錄取只有20人左右），閱卷品評有制度缺陷，社會晉升之路依然被世家大族壟斷。
有唐一代，世家大族在朝廷中的勢力之顯赫並不遜於魏晉南北朝。據筆者統計，在唐朝289年的歷史中，崔氏、韋氏、盧氏、鄭氏、李氏、王氏六大家族共出了102位宰相，其中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27位，京兆韋氏19位，河東裴氏18位。
宋代科舉的進步，一是擴大錄取名額，一般都有二三百人，最多有五六百人，是唐朝的十倍、二十倍之多；二是推行糊名法和謄錄法，閱卷的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個人信息和筆跡，無法徇私舞弊。
《現代的拂曉時辰·宋》一書中，作者對南宋寶佑四年《登科錄》的統計顯示，樣本601名進士中，平民出身417名，官宦子弟出身的只有184名，這種結構充分說明宋代科舉打通了社會晉升通道。
讀書人社會階層晉升通道的暢通，在詩歌方面也有明顯反映。
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
——唐·李白·《古風·十五》
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
——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神童詩》
唐代文人懷才不遇的憤慨、無奈，李白、孟浩然、陳子昂、李商隱的詩歌多有印證，李白那樣的天才想要仕途進步尚且還要託玉真公主的門路，何況更多的普通人。唐末的黃巢起義，某種意義上講就是社會上升通道堵塞、不公正引發的政治災難。
在官職上，唐代文人的地位就更無法與宋朝相比。
唐代著名詩人中，官位最高、爵祿最厚的是高適，官爵分別是節度使、渤海縣侯。論管轄範圍，略小於明清的巡撫，而實際職權大於巡撫，充其量也就是從二品。宋代文人中，位居宰相、樞密使、尚書等高官的，就數不勝數了。實現階層飛躍的典型如呂蒙正、範仲淹，身份卑微、家境貧寒，卻通過科舉逆襲成為宰執大臣。
04司法空前公正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相對最公正的時代，是兩宋時代。
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一是獨立審判，二是珍惜人命。
《水滸傳》中，林衝被陷害持刀闖入白虎節堂刺殺太尉，但到了開封府審判，太尉面對審判結果也不能干預，後來林衝身為階下囚，堂堂太尉居然不能動用權力指使滄州地方司法系統迫害林衝，而是從太尉府派人，儼然有司法獨立的氣象。
再說武松在陽穀縣犯下殺人罪，但州官酌情量刑，只是脊杖四十、刺配兩千裡。
宋朝對個人生命權的尊重和珍惜，在歷來腥風血雨的官場也有體現，北宋朋黨之爭激烈，但極少有直接死於冤獄中的，最慘不過發配海南島、罷官、剝奪名譽。
而自兩漢、魏晉、隋唐、明清，死於司法制度黑暗和缺陷的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不可勝計，僅明初四大案牽連被殺的皇親國戚、朝廷大臣及其家屬就達十幾萬人。
貳兩宋經濟科技
01經濟巔峰
兩宋經濟發達，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巔峰。
各種手工業製造如制茶、瓷器、絲綢、白酒，服務業如金融、出版、對外貿易，都達到了空前的發展高度。
▲《清明上河圖》中的汴梁街景
商業極度繁榮，商品消費崛起，城鎮商業活躍（1077年，530個市鎮的商業稅佔國家財政收入的29%），城市化率空前提高（北宋城市化率達到20.1%，而1800年的歐洲才13%）
從歷代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對比上看，宋朝也是一枝獨秀。
唐天寶年間，帝國最鼎盛時期，中央財政收入約1053萬貫；
1077年，北宋財政收入約7229萬貫—1.08億貫；
1578年，經張居正改革後，明朝財政收入1854萬兩（貫）；
1893年，引進現代工業三十多年後，清朝財政收入8900萬兩（貫）。
而北宋的國土面積是歷代漢民族政權中最小的。
02科技發達
臺灣科技史學家指出，兩宋的一流科學家佔了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的38%。
具體表現上，官僚隊伍中出現了沈括那樣的科學家；宋代理學「格物致知」的追求在科學領域非常貼近現代理科對自然本質無限探索的精神；朝廷對科技發明相當包容，還有物質獎勵。
科技的發達也應用於軍事，突火槍、火炮（近似手榴彈）、引火球（近似燃燒瓶）、猛火油櫃（近似火焰噴射器）、床子弩（古代最強的機械弩，射程1500米）、車船（自行車原理作用的腳踏輪槳）、鐵甲船都在宋朝出現，這是宋軍得以抵抗北方強悍的少數民族生存三百年的關鍵因素之一。
叄 國家政權穩固
01皇位繼承有序
古代中國皇位傳承問題，處理最好的是宋代。
西漢有呂后當國、竇太后垂簾、霍光廢帝，東漢明帝以後就一團糟；
西晉八王之亂，北國淪陷；
唐朝，玄武門政變、武周篡政；
明朝，靖難之役、奪門之變。
只有宋朝，除了「燭影斧聲」傳聞，皇位傳承從沒有發生皇族血腥內鬥事件。
這從王朝在位皇帝的數量也能看出端倪：
02政府運行平穩
宋朝是歷史上少有皇族、宦官、後宮、外戚、軍閥、大臣幹政的朝代。
兩漢的外戚、後宮幹政尤為嚴重，從建國初的呂氏到亡國時的王氏，外戚幹政幾乎伴隨著西漢；皇族內部也不安寧，七國之亂、梁王爭儲；即便是漢武帝，也當了六年擺設，其後田蚡幹政；
東漢則是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相互殘殺，明帝以後，皇帝就成了這兩派中間的玩物。
唐朝是國家權力系統運行最不穩定的朝代，皇族、宦官、後宮、外戚、軍閥、大臣幹政，史上罕見的六毒俱全的朝代。
唐朝在代宗之前，六位皇帝的繼位都伴隨著屠殺、陰謀、宮鬥；後期宦官專權，被殺的皇帝就有3個；外戚武承嗣、武三思、楊國忠專權，尤其楊國忠激發了葬送唐朝國運的安史之亂；後期藩鎮割據，造成的戰亂、動蕩持續到北宋建國。
明朝也是皇族、宦官、大臣幹政嚴重的王朝，皇族陰謀奪位在王朝前期頻頻出現；明朝宦官「人才輩出」，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個個都是業界高人；明朝黨爭也十分激烈，洪武朝淮西黨和浙東黨、胡惟庸黨，嘉靖朝嚴嵩黨與士林，明末閹黨和東林黨，朋黨之爭嚴重消耗了明朝國力。
而這些問題，宋朝除了南宋賈似道禍國之外，其他極少出現。即便是北宋有激烈的黨爭，但主要是路線、政策之爭，不像明朝黨爭一樣，純粹是權力鬥爭、意氣之爭，迫害人才致死，造成重大政策失誤。
03 文明王朝
宋朝是古代中國唯一沒有發生全國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朝代。
西漢末年有綠林赤眉起義；
東漢末年有黃巾起義；
隋朝有隋末農民大起義；
唐朝有王仙芝、黃巢起義；
明朝有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
宋朝也有農民起義，不過規模很小，王小波、李順在四川起義，不到兩年被平定；宋江起義被海州知州張叔夜招降；浙江方臘起義半年被撲滅；洞庭湖鐘相楊么起義延續六年，被嶽飛平定。
什麼是政治？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生活在漢、隋、唐、明的老百姓，選擇了武裝起義拋棄自己的政府，而宋朝百姓沒有，孰優孰劣，當事人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宋朝能夠贏得百姓擁護，除了制度上的成熟和社會穩定，離不開社會福利制度和救濟制度。
宋朝是最早建立官方貧民救濟制度的朝代（之前主要是靠寺院），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施行「惠養乞丐法」，自十月入冬後凡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每人每天「給米豆各一升，小兒減半」，社會貧困線的標準是：田產20畝以下、資產50貫以下。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又頒布「居養法」，既由國家贍養沒有住所的貧民、孤寡老人。
宋朝對救災很上心，比如蘇東坡在潁州、揚州、杭州等地為官時，因救災、民生問題就曾多次懇求免除稅負、增加財政救濟。
宋朝另一個救濟措施就是「招兵代賑」，任何地方一旦發生災荒，除了救濟，就是去當地招兵，跟羅斯福新政中「以工代賑」如出一轍，實際上也有小規模的以修農田水利、防洪設施為名的「以工代賑」。
這實際上就是採取增加社會就業的措施，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而這一切都建立在雄厚的財政基礎之上。
其他民生福利，諸如設立「慈幼局」由政府收養棄嬰，貧民生育救濟，政府義診、施藥、開辦福利醫院，教育廉價（宋朝底層人日工資100文，學費每日一兩文），太學免費並發放補助等等，都體現了王朝的文明和先進。
據《劍橋中國經濟史》著名漢學家郝若貝研究統計，1093年，北宋朝廷支出中，救災、國家補貼、軍餉、災荒救濟佔到總支出的36.8%，還有42.1%的不明支出項也包含了一些民生福利項目。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水滸傳》中即使是那個懦弱、無用的武大郎，也能在縣城過得有滋有味。
這樣的社會，誰還會去造反呢？
肆 對外方略問題
01宋朝外患
中國古代王朝，到了北宋，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與漢唐、明是全然不同的。
匈奴的強盛時期，是冒頓單于在位時期，即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說從漢文帝六年起，匈奴已經過了最強盛時期。
唐朝的大敵突厥，在隋開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就已經分裂成了東西突厥，到唐太宗時期，東突厥內部不和，實力大不如前。
明朝的邊疆威脅，是沒落的北元，即便如此，明朝為了解決邊患問題，不得已遷都，明英宗時更爆發了土木堡之變，明蒙戰爭斷斷續續打了204年，也沒能消滅對手。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匈奴、突厥、北元（1368年之後的蒙古），都是沒有完成封建化的遊牧部落民族，無論是制度還是文明都很落後，處於軍事部落聯盟階段，所以匈奴首領稱單于，突厥首領稱可汗，蒙古首領稱大汗，而宋的對手遼、金、党項都是完整意義上的國家，而非部落，它們的首領叫皇帝。
從政權組織結構來看，匈奴、突厥、北元，單于（可汗、大汗）跟下轄的部落首領之間，不是強有力的統屬關係，更近似於合作夥伴，只是單于們的威望、人氣更高或者血統更純正，它們要發動戰爭需要跟這些小部落的首領協商，而不是直接籤發命令，故而它們的戰爭動員、組織能力並不像中原王朝和遼金西夏一樣。
從物質文明的角度看，匈奴、突厥、北元，都是不會修築城郭的，都是住在帳篷裡，沒有首都，所謂王庭，就是幾千頂帳篷而已，這也決定了它們的抗自然災害能力和守備能力極差。
它們的落後，有很多事實論證。
漢武帝朝衛青、霍去病之所以能打贏，在於匈奴不會修建城池，所以漢軍千裡遠徵不用帶攻城器械，也從不打持久戰，漢匈戰爭決定漢軍能否勝利的關鍵在於能否找到匈奴軍隊（明初馮勝、藍玉北徵蒙元也是如此），況且匈奴人連鑄鐵技術都不會，箭頭是魚骨做的，殺傷力極其有限，軍隊沒有鎧甲，防禦能力也很弱。
唐朝攻打東突厥，由於沒有強大的王權，東突厥首領頡利可汗既內部不穩，能夠發動的兵力有限，同時又遇到大風暴，雪積數尺，淹沒帳篷，人缺食物、馬缺草料，部落遭到毀滅性打擊，才被李靖三千人輕易擊敗。
而兩宋的對手，契丹、女真、党項，都是高度封建化的王朝，它們建立了跟中原一樣的帝國制度，創立中央集權政府，修築城池，已經不再是部落，而是完整意義的國家，並且學會了冶鐵，軍事力量大為強化，同時經濟水平也在大幅追趕中原王朝，整體實力相比匈奴、突厥有了指數級提升。
因此，可以說北宋之前的北方少數民族，跟兩宋時期的少數民族，完全是兩個概念，有天壤之別。
所以，即便有漢武帝反擊匈奴，唐朝對北方、西方的遠徵，明朝的北伐，但打擊的都是落後且走向衰落的遊牧民族部落，而宋朝的對手遼、西夏、金、蒙古，都是處於國力上升期、完成封建化的先進少數民族國家，打贏的未必就真強大，打輸的未必真弱小。
02和平外交
宋朝最為人詬病的是向遼、西夏、金納歲幣，屈辱求和，懦弱無能。
但漢唐的對外政策就沒有屈辱嗎？
不是的。
西漢自「白登之圍」後，前後六次和親。
從唐初的高祖、太宗開始，唐朝和親高達16次，高祖時和親西突厥，太宗時和親吐蕃、突厥薛延陀部、吐谷渾。
北宋向遼、西夏納歲貢的負擔，以1093年為例，47.72萬兩白銀，只佔政府總支出的0.7%，而這些錢在邊境的互市貿易中，北宋可以憑藉貿易中的優勢（出口高技術含量、精美的手工業製成品）數倍的賺回來。
中國人覺得揚眉吐氣的漢武帝伐匈奴，舉全國之力，自西漢開國七十餘年積蓄的國力，一二十年就被掏空，西漢從此走向衰落。
唐朝長期對外戰爭，軍人勢力做大，在國力最強盛的時期爆發安史之亂，平叛過程中邊患問題日益嚴重，藩鎮割據，一蹶不振，最嚴重的是整個西域丟失（北宋疆域受限，實是替唐朝背鍋），首都長安受到吐蕃、回鶻威脅。
還有部分國人稱頌的明朝，對外不和親、不納貢，似乎骨氣剛剛，實則不然。
自明朝建國與蒙古前後持續204年的戰爭，對付的是一個落後、衰弱、破碎的蒙古，然而邊患從未消除，最後還是以議和、開榷場收尾，明朝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幾十萬的生命和難以統計的軍費損失，邊疆長期處於戰亂、緊張狀態，國家發展大受牽制。
到了後金崛起，這個完成封建化的漁獵民族，僅僅只佔據了東北一隅之地，大明也奈何不了它，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把大明攪得不得安寧，而兩宋王朝在跟後金同等實力的遼、金、西夏的對抗中，存活了320年。
從戰和是否利於國家的角度看，兩宋更現實、高明，而漢、唐、明有骨氣卻不理智，可以說兩宋輸了面子、贏了裡子，漢、唐、明贏了面子、輸了裡子。
所以，我們發現真正的兩宋，是制度成熟、經濟科技發達、百姓支持、軍事強大、統治開明的王朝。
比起漢、唐、明，它的偉大不是顯而易見嗎？
參考書籍
1，《史記》
2，《舊唐書》
3，《劍橋中國經濟史》
4，《現代的拂曉時辰·宋》